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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柏棕口述，汪琪、吳昱佑採訪，吳昱佑整理、編輯
圖／陳柏棕提供
記憶的裂谷
我在國中時期首次接觸到戰爭歷史，是透過華視播出的紀錄片系列《一寸河山一寸血》。片中描述無數國軍浴血奮戰、英勇犧牲的抗戰歷程，配上片尾《總統蔣公紀念歌》的旋律，常常令我熱淚盈眶，激發了我對抗戰歷史的濃厚興趣。然而，這樣充滿悲壯與正義色彩的敘事，卻與我從家中長輩零星言談中聽到的戰爭經驗大相逕庭。他們提及的戰爭場景與角色，並不在課本或官方紀錄片中出現，讓我深感困惑，內心產生強烈落差。
這份疑惑在同一時期播出的華視八點檔連續劇《愛》進一步加深。劇中出現的「南洋當兵」情節，與我祖輩的片段記憶互相呼應，讓我開始思索：為什麼電視劇和家族記憶裡所呈現的戰爭經驗，與課本、官方媒體中的歷史敘述如此不同？正是這樣的矛盾與不解，讓我在少年時代便種下對歷史真相的好奇種子，逐步引領我踏上探索記憶邊緣與歷史縫隙的研究之路。
為了彌平國家記憶與家族記憶之間的裂谷，我在進入歷史系後，很快確立以「臺籍日本兵」為研究主題。作為初出茅廬的學生，最初試圖解答心中疑惑的方式，是前往圖書館查找資料。當時我走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調閱日治時期官方報刊微捲，還閱讀了蔡慧玉、周婉窈等學者針對臺籍日本兵所進行的口述訪談與研究成果。
隨著研究調查逐漸深入，儘管我的疑問部分獲得解答，卻引發更多新的問題。我發現，日本殖民政府當年的官方宣傳，與學界透過口述歷史所重建的記憶敘述，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此外，臺籍日本兵本身的組成也遠比原先想像複雜。學界對「軍夫」、「軍屬」等後勤人員的關注相對較多；反而作為正式軍人、經由招募入伍的「特別志願兵」，研究則相對不足。
日本帝國所採用的正式軍人，原本並不涵蓋殖民地人民，係因戰事擴大、兵力需求日益殷切，方才鬆動限制，在「徵兵制度」實施以前，開始將殖民地住民以「特別志願兵」身分納入正式軍隊體系。1938年，日本軍方先於朝鮮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募集陸軍特別志願兵，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次年，亦於臺灣施行該制度。由於甄選程序設有多重門檻，報名者須通過嚴格的審查與考核，換言之，「特別志願兵」不僅是日本帝國戰時動員政策下的產物，而且由於嚴格的甄選過程，因此具有軍事菁英的象徵意義。
在日本海軍方面，由薩摩藩主導的帝國海軍，自明治時期以來即帶有強烈的菁英色彩，主張海軍士兵相較於陸軍士兵，須具備高度的專業素養。有鑒於此，日本海軍對於從殖民地招募兵員向來保留態度。隨著戰爭局勢自1943年起急遽惡化，兵源日益枯竭，海軍終於不得不打破原則，遂有「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於殖民地施行。由於名額有限且篩選嚴格，能通過甄選者實可謂「菁英中的菁英」。
儘管「海軍特別志願兵」具有高度的歷史特殊性，但學界對此議題的探討相對不足，原有研究多停留於宏觀的制度介紹或總體敘述，對個體經驗與具體史實的關注仍付之闕如。正因如此，我選擇以「海軍特別志願兵」作為切入點，試圖補足這段歷史記憶中的空白。為了使研究有所突破，僅仰賴既有資料已有所不足，必須結合多元史料的蒐集與田野訪談，方能更貼近當事人的生命經驗，重建對這段歷史事實的理解。因此，「海軍特別志願兵」成為我展開探究臺籍日本兵議題的一個重要起點。[1]
從宗親會開始的碧落黃泉
在就讀研究所期間，我閱讀了周婉窈老師編輯的《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2] 首次得知「護國丸」沉船事件，注意到此事件在既有學術研究中仍屬空白。
我的父系家族每年度在桃園大溪的祖厝舉行宗親大會，一方面紀念家族遷臺已逾二百年的歷史，另一方面也藉此聯絡宗親間的情感。當時還是碩士班學生的我，原本對於這類家族活動並不特別關心，卻意外地在一次宗親大會中有了重要的「發現」。
在宗祠的文物陳列室裡，我無意間看到數張放大輸出的黑白照片，照片的主人翁是我素未謀面、身穿軍服的太叔公陳臣銅先生（1925-2021），說明文字寫著：「護國丸生存者」。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太叔公竟然經歷過「護國丸」沉船事件，並奇蹟般地倖存下來。我立刻央求祖父協助聯繫，成功聯絡上這位長年旅居日本的長輩。沒過多久，我便趁著太叔公返臺，對他進行訪談。太叔公不僅詳述自身的從軍經驗，還熱心為我引介了多位昔日海軍戰友，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得以真正走入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研究此議題，首要面臨的挑戰是史料缺乏系統性。由於戰後並未留下完整的兵籍資料或行政檔案，使得研究基礎相當薄弱。更嚴峻的問題是，許多原屬個人或家族保存的文書資料，在上世紀的二二八事件後，因擔憂遭受牽連而被有意識地銷毀，導致相關史料進一步流失。所幸，仍有少數珍貴資料幸存於民間，成為研究的重要線索。因此，在缺乏完整官方檔案的情況下，研究者必須結合有限的官方紀錄、民間保存文件，以及人脈資源，逐步重建臺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與歷史記憶。
我最初的訪談對象來自家族長輩，並在他們的牽引下，開始定期參加戰友會聚會。這些臺籍日本兵的組織多於1950年代後期陸續成立，因當時政治氣氛敏感，為避免觸及當局禁忌，其命名形式各異，頗具巧思。例如：「海一會」、「高座會」等直接以入伍期數或派遣單位命名；「慶生會」表面上為慶祝生日，實則寓有劫後餘生的感懷；「交友會」則刻意淡化軍事色彩；甚至有以宗教組織為包裝的「關聖帝君會」。這些戰友會長期穩定運作，維繫著成員間的情誼。
我在參與戰友會活動的過程，得到和更多有過從軍經驗的長輩直接面對面交流機會，因此拓展了訪談對象。在後續的訪談中，有些受訪者出於信任，主動提供其所屬戰友會的通訊錄，或協助我取得資料，使我得以擴大聯繫範圍。當我取得通訊錄，便採取最「土法煉鋼」的方法，撥打一通一通的電話，自我介紹、表明來意，同時詢問對方是否願意接受我的訪談。或許是當年詐騙尚不猖獗，接到陌生電話而願意聽我說明的人並不少，也因此，我能夠陸續訪問許多包含特別志願兵在內的臺籍日本兵，慢慢累積起這項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自己張貼「尋人啟事」
除了通過戰友會的通訊錄進行聯繫，我也積極運用受訪者提供的人脈網絡，持續「開發」訪談對象，尋找更多願意分享經驗的長者。為了更全面且有效率地尋覓潛在受訪者，我曾委託地方里長協尋，還自行印製「尋人啟事」，張貼於人來人往的街區，希望藉此引起關注並促成聯繫。回想當時毫不遲疑地留下聯絡方式，將自己的個資公諸於眾，現在看來確實有些冒險。但是回頭想想，與那些願意接受訪談的臺籍日本兵前輩相比，讓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走進家門，並且毫無保留傾訴自己的過往，他們更是敞開心門的人。因為如此，我始終對於這些願意傳承歷史記憶的長輩，懷抱深深的敬意與感激。而他們的信任與胸襟，也使得原本散落的個人經驗，得以有機會被記錄、被理解，進而被記憶。
在進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我歷經許多難忘的回憶，其中一次「驚心動魄」最終又「冰釋前嫌」的情景，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次，是在我前往新北市金山區訪問海軍特別志願兵賴添福先生，按照約定時間，從臺北轉運站搭乘客運，一路顛簸抵達目的地。下車後，步行前往老先生住處途中，卻意外遭遇兩隻惡犬攔路，神情兇狠，死守在小路中央，令我進退維谷。眼看訪談時間將至，我一邊設法繞道前行，一邊不斷撥打電話聯絡賴先生，電話卻始終無法接通。幾番嘗試無果，惡犬始終將我逼回原路，最後只得無奈返程。
過了一段時間，當我在戰友會聚會中再度見到賴添福先生時，只見他神情冷淡，似乎仍對我那日「失約」心存不快。我費了好一番功夫向他解釋當時情況，他才釋懷，並重新安排訪談。此次訪談順利完成後，老先生顯得十分開心，特地拿出一大瓶清酒，帶著我到對街的小吃攤「小酌」一番。那瓶一升裝的清酒幾乎被我們喝完，我回到臺北後，還必須在捷運站裡的咖啡店坐了一會兒「醒酒」。雖經波折，老先生最仍溫情待我，如今回想，這些過往依然歷歷在目。
「志願」的官方宣傳與實際故事
![圖三 安平十二軍夫墓。（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3]](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49-3.jpg)
事實上，日本殖民當局所以能在戰時發展出一套近乎標準作業程序的動員模式，正是建立在初期徵調經驗的反覆修正上。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日軍在上海戰線急需大量後勤人力，遂迅速向殖民地動員軍夫。臺南安平的地方官員為積極響應動員，以招募「工人」名義，在當地徵調了四百餘名男丁。
這些人直到被送往前線戰場，才察覺真實的去向與任務，並隨即引發民間社會的恐慌與反彈，暴露動員行動的嚴重缺失。然而由現存資料可以知道，殖民統治當局汲取經驗，時至募集「特別志願兵」之際，已逐步完備系統性的動員機制。這套程序不但配合官方的美化宣傳及運用實質利益為誘因，同時結合警察、學校與地方教化團體等強制力量，推動「集體志願」，以達到動員目的。這種模式下的「志願」，其實早已偏離了出於「個人選擇」的本意。
然而戰時的官方宣傳，往往與當事人的真實經驗有所出入。我曾在皇民奉公會發行的刊物裡讀到一篇報導。報導中描述居住在臺南新化的陳蔡丹女士，她聲稱對兩兒能夠從軍感到無比光榮，因而被記者塑造成典型的「軍國之母」，歌頌她對於國家的忠誠與犧牲精神。多年後，我有機會訪談她的其中一位兒子，當我提起這篇報導時，他顯得十分驚訝，表示從未聽說過此事。經過仔細回想，他才模糊記起，確實曾有一位日本記者來訪，但他指出母親不懂日語，整場訪問過程中，只是出於禮貌不斷點頭、微笑，對記者的提問並無理解。沒想到這樣的互動，竟被渲染成對兒子從軍滿懷喜悅與榮光的支持。當我追問他母親當時的真實心境時，他回答得十分坦率：「當然擔心，怎麼可能有家人要上戰場卻不憂心的道理？」這段經歷清楚地揭示了殖民時期官方敘事與事實間的巨大落差，也提醒我們在面對這類史料，必須警覺其中可能隱含的權力語境與敘事操控。
日本殖民當局在推動軍事動員過程中，除了訴諸強制手段與意識形態灌輸，也靈活運用實質利益作為誘因，成功吸引不少殖民地人民主動響應。報刊曾報導一則來自花蓮的高砂族男子「岡田英男」的事例，宣稱他因為生病，錯過了當地甄選「海軍特別志願兵」的機會。當他在病癒後得知臺北仍可報名時，遂不辭辛勞、耗費十小時車程北上參加甄試，展現出積極應募的態度。
這則報導在當時被塑造成忠誠與奉獻的美談，強調其主動報效「國家」的熱忱。雖被宣傳為典範式的事蹟，實際上亦蘊含著明顯的現實考量。根據他遺留的文書資料可知，他在應募海軍特別志願兵之前，曾多次參加戰時的講習與集訓，而他所任職的地方機關也依此給予升遷機會，使他從臨時工晉升為僱員。由此推測，他之所以積極報名，除了可能出於對「國家」的認同感，或也與自我的職涯發展密不可分。
以上案例顯示，在殖民體制下的軍事動員，不僅止於愛國敘事或忠誠號召，更與升遷、待遇與社會地位等具體利益緊密結合。殖民政府透過制度化設計，將個人利益與國家需求綁定，使動員行為兼具象徵性與功利性，達成其統治與戰爭動員的雙重目的。正如本例所示，動員美談背後，實則反映出殖民政權的精密操作邏輯。
總體而言，我們難以用簡單的二分法斷定當年的從軍者究竟是否出於真正的「自願」。他們背後包裹著多重而且交錯的動機，既可能是面對「全員志願」壓力下的社會期待與從眾效應，也可能出自改善家庭經濟的現實考量。這些因素使得所謂「志願」的行動，其實常處於「自發」與「被迫」之間的模糊地帶。誠然，殖民政府在宣傳中塑造的「忠君愛國」形象，與多數當事人的實際處境存在顯著落差，不過，若將所有從軍者簡化為「被迫參與」，未免也過於武斷。真正的動員現場，是一種充滿矛盾與策略操作的空間。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動員策略並非僅憑忠誠號召或愛國意識形態灌輸來支撐，而是透過一套結合懲罰與獎勵的制度設計，建立起兼具壓力與誘因的動員模式。亦即「一手持鞭，一手發糖」的統治邏輯，促使殖民地人民在權力與利益的交錯夾縫中，做出看似「自願」的選擇。這樣的複雜性提醒我們，在探討殖民地兵士的動員過程時，必須細緻辨析各種結構性因素與個人處境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僅止以道德價值或意識型態做出單一化的詮釋。
注解
[1] （編註）陳柏棕，〈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1945）〉，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2] （編註）周婉窈編，《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3] （編註）國家文化記憶庫，〈陸軍軍屬墓園(安平十二軍夫墓)〉，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Story/Detail?IndexCode=member_story&Id=569，擷取時間：20250725。cc授權條件：by、nc。
延伸閱讀
一、專書
張隆志主編，張隆志、林逸帆、石文誠、鄭螢憶、蘇峯楠、莊勝全、陳柏棕、曾獻緯、黃仁姿，《跨越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台灣史（17-20世紀）》，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
張隆志主編，張隆志、簡宏逸、楊朝傑、鄭螢憶、林紋沛、陳冠妃、莊勝全、劉世溫、陳柏棕、曾獻緯，《跨越世紀的信號2：日記裡的臺灣史 17-20世紀》，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21。
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
二、論文
陳柏棕，〈中日戰爭期間的第一批臺灣軍夫：李昌盛、許恭來口述歷史〉，《臺灣文獻》67:1（台北，2016）。
陳柏棕，〈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1945）〉，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