圖／葉楷翎、汪琪攝
我的老家在山東嶧縣澗頭集，距離徐州約一百里。祖父原是佃農，但到了我父親，可以說是一位小地主了。因為他一面種田，一面製做麻油賣錢，每賺點錢就買點地，勤勤懇懇終於有了一百畝地。
我1936年出生時，日本勢力已經由東北向華北延伸。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國共雖然號稱合作抗日，事實上正面戰場都是國軍在對抗日軍，共產黨在敵後打游擊。
1938年台兒莊戰役後，日本人進入山東，但是還無法有效統治鄉村地區。對國民黨來說，山東變成敵後，不管了，但共產黨也還未成氣候。在澗頭集，國民黨游擊隊、共產黨游擊隊和日軍輪流來抓伕要糧，加上土匪小偷橫行，地方上治安很糟。
日本佔據山東後，是透過「華北政務委員會」來管理山東地區政務的。這是一個類似汪精衛在南京組織的國民政府的機構。委員會設了省長、縣長、區長，還有警察維持治安。我家鄉屬嶧縣第八區，區長是龍希貞。他是嶧縣澗頭集人，父親打游擊，一開始屬八路軍，被國民黨打敗後變成國軍。國軍跑了，他又加入日本陣營，那個時代多半就是這種情形。龍希貞有個外號叫「龍瓜屋子」。瓜屋子是指北方種瓜田地裡蓋的小房子，用來防止小偷偷竊作物。據說龍希貞在瓜屋子和女人野合，所以有了這個外號。
家鄉原本只有私塾，1942年，華北政務委員會在嶧縣第八區辦了小學，家鄉終於有了學校。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來嶧縣接著辦，我因此才有機會讀小學、考中學；共產黨來的時候也才會跟著縣立中學南遷。
在偽政府時期，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就需要上日文課，但在我小學四年級時日本投降了，因此我錯過了學日文的機會。其實當時我還挺希望學日文的；之後想要學就比較難了。
共產黨標榜打敵後戰，實際上他們不跟日本軍隊直接衝突；直到日本快投降時，才專打日本成立的維持會[2]，也就是日本扶植的偽政權。維持會徵糧、徵伕，也維持治安。共產黨會趁夜間視線不良的時候翻城牆進來，攻擊維持會。當時日軍駐守在我們東邊約30華里的台兒莊。他們得到游擊隊進攻的消息，會派一個大約二、三十人的小隊來救龍希貞。那時候日軍的槍比較好，開槍時會響兩聲，但中國自己造的槍，開槍只響一聲。所以日軍一開槍，共產黨就知道維持會的援軍來了，趕緊撤退。
抗戰快勝利時，龍希貞判斷澗頭集是一個比較小的鎮，會撐不住，接著台兒莊也撐不下去，於是他退到嶧縣城，但最後嶧縣城也被共軍攻下，龍希貞被俘。不久，他被押解回澗頭集。龍希貞掌權時，為維護地方秩序，派兵到鄉下打共產黨，殺了很多共黨游擊隊員，執行所謂「清鄉」政策。清鄉期間，龍希貞將被俘共產黨頭子的頭砍下，掛在澗頭集街上的槐樹下，我們小孩晚上都不敢出來。龍希貞被俘後，共產黨就在他自己軍營的大門口前，把他槍斃了。
大概到1943年後，山東地區的國民黨游擊隊已被共軍消滅殆盡，因此1945年抗戰勝利，國軍在大後方，要過來很不容易。率先進入我們家鄉的是共產黨，而他們的政策是清算地主，說地主壓榨佃農。我們家被數落罪狀後，田地都被分給了佃農。
這些記憶我印象滿深的，雖然那時我是小孩，也會從大人那邊聽來一些消息。人們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評價很難說，基本上，還是要看評論的人是無產階級還是地主。無產階級當然喜歡共產黨，因為他們可以給土地；但我們是地主。以我自己的經驗，日本透過維持會統治山東的時期，家鄉的生活是最好的。龍希貞曾說：｢平常我不在澗頭集徵稅、徵伕，萬一哪一天，共產黨包圍了澗頭集，我無法去四鄉徵稅、徵伕的話，你們再幫我。」因為沒有稅賦與勞役，我們都覺得這個政權很好。而且有日本人維持秩序，很安定。
共產黨認為地主一定有錢；他們不但鬥爭父親，還向我們家要兩百銀圓。家中財產所剩無幾，唯一的錢是抗戰前政府發行的法幣。當時一般人的觀念覺得紙鈔比較好保管，家人把剩下的法幣裝在瓦罐裡，埋進地下。結果抗戰結束挖出來，又因為貨幣貶值，這些法幣變成廢紙。
父親拿不出錢，被共產黨關起來。當時家中有奶奶、母親、一個妹妹、我和兩個哥哥；姊姊已經出嫁。一天夜裡，父親越獄逃出來。因為外婆家在國軍管轄的前馬家，於是父親帶著家中三個男孩子逃了過去。
外婆家裡忽然多了四口要吃飯，無法應付，所以大家都得出去賺錢。當時我才十幾歲，能做的事情不多，就賣起了香菸。以前有一種香菸叫做｢紅包」，用紅紙包著，一包五十根。我拆開包裝，把一根根煙放在一個籮筐裡，到前馬家附近的市集賣。一天差不多能賣兩包，賺一點錢貼補生活。
大陸有很多市集，平時除了小舖子，沒有商業活動。市集並不是每天都有，人們約定時間，每十天中有四天會有市集。只有碰到市集時，各個村莊的人才會集中到一個鎮。農人會把自己生產的農產品、手工品和加工品等帶來賣，人才會比較多。距離外婆家比較近的有南北各一個市集，兩個市集離家都要差不多十華里[3]，得要走去。
沒有市集的日子，我就在外婆家幫忙放牛。通常一個比較有錢的家庭會有一頭牛、兩頭驢，牛和驢都可以耕田，驢還能馱東西；婦女要走遠路的時候，也會騎驢。外婆家算是中農，大概有三、四十畝田地。我姊姊有時要回婆家，我就趕著小驢送她去。我們家沒有養馬和騾子，驢子一般來講比較溫順，馬比較難管，騾子脾氣更壞，有時騎上去，牠就一直跳，讓人摔下來。
逃到外婆家後，我們沒辦法唸書了。外婆家的表哥不曾唸過書，他跑去延安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在鄉下地方，大家為生活奮鬥，本來就少有唸書的機會，父親願意讓我們唸書，是很開明的。
父親和三個男孩一起逃到外婆家後，國軍曾一度反攻，我們也回了家。但是後來共產黨又來了，逃亡地主的家人還是會被鬥爭。剛好那時嶧縣縣立中學校的宋東甫校長要帶學生去江南讀書。這位宋校長在抗戰時期就帶過學生到四川讀書，所以許多人聽說他要再次帶學生出走，都想跟。當時二哥小學畢業，順利考上簡師班[4]，要跟學校走；我才小學五年級，只好以同等學力去考。考試時，每個考生拿個小圖板[5]，考卷放在上面，人坐在草垛子上作答。所幸作文「農家樂」受到老師賞識，順利考入初中一年級。
出發
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家中已經沒有什麼錢了。在農家，動產就是糧食，父親賣了好幾百斤儲存在倉庫的小麥、高粱等糧食，替我們籌路費。離家時的行李就是被子、一些衣服、飯碗、筷子，用來上課的圖板和小凳子綁在背包底下，以便隨時上課。我們由程莊出發，走了30多里路到賈汪，再乘坐敞車[6]到徐州，住在徐州一所中學。我們白天在操場邊上課，吃飯、休息，夜晚搬進教室睡覺。早晨六點起來，把教室打掃整理好，再搬回操場上課。
兩個星期後，共軍已經向徐州集結，我們設法擠上津浦路火車南下；由於車廂裡已經擠不進人，所以大部分同學都坐在車頂。第二天早上到浦口，乘輪船渡長江，由下關坐火車到鎮江，再乘輪船由鎮江渡長江到對面的瓜州，住在一間破廟及鄰近的房子裡。四星期後，因為國軍在徐州、蚌埠的戰事失利，我們只得繼續往南走。11月，先是跟學校乘輪船到鎮江，再搭火車到湖南棲鳳渡站下車，步行數里到站北的洞尾，在李家祠堂落腳。
到湖南後，山東各地的流亡學校編為八所聯合中學，嶧縣縣立中學改名為「國立濟南第四聯合中學第二分校」。但是兵荒馬亂，學生必須自己跟好隊伍，否則一旦走失，就回不來了。
開始瞭解「飢餓」
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身上帶了一些金圓券，但是到了湖南，這些金圓券已經嚴重貶值。二哥提議將剩下的錢買兩雙膠鞋，替換破了的布鞋。但是穿上新鞋之後，我們就沒有錢了。這時候，有的學長打著流亡學生的名號去募捐，募得的錢卻放進自己口袋。
原本湖南省政府把供給我們的米和煤運送到距離洞尾不遠的鄉鎮，由我們自己去扛回來用。但是四月開始，湖南省政府又把米撥到永興縣。由於路途遙遠搬運困難，全校男生和部分老師只好走一天的路，搬去永興就食，晚上住在一間破舊的學校裡。學校的稀飯非常稀，都可以照出人影。到了五月初，共軍渡過長江，湖南省長程潛叛變，湖南省政府自顧不暇，就不再提供食物。
有至少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和同學三三兩兩，被迫上門乞食。一開始，當地人家中較富足，看我們這些流亡學生沒東西吃，還會供給食物。後來上門的學生越來越多，他們支應不起，很多人家索性關上大門，不再理會我們。我和同學還到田裡挖農人收成後剩下來的地瓜，在山上撿點柴烤來吃。此時學校也因為沒有飯吃，暫時停止授課。我們餓一頓、飽一頓，營養談不到。也許在別人看來，覺得我們蠻可憐的，但可能小孩比較樂天，加上大家都一樣，就只是共同想辦法，沒有覺得自己有多可憐。
老師有錢，不必跟著學生挨餓，但學校因為沒有食物，無法上課。二哥看到臺灣新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在長沙招兵，於是決定投軍，臨別前他告訴我，希望我們當中至少有一人將來可以回到家去奉養父母。但是後來他在湖南衡陽遇上李彌抓兵，被派去雲南打投降共產黨的龍雲和盧漢，結果兵敗被俘，二哥加入共產黨。
注解
[1] 《浮生日錄》，張玉法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2023年。
[2] 政務委員會是高層的，地方上叫做維持會。
[3] 差不多五公里。
[4] 簡易師範班。因當時大陸師資缺乏，經過簡師班訓練一年後，就可教小學。
[5] 木製的方形板子，流亡學生將紙放在上面用鉛筆寫字。
[6] 一種沒有頂的火車，在平常用來運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