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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選摘版，原刊於：陳柏棕，《軍艦旗下：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台北：國史館，2013）頁75-95，原篇名為〈虛與實：制度的宣傳與實務——海軍志願兵的招募宣傳〉。
編按
日本政府於1943年5月11日通過閣議，開始於殖民地展開募兵，以補足因太平洋戰爭而日趨緊張的兵力需求。臺灣總督府為達最佳報名成果，展開「一手發糖，一手持鞭」雙管齊下的政策。
上一單元說明殖民者利用媒體宣傳、舉辦活動、深入家庭與給予利益等方式，製作了甜蜜的「糖」。然而光有「糖」是遠遠不足的；總督府在實際招募作業中，用了哪些手段？「志願」背後，又隱藏著那些血淚？（吳昱佑）
文／陳柏棕撰寫，陳奕廷編輯
圖／陳奕廷翻拍自陳柏棕〈虛與實：制度的宣傳與實務〉
在青年自發響應外，官方也展開驅使青年申請志願兵的積極作為——即強力的社會控制與無孔不入的動員手段。
警察動員
甫滿十六歲的鹿港青年施能華，礙於警察屢次前往家中對家人勸說，不得已之下才被迫自行申請志願兵。[1]在瑞芳信用組合工作，年滿二十歲的張文鋒，也是在警察徵詢是否願意從軍的情況下，不得不主動申請。[2]原先在郵局工作的郭傳發則是因為得罪巡查，被強制「自願從軍」。[3]在宜蘭太平山森林鐵路服務的青年站務員江水和，也因為冒犯警察而步上從軍一途，江氏說道：
做山的人（農家）愛有米糧才請得到工人，但當時米的配給量無夠，就會偷藏米佮食糧。有一改警察來掠（liah，取締）やみ（指偷藏私米），彼時我佇林場的鐵路部食頭路，平常時就佮這位警察有往來，所以半講笑（kóng-tshiò，說笑）佮伊講：「這寡（tsit-kuá，這些）工人嘛是為國打拼，你也莫按呢。」伊便罵我講話眞我なまいき（傲慢），我講這是確實的代誌啊！伊想袂到話來堵我，問我是幾年生的？我講昭和3年。你有志願莫？我講無。伊隨講：按呢印仔挈（kheh，拿）來！我也毋驚，就去寫志願書。[4]
盧金水更是道出警察對於徵集志願兵的職責所在，盧氏云：
當時所有年輕人都被叫去當兵，除了日本人之外， 臺灣人之中也有認同日本的，這些長輩或者同儕間，都會來關切你有沒有去報名志願兵，警察更是不用説了，管區之内有多少人去志願是他職責所在，況且警察來問你要不要去志願時，不可能回答他不要去志願。因此，雖然名義上是招募「志願兵」，但絕大部份的人都不是自願的。[5]
由於警察肩負官方在社會控制方面之實際執行人員，加以臺灣兵役業務在1942年正式交由警察系統掌理，當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時，兵員募集的相關職責便落於警察之手。藉由上述幾則口述訪談可以略知，當時符合申請條件者在警察前往家中訪問，或當面徵詢意願、或直接遞交申請書，幾近強制動員管內人員的情況下，而被迫「自願」申請入伍，突顯出警察在徵募志願兵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集團志願」動員
除了不斷有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的消息，集體申請的現象也陸續在各地出現。例如位於東部的花蓮白川部落，在當局決定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後，旋即集合400餘名部落青年，在當地的公會堂講述制度的詳細內容，在座的推進隊全體會員隨後決定全員志願。[6]另一方面，髙雄的興亞勤行奉公隊全體青年隊員180人，[7]圖南造船養成所內的適齡青年亦全員志願海軍志願兵。[8]在此期間各團體集體申請的行動蔚為大觀。
地方政府機關職員集體志願亦時有所聞，如北門郡役所本島人職員全員63人提出申請志願兵，並前往拜訪郡守，請求希望能夠被優先錄用。[9]高雄市役所也有職員300餘人全員志願，並派遣代表向兵事防空課提出申請海軍志願兵。[10]
亦出現以地區為單位，在該轄區內青年全體申請海軍志願兵的現象，像是羅東郡當地的適齡青年即全員志願，總計共有13,105人集體提出申請。在宜蘭市符合申請條件的青年計有2,907名，亦全員進行申請。[11]嘉義郡的16,367名青年也悉數志願。[12]由此可見，適齡青年全員申請猶如推行區域運動般，在各地展開。
看似團結一心、集體志願從軍的熱潮背後，實質上卻是官方以中央控管方式，指導各單位募集大量申請者，進行集體性的動員。例如青年團便是動員青年的重要機關，在青年團指導要項的第一項即明白寫出：「務必使年齡十七歲以上，未滿二十七歲的青年團全員志願。」[13]各地青年學校也是動員標的。
當時集體強制動員的情況，尙可從1943年6月30日保正紀乃浦收到的信函中得到進一步證實。信函的內容係彰化郡福興庄役場、皇民奉公會福興庄分會，以及福興庄奉公會壯年團，決議該庄準備全員申請海軍志願兵，要求紀氏協助動員管區內青年，以方便該庄進行全員申請的作業。[14]此例即呈現出部份地區強制全體志願的實際狀況。
在這股全員志願風潮背後，多係警察對於轄區內人員的動員，以及各級單位發動的集體申請，搜羅了大多數可能符合資格的臺灣青年。如同第一期海軍志願兵楊天發所云，陸海軍志願兵是一種號召的口號，實際年齡二十歲左右的男性均需志願，不去志願者便會被指斥為非國民。[15]由於戰時任何人都無法承受「非國民」（指賣國賊、叛徒）的指控，受制於這般陰影底下，臺灣人對於統治當局所推行的活動莫敢不從，多只能「自願」申請加入志願兵。
割裂家庭
由於每一個個人都源自於一個家庭，在當局鼓吹青年從軍，全面動員的壓迫下，無數的臺灣家庭必然無可避免地受到強烈波及。作家廖清秀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上，便生動地說明家人在他即將前往受訓時的情境，他寫道：
1944年——日本投降前一年的某一天，在汐止的一所「分教場」當小學教員的我，忽然接到「汐止派出所」的通知，指定時間向該所報到，要我辦理「志願」參加海軍事宜。……第二年一月，徵集令下來，要我在月底至左營的高雄「海兵團」報到受訓。父母知道了這個消息，滿面愁容，母親甚至哭哭啼啼起來。我只好安慰他們道：「聽說海軍比較不會打人，待遇也比較好……。」「可是你不會游泳。」母親説著，哭得更厲害。我説：「練習以後，就會游泳的。」父親在我面前從未流過一滴眼淚，但從他紅腫的眼眶裡，我知道他背地裡不知哭了多少次了。[16]
由此可知，廖清秀的父母規對於兒子從軍這件事，非但沒有榮耀之感，反倒是無比擔憂，深怕不諳水性的孩子，無法適應海軍的訓練。而本著愛國心主動志願的李登欽，雖然被報導表彰，但據聞當他告知父親李金龍自己志願從軍的消息時，讓老父感到驚訝萬分，一時之間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17]施能華的父親也對於才滿十六歲、當時在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鹿港出張所擔任臨時工的長子，被迫申請志願兵而深感不捨，施氏回憶說：
役所的兵事係透過警察，挈（kheh，拿）志願書愛我寫，愛我去做身體檢查。我是厝裡的大漢囝（tuā-hàn-kiánn，長子），當時拄（tú，剛剛）滿十六歲，阮老爸講這个大囝好不容易才飼大，閣難得揣（tshue，找）到一份穩定的頭路，小弟的年紀猶閣小漢才滿八歲，所以毋甘予我去做兵，一直無願意予我寫彼張志願書。[18]
張榮樹則提到當志願兵合格通知寄到家裡後，父親與他的談話：
得知海軍第二回特別志願兵募集這件事後，我背著雙親提出志願書。當合格通知寄到家時，雙親這時候才知道我志願一事。「志願為國盡忠是件名譽的事，但海軍似乎有點不太好。一旦發生事情，不像陸軍，在海上沒有可逃之處，會全滅啊！」父親這樣說。[19]
這段談話裡，吐露出身為一位父親的憂心，在表面上雖認同自願從軍是勇敢的行為，但實際上卻因為孩子選擇加入風險較高的海軍，擔心如在海上遭遇緊急情況，將造成無法逃生的窘況。
由若干家庭個案顯示，家長們面對子弟受召加入軍隊，似乎未如報導中的模範之家，奉行著所謂「奉公滅私」的心境，但是在戰爭日益激烈的氛圍底下，多數家長只能選擇沉默，眼看著孩子被推進軍隊，投入戰場，最後甚至失去年輕的生命。
結語
隨著戰局演進，除了動員殖民地人民擔任軍夫、軍屬，支援後勤任務之外，基於補充作戰兵員的考量下，在日本與徵兵制並行的志願兵制度，被日本陸軍率先導入朝鮮、臺灣兩殖民地，作為吸收殖民地正規兵員之管道。經過組訓之後，朝鮮陸軍志願兵泰半被派到中國戰場上作戰；而臺灣陸軍志願兵，一部份派入駐守在臺灣本島的日本陸軍部隊，其他被派至海外者，足跡則遍及印尼帝汶與菲律賓等地。
以志願兵為主體的日本海軍，歷經幾次海戰的挫敗，戰力被大量消耗後，同樣也面臨急速增員需求，日本海軍至1943年時，幾乎完成250,000人之戰時編制上限，在本土已無另闢兵源之可能。為因應此一情勢，於1943年5月 11日，由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敕令六○八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佈在臺灣及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並於該年8月1日正式施行。由陸、海軍志願兵制度施行的歷程，可見正規兵員的補給需求，係志願兵制度向殖民地移植的關鍵。
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之前，皇民奉公會為配合日軍的戰略佈局，先行於1942年4月間成立「海洋訓練所」，首開在臺灣進行海軍訓練的先例，培養協助日軍南方佔領區的建設人材。在其後的訓練期間，正逢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推行的時刻，施行海軍訓練的海洋訓練隊深受官方注目，甚而有將之視為海軍志願兵養成所的言論出現。但是，實際上海洋訓練隊每期的結訓人數有限，無法為海軍志願兵兵員提供大量的人力。除此之外，結訓後多數人員立即被加以分派，並未投入海軍志願兵的選用，故不能高估海洋訓練隊在海軍志願兵徵募之際發揮的實際軍事效用。
在募集海軍志願兵期間，海洋訓練隊的功能在於作為宣傳樣板之用，藉以推廣、驅使更多的青年加入日本海軍行列。透過報導其操練內容，得以在海軍軍人奮勇的形象塑造、以及訓練隊集體整訓的過程中，樹立軍人、軍隊的威嚴與高度秩序，從而建立觀看者對軍人產生崇敬之感。特別是海洋訓練隊隸屬半官方之皇民奉公會旗下的訓練組織，作為準軍事訓練單位之屬性，將軍事訓練公開展示，在官方徵募海軍志願兵之際，媒介一般民衆認識軍隊訓練的實況，成為海軍預備訓練的具體實踐及示範標的。
伴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消息的公佈，除以海洋訓練隊作為重要的宣傳標的外，當局旋即展開全島性的宣傳活動與人員動員行動。透過在各地舉行的大型慶祝活動與座談會、演講，塑造出臺灣社會熱烈的支持氛圍，並藉由海軍志願兵發表的個人言論、戲劇化的「佳話」事例等不同呈現形式之報導，運用其告白泉湧報國意向的強烈措詞，宣揚青年對從軍熱潮的響應，製造出由被動員群體中自發的支持情境，更通過深入志願兵之家，表揚其家長期勉子弟戮力報國的無私精神，呈現對戰爭支持與付出的模範家庭案例，鼓勵其他的青年家庭能夠加以仿做，無私地送出適齡子弟進入軍隊投入戰爭。同時以現實利益為誘餌，大力鼓吹當兵的好處。整體而言，當局對臺灣海軍志願兵的徵募宣傳策略特點在於，由國家對言論採取單向控制，反覆強調臺灣青年得以加入日本海軍的榮譽感，彰顯制度美善的表面。
受到日本愛國教育、皇民化運動與海軍志願兵宣傳活動等各種因素影響下，出生於1920年至1930年之間的戰爭期世代，出現不少本著愛國心而自願從軍者。除了自發響應的青年之外，當局並展開強力的社會控制，發動無孔不入的動員手段，必要時進行強制動員。
1942年12月，臺灣的兵役業務正式移交警察系統掌理，以警察為中心的兵役動員體制成立，當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時，負責兵役事務的警察，即依其業務執行對轄區內適齡青年的徵集任務，透過前往青年家中訪問，當面徵詢從軍意願或直接遞交申請書，動員管內人員申請入伍。此外，當時也普遍出現集體申請的情況，在短時間內蔚為盛況，但在此集體申請現象的背後，卻是以中央控管方式，支配各單位大量募集申請者，藉由對其所轄人員的掌握，俾以進行集體動員，此種操縱方式是使「志願」者人數急速激增的重要關鍵。
總之，在海軍志願兵的徵募過程中，國家發揮強大的控制力，一方面透過警察執行轄區內的人員徵集，或由各級單位發起集團申請以募集大量人員；另一方面配合制度的美化宣傳之雙面手法，試圖對身體與心靈進行全面掌控，將所有人悉數納入了動員之列。
注解
[1] 陳柏棕採訪，〈施能華先生訪問記錄〉（時間：2010年8月31日•地點：彰化縣鹿港鎭海浴路施能華寓所），未刊稿。
[2] 陳柏棕採訪，〈張文鋒先生訪問記錄〉（時間：2009年10月11日、2010年6 月23日、7月13日，地點：臺北市北投區中川義夫寓所、新北市三重區仁化街張文鋒寓所），未刊稿。
[3] 蔡慧玉採訪，〈郭傳發先生訪問記錄〉，收入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頁111。
[4] 陳柏棕採訪，〈江水和先生訪問記錄〉（時間：2011年4月22日，地點：臺北市土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02號麥當勞土林餐廳），未刊稿。
[5] 陳柏棕、阿部賢介採訪，〈盧金水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
[6] 〈歡喜の白川部落 靑年、海軍志願を決議〉，《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5月17日，版4。
[7] 〈征かん軍艦旗の下 興 勤奉隊員一齊に志願〉，《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5月26日，版4。
[8] 〈軍艦旗の下へ總蹶起 願書に添へた血書 圖南造船養成所全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7月10日，版4。
[9] 〈郡役所職員が率先 北門郡軍艦旗の下へ六三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6月11日，版4。
[10] 〈大擧海の兵へ志願 高雄市職員が三百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6月26日，版4。
[11] 〈志願熱いま最高潮／羅東郡全員志願が〉、〈志願熱いま最髙潮／宜蘭市二千九百名 適格者志願殆と出揃ふ，《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 12月7日，版4。
[12] 〈殆ど全員力が出揃ふ 嘉義郡一萬六千三百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12月8日，版4。
[13] 李國生，〈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 1945)〉，頁147。
[14] 陳柏棕藏，「彰化郡福興庄役場、皇民奉公會福興庄分會、福興庄奉公壯年團寄紀乃浦信函」。
[15] 陳鵬仁、王雪娥編著，《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臺北：致良出版社，2007年），頁95。
[16] 廖清秀，〈日本「海兵團」八月苦難記〉，《臺灣文藝》第77期（1982年10 月），頁65-66。
[17] 陳柏棕採訪，〈林文雨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18] 陳柏棕採訪，〈施能華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
[19] 林えいだい，《台湾の大和魂》（大阪：東方出版株式會社，2000年），頁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