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戡口述，汪琪、羅國蓮、陳盈汝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為什麼母親常在房裡哭泣？
我是民國21年（1932）出生的，談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前段歷史我只沾到邊，因為那時候年紀還很小，腦海裡的印象比較模糊，只記得父親用籮筐擔著我們逃難，姊姊坐前面，我坐後面。但經過你們的提問，有些過去的事情就像幻燈片一樣，一幕幕的出現。
我在家裡的名字叫做「曹心勝」，這是父親給我取的；從軍時懷抱戡亂救國的大志，我自己再改名為「曹戡」。我是長孫、長子，上面有一個姊姊，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在我離開家之後，爸媽還生了一個小妹，所以總共五個孩子，兩男三女。
我是安徽人，老家在距離靈璧縣固鎮四、五公里的曹莊，家裡務農。曹莊是在安徽合肥以北，相比於合肥以南的皖南是魚米之鄉，皖北是最貧窮的地方，完全是靠天吃飯，老天不下雨就旱災，下雨下多了就水災。有一年還有蝗災；蝗蟲一來遮天蔽日，太陽都看不到，經過後能吃的全部都吃得光光。
雖然家裡務農，一貧如洗，父親還是希望我能讀書，但老家沒有學校，所以在插班讀小學之前，父親給我選了一個清末秀才開的私塾，需要走路三、四公里到別的村莊上學。更早之前便是在家裡面讀書，我的開講、啟蒙老師是我的父母親；母親的教育水準比父親還要高，因為外婆家非常富有，母親受過傳統教育。
我的母親是有三寸金蓮小腳的傳統婦女，記憶中在油燈的照映下，母親總是一邊縫衣服、鞋子，一邊教我們唸如《百家姓》、《弟子規》、《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等書，但母親從來都不解釋，只讓我們背誦，她認為孩子小，解釋也不懂，不如先背下來，以後領會能力比較強的時候，自然豁然開朗，[1]所以書中的道理我都是後來才慢慢知曉的。
在快要上小學的時候，我常常聽到母親在房間裡哭泣，但從來也沒有看過父親打罵她。這個問題一直到多年後，我從台灣回老家的時候，才知道媽媽是大家閨秀嫁過來，她纏著小腳沒辦法工作。而叔父在叔母生下一個女兒後，叔父就離家參加抗日，一去八年；叔母是開放腳，農家需要種田，粗活都由叔母一肩扛起，母親大概是愧疚而哭泣吧。
再也不敢去日本憲兵隊
大約是民國34年（1945）那一年，我插班進入安徽省立師範附屬小學，那時候叫做洋學堂，沒多久就抗戰勝利。一入學就是三年級，大概念了三年。以前學齡到了不一定會進學校讀書，我進小學時已經十多歲，班上還有十六、七歲、甚至十八、九歲的同學。
小學在固鎮市區，津浦鐵路在固鎮有一站；從家裡到鎮上需要走三、四公里，會經過另一所學校、兩個村莊；冬天下雪手都凍爛了，還是要走路上學。鄉下沒有時鐘不知道時間，上學只能盡量趕，很可能遲到。有一次我遲到，自然科學課的老師把我拉到黑板前，給了我畢生難忘的兩巴掌。父親看我這麼辛苦，於是讓我住校。
每次要繳學費時非常昂貴，父親就要用家裡的木板車，拉好幾麻袋的小麥到學校；這麼多袋小麥夠我們吃半年的了，而我祖父還常常鼓動父親叫我去考鄉試，他仍然是傳統的想法。
安徽在抗戰時期屬於「偽區」，也就是汪精衛政府的管轄範圍，但學校沒有教日文，完全是中文，升的好像也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見圖三說明）。我進小學前在固鎮看過日本人，因為鎮上有日本軍隊，外婆家在大街上，街邊有時會停著要載軍人去操練的卡車。
那時候我們像螻蟻一樣，日軍要老百姓離開自己的房子，說趕出去就趕出去；他們會強姦我們的婦女，不管她的年紀多大，所以女孩子都要把頭髮剪光留平頭。而在固鎮大街的城門入口，有一個最高的監測樓，上面有日本衛兵，他們設定好了步槍的射擊點，我們過城門都需要鞠躬才能進去，否則日軍就會開槍掃射。
日軍是機械化、有汽車的機動部隊，動力比較強比較快，他們殺人放火，是認為在某個村莊遭受攻擊，就馬上把村莊包圍起來，不准老百姓進出，然後一把火整個燒掉。還有被稱為「二鬼子」的偽軍，他們和日本人打交道，常常狗仗人勢殘害我們。
不過還是小孩子的我，原本對日本兵沒有懼怕的心理，不但在他們的軍車爬上爬下的玩，吃過他們給我的糖果、魚罐頭很多次，還進去過日本憲兵隊。然而有一次我看到日本憲兵拷打「重慶分子」──重慶政府派來的國軍地下特工人員，點起火把去燙他們的身體，空氣中布滿了毛髮、人肉燒焦的臭味，這次嚇到之後我再也不敢去憲兵隊了。
還有一次是某個白天，日軍在我們學校的操場上，弄了一排排十字架，把抓到的國軍特工人員綁在上面，不論男女上身全都脫光，下半身只圍一條遮羞布；旁邊的日軍帶著軍犬，一個口令下去，狗先衝上去咬，士兵又上刺刀去刺，整個處罰過程無法形容。這兩次被抓到的特工人員，都沒有一個人吭聲，沒有一個人低頭，現在講起來都是忠貞愛國的英雄好漢！回想他們被拷問、懲罰的情景我依舊會流淚。
小時候我之所以可以進去日本憲兵隊，是因為當地維持會的會長姓徐，我舅舅也姓徐，他們有些關係，我是跟著他們進去的。所謂維持會，就是日本人在偽區扶持的傀儡，會長就是地區性的首長，由日本人指派。維持會的作用是維持地方秩序，每個地區的作風不一樣，但管控人民都不手軟。我也親眼看見維持會抓到共產黨人就地槍決，汪精衛政府基本上是反共的。
汪精衛政府或維持會在中、日之間有一個緩衝作用，不然抗戰時期會有更多中國人死亡，南京大屠殺有可能只是「之一」。國民政府將汪精衛政府定義漢奸、賣國求榮，但如果從大處看，這個定義一定正確嗎？歷史不代表絕對的公平公正，只是參考的價值。
我第一次看到飛機是在抗戰末期，只是不確定是美軍還是日軍的飛機；也沒有看過轟炸，就是飛機飛過去，現在講起來可能是在發傳單。國軍當然有飛機，但在村莊真的很少見到，平常我們只能看到津浦鐵路的火車。後來我投身空軍，知道日軍轟炸重慶用的是零式飛機，那時這種飛機是最棒最快的。
民國34年（1945）8月抗戰勝利，投降的日軍把高大的軍馬，還有軍犬放在停課的學校裡，準備把牠們交給國軍。我們看到日軍給動物注射了某種東西，過了一段時間，這些訓練有素的動物變得沒有戰鬥力，有的就死掉了。以後看資料才知道，日軍這樣做是讓國軍得到東西也無法使用。
國民政府對日軍「以德報怨」，發通告要保護日軍，不准私自報復、懲罰、傷害他們，但那種民族仇恨，哪有可能會饒過他們？所以老百姓私下見到日本人就打；他們也就站在那裡給你打，打到鼻子出血，打倒以後站起來給你鞠躬──小時候不懂，長大後想一想這就是武士道精神，日本還會是強權國家哪。但日本殘殺我們的同胞是事實、不可磨滅，到現在我對日本沒有任何好感。
參加學潮，從戲台打到大街
我是自己一個人，跟著流亡學生一起到台灣來的。小學畢業後兵荒馬亂，其實也無所謂畢業。有一個同祠堂的堂哥，大概是高中生了，他和我父親說，要把我帶去徐州念公費學校，繳學費就不用這麼辛苦。母親第一個跳出來反對，但最後我還是離開了家，忘記是怎麼跟堂哥走的，只記得我一路走一路哭。
我們到徐州，那裡有山東聯中、河南豫華聯中等流亡學校。這些學校後來都聯合起來，長江以北的山東、河南、安徽學生都混在一起，我就掛著流亡學生的身分，跟著山東11聯中一起走。那時是民國37年夏末初秋，7月國中開學，才讀了半學期，內戰開打，共產黨到來，學校開始撤退。
我們跟著學校流亡，不知道東西南北，連證件也給了學校，也搞不清楚是怎麼活過來的。大家坐上拉煤炭、貨物的火車敞車，車子沒有窗簾或其他遮蔽，我們身上又只穿著一套學生制服，秋天凍得直發抖；原本還能吃到大鍋飯，後來吃也沒有得吃，喝也沒得喝。到了南京浦口，連人帶火車坐輪渡到下關，住在夫子廟裡，老師、學生或男學生、女學生都住一起。
徐州有公費學校這件事，堂哥其實也是聽別人講的，他根本搞不清楚狀況，到南京我們就走散了。來台後我第一次回老家，住在重慶的堂哥特別趕回安徽，當著我父親的面說：「心勝終於回來了！我把心勝完整的交給你，你不要再一天到晚咒罵我這麼小就把他帶出去了。」
學校留滯在南京夫子廟的那段時間，南京、上海正在鬧學潮，很嚴重很可怕。當時物價受金融風暴影響，一個饅頭早上10塊錢，過兩個小時漲到50塊錢，中午100塊錢，到下午連1,000塊錢也買不到了。
學生因此一天到晚不讀書，在街頭上抗議，提倡坐公車不要錢，到餐廳吃飯不要錢，看戲不要錢，這個不要錢那個也不要錢，亂七八糟。其實這些都是炒作，可是我們不懂；群眾是盲從衝動的，只要有人領頭登高一呼，大家立刻響應。
我就參加過一次學潮，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有一天飛龍閣戲院要上演《打漁殺家》，開演前把格子大門關起來。有一個人跑來我們住宿的地方說：「我們要去看戲，但戲院不准我們進去啊！」帶頭這麼一喊，大家不論男女馬上衝到廚房，一人拿起一個器具，全都衝到戲院去。我們用力敲門叫道：「我們要看戲！我們要看戲！」然後「哇」的一聲一起往前衝。由於大門推不開也拉不起來，就用器具劈哩啪啦把門撬開；衝進去一陣又打又殺，從戲台上打到戲台下，再從戲台下打到大街上，打得頭破血流。[2]我們這些年輕的孩子，情緒一被煽動起來，哪裡還管有老師沒老師？
![圖六 1920年位於秦淮河北岸的南京夫子廟，1937年遭日軍焚燒而嚴重毀損。此座孔廟附近的戲院很密集，有唱小戲、演話劇的群芳閣、飛龍閣，還有演舞台劇的南京大戲院、秦淮大戲院等。（來源：維基共享資源，Bundesarchiv Bild 137-002166，CC-BY-SA 3.0）[3]](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43-6.jpg)
這件事最後到底怎麼樣我不知道，但聽說仲偉高最後跑回學校，另外還有一位被抓的張姓學生說是「匪諜」，在新街口就地槍斃，殺一儆百。我認為確實有槍斃這件事，不過究竟是不是張姓同學被槍斃或是抓人去頂替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我去南京雨花台參觀，展覽資料有關於學潮的內容，將被槍斃的這個人寫得很偉大，是民族英雄；只是過一段時間再去，就沒有出現這位「民族英雄」了。
而後我才知道鬧學潮時，共產黨的職業學生早已滲透到學校，在裡面操作、鼓動學生。只是當時我十幾歲年齡小，又是鄉下來的孩子，接受傳統思想的教育，懵懵懂懂，哪裡知道什麼是「匪諜」？職業學生也沒有寫在頭上，哪能分辨誰是誰不是？也是後來才曉得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同學是職業學生，甚至連我們的理化老師都是職業幹部。
1948、1949年的情況只能用「亂七八糟」四個字來形容，慶幸我沒有在流亡路上餓死，真不知道是上天保佑，還是祖上積德。
※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民之家協助安排訪談。
注解
[1] 我對小孫女也講《弟子規》、《千字文》，還買了一本成語手冊給她。她後來讀大學，國文成績都是優等；到了上班助力也很大，一個成語就可以發揮成一篇文章。有一位法國漢學家就說過，你們中國古老的東西是你們的寶貝，可是你們丟得乾乾淨淨，可惜啊可惜啊！
[2] （編注）根據〈河南流亡學生打砸南京戲院 我不好過大家也別好過〉（瀏覽日期20250604），1948年9月20日《南京人報》亦有流亡學生砸戲院的報導。9月19日週日晚間，河南流亡學生前往南京下關朱雀橋的明星大戲院，要求免費招待看戲。戲院先答應學生排隊依序進入，但等他們整好隊後，卻被告知觀眾太多，無法再進入，因此爆發衝突，前來增援的學生有300多人；戲院最後一片狼藉，門面玻璃和燈泡都被砸毀。
[3] （編注）關於南京夫子廟附近劇院的敘述，見於〈「老南京」：夫子廟是戲院文化集散地〉（瀏覽日期2025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