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受章口述，汪琪、江紀良採訪，江紀良整理、編版
圖／廖受章提供
終戰之後的日本
至今我還感到狐疑的是，高座工廠和宿舍，怎會奇跡似地沒受轟炸而殘存下來。是神的加持呢？抑或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為了將來進駐日本時要利用厚木基地，才免除轟炸的呢？當時沖繩已因美軍的登陸而陷落。
1945年 8 月上旬，廣島與長崎兩都市，相繼被美軍投下原子彈。死傷者數以萬計的新聞，已廣為流傳了。8月15日晨，有命令下來説，10點整，天皇陛下將發佈詔書，要我們換穿清潔的衣服集合。天皇陛下以溫和的聲音説，日本戰敗，已無條件投降了。大家聽了有如晴天霹靂，滿心不甘，淚流不止，萬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拼命地工作，將來好成為航空技師的美夢，如泡沫般地消失了。
可是，一方面想到能夠活著回台灣，歡欣之情，也油然而生。但也擔憂，不知父母、弟妺們是否平安？老家不知是否幸免祝融？尤其令人憂心的是，國籍將被迫改為所有敵國當中，印象最惡劣的中華民國這事。進駐的中國人是否善良？生活、文化程度如何？都没有任何資訊可得。
因為日本投降後，台灣成為戰勝國，中華民國國民已不受日本警察管束。一旦出了什麼事情，就由美國憲兵來處理。我們自己也有自治隊的組織，外出可以坐上聯合國的專用列車，暫時享受了戰勝國莫名的驕傲。美國兵看了覺得奇怪，常拿我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點點頭，比手劃腳一番。
聽說各大城市的車站、地下道，都發現有凍死、餓死的人，聽了不免起了惻隱之心。但是有一天我外出，走過東京都內的美軍兵營前時，看到很多排隊的日本人。好奇地看着，才知道是在等待美軍「剩飯」 配給的行列。日本人拿了就走，不會計較拿得少或多取一份。我感到，處在那樣境遇的日本人，並沒變得卑屈唯諾，仍然抱守着尊嚴和秩序。我深深地感慨，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久之後一定會再崛起，成為強大的國家。
台中州的團隊準備回台灣的那天早晨，因天氣非常的冷，乃燒火取暖。但因沒徹底熄火就離開，從第 l 舍北端的第 10 棟寮起火。碰巧的強風，吹烈了火勢，把木造二層樓的宿舍，很快一棟接一棟地吞進火焰中。我們所住第 3 舍的屋頂，也飛來火花。我和2、3 名弟兄趕緊爬上屋頂，用毛毯打散了火花，但 1 舍的 10 棟寮，因無人在場的緣故，很快地燒盡了。
厚木基地的美軍消防車，也趕過來救火，但已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隔日，美軍的憲兵隊長集合殘留的少年工，訓示要小心火燭。當翻譯的是 4 舍的黑岩舍監。黑岩舍監在當舍監之前，是一位中學的英語老師。
以一日千秋之思，等了又等的回台日子，終於來到了。可是真的還有依依不捨之情。坐上橫須賀線鐵路往浦賀的專車，從車窗向山川、草木告別這兩年雖然辛苦，但覺得很是充實的日子。不錯，日本是撫育我的母國，是教育我的祖國。私自在同意書上押蓋父親的印章，我抱着遠大的希望而來的日本，流着血汗為她拚命工作過來的日本帝國，如今沒得到我的同意就成了異國。噫，何時能再踏上斯土呢？想及此，不期然地淌下了眼淚。
在等待回台灣的這半年之間，至今還很後悔的是，沒到處去看各地的名勝古跡。只有一次，搭乗人擠人的火車到八王子購買葡萄。那巨峰葡萄的可口，至今難忘。果粒之大，從未在台灣看過。
1945（昭和 20）年 8月迄46（昭和 21）年2月的半年間，八千餘名少年工的糧食，是由台北出身的李雪峰先生等中學畢業的前輩們，挺身與神奈川縣廳和國家交涉得來的。我至今猶深深地感謝。
李雪峰先生後來擔任台灣高座會會長，高座會每五年聚會一次，75周年是最後一次。50周年我有去參加，但不敢把回憶錄給會長，我怕只有小學6年級的日語程度，不敢出版文章。最後我想說75周年是最後一次聚會，才勉力寫了25張紙的原稿寄給會長，會長驚訝我的記憶力和日文程度還那麼好。
回家
八千噸級的貨船「永祿丸」，無法停靠岸壁。所以我們得先乘小船到四層樓高的大船，再攀爬梯子上去。夕陽已西斜，四圍已在闇幕中。這時有一位弟兄不慎墜落海裏。救起來時，已為時太遲了。意想不到的悲劇，真的就這樣發生。差一歩就能回到台灣。這真是一件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不幸事件。
少年工回台時間按照從北到南順序來安排，我們台南州的少年工是最晚回台的一批。航向台灣的運輸船是大型的船舶，故没有暈船。有天早上，汽笛頻頻地響，我上甲板一看，海上瀰漫着濃霧，朦朧得幾乎看不透前方5 公尺。這時左舷突然出現一艘船，兩船在稍為偏離既定航路的地方交叉後，馬上又回原來的直線航路。這種正確航行大海的技術，著實令人驚嘆。
在這艘歸鄉的船上，有兩位中學畢業的前輩，攜帶女朋友同行。也許難耐單調無味的航海生活吧，他們擁抱接吻的私密，被夥伴們看到，引來熱烈的拍手和哄笑。這是在歸台的船上最感愉快的事。
1946年2月15日的早晨，在遙遠的那邊，看到了朦朧中的台灣島。這一讓葡萄牙水手驚呼「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島、這日夜夢寐以求的父母之島、這生育我的島，我終於回到了緬懷的故鄉。
2月16 日晨，船小心翼翼地靠了岸。從甲板看到了在碼頭的中國兵。戰時各地有賣關於日本人在中國戰場的漫畫，碼頭的中國兵和日本漫畫家筆下的中國兵一模一樣：骯髒的帽子，没洗過似的老舊棉衣，背着紙傘，綁腿也没有牢實地綁好 。
港口巧遇母親
在基隆港的埠頭，也看到已經解除武裝的日本兵在齊步前進。日軍雖然解除了武裝，但是還穿著英挺的軍服，排著整齊的隊伍，等著搭我們這艘船歸國。也許是託卡車搬運，他們都没有攜帶任何東西。對比兩國的軍隊，真有天壤之別。比較邋遢的中國軍竟是我軍。這樣的軍隊，能夠打敗日本，成為戰勝國，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大家議論紛紛，失望極了！
總算踏上了緬懷的故郷之土了。同窗的王君跑來，告訴口中含著糖果的我説，「 你媽來接你哦 」。我不敢相信。「 別騙我，怎有可能！」。因我與母親已有一年以上沒有書信的往來了，所以是不可能會有的事。但他硬拉着我的手過去。「啊，是真的！ 」。我衝過去，喊了一聲「 阿母！」就抱住她。熱淚不斷地流下來。這時我才第一次嘗到，所謂的「喜淚」的滋味。
據母親説，我出發到日本內地兩個月後，她就帶弟妹們移居到父親的上班地，新竹州大溪郡。之後，毎天早晨都到座落在三面被大漢溪環繞、景色絶佳的一有名的神廟參拜、上香，為我祈禱「每日為國奉公，早日平安回來」。這就是為母的可貴真情。當時母親聽到風聞說，由日本回到基隆港的船上，發生了傳染病，全員被隔離在船上。於是她抱着「或許我兒也在其中」的期待而來，因此才碰到已上岸的我。日常的虔誠信仰，償還了她的心願。這也讓我相信、諺語所説的「母子連心」確實存在。
八千餘名少年工之中，像這樣和母親重逢的，或許只有我一個人；真的感到很幸福。一個月後，擔任巴士司機的父親也轉職，在新竹飛機場負責跑道修復的工作。於是全家成為新竹人，開始新的生活。
光復後的出路
光復後台灣經濟蕭條，到新竹火車站時，看見國父、三民主義的宣傳相當陌生。日本在國民學校的宣傳不會隨意擺放天皇玉照，學校會將玉照供奉在奉安室，並妥善地收藏教育敕語和天皇宣戰詔書，一般能看到的宣傳是像「為國出力」之類的簡單標語，因此不太能理解國民政府將國父肖像到處公開展示的作法。
剛搬到新竹的時候，我連注音符號都還不會。考慮到當時工作難找，在父親的鼓勵下，決定繼續升學。趁著接收期間學校停課的空窗期，先到新竹國小補習注音符號。老師是台灣人，他也是剛從課本學完後就直接授課。經過密集上課，雖然我因為數學程度不夠，考不上新竹中學，但還是在1946年7月考上新竹商業學校，順利升學。
在台中商業學校有台籍教師和中國大陸來台的教師。台籍教師教授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打字。中國大陸來台的教師教授簿記、地理、歷史。校內學生多為客家人，因此和同學都用日語溝通。華語還不是很流利[1]，台籍教師也用日語授課。外省教師素質參差不齊，歷史和英文老師進度延宕，發音也不標準。但簿記老師的程度就很好，講得相當仔細，學生都非常專心聽講。
一年級下學期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三年級學長領導學校發動罷課。有次經濟學課上到一半，就被學長打斷，大約有一個禮拜無法上課。朝會的時候，學生也對二二八事件議論紛紛。之後事件慢慢平息，但好像有一位姓畢的訓導主任在清鄉時被當作匪諜槍斃。
百姓抗議的時候，兩個弟弟跑去新竹縣政府看群衆，遇到士兵用機關槍掃射，嚇得逃回家裡。也有鄰居在掃射的時候不幸中彈身亡，父親因此不准家人外出。商人趁機屯米，要買米要很早排隊，才能買到品質低劣的舊米。我們只能依靠家裡種的菜才勉強度日。
二年級後，因為戒嚴，校園風氣相當沉悶，學生不敢隨便講話和群聚，三年級才比較緩和。陳儀當行政長官的時候，台灣亂得一塌糊塗，局勢到白崇禧和蔣介石來台才比較平靜。當時有同學的父親擔任里長，差點被抓去槍斃。後來因為任職空軍的台灣人陳金水的保證才獲釋。在校期間，因為家裡有3個弟弟，4個妹妹，人口眾多，身為兄長需要幫忙家裡種菜養豬，我沒有太多時間念書。原來畢業後就要接受父親的安排到私人公司任職，替家裡分擔家計。沒有想到最後去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成為小學教師。
準備當老師
從新竹商業學校畢業後，我受到一位來自竹南的杜廷輝同學的影響，一起參觀台中師範學校的校舍，看軍樂隊練習。參觀期間覺得學校設備很好，有風琴、宿舍、大禮堂和游泳池，加上師範學校是公費，不至於影響家計。兩人就決定報考台中師範學校，並一起念書備考。
當時台中師範學校錄取率大約12個錄取一個。因為入學考試題目是擅長的化學和台灣史地，心想出題老師可能是台灣人，台中師範學校有台灣人任教體育和數學。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和體能測驗。最後放榜的時候，杜同學去台中師範學校看榜，興奮地告訴我兩人都幸運地錄取台中師範學校。可惜杜同學去年(2024年)因爲胃癌去世了。
相較於杜同學對朋友的付出，里長的兒子因為成績不佳，又怕升不了學，在考升學考試時請了好幾個成績不錯的同學代考，最後放榜時考上開南商工。他也沒有告訴同學結果，就自己註冊入學去台北念書。畢業後經營家具出口生意，直到晚年才搬到竹北，過世前來聯絡，送我一些柑仔粉，算是還了老同學人情。
在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期間，因為有公費補助，三年學習期間包吃包住，課本也不用錢，每年還配給一雙鞋子和一套衣服，但畢業後要義務服務三年才能轉業。當時班上有50個同學，我是12名考試入學的學生之一，其他38位是中學成績前三名保送入學的同學。那些保送入學的同學念書都很認真。有一位來自南投中學的同學，睡覺時特意把榻榻米翻過來，睡在鋪稻草的那一面，讓自己比較能夠早起來用功。相對的，考試入學的同學比較不用功。
我在師範學校學中文學得不是很好，也不知道國文老師究竟有沒有批改作業。常常不曉得中文錯在哪裡，甚至有一次上台寫注音寫不出來。我的英文老師會要求寫英文週記，所以英文還學得比中文好。直到我到國小任教後才努力讀中文、寫中文作文，中文才好起來。當時比較常去運動場運動，我也經常在運動場拉單槓，之後到學校也教體育課。
畢業後我被分發到竹北市鳳岡國小服務，不分保送入學還是考試入學，月薪都是161元。光宿舍費就要27元，待遇不是很好。鳳岡國小位置比較鄉下，到新竹市要經過鳳山溪、頭前溪兩條溪，當地沒有通電網，晚上寫教案還要點蠟燭。
那些保送入學的同學日後還繼續深造，有到大學當教授的，還有三個同學留學德國、日本和新加坡。留學德國的同學很會畫畫，去德國念美術碩士。留學日本的同學則是用師專的學歷申請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去新竹市的培英國中任教，沒幾年就升到校長。我當時不知道這些升學管道，所以沒去考，不然我日語也很好。
在鳳岡國小任教期間，我遇到同校任教的吳小姐。她小我兩歲，我們情投意合，交往結婚，至今已結褵70年。後來我調到新竹國民小學任教，負責教國語、數學、自然和體育。雖然我不會彈風琴，音樂課由其他老師教，但我在新竹國小任教期間組織合唱團，教學生唱日語歌曲，直到我退休。
1993年，高座50周年大會的時候，我還沒退休，就教小朋友唱高座會會歌「故鄉を離れて」（離鄉）。
高座會開枝散葉
解嚴之後，我和高座會的同學才有更多往來。台灣高座會也開始在各地方組織分會，台中是第一次聚會。高座會有一本通訊錄記錄各分會會員的聯絡方式，可惜因為二二八事變和白色恐怖的關係，許多一起工作的基隆少年工的連絡方式都找不到。可能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基隆發生嚴重的鎮壓行動，尤其在國軍登陸基隆港之後，進行機槍掃射，導致多人死亡與失蹤有關。
我本來在新竹分會，後來會長問我能不能聯絡到崙背的少年工，在連絡的過程中，找到在西螺開中藥房的詹德盛，就和西螺和虎尾的同窗一起組成分會。全台總共組織成二十幾個分會，每個分會輪流主持大會，並與日本高座會交流，大家都很熱心，幫忙借場地舉辦聚會。
有一次，彰化分會到日本旅遊，遇到神奈川縣大和市議長石川公弘先生。石川先生的父親曾任高座工廠宿舍的舍監，雙方相當投緣。台日高座會就有了更密切的往來。雙方在厚木機場並且舉行過一次盛大的聚會，厚木機場是戰後麥克阿瑟將軍首次降落日本的機場，由於戰後少年工有參與機場整理工作，因此厚木機場也很歡迎少年工回去。
第一任日本高座會會長是野口毅先生，東大畢業，少校退役。第二任是女會長，佐野多香女士，也在就讀高校期間被徵召擔任女子少年工。第三任開始會長就由石川公弘先生擔任。石川先生曾任大和市的議員，在日本政界有豐富的人脈關係，爲人謙和，號召力頗大，之後高座會的活動也辦得較為盛大。2022年在高雄舉行80周年大會，由第二代子弟何敏豪前立委主持，我們這些老一輩的少年工現在都退下來當顧問。
注解
[1] 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透過「皇民化運動」，積極在學校和社會中推行日語教育，因此那時「國語」指的是日語。1945年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國語」的定義轉變為北京官話，又稱華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