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元慶撰寫、編版
圖／鄭元慶提供
花蓮「松園別館」（以下簡稱「松園」）旁的防空洞內，貼著2018年，日人榊原幸宏與家人帶著神風特攻隊員哥哥榊原實的照片，來此尋訪榊原實從花蓮港飛行場出發戰歿的足跡。照片將場景前推至1945年6月，榊原實在出擊前一晚，曾在「松園」旁的小木屋喝過由高指揮官代替天皇賞賜的「御前酒」，印證這裡與神風特攻隊有關的傳說。[1]
「松園」位於美崙溪旁高地，面對太平洋與正面美崙溪出海口，離花蓮港飛行場約6公里，原為1942年4月1日成立，負責役男召募管理的「花蓮港陸軍兵事部」辦公室[2]。下方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原為日本陸軍花蓮港分屯大隊駐紮，後由步兵第二聯隊第三大隊接續，也是日本在二戰時囚禁盟軍高階戰俘的「花蓮戰俘營」所在地。
從空中教化
花蓮雖地處後山，當地民眾卻很早就與飛機結緣。1910年代初期，隨著日本航空的發展，台灣總督府計畫利用飛機的輔助，來達到威嚇、偵查和鎮壓原住民的目的。同時，也藉由飛行向殖民地展現日本國力，藉此增加民眾對母國的認同。
1915年4月底，飛行士高左右隆之完成西岸的新竹、高雄飛行表演之後，轉移至東岸的花蓮港廳。因當地並沒有任何設施，為找尋起適當的場地，他先前往距離市區不遠的「加禮宛」原野，觀察氣流風向後，決定當成起降場。經花蓮港廳廳長飯田章[3]及地方人士斡旋，由駐守的日本陸軍步兵第二聯隊第三大隊協助興建簡易機棚及其他設施。[4]
5月1日正午，主辦單位以煙火為訊號，除本島人、內地人、移民村眾聚集之外，總督府還召集內、外太魯閣原住民各3百人、臺東、璞石閣（玉里）原住民各2百餘人，由各監督與通譯帶至著陸場，觀看人數超過2萬人，一向寧靜的東台灣，呈現人潮聚集之盛況。
下午3時，飛機推出機庫，千餘原住民圍成半圓型，照例官方先行訓話。接著高左右隆之爬上駕駛座，向群眾說明飛機原理後滑行升空，繞場一圈後，在離群眾不遠處投下爆烈彈，聲音及火焰使「蕃人相顧恐怖失色」，飛行中並撒布宣傳單。然後以300公尺高度往南，飛到距離一里遠的吉野村後返場，這是花蓮首次的飛行紀錄，歷時11分鐘、2萬觀眾。
兩天後，高左右再次升空，投擲爆裂彈及散發傳單後結束。對殖民政府來說，這2次飛行表演，除教育功能之外，對治理與管控原住民也有貢獻。[5]
噶瑪蘭族移居地
世界各地的飛行場多冠以地名，但高左右隆之1915年時的起降場，是在「加禮宛原野」，《台灣日日新報》說明該處「離花蓮港街北西一里八町，[6]地形廣漠坦平，是臺灣不可多得之絕好飛行場。」[7]
「加禮宛」在花蓮北邊與新城鄉一帶，為原居宜蘭冬山河下游南岸噶瑪蘭族「加禮宛社」移居地。噶瑪蘭族人以漁撈為生，漢人遷入墾殖後，漁獵受限，於1840年遷至南方澳及花東海岸，其中一部分在此落腳，仍沿用「加禮宛」為社名，共有6個部落。[8]
1878年，「加禮宛」、「撒奇萊雅」兩族埋石締盟，抵抗清廷，初期依靠地利，勝多敗少。後清廷從基隆、台北增兵，砲擊美崙溪沿岸。9月，聯盟遭清軍焚村滅社，是為「加禮宛事件」。之後部份族人遁入阿美族中，部分遷至新社，今花蓮市郊立有「紀念1878」紀念碑，說明事件始末。
絕佳的飛行場
高左右隆之表演之後，台灣總督府在1920年成立「警察航空班」，1922年11月，佐藤求己班長到東部勘查，從花蓮港廳平野區平野村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土地中，協議取得50甲餘地，1924年起使用5年，作為花蓮港降落場；[9]該片平野村的土地，就是行政區改名之前的「加禮宛」。[10]
當時花蓮周邊原住民各部落仍常有反抗情事。1923年5月，「警察航空班」的中島式5號、サ式523號、サ式524號等3機飛抵花蓮港，這是總督府的空中警力，首度前進東部，進行原住民部落的投彈威嚇、偵查等任務。[11]
1925年，當「警察航空班」將被裁撤，陸軍在台新設飛行聯隊的消息傳出後，花蓮港廳居民認為，「加禮宛」原野是建設飛行場的「超拔絕類之好適地」，就由梅野清太外等11位仕紳聯署，向陸軍大臣、臺灣總督及臺灣軍司令官等提出請願，希望飛行聯隊能設於花蓮港，[12]但最後無法如願。
軍方飛行隊訓練要地
「警察航空班」於1927年廢止，花蓮平野區的著陸場用地、機棚與其他設施，一併交由在屏東飛行場新成立的陸軍飛行第八聯隊（以下簡稱「陸八聯」）接管。陸八聯成軍後的前2年，主要著重於日本所澤至屏東間的耐熱飛行，[13]以及西岸屏東至台北的慣熟（讓機師熟悉機型、機場環境、操作程序）飛行。
2年後，陸八聯將觸角伸往東部。1929年9月17日， 3架甲式4型戰鬥機，[14]從屏東起飛，先降落台東著陸場補給之後，再飛抵花蓮港飛行場，這是戰鬥機首度在花蓮港降落，並沒有大陣仗的歡迎儀式。[15]
1930年，陸八聯首次進行環島一周的飛行訓練。1月21日上午，編號1092（田副中尉、深見大尉）、和1070（水谷大尉、小松少佐）兩架偵察機從屏東起飛，經台東空投郵便物後，午前兩機分別降落花蓮港。[16]23日上午天候放晴，2機從花蓮港出發，經台北、新竹、嘉義，12點55分降落屏東飛行場，完成第一次有著陸的環島飛行。[17]
之後幾年，花蓮港飛行場為陸八聯屏、花間往復飛行、夜間飛行訓練場域；海軍軍機偶而也會進行馬公、花蓮港間的飛行訓練。[18]1934年，陸八聯還在花蓮港外海進行實彈爆擊演習，吸引約2萬名民眾在奇萊鼻燈塔附近觀看。[19]
環島網路站點
1936年4月，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日本空輸」）為規劃台灣環島航空路網，常務理事戶川政治、台北支所長淺香良一至花蓮港視察後表示，花蓮港「平野區著陸場」面積砂質等皆佳。[20]7月，當該會社花蓮港出張所主任江藤心作抵任時，陸軍已同意出借使用，另蓋新的辦公室、停機棚等設施。[21]
根據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呈給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島内定期航空開始に関する件通牒」公文指出，台灣總督府於1936年8月1日開始「島內定期航空」飛行，使用台北、台中、高雄、宜蘭、花蓮港等5個飛行場，其中花蓮港和高雄向軍方借用，其餘為總督府管轄。[22]
北、花航線距離240公里，飛行時間60分鐘，每周2往復。9月6日首航，台北出發乘客為國武孔、杜聰明、山本三郎、森棯等4人，其中杜聰明是戒絕臺灣人民鴉片毒癮的核心人物；返程有花蓮港廳長藤村寬太、花蓮港街長宮崎末彥世、角田屬、三木花蓮港電氣會社專務、並木夫人等6名。[23]為了獲取最即時的氣象資料，總督府在1938年8月設立花蓮測候所花蓮港飛行場出張所，以維護民航飛行安全。[24]
花蓮港地方民眾熱衷在當地設置飛行聯隊，當花蓮港成為「島內定期航空」站點時，花蓮港埠的築港工程已開始進行，若能加上飛行聯隊，未來繁榮可期。於是花蓮港街長宮島末彥，就帶領仕紳前往台北，向軍司令官陳情，但亦無下文；[25]後來軍方將新的聯隊設在嘉義飛行場。
進入戰時體制
「日本空輸」在1939 年改由國營的「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接手，「島內定期航線」持續進行。1940年10月，因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戰爭開打了3年，為了節約戰略物資，實施「燃料消費規正」，[26]「島內定期航線」僅剩台北、台東及台北、馬公兩航線，並在1941年12月8日本偷襲珍珠港後，轉為「軍用定期航空」，機場也全部改為軍用。
進入戰時體制之後，花蓮港飛行場後續的發展甚少被揭露。在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前，為籌備零時差攻擊菲律賓、香港及南洋各國，大本營將航空兵力從其他地區集結至台灣，雖然多數分布在台灣西部、南部各飛行場，地理位置較偏的花蓮港飛行場，也有可能被用來轉場。
太平洋戰爭開打之後，日本的航空戰鬥部隊經由臺灣南侵，難免會有戰機損耗人員傷亡，於是台灣各飛行場就成為中繼、整補及教育訓練的基地。[27]1942年4月，海、陸軍同時在台成立航空教育訓練部隊。陸軍於屏東新編第104教育飛行團司令部，下轄第106、108、109教育飛行隊，分別駐紮臺中（戰鬥機）、屏東（戰鬥機）、嘉義（重爆擊機）。海軍則成立新竹航空隊，10月設置二代高雄航空隊。[28]
佈署航空要塞
到了1943年，隨著愈形激烈的戰事，基於後勤維修的需要，在花蓮港新設200名員工的航空廠。[29]2月以後，美國空軍威脅大陸沿海日本駐軍，為加強防衛台灣空域，陸軍將原第104教育飛行團擴編為8個飛行隊，其中第20教育飛行隊駐紮花蓮港（戰鬥，配置16機）。[30]
1944年3月，美軍在太平洋戰事屢獲進展，日軍為了絕對國防圈要地的防衛及南方交通線的暢通，實施了「十號戰備」計畫，將台灣主要飛行場擴張成「航空要塞」，花蓮港屬「根據地航空要塞」，增設「第二機場」（南埔）及上大和飛行場。陸軍將實戰部隊的飛行第14戰隊（共33架戰機）部分派駐花蓮港，但主力在嘉義。[31]
1944年6月10日，日本的絕對國防圈遭戰火坡及，為防範盟軍北上，大本營乃抽調本土1航軍的主力增援台灣，新編成8飛師（代號「誠部隊」），轄368架飛機，包括138架實用機與230架教練機，兵力重新配置，將25飛團駐紮花蓮港飛行場，轄彰化的105戰隊和嘉義的108戰隊。[32]
台灣沖空戰 日軍折翼
1944年10月，美軍反攻菲律賓之前，為了切斷來自臺灣的支援，先對台灣的機場、軍需設施進行大規模轟炸。10月12日上午，「台灣沖空戰」登場，從美軍第38特遣艦隊4支特遣支隊起飛約5百架美機，從蘭嶼紅頭嶼外海進逼，日機2百多架迎戰。但日本軍機性能數量及飛行員素質與美軍相差太遠，第一波交戰就折損80架，其中不少是駐花蓮港飛行場25飛團的中島二式戰機。中午之後，美軍第2波5百機來襲，日機僅75架迎戰，其中半數被擊落。下午美軍第3度襲擊時，已無日機升空攔截。一天之中，日軍325架次戰機中111架遭擊落，包括13名大尉級以上的資深幹部遭擊落，影響士氣甚鉅。[33]
美機攻擊全台各地的軍事設施，其中花蓮港車站、花蓮港漁產加工廠、壽豐溪溪口水力發電、花蓮工業學校均遭到攻擊，花蓮港酒精工廠全毀、日本鋁業花蓮港工廠幾乎被夷平。
美國38特遣艦隊攻擊台灣3天之後，轉而支援菲律賓戰事，改由美國陸軍第20航空軍，以B-29重轟炸機，從成都渡海轟炸台灣。因B-29航速快、高限超過1萬2千公尺、機身火力強，日機難以進逼。14、16及17日3天，B-29出動232架次，本身無損傷。[34]
轟炸台灣 遍地焦土
美軍在1945年1至3月，持續菲律賓戰事；4月以後轉攻沖繩。由於台灣各糖廠及酒精廠持續升產代用航空燃料、各航空廠持續運作組裝飛機，加上遍布全台的飛行場及特攻作戰，都使盟軍有芒刺在背之感，於是美軍第5航空軍從1月11日起，對台執行長達7個月的持續轟炸，癱瘓台灣日軍的戰力。共出擊7709架次，投下1萬5千多噸炸彈及6萬多加侖的汽油彈。[35]
花蓮港廳所轄11個三級行政區中有10個遭炸，落彈1111公噸，在台澎各州廳中落彈量最少。[36]造成花蓮港民眾100人死亡，176人輕重傷。[37]
日軍為了躲避各飛行場遭美軍轟炸，台灣總督府命令全台的師生民眾，以奉仕（義務勞動）的方式，配合當地的竹木工廠，仿製實體大小的竹製誘餌機，上漆及塗裝國徽，置於飛行場的明顯處；真正的飛機則隱藏於樹林間或機堡內。目的是耗費美軍彈藥，並誤認已經炸射日機，實際上也達到效果。
特攻作戰 有去無回
菲律賓戰役中，因實力差距懸殊，日將大西瀧治郎在10月25日以「一機一命換一艦百命」的方式，啟動特攻戰術，衝撞美艦。當時的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衡量日軍飛行員素質、戰機數量性能之後，也在10月底號召陸軍8飛師，編組成特攻隊伍。海軍同樣招募各教育訓練航空隊員組隊。這些年輕隊員，在1944年底美軍轟炸的空檔，以短期方式訓練特攻戰術。[38]
在沖繩戰役中，花蓮港飛行場「天號作戰」的特攻隊，依時間序共出擊11次：4月「誠」第26戰隊；5月飛行第17戰隊、獨立飛行第23中隊、「誠」第26戰隊、「誠」第204戰隊、獨立飛行第48中隊、獨立飛行第23中隊、飛行第204戰隊、飛行第17戰隊、「誠」第31飛行隊；7月飛行第204戰隊，次數為全台第2，25位特攻隊員，有去無回。[39]
回到「松園」，防空洞裡面另有日本本土特攻隊員的照片，及漫畫家敖幼祥所繪製的「松園」鳥瞰圖，圖中有架日本軍機停在主建築旁，拉近神風隊員榊原實與「松園」的距離，雖然依照常理判斷，飛機不太可能停在那裡。
「花蓮港陸軍兵事部」後來升格為「花蓮港地區司令部」。日本投降後，改編為「花蓮港兵事部勤務隊」，協助後送事實。1946年4月21日，官兵及日僑搭船離開花蓮，5天後抵達鹿兒島。[40]
注解
[1] 田德財《神風特攻隊員家屬來花 印證松園別館傳說》2018年8月6日《更生日報》。
[2] 「新設部隊編成完結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0370700、昭和17年 「陸亜密大日記 第22号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 警界出身的飯田章，1914年奉台灣總督佐久間馬太之令，修築完成從北埔經三棧至立霧溪右岸的隘勇線，並架複式設鐵絲網、修築輕便鐵道。台灣總督府接著於6至9月，兵分兩路，討伐太魯閣族。太魯閣戰役《台灣原住民事典》教育部原民中心。
[4] 1915年5月4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 花蓮港之飛行。
[5] 1915年5月1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 花港飛行成功。
[6] 約4.8公里，大正時期尺貫法的「里」約3.927公里，「町」約 109.09 公尺。
[7] 1915年5月1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 花港飛行成功。
[8] 噶瑪蘭族《維基百科》。
[9]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頁223。
[10] 花蓮縣花蓮市戶政事務所日據時期住所番地與現行行政區域對照表（日據時期戶籍微縮資料），頁U-1、U-2、U-12。
[11] 大竹文甫《台灣航空發達史》，頁144。
[12] 1925年4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 花蓮請設飛行隊。
[13] 所謂的「耐熱‧試驗飛行」，是日軍在熱帶地區所進行包含航空氣象調查、飛行員技術訓練，以及飛機性能測試等相關活動之統稱；也就是機師在高溫環境下操控飛機，了解飛機耐熱性能。因台灣為日本位於熱帶的殖民地，就成為軍方進行「耐熱‧試驗飛行」時的首選地點。曾令毅《二次大戰前日軍在台航空兵力發展之初探（1927-45），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2012年/夏季號》，頁76。
[14] 包括編號763（森田軍曹）、906（戶敷軍曹）、922（倉持中尉）等三架戰鬥機。
[15] 大竹文甫《台灣航空發達史》，頁224，屏東機が花蓮港へ山岳飛行。
[16] 1930年1月23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 一周飛行二機 已抵花蓮港 俟晴天出發。
[17] 大竹文甫《台灣航空發達史》，頁225，屏東飛行隊で全島一周飛行。
[18] 1934年9月1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7版馬公花蓮港海軍機快翔。
[19] 大竹文甫《台灣航空發達史》，頁269，花蓮港海岸演習。
[20] 1936年4月3日《台灣日日新報》第7版 花蓮港の平野を視察 日本空輸の戶川氏ら。
[21] 1936年7月28日《台灣日日新報》第12版 花蓮港格納庫 建加禮灣。
[22] 「島内定期航空開始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6840500、永存書類乙集 第3類 行事 第2冊 昭和11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3] 大竹文甫《台灣航空發達史》，頁437，島內旅客初飛行。
[24] 1938年8月4日《臺灣總督府府報》 告示第283號。
[25] 1936年7月1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 代表東臺地方民衆 陳情設置飛行聯隊 街有力者訪軍司令官。
[26] 1940年10月8日《台灣日日新報》第7版，揮發油と重油の消費規正を强化 改正規則十日から實施。
[27] 增令毅《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頁207。
[28] 蘭陽博物館150期-日治時期的宜蘭飛行場(一)
[29] 同上，頁204。
[30]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叢書:沖繩、臺灣、硫黃島方面作戰: 陸軍航空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0），頁21、51-52、84-85。
[31] 「第2章 10号作戦準備（自昭和19年3月下旬至昭和19年7月中旬）／其の1 要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353600、台湾方面軍作戦記録 昭21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頁14。
[32]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頁151。
[33] 同上，頁176-177。
[34] 同上，頁186-187。
[35]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第51期（2017年3月），頁71。
[36]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頁270-271。
[37]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第51期（2017年3月），頁82。
[38]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頁193-194。
[39] 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台灣的航空攻防（1941-1945）》，頁48，表1-15 1945年天號作戰時的臺灣發進機場5。
[40] 「18．台湾方面部隊（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95300、南方．支那．台湾方面陸上部隊略歴（航空．船舶部隊を除く） 第2回追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頁1981-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