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文瑋撰寫，編版
近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在中東掀起漫天烽火，隨著以巴問題又放上聯合國議程，猶太族裔的歷史也再次吸引了人們的注意。
遠在西亞的紛爭，似乎不關東亞的事情，但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947年猶太人落腳聯合國巴勒斯坦託管區之前，中國的東北和上海曾經一度被考慮部分讓給猶太人，作為他們的安置區，這就是1930年代日本所制訂的「河豚計畫」。
「河豚計畫」是1930年代日本的一個構想：將日本控制的一部分土地，劃為猶太難民的安置區，收容逃離納粹德國迫害的猶太難民。河豚鮮美的肉質和致命的毒素呈現出的張力，令眾多食客不得不小心謹慎。受歐洲反猶主義影響，在二戰前的日本人看來，猶太人問題就和河豚一樣，若不好好處理對待恐怕要被砧板上的獵物毒害，於是有了所謂「河豚計劃」的誕生。
日本和猶太社群的關係，溯自二十世紀初期。當時美國猶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就曾經因為沙俄對猶太人的迫害，在西方資本家普遍不看好黃種人的情況下，選擇在日俄戰爭中押寶日本，並且贏得了賭局，成為明治天皇的座上賓。
但是到了1918年，情況開始轉變。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俄革命，此時在白俄軍隊流傳的反猶主義宣傳冊《錫安長老會紀要（或稱猶太賢者議定書）》，也流傳到日本軍隊。這本宣傳冊子借猶太長老的口吻，訴說猶太集團如何利用它掌控的金融和媒體來控制世界，並將這種陰謀論和蘇俄革命聯繫在一起，使得部分日本政府官員和軍方將領相信，猶太人在世界範圍內有權有勢，可以加以利用；但若處理不好，可能會危及社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奪取了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此時日本政府需要排除蘇聯的影響，同時積極開發新掠取的地區。開發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就在此時，德國納粹政府上臺，推行強力的反猶政策，迫使大量猶太人逃離歐洲，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和中東鐵路到了中國東北的城市哈爾濱。
東北時局動蕩下，哈爾濱治安問題逐渐惡化。在俄國人組成的反猶太團體綁架、並殘酷殺害了一名猶太富商的兒子後，日本當局的遲緩反應終於引發猶太社區的反日情緒，使他們紛紛轉往上海。為加強與哈爾濱猶太社區的聯繫，日本設立了猶太人的居留地，並在1937年12月至1939年12月間，召開了三次遠東猶太民族大會。
1938年11月，德國發生反猶太民眾及衝鋒隊到處攻擊猶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迫使更多人離開德國來到遠東，這也讓猶太難民成為日本高層的議題。12月，近衛文麿內閣召開會議，討論「河豚計劃」並推出《猶太人對策綱要》，要求以不公開的形式歡迎猶太人，以免刺激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准盟友德國，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對猶太人和其他外國人一視同仁。隨後，日本政府考慮在滿洲國或新佔領的上海劃定猶太人居留地。
然而，計劃最終沒有執行。美國猶太人的反日態度、上海猶太難民趨於飽和、猶太人到遠東的交通被切斷以及德意日三國正式結盟，都給「河豚計劃」增添阻力，日本政府「我為刀俎，人為魚肉」的實用主義想法，終究沒有得逞。
1942年以後，由於日美開戰，日軍進佔上海租界，「河豚計劃」正式破產。7月，一位德國蓋世太保軍官，綽號「華沙屠夫」的約瑟夫·邁辛格（Josef Meisinger）帶著滅絕猶太族群的計畫來到上海，要求日軍配合。日本沒有遵辦，但迫於壓力，隔年還是在上海虹口建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上海隔都」），用以集中收容猶太人，直到戰爭結束。
參考文獻
文春美，〈二戰前日本救助猶太人的“河豚計劃”〉，《外國問題研究》2019年第4期，頁83-92。
薑杉，《反猶與親猶：20世紀日本人與猶太人的關係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黑龍江大學，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