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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台灣青年向殖民政府提出申請、在募兵制度下，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一共有80,433人成為「帝國」軍人。他們與廣義的、多數是軍伕或通譯的「台籍日本兵」不同，屬於正式軍人。
由字面看「志願兵」意思，常常令人誤解是「自願從軍」的人，既使是熟悉日文的朋友，知曉「志願（しがん）」是登記報名而非「自願」，仍會認為願意報名者，必然具有高度的自我意願。然而在1940年代的台灣，這個名詞曾經代表的軍人，卻有「自願」以及各種複雜的從軍理由——包括「非自願」。
關於這一群人的存在，乃至於他們從軍的背景與經歷，在很長一段時期處於「冷門中的冷門」；他們在歷史教育中被忽視，甚至受到政治壓力而成為禁忌，結果造成史料零散、以至於嚴重缺乏。換句話說，要瞭解這方面的議題，不但得「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還可能經常面臨歧路亡羊的失落。至於學術中人，則還有必須「產出成果」的巨大壓力。不過「敢於啃硬骨頭」的陳柏棕，在解嚴後仍然荒蕪的這一角學術園地裡，竟然獨自完成了100餘位特別志願兵的口述歷史，補上了歷史記事的缺口。
只是在意識型態與虛假訊息的雙殺局面下，如今歷史真相依然岌岌可危；即便有心人找到歷史拼圖中的關鍵碎片，社會是否就能邁向和解共生？陳柏棕觀察到，當前臺灣仍然有人只願「聽他們想聽的」，甚至將歷史議題政治化，上限上綱，批判不同的記憶群體。
陳柏棕補綴歷史的工程始自不同記憶群體間的裂谷，他長年的努力有可能彌平記憶群體間的裂谷嗎？他說：這情況「令人感到難受，卻也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但是陳柏棕沒有放棄。裂谷的存在，源於「同理」；他告訴我們，「唯有先『同理』，反思才有意義」。每個個人「將心比心」的能力，決定不同的記憶群體「是否願意彼此和解共生」，也決定歷史能否幫助我們看清未來的方向與希望之所在。（吳昱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