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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柏棕口述，吳昱佑採訪、整理及編版
圖／陳柏棕提供
「志願兵」的戰後認同
普遍認為，曾接受過日軍正規軍事教育及訓練，而成為帝國體制正式軍人的「特別志願兵」，在戰後面對中華民國政府時，可能會遭遇較嚴重的認同困境。然而，就我的訪談與觀察經驗，相較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包含「特別志願兵」在內的臺籍日本兵抱持著高度戒心，在戰後初期這些「特別志願兵」並非所有人皆對新政權表現出排斥心態，反倒展現出一定的接受程度。
出身淡水的盧金水先生（1925-2021）便是其中一例。他曾是「海軍特別志願兵」一員，並在「護國丸」沉船事件中倖存。盧先生回想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間，自己與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淡水組織了「青年隊」，秉持在日本統治時代培養的「奉公」精神，主動協助維持地方秩序，期望能在政權轉換之際協助新政府順利接收。淡水青年隊成員不僅積極維持地方秩序，也努力適應新政權的語言與思想，一方面學習國語，一方面集體閱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期望將原本對天皇的忠誠轉化為對中國、對三民主主義理念的認同，展現出強烈的順應意願與主動參與態度。
這樣的努力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卻遭遇重大挫折。當時，青年隊試圖接收國軍武裝，希望防止不必要的衝突與傷亡，卻因此被軍方視為圖謀不軌。行動不但以失敗收場，成員更遭誣指為叛亂份子。他們為了躲避國軍追捕，緊急銷毀名冊，紛紛藏身於山區。而盧金水先生的好友，同時也是淡水青年隊的要角吳有德，堅信自己並無不法，不願逃避，最終遭到逮捕槍決。而青年隊其他成員直到風聲稍歇、局勢趨緩，政府開放人員辦理「自新」，才陸續下山，回歸日常。[1] 盧金水先生的經歷，呈現部分「特別志願兵」在戰後面對政權轉換雖積極正面回應，仍難以在動盪的局勢中倖免。
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這些在日本時代的從軍者反應各異，主動或被動捲入了這場衝突，因而在事後遭受官方的清算整肅，造成他們長期懷抱著恐懼、憂鬱與不安。多數人因此主動銷毀個人資料，並且不輕易對外透露從軍經歷。如此一來，使得之後在探討相關議題時面臨資料缺乏、記憶斷層等問題，為今日的研究留下難題。
二二八事件過後，國共內戰迅速升溫，孫立人將軍一度將曾受過日軍訓練，並擁有實際作戰經驗者視為可利用的即戰力，依地區編組，在鳳山進行組訓。然而這股軍事力量最終未被投入國共戰事，留下的編組資料反倒成為政府對其進行長期監控的依據，從檔案中，甚至還可見情治單位在1980 年代的監控紀錄。
![圖三 孫立人將軍。（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2]](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50-3.jpg)
1952年，隨著由美國主導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結束對日本的佔領，日本國內的退役軍人開始組織爭取自身權益的運動。由原日軍成員組成的「日本戰友聯盟」隨之成立，積極推動戰死與戰傷補償、恢復退役軍人年金等訴求。然而，當年的臺籍日本兵已不具日本國籍，遭排除於相關補償對象之外。作為戰勝國且為不同陣營的中華民國政府則對此問題態度消極，既無外交介入，也未提供任何替代補償方案，使得臺籍日本兵在戰後陷入孤立處境，成為無所依附的「戰後孤兒」。
面對被雙方政府忽視的困境，臺灣的戰友會選擇以與日方戰友會建立聯繫的方式，試圖喚起昔日戰友間的情感記憶，激發共情與理解，藉此爭取援助與聲援。這種策略性認同的行動，一方面反映出他們對日本政府補償政策的怨懟與失望，另一方面也展現出實用理性的運作方式，最終在實踐上取得了某些成果。例如，臺籍老兵透過日方戰友會的協助與串聯，促使「臺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等團體出面聲援，進而對日本政府施加輿論壓力，使得當局不得不正視這一歷史課題。
此外，在戰歿者慰靈方面，臺日雙方戰友會也曾合作投入資源，共同籌建多座紀念設施。例如，臺中寶覺禪寺的「靈安故鄉碑」與「和平英魂觀音亭與聖觀音像」、屏東恆春潮音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海軍巴士海峽戰歿者慰靈碑」等，皆是在臺灣本土為戰歿者設立的憑弔之地。這些紀念空間不僅是歷史記憶的實體象徵，也反映出戰後民間自力救濟、彌補「國家」失能的努力。
臺灣人的戰爭責任
長年以來，在臺灣社會漠視臺籍日本兵的存在，加以中華民國以「戰勝國」之姿接收臺灣，使得關於戰爭責任的討論長期被邊緣化，缺乏必要的社會反思。而探討戰爭責任並非易事，當中牽涉層層歷史現實、制度壓力與道德困境。
對於臺籍日本兵而言，他們的「原罪」是──作為殖民地出身者，從志願或受徵召入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捲入了一場「不正義」的侵略戰爭。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體制下，臺灣人缺乏真正的選擇權，對於許多當年被動員的臺灣人來說，他們的選擇與行動，是在殖民統治、戰時氛圍與生存需求交織下的結果。若將戰爭責任立足在這個「原罪」之上，或是提出後見之明式的見解，這樣的反思是否有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有 173名臺灣人因涉入戰爭罪行遭軍事審判，其中 21 人被處決，林金隆（1924-1946）便是其中一人。林金隆是派駐於菲律賓甲萬那端（Cabanatuan）戰俘收容所的戰俘監視員，因槍殺一名企圖由營區逃遁的美軍戰俘，戰後遭盟軍軍事法庭判處絞刑。[3] 從結果來看，這是一個悲劇性的案例，回到當下情境，林金隆作為一名連「軍人」身分都夠不上的軍隊底層階級（軍屬），依命令行事，我們是能否以「把槍口抬高一公分」這種帶有強烈後設性的道德標準，來討論林金隆當下的抉擇？
戰爭罪行的加害者理應受到追究，多數人也確實在戰後軍事審判中付出了代價，例如林金隆。然而，若僅從後設角度，將責任簡化為人性或道德選擇，便容易忽略更深層的歷史脈絡與結構性壓力。對當時的歷史當事人而言，身處戰場這一極端環境，面對突發情勢，往往缺乏選擇餘地，甚至無法思考後果。若未能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恐怕只淪為空泛的道德審判，唯有貼近他們在特定結構下的處境與抉擇，方能進行更具同理與批判深度的反思，對於戰爭責任的討論才可能真正具有歷史意義與啟發性。
歷史推廣與和解共生
我認為，推廣歷史知識的核心在於一種「轉譯」能力──如何將冰冷、艱澀的史料，轉化為具有可讀性、易於理解的語言，使一般大眾也能親近歷史。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犧牲對基礎史實的準確掌握。即使某些歷史基本概念略顯枯燥乏味，在轉譯過程中仍應保留，否則便容易落入過度簡化或錯誤詮釋的陷阱，最終造成以訛傳訛的現象，使歷史普及失去其應有的價值與意義。
以臺籍日本兵為例，若欲開展相關討論，首先必須釐清其在日本軍隊體制下所處的身分類別。在當時的軍隊體系中，「軍夫」、「軍屬」與「軍人」分別代表不同層次與性質的從屬關係。軍夫指的是受雇於軍隊，從事勞務與雜役工作的非正式人員；軍屬則是受雇從事文書、技術或其他專業性工作的人員，具備一定專長，但並非編制內的軍人；至於軍人，則是編列於正規軍隊中的一員，接受軍事訓練與指揮，並擁有相應的階級與職責。三者在組織內的軍隊中的地位、待遇與徵召方式均有明顯差異。唯有在進行歷史轉譯的同時，準確掌握這些基本概念與制度背景，才能避免誤導讀者，也才能在此基礎上深入討論臺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進一步理解其歷史經驗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長期置身於學術環境，研究者的文字往往過於艱澀、專業，難以為大眾所理解。對於青年學者而言，嘗試將自身研究成果「社群化」或許是一種有效的練習。把研究內容轉換為適合在個人社群平台發表的文章，藉由更易讀、更貼近生活的文字，讓研究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知識，而能保有溫度與親近感。進一步而言，研究者若能與藝文界、影視圈等跨領域合作，將研究成果「轉譯」為文學作品、戲劇、紀錄片、電影等形式，更能擴大研究的影響力，讓更多原本對此議題陌生或抱持成見的大眾，有機會主動接觸、理解，進而開啟跨群體對話。這種轉譯不僅能讓研究走出學術象牙塔，也能使歷史、文化或社會議題的討論觸及更廣泛的公共空間。
回想去年十月，我受邀於至臺中參與由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舉辦的講座。當時，因電視影集《聽海湧》的熱播，吸引了許多年輕觀眾關注此議題，也因此讓講座現場湧入大批青年朋友到場聆聽。那次經驗令我印象深刻，讓我意識到，學者長期埋首於研究，雖能在知識體系內產出成果，但要促使歷史議題走向更廣泛的大眾理解，影視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力更能突破傳統學術研究傳播的侷限，將原本冷門、艱澀的歷史議題帶入公共視野，吸引更多人對歷史產生關注，進而有對話的可能性。
不過，歷史知識的轉譯與推廣，能否就順利增進社會的「相互理解」與「和解共生」，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誠如張茂桂老師所言：「和解共生的前提是，對方必須願意與你和解共生。」換言之，歷史學者所能做到的是，盡可能還原史實，將所知傳遞給願意打開心房的人，而非與立場先行、意識形態鮮明的人爭辯。當前臺灣社會，仍有部分人面對這類歷史議題時，只願聽取自己想聽的敘事，甚至刻意將其政治化，藉此批判與自身記憶不同的群體。這樣的態度，不僅無助於對話，反而進一步擴大了不同記憶群體之間的鴻溝。作為歷史研究者的一份子，我期許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持續耕耘、推廣歷史知識，努力讓更多人理解多元歷史經驗與記憶的存在價值，才可能為未來的和解與共生創造空間。
注解
[1] 陳柏棕，〈狂飆青春：盧金水先生訪問紀錄〉，《臺灣文獻》73:3（2022年9月），頁249-280。
[2] （編註）公有領域，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33028，擷取時間：20250725。
[3] （編註）陳柏棕，〈菲律賓俘虜收容所與臺灣人監視員〉，《臺灣學通訊》第99期（2017年5月），頁28-29。
延伸閱讀
陳柏棕，〈狂飆青春：盧金水先生訪問紀錄〉，《臺灣文獻》73：3（2022年9月），頁249-280。
陳柏棕，〈若櫻的戰爭足跡：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1944-46）〉，《臺灣國際研究季刊》8：2期（2012年夏季號），頁35-67。
陳柏棕，〈菲律賓俘虜收容所與臺灣人監視員〉，《臺灣學通訊》第99期（2017年5月），頁28-29。
Victor Louzon, “From Japanese Soldiers to Chinese Rebels: Colonial Hegemony, War Experience, and Spontaneous Re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47 Taiwanese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7, No. 1 (FEBRUARY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