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四川省主席：王纘緒的新挑戰

【原稿檔案】：王纘緒檔案2024/12

文／王復加原稿，羅國蓮節錄、整理

大轟炸下的前線資源供應

王纘緒於1935年10月任第44軍軍長，下轄三師、16團、11個獨立營，其軍隊納入中央正式編制，不僅發放武器裝備及軍人俸祿，服飾待遇亦與正規軍相同。1937年9月王纘緒作為中央軍派遣部隊開赴前線作戰，由川鄂大道出發東下，向宜昌增援平漢鐵路戰線，以阻截日軍後援，奪回交通戰線，獲首戰大捷。1938年1月任第29集團軍總司令，下轄44軍、67軍，為武漢週邊江防作戰總指揮，以營救上海、南京、武漢、宜昌等城市居民，將戰略物資轉移四川大後方。該役他指揮集團軍掩護好友盧作孚的民生公司，運輸入川150萬人及100萬噸工業物資。29集團軍獲國府特殊嘉獎，仍駐守前線作戰。

此刻因劉湘病逝後，所遺留四川軍政領導人職務，中央政府與四川各派系展開激烈鬥爭。成、渝二地示威遊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四川各界反對蔣介石任張羣主持川政，聯名要求調回王纘緒，蔣不得不順從民意，將前線作戰主將請回。1938年國民政府任命王纘緒為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因前線戰勢吃緊，王纘緒致電蔣介石懇請收回成命；5月蔣再次致電稱：「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電悉，情殷抗戰，具見忠懷，至深嘉佩。惟此次決定川中軍政人選，以此最為相宜。吾兄應即遵令就職，勿再謙辭。」8月國民政府正式任王纘緒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軍管區總司令、代四川全省保安司令，軍政大權集於其一身。

在王纘緒就任省主席前，四川已處於極度無序混亂狀態及庫存空虛。他就職後作為軍政首長，一手推行全方位積極措施與政策，使大後方的各行各業迅速到位，架起一座支援抗戰的輸送戰線，從而保證前線所有急需與儲備物資，為持久抗戰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中央入川前，四川重工業幾乎空白，除煉鋼廠、水泥廠稍具工業性質外，其他多是製革、紡織、肥皂、麵粉等輕工業。當重慶成為戰時陪都後，因軍需迫切要求和市場迅速膨脹，王纘緒號召本省掀起了工業建設熱潮，安置全國各業入川，因而在頻繁遭受轟炸的前二年，四川開工工廠有528家，已為戰前的11.73倍，並形成了兵工、紡織、礦業三大產業，機械、鋼鐵、煤炭、橡膠、化工、電器等體系亦逐步形成，成為戰時陪都製造業中心。

就在王纘緒川省主席任期內，日軍幾乎每天出動飛機轟炸抗戰大後方，以沿江布局運輸、水電供應等各個兵工廠作為重點轟炸目的。王纘緒運用戰場實際經驗防備空襲，指揮工廠一邊生產，一邊在長江岩壁開鑿116個岩洞，建造22,000多平方米地下廠房，要求各岩洞分工製造零件，通過山洞相互傳遞，最終組裝成武器。下令將重要設備獨立放置，間隔距離拉開，每間廠房外按照要求堆放木材和各類工具；只要轟炸一停，就必須馬上搭建臨時廠房恢復晝夜生產。經王纘緒指示眾多工廠互相配合，共同提高效率，改進品質，大後方送往抗日戰場所需常規武器，如重機槍、迫擊炮、擲彈筒、手榴彈等都十分充足。

自抗戰爆發，沿海海鹽產區相繼淪陷，四川成為全國鹽產中心。省主席王纘緒一度面對井鹽生產成本困難、日機轟炸等嚴重問題，把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在井鹽生產上，力求保證四川、西康、雲南、貴州、湖南、湖北、陝西七省市達7,000多萬人口在抗戰期間的軍需民食。在釜溪河上現今保存完好的「金子氹」、「沿灘」、「鄧井關」等三個船閘，即是抗戰時期王纘緒為自貢井鹽的「增產趕運」所建。特請天津遷往四川相關工程隊測量，由工程師徐世達設計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閘；王纘緒與財政部長孔祥熙交涉，向美國貸款3,000萬美元，使釜溪河航道得到徹底改善，滿足了戰時趕運鹽煤的需要。自貢鹽稅亦成急劇上升勢態，抗戰期間其鹽稅收入高達5,000萬元以上，占全川鹽稅的80%以上，故媒體報導：「產鹽雄於西南，貢獻於國家與地方者舉國驚甚宏偉。」

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間，日軍進行了為期5年半的戰略轟炸與進攻，史稱「重慶大轟炸」。日軍航空創始人桑原虎雄發動「五月攻勢」，每日出動多則45架，少則27架戰機，持續5小時不間斷地投下上百個巨型炸彈和燃燒彈，轟炸整個陪都。民眾在省主席王纘緒的帶領下，組織起各種人力物資，搶建了1,200多所防空設施，其中最大的防空隧道共有13個出入口，可容4萬餘人。而四川省會成都遭受日機轟炸的頻率和強度僅次於重慶，但成都地貌難以挖成防空洞，所以1939年初王纘緒在成都市城牆四周安裝了警報器。6月日軍出動飛機27架，投擲炸彈及燃燒彈多枚，全城頓成火海，是成都第一次遭受日機最為猛烈的轟炸。王纘緒號召民眾，在四城的不少地段挖了疏散通道，府河、南河上也架了木橋，讓跑警報的人們出城後分散在城郊農家、竹林、樹叢之中，河道周圍，就地躺臥。正是有堅強不屈的廣大民眾，在王纘緒的指揮下，只要停止轟炸，就不停地重建家園，恢復後方城市，迫使日軍想在1939年底讓國民政府屈服的計畫徹底落空。[2]

此外，王纘緒促進了國府對四川軍事的改革，建立軍、師、團軍事管理體制，把川內所有實力派軍人勢力完成國家化，以權限提高將領軍職調動出川抗戰，從而迅速將川軍推向戰場。又為了保證源源不絕的兵力奔赴前線，不斷招集兵援加強訓練。王纘緒身兼任四川軍管區總司令，尋求妥當安全線路保證軍需送往前線各戰區，在每期要完成的戰時後方各項硬性指標任務中，最讓他頭痛的問題就在於徵兵。一些男子為逃避兵役，寧可自殘剁掉手指、腳指也不願去做人肉牆送死。為此，王纘緒曾向黨政軍召開數次會議，下達兵役優待政策決議。在抗戰初期最艱苦的時間內，共召集訓練200多萬士兵，送達前線各部。

因抗戰初期局勢日趨緊張，四川民眾出兵出錢擔負亦日益加重，各種矛盾激化，群體衝突事件時有發生。王纘緒惦念民苦，對此類事件採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如「中江事件興起，鄉民上千餘人包圍縣城。經追查事件起因，為縣政人員徵兵徵穀舞弊，引起民眾公憤。王主席派人宣慰處理，亦幸獲解」。事後《新民報》評論稱：「經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公開承認，此次中江事變，主因是政治不修明。承認是自己錯誤，擔負所有責任。基於這點體現出王主席具有政治家風範。」與此同時，王纘緒還身兼四川省肅清私存煙土公署督辦，治理措施及禁煙宗旨是「肅清私土，絕毒禁種」，因成績顯著被稱為「四川林則徐」。[3]

「七師長倒王」，辭官抗日

為挽救四川戰時頹局，王纘緒從整頓吏治著手，推行系列新政及改革40項法規制度，以身作則帶動所有公務員潔身自好，力除浮華，為民表率。他明確表態支援前線絕對不能以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因此以裁除行政機構，節省開支，徹底清查舊賬，減輕政務負擔，以公開財稅收支取信於民。

1938年5月，對四川省財政廳長劉航琛任內財務進行清查，發現有巨額款項去向不明，便免去其職務，要他交代帳目，依法治罪，但劉航琛置之不理，逃到香港避罪。由於涉及財政數額巨大，引起各方人士關注和強烈不滿，王纘緒成立四川省財政整理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以加大職權清理劉航琛任內帳目。有媒體認為「劉航琛之案對省政府王主席是極大考驗，但他歷來對川省積弊異常注意，決心採大刀闊斧手段加以剷除」，「整飭力度之大，無異一場風暴，引起社會震動」。

9月，張羣建議任劉航琛為西南籌建會秘書長，王纘緒不但拒絕，還電告重慶行營、行政院、監察院派員督同清理，勒令劉氏回省清交。潘文華也受劉航琛之託周旋，說劉有意在潘公館當面陳明鉅款，可王纘緒表示歡迎到省政府整理委員會當面澄清本案。12月，張羣任重慶行營主任，又要求將劉案移渝辦理，或將其帳目改行政院核銷；王纘緒嚴厲拒絕，並公布堅持徹底清查，通令劉航琛克日回省清交。隔年1月，行政院復四川省政府電文，稱中央成立「劉航琛清理委員會」，會同省府清查劉航琛交代案。該案發展至此，有川東民眾朱典常、周則詢等人，特發起成立「川東民眾監算團」，強烈要求徹底清查。無奈劉航琛這樁反貪大案，最後終究未能徹查。

原地方實力派軍人在王纘緒主持軍政時，不斷到省府拜見求官，哪知王纘緒嚴肅對他們說：「當軍人本應在戰場憑功而論。既然我提任你們當師長了，若再不知足出川抗戰，就該撤銷現職。」1939年2月，王纘緒下達訓令，對「未經發交財政整理委員會與審計委員核會無誤以前，所有前此照案繼續支付新債部分之本息，應暫時停止支付，以重清理」，此舉可說是直接斷絕了某些人的財路。就在抗戰轉入戰略攻勢最關鍵的時期，前方戰勢異常艱苦，大後方卻以清理貪案為導火線，劉航琛與劉文輝藉機暗中蠱惑川內七位師長彭煥章、謝德堪、劉元塘、劉樹成、周成虎、楊曬軒、陳蘭亭，聯名攻擊王纘緒十大罪狀，呈蔣「反王主川」，此為「七師長倒王」[6]事件。

為抵禦日軍入川，使後方延續在正常軌道運行，王纘緒自辭省主席一職，主動請纓出戰；國民政府公告其出征期間，四川省主席職務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理，臨行前王纘緒電令全川各縣長，指示後方軍政防務工作要點三事訓勉[7]。

當年記者評論，劉航琛這樁反貪大案未能底清查，「不僅有政治軍事博弈，還有藉國難報私仇的較量。在國難當頭，省主席親自帶動川軍出川抗戰之舉，保後方穩定」；「其任內概括民政、財政、教育、建設、保安等具體工作都做到戰時所需，並向前線提供人力、物力、財力保證，又源源不斷地輸送了幾百萬兵員，以及從事地方建設與防空，安置大批淪陷區內遷機構及難民等疑難問題等重大事項極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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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編注）(1)金字匾額可至〈擔任我國抗戰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將軍〉瀏覽（最後瀏覽日期20240208）。
(2)根據平台所收得最初原檔〈抗戰勝利後王纘緒返川擔任重慶陪都衛戍總司令〉（2022）中提到死字旗匾額一事，以下為重點節錄：據民國政府工作簡訊記載，省主席王纘緒秘書記錄抗戰爆發初期，四川安縣青年王建堂約集同鄉百十號人，成立「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向當地政府請纓出川。王建堂進入了第29集團軍第44軍，出征前父親王者誠送給兒子一塊白布做成的「死字旗」。王纘緒得知後，以四川軍管區總司令的名義，親自揮筆手書成文，特派專人送去一道題字「父義子忠」的金字匾額招牌，並且為激發與鼓勵川民出川抗戰，要求媒體將「死字旗」事件廣為宣傳。然而王者誠、王建堂父子後來怕招迫害，將王纘緒贈送的光榮金字匾額自毀。
(3)王纘緒贈王者誠、王建堂父子金字匾額一事，亦見於楊紅雷等整理〈口述歷史四川抗戰老兵（一）〉中，王建堂由他人之代述。而根據王建堂〈請纓殺敵〉、王烈勳〈川軍抗戰的符號：王建堂宗親傳人詳解「死」字旗〉，「死字旗」事件曾被《新新新聞》報導，王家是在1939年春節剛過後收到軍管區送來的匾額。
王建堂文收於政協北川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組編，《北川縣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四川：北川縣川劇團印刷廠，1985），頁22-23。
楊泓雷等人整理之〈口述歷史四川抗戰老兵〉共八篇，刊於網路月刊《北京之春》2024年9月號。（最後瀏覽日期20240927）。

[2] 王纘緒頒令專設成都戰時出版社，出版大量有關抗戰書籍與宣傳刊物，以提高民眾抗戰意識。在戰火輪番轟炸的四川陪都大後方，也能經常聽到省主席王纘緒在廣播電台作抗戰相關演講報告。

[3] （編注）(1)根據平台所收得原檔〈擔任抗戰初期四川省軍政主席王纘緒上將簡歷〉（2023近五萬字版）中，指出劉氏家族靠種植鴉片發跡，因嚴禁販賣鴉片受到打擊，劉文輝時刻都想報復。1939年1月省主席王纘緒劃割自己掌控的二區四縣改稱西康省，任劉文輝為省長督其出川抗戰，但因劉文輝吸食鴉片多年，其部隊上下為癮者，以喪失戰力為由拒絕出川抗日。為此王纘緒發表〈如何發展西康綱要〉，責令劉文輝重點發展教育事業。
(2)若根據〈禁煙機構人員任免〉，《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2000-00016-014，劉文輝亦曾被派督辦西康省肅清私存煙土事宜。

[4] （編注）《新新新聞》1938年12月26日第10版對劉航琛案的報導，可至Internet Archive網站瀏覽（最後瀏覽日期20240208）。

[5] （編注）〈四川省各區稅務督察處暫行組織規程〉，《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40102-0030，頁29-30。

[6] （編注）國史館所藏資料中，1939年8月17日有唐式尊電蔣中正「川中部分師長對王纘緒表示不滿至人事又生波折」一事，文中「擬辦」又云︰「惟聞其原因，半由治易平日言詞不檢，半由各師長意氣用事；現已由元靖、晉康到蓉處理，切實化導，各師長均已感格，不至有何問題。」「治易」為王纘緒之字，「元靖」為賀國光之字，「晉康」為鄧錫侯之字。電文見〈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16-233。

[7] 後方軍政防務工作要點：一、各級地方軍事政治訓練機關，應即加緊訓練整理，等待編整補充；二、積極訓練民眾，開發生產，加強軍隊聯繫，以增厚抗戰力量；三、堅定必勝信念，毋為流言所惑，照常執行政令，以奠後防，籍固前線。

[8] （編注）〈四川省政府官員任免（四）〉，《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2220-002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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