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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央或地方:二劉大戰後王纘緒的抉擇

本文是系列的第3篇,本系列目前有10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王纘緒檔案

【原稿檔案】:王纘緒檔案2024/12

圖一 王纘緒任四川鹽運使,促成鹽業銀行與鹽業保險的創辦。(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圖一 王纘緒任四川鹽運使,促成鹽業銀行與鹽業保險的創辦。(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文/王復加原稿,羅國蓮節錄、整理
圖/王復加提供

鹽務新手的難題

王纘緒上將(1885-1960)[1],字治易,號厔園居士,四川西充人。幼年受業於舉人,15歲考取秀才,考舉後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下詔各府直隸廳、州、縣設立中學堂。1901年王纘緒作為西充縣特優學生,自順慶官立中學堂畢業為官。1906年選擇棄官從戎,考入四川陸軍弁目學堂;1908年升入陸軍速成學堂炮科專業,與劉湘、楊森、鮮英同窗,是少數考取了清政府科舉之位的川軍將領。

王纘緒從事軍政40年,清末時曾任暫編陸軍第17鎮步兵第33混成協所屬棚長、見習排長、連長;民國建立後先任陸軍炮兵少校團長兼第1師軍官傳習所所長、第1師炮兵中校旅長。參與過保路同志軍、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獲頒五等文虎勳章、五等嘉禾勳章、四等文虎勳章。

1920年川滇黔大戰爆發,王纘緒任川軍第2師18旅少將旅長兼川南道尹兼永甯道尹,興農田、建水利,開築新路,改良監獄,獎勵留學,又創辦通俗教育會推行新文化運動,對川南師範學校進行改革。他聘好友盧作孚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長,聘惲代英到川南師範校任教,又親自印發惲氏編著的《政治學概論》等書籍,結果遭到封建勢力強烈反對,1922年7月21日四川省議會發出「快郵代電」,抨擊他「在川南偽造種種團體、種種印刷物,以為一己辯護,足證該道尹實能奉行野心家、陰謀家之政策,利用偽民治主義以行其割據川南之實者」,要求省公署查辦。王纘緒因此棄道尹,「夔府成軍」,購得漢陽造步槍、重機槍和大批子彈運往夔府(今奉節縣,屬重慶市),與長子王澤濬廣招兵馬,建立二個團、一個營的武裝軍隊,此即第29集團軍前身。

圖二 成都市少城公園,現為成都人民公園。
圖二 成都市少城公園,現為成都人民公園。

1923年王纘緒與于右任組成海上停雲社,編輯出版《停雲社刊》和《停雲書畫集》等,前後活動共六年。同年2月王纘緒任陸軍第21軍第5師中將師長兼成都市政督辦,1924年3月8日發表〈成都市督辦宣佈宗旨[2];其任內闢建成都春熙路,在城內大街建設汽車站、公共廁所;擴建少城公園,在園內建有公共體育場、通俗教育館及試驗館,舉辦過四川省各校首次運動會、成都市春季、秋季公開運動會等,又開辦徒弟補習學校實施義務教育。政績昭著,民眾自發為王纘緒在少城公園,建造「銘記王公川中善舉功德碑」[3];9月北京政府授予王纘緒將軍府徽威將軍

圖三 少城公園內的通俗教育館,現為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
圖三 少城公園內的通俗教育館,現為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
圖四 王纘緒題「成都通俗教育館第一週年報告書」。
圖四 王纘緒題「成都通俗教育館第一週年報告書」。

1925年王纘緒任陸軍第16師師長,駐守資中、內江、隆昌、榮昌等地,不僅修築了成渝公路中的資中至內江段,又擴建重隆山公園,興建三座公共體育場,更極力發展資中教育。例如將縣政府西倉房讓出取名「通俗圖書館」,藏書一萬多冊供民眾閱覽;將「勸學所」更名為「教育局」,將公私學校統一由教育局管理;將重龍山腳下東嶽廟設立為縣立小學,實行新式教育;將北門外農業學校改為職業學校,校內設民生工廠實行半工半讀,讓貧家子弟都能入學;於1946年報請將資州中學升格為四川省立第六中學,購置新式教學用具,聘請北京大學等名校畢業生、留美、日、英回國人士擔任教師。1928年奉命裁軍,王纘緒改任國民革命第21軍第2師師長兼第4旅旅長,駐守重慶;移駐時資中百姓夾道相送,甚至跪拜不起。

1929年之後,王纘緒曾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撫卹委員會委員、四川鹽運使[4]兼四川鹽運緝私局長。剛接鹽運主管的他,就面臨了最棘手的問題:江川鹽運在重慶長江岸邊積壓了川鹽兩千餘載[5],更導致鹽運、銷商大量資金占壓,而造成自貢井商、灶商食鹽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於是他召集各軍及產運銷商等共同商議,決議招募多數認商,並規定章程,分配岸區,酌定銷額,施行一種減產疏銷的鹽務政策。王纘緒在重慶、自貢大力提倡創辦鹽業公會,促成重慶鹽業公會改組。

經營鹽業從進貨、運輸到銷售需要三套本錢,於是王纘緒召集新舊鹽商開會,決定創辦重慶鹽業銀行(川鹽銀行前身),從根本解決鹽商資金周轉的大難題。又提議自辦保險業,在重慶、自流井設立鹽業公會保險部,承保富榮鹽場至各口岸引鹽;要求嚴格制定鹽運保險章程,以保障鹽商的正常經營,與解除鹽船船戶後顧之憂。王纘緒除掌管全省鹽政事務及四十多縣鎮鹽務外,在工作之餘創辦巴蜀日報社,《巴蜀日報》中設有鹽務專訊,專載鹽務相關政令和新聞。

圖五 1935年劉湘部隊人事關係表。根據圖例(藍框),以紅字書寫的「王纘緒」及其子「王澤濬」(紅框)屬服從於中央的人馬。(來源:國史館,紅藍標示、改善光線)[6]
圖五 1935年劉湘部隊人事關係表。根據圖例(藍框),以紅字書寫的「王纘緒」及其子「王澤濬」(紅框)屬服從於中央的人馬。(來源:國史館,紅藍標示、改善光線)[6]

四川軍閥大亂鬥

自辛亥革命後,四川就是軍閥混戰最激烈的內爭省分,各路軍閥共有30萬軍隊,各自防區你爭我奪的大小爭戰發生478次,平均每年戰禍二十多場,前後鏖戰二十多年,給百姓造成巨大災難。1932年劉文輝劉湘叔姪爭霸,發動震驚全國的「二劉大戰」,此為軍閥混戰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戰亂,戰火綿延到川西、川北、川南各縣,全川大小軍閥幾乎捲入,耗民資5000萬引起斷糧饑餓,哭聲震天,慘不忍聞。1933年王纘緒不忍再見百姓承受多年戰亂之苦,於是親率自己軍隊出征,討伐攻克潼南、內江、安川等地,戰至次年12月終將劉文輝部趕至西康,至此四川徹底消除二十多年軍閥最後一戰,實現了四川統一[7]

1934年完成北伐的蔣介石有了入川念頭,特派軍統暗地進川深入瞭解各派首領,令駐川參謀團將王纘緒拉入復興社組織。2月中央整飭軍政,將全國軍隊重新整編參加圍剿紅軍,王纘緒先後任四川剿匪第5路總司令兼第1縱隊總指揮、第6路總司令。此時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川北建立根據地,準備與中央紅軍入川會合。王纘緒奉命率五個旅16個團與紅軍激戰,成功阻擊朱毛會合,獲頒三等雲麾勳章。

圖六 1935年,劉湘(中)與劉文輝(右)、鄧錫侯(左)曾任峨嵋軍官訓練團的副團長(中)、團附。不過劉湘後來喊出「川人治川」的口號,透過「壯丁幹部訓練班」、「四川省警訓所」、「陸軍教導總隊」、「武德勵進會」等,向川省人員灌輸「地方」觀念,希望他們到基層去防制中央勢力進入地方,也是培養效忠自己的基層幹部。(來源:國史館)[8]
圖六 1935年,劉湘(中)與劉文輝(右)、鄧錫侯(左)曾任峨嵋軍官訓練團的副團長(中)、團附。不過劉湘後來喊出「川人治川」的口號,透過「壯丁幹部訓練班」、「四川省警訓所」、「陸軍教導總隊」、「武德勵進會」等,向川省人員灌輸「地方」觀念,希望他們到基層去防制中央勢力進入地方,也是培養效忠自己的基層幹部。(來源:國史館)[8]
1935年劉湘經蔣介石扶持實現所謂的「四川王」,但在中央入川問題上,他不僅與蔣暗中作對,也與王纘緒形成對立,長期派人監視王纘緒與蔣介石、陳誠等人在復興社的行動。8月中央軍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蔣介石任團長,王纘緒長子王澤濬被蔣調入帶職學習,擔任訓練團中隊長。王纘緒任中央黨政訓練團軍事訓練處處長,長期抽空訓練軍官學員。劉湘與蔣中正針鋒相對,也舉辦訓練班向川省人員灌輸「川人治川」,由此兩人關係走向公開決裂。

1935年11月6日,王纘緒當選國民大會代表[9],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36年國民政府任王纘緒四川省政府委員,兼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委員,整治川軍。1937年6月軍事委員會公布川軍將領整軍會議,訂「七月七日在重慶召開」,意在針對劉湘表明態度,以達到逼他出川意圖。會上唐式遵范紹增王陵基看出風向,倒向王纘緒;可忽傳「七七事變」消息,於是由王纘緒當場書寫請戰書,部分將領隨書簽名表示出川抗戰。蔣急返南京後,見劉湘毫無出川行動,又據報得知其收藏武器、以沒錢沒槍要求滿足出川條件等,蔣便以劉湘身體多病,取消其四川省主席,專任綏靖地方主任。8月蔣介石任劉湘為第7戰區司令長官,目的在於促使劉湘盡快出川,以防阻礙國民政府入川計畫。然而劉湘與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阻擊國府遷川,只是聯手行動敗露,蔣介石宣布撤銷劉湘的第7戰區司令長官,將其第23集團軍分化取消,隔年又處決了韓復榘;劉湘胃癌復發住進漢口萬國醫院,不久就病逝於醫院[10]

圖七 1937年6月孫元良電蔣中正,王纘緒建議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地點最好在重慶召開,並指名派各軍長出席較為有利。(來源:國史館,經過裁切)[11]
圖七 1937年6月孫元良電蔣中正,王纘緒建議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地點最好在重慶召開,並指名派各軍長出席較為有利。(來源:國史館,經過裁切)[11]

注解

[1] (編注)〈王纘緒(王治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二,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1824,人事登記片稿、人事調查表,出生注記是「民國前二十四年」,1944年9月1日四川黨部服務成績調查表,年齡作「五十六歲」,則如依上述國史館資料顯示,王纘緒的生年為1888年。

[2] (編注)見重慶《商務日報》1924年3月8日第二張第六版。

[3] 文革時紅衛兵將成都少城公園中的王公碑毀滅;經修史將王纘緒任成都督辦,疏通馬路及東大街、擴建少城公園、建成都春熙路的功勳,篡改為楊森、盧作孚之舉。

[4] (編注)根據「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1931年5月4日有任命王纘緒為四川鹽運使的國民政府令(最後瀏覽日期20240208)。

[5] (編注)根據平台所收得原檔〈抗戰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川中善舉〉(2022),「兩千餘載」後括號的說明「花鹽每載450包,每包260斤;巴鹽每載600包,每包210斤」,可知「載」應為貨運的一種計重或計量單位。而自貢鹽場在歷史上,將鹽分為細碎如雪花、散粒狀的「花鹽」,以及硬塊狀、方便運輸的「巴鹽」。

[6] (編注)〈地方團隊(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106-002。

[7] 今稱「王纘緒助劉湘統一四川」,是不符軍閥割據的防區制時代。自王纘緒棄道尹「夔府成軍」已有獨立軍隊,其軍隊從未靠劉湘供養,則絕非等同王陵基、潘文華等人,為劉湘屬下帶兵者;況且王纘緒被迫棄官從軍是出於解救苦難民眾,推行改革之舉,其目的也絕非是參戰劉氏之爭。劉湘稱霸野心不死,他能把同窗有獨立軍隊的楊森趕出四川,卻始終無能對抗王纘緒軍事實力,否則王纘緒也早已是楊森下場,劉湘又怎能容得他在成都大搞城市建設、在重慶創辦教育?這不過是處在長期軍閥「防區制」時代罷了,井水不犯河水而已!

[8] (編注)(1)〈峨嵋軍官訓練團〉,《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30300-00017-003,P.2。
(2)圖說撰寫時參考彭宗誠,《劉湘及其與國民政府之關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0),第五章「劉湘與國民政府之後期關係」,頁233-239。

[9] (編注)根據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國民大會實錄》(南京:國民大會秘書處,1946),頁8-9,南京國民政府原定於193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的制憲會議,代表選舉應在10月10日前完成,則此處王纘緒當選的國民大會代表應指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0] (編注)1938年6月王纘緒被派為劉湘國喪典禮辦事處副主任。見〈{#劉湘#}國葬案〉,《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6320-00012-038。

[11] (編注)〈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83-077。

本系列上下篇
< 「王纘緒檔案」系列導言接任四川省主席:王纘緒的新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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