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撰寫、編版
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後，中國失去了直接瞭解台灣的管道。為求補救，政府除偶一派人考察外，[1]民意代表也向政府提供許多建議。[2]1943年《開羅宣言》發布後，當時中國最重要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各省代表，開始討論、分析戰後如何接收台灣；但是由於當時台灣尚屬日本殖民地，參政會中沒有台籍代表，因此他們的意見常常與實際情況存在落差。在討論這落差之前，我們需要先介紹「國民參政會」。
特殊時代產物：「國民參政會」
「國民參政會」誕生於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經歷過4次改選與12次會議。同時它也被國民政府視為「訓政」架構下，為「憲政」開放政權、成立「國民大會」的前身。
隨著運作日益成熟，其權責也由原先的提案權、決議權、詢問權等，漸漸增加調查權與一定程度預算審核權，[3]可以說既是邁向憲政的「原始國會」，又是抵抗侵略的「戰時國會」。[4]
參政員大致分為三種：首先是執政黨指定的社會賢達及在野黨領袖，代表人物包括中共領袖毛澤東、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學者傅斯年等；其次是經推薦後由執政黨同意的海外與蒙藏代表；最後則是由各省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1945年「台灣光復」，隔年所產生的台籍參政員，多數屬於此類。
當年政府在「訓政」的架構下，參政會是少數黨外菁英正式參政的平台，於是成為許多議題醞釀、討論與爭辯的重要場合。戰後台籍菁英進入參政會，才顛覆其他參政員對台灣的諸多想像。[5]其中教育議題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消滅文盲、簡化漢字
要談戰時參政員怎麼看待台灣教育，我們需要先瞭解他們如何看待中國的教育問題。一言以蔽之，消滅文盲、提高國民識字率，是當時知識分子的首要關懷，而這個主張源於晚清。早在宣統元年（1909），教育家陸費逵就主張教育應以体、灯、归、蚕等民間既有俗字教學，不必囿於官方正體字。[6]1923年，胡適、錢玄同等學者再次呼籲制定「簡體字」，錢玄同還提出「八項簡化原則」，主張以用俗字、同音字、草書楷化等造字等方式，來制定一套方便國民學習的簡體字。[7]1935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不過後來因為戴季陶等人反對，隔年該表暫緩推行。
不過，這種對於低識字率與文盲氾濫的擔憂，卻有一個地區是例外，那便是即將「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1944年，來自福建、往來於故鄉與新加坡兩地的華僑參政員林慶年、何葆仁與湖北選區參政員胡秋原共同提案[8]，對戰後政府如何收復、接收台灣提出建議。對於台灣文教，他們的提案中如此寫道：
台灣之學校教育與民眾教育，兩俱發達……學齡兒童就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九……各種人才可資將來建國之用者，為數甚多，為用之得法與否，則將影響治理台灣與國際信譽。[9]
這幾位參政員認為，台灣就學率普及，不但無須為掃除文盲而推動簡體字，將來還有龐大人才庫可以使用！然而，如果我們拿台灣總督府的統計數字來看，就會發現這「學齡兒童就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九」的誤會可大了！因為這其實是「小學校」（以在台日人子弟為學生主體）的數據；多數台灣人唸的「公學校」就學率僅有46.36%。[10]因此，台灣人其實並不「特別聰明」；台灣和全國一樣文盲過半、急需普及教育。
既使與台灣實情差異不小，林慶年、何葆仁、胡秋原三人的提案，仍然得到成舍我、蕭一山、齊世英、劉百閔等28名參政員連署，在大會通過後送給政府參考。最新研究指出，這種脫離實情、過度樂觀的台灣想像，也有可能是國民黨透過自家黨籍參政員，於參政會向黨外菁英「粉飾太平」的展演統治（Performative Governance）手段。[11]
林忠在參政會通過的台灣提案
1946年，台灣透過省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9名國民參政員赴南京參與第四屆第三次會議，時年32歲的林忠當選。生於南投的林忠，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擁有一套從殖民地到帝國中樞的完整受教經驗。雖然他也是中日戰爭期間赴重慶的「半山」，[12]但成為民意代表進入參政會，卻以自身體驗戳破了其他省籍參政員認為台灣人「特別聰明」的幻想。
1947年，林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的議案[13]中如此敘述道：
光復後台灣有關當局雖會極力推行國文與國語，但因文字過於深奧，故一般對政令及報紙公告等尚未能十分明瞭，……簡易文字為掃除文盲之利器，因此在原子時代，尤應努力推行簡易實用文字，以便迅速普及教育……[14]
提案的林忠與戰時其他省份菁英對台灣識字率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不但認為台灣需要掃除文盲，還因為推廣國語急需推行簡體字來普及教育；台灣反而成為最需要簡體字的省份。他建議政府挑選三千個常用漢字，編出一本實用字典，同時通令全國報紙、中小學教科書和公文書寫也都採用簡字。[15]
林忠的提案雖然在大會上通過、送政府參考，但緊隨而來的國共內戰與兩岸分治，不但使這個想無法付諸實踐，後來歷史發展也與林忠的建議南轅北轍。1950年北京當局繼續漢字簡化政策，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台灣反而成為華語區中，少數依舊以正體字做為官方文字的地方。
注解
[1] 在1944年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前，官方未開展對台灣的系統性研究，也幾乎不派員赴台考察。1935年，時任福建省主席陳儀到台參觀由日本殖民當局舉辦之「始政40週年博覽會」，是少數赴台考察的例子。惟該次調查重點亦從福建省政出發，思考福建省如何借鑒殖民地台灣部分經驗，及建立合作、互惠關係。未料，該次考察成果，意外成為後來台灣調查委員會重要參考之一。
[2]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菁英開始規劃戰後東亞國際秩序，台灣起先是受置於此脈絡下進入民意代表視野，並出現若干提案、討論。吳昱佑，〈國民參政會中的臺灣議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4。
[3] 劉維開，〈從訓政到憲政〉，收錄於：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頁57-108。
[4] 「戰時國會」的說法出自：Lawrence nae-lih Shyu（徐乃力）,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and china’s wartime problems, 1937-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72.)
[5] 當時有部分台籍人士受邀參與「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但因為該組織屬黨內系統，這些台灣人與在參政會的黨外菁英少有直接互動。吳昱佑，〈提議與抗議：臺籍菁英在國民參政會中的提案（1946-1948）〉，《政大史粹》39期（台北，2024）頁105-140。
[6] 陸費逵，〈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收錄氏著，《教育文存》卷二（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線上資源：https://reurl.cc/MzNpEk。
[7] 胡適、錢玄同，〈「漢字改革號」卷頭言〉，《國語月刊》（上海，1923），第1卷第7期。線上資源：https://reurl.cc/nYOa8X。
[8] 此議案名稱是：〈請中央設立台灣軍政機構加強準備收復工作並速定台灣施政大計案〉。
[9] 審一第十三號〈請中央設立台灣軍政機構加強準備收復工作並速定台灣施政大計案〉，收錄於：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提案原文》（重慶：國民參政會秘書處，1944）。典藏於：國立政治大學，孫中山紀念圖書館（索書號：黨史特藏 S 428.12 06）。
[10]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六年報》，〈官公立學校〉（台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0）頁6、8。
[11] 政治學者Iza Ding在其研究中指出，當一個政權其實際統治力低於人民期待、選民需求時，為持續握有正當性，它會利用宣傳、官員演說等「表演」方式，企圖塑造一切可控的假象，它將之稱為「展演統治」。Iza Ding, “Performative Governance,” World politics, 2020, Vol.72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25-556. 筆者於拙文〈國民參政會中的臺灣議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4）中發現，國民參政會不單單是黨外菁英單方面向國民政府提意見之處，執政者也利用這一空間，向黨外菁英進行「表演」。其中，塑造過度樂觀的台灣想像便是這一脈絡下的產物。
[12] 係指於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的台籍人士及其後輩，由於被台灣人認為是「一半唐山人」故而得名。賴澤涵、黃富三、黃秀政、吳文星、許雪姬、蔡說麗，〈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四期（臺北，1993）頁25-40。
[13] 林忠所提議案名稱為：〈請推行簡易實用文字以利普及教育完成國家建設案〉。
[14]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 提案原文（第三冊）》，審五第七〇號〈請推行簡易實用文字以利普及教育完成國家建設案〉（南京：國民參政會秘書處，1947）。典藏於：國立政治大學，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檔號：一般520.1/78.6）。
[15] 審五第七〇號〈請推行簡易實用文字以利普及教育完成國家建設案〉。
延伸閱讀
一、史料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教育部，《簡體字表》，南京，教育部，1935。線上資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NLC416-08jh009497-19562_簡體字表.pdf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 提案原文（第三冊）》，審五第七〇號〈請推行簡易實用文字以利普及教育完成國家建設案〉，南京：國民參政會秘書處，1947。典藏於：國立政治大學，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檔號：一般520.1/78.6）。
審一第十三號〈請中央設立台灣軍政機構加強準備收復工作並速定台灣施政大計案〉，收錄於：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提案原文》，重慶：國民參政會秘書處，1944。
二、近人研究
吳昱佑，〈國民參政會中的臺灣議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4。
吳昱佑，〈提議與抗議：臺籍菁英在國民參政會中的提案（1946-1948）〉，《政大史粹》39期（台北，2024）頁105-140。
劉維開，〈從訓政到憲政〉，收錄於：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