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文瑋撰稿、編版
抗戰時期的四川土匪
雖然四川是抗戰時期的大後方，並未遭受過日軍的地面進攻。然而活動在四川各個山頭的土匪卻是在四川生活的平民百姓的心頭之患。時人估算，「無縣無匪」的四川土匪「每縣平均一千人，並不為多；平時全川匪量已常在十四、五萬人以上」[1]。又根據統計，1937至1945年間，四川省僅被擊斃和俘獲土匪人數就達22652人[2]。土匪帶來了頻發的匪患，他們殺人放火、搶劫財物、綁架人質，讓大後方也不安寧。
造成四川土匪眾多、匪患頻發有多重的原因。首先是四川地勢複雜、交通不便，土匪容易佔山為王，難以清剿。其次，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境內旱災、水災頻發，眾多災民流離失所，淪為土匪。再者，自清末反對鐵路國有化而發起的保路運動開始，四川境內連年的軍閥混戰，大舉徵兵、收編土匪、苛捐雜稅，就為土匪的壯大提供了環境。最後，四川境內還流行著袍哥（哥老會）、松杉教、紅燈教等幫會，這些秘密結社也是土匪組織形成的基底，並最終導致了「軍、團、袍、匪是四位一體」的現象[3]。
抗戰爆發後，四川作為大後方，地位不斷升高，國民政府也開始重視起匪患的治理。最直接的手段莫過於軍事清剿，由川康綏靖公署出兵剿滅大規模的「股匪」，同時四川省政府亦負責清理小規模的「零匪」。再在剿滅土匪的地方整編保甲，鞏固地方治安。配合上對袍哥等秘密結社的查禁以及對老弱病殘的救濟，四川境內的土匪治理到了抗戰末期頗有成效。然而，由於剿匪的範圍只限於兵鋒所及，剿滅的土匪當中又有一部分予以招撫，所以當短期內政治軍事再度不穩定時，未予根除的四川匪患又如雨後春筍般復現。
華中大學的西遷
華中大學是1924年在武漢建立的教會學校，其前身為美國聖公會1871年建立的武昌文華書院（Boone Memorial School）。當華中大學在1927年因政局紊亂停辦、1929年重建之時，成為由美國聖公會、美國復初會、美國雅禮會、英國倫敦會、英國循道會五個差會所合辦的學校。
抗戰爆發後，隨著戰事逼近武漢，和幾十所中國高校一樣，華中大學開始了其西遷流亡之旅。1938年7月，全校100多名師生通過水路、鐵路、陸路，最終於9月底在廣西桂林重新開學。遷校的選址標準，主要有安全、成本、交通三方面考量。桂林當地的浸禮會和便宜的房租決定了華中大學第一次西遷的目的地。然而，在武漢淪陷後，桂林成為了日本飛機轟炸的目標，華中大學被迫在1939年2月再度西遷。依照之前的標準，學校最終選定雲南大理洱海西側的小鎮喜洲為「最好的落腳點」，並再度花了三個月時間遷校。[4]在此處終於避開了日軍的轟炸，對外交通亦不至於隔絕。
參考資料
[1]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頁150。轉引自廖章榮，〈20世紀30年代四川的匪患及其治理〉，《地方文化研究輯刊》，2016年第2期，頁156-163。
[2] 四川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四川省各類情況統計》，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轉引自高遠，〈抗日戰爭時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2期，頁181-186。
[3] 善成，〈我的土匪罪惡生活〉，《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四輯，頁213。轉引自廖章榮，〈20世紀30年代四川的匪患及其治理〉，《地方文化研究輯刊》，2016年第2期，頁156-163。
[4] 馬敏，〈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以華中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為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年第2期，頁5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