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凋零──追念父親，告別屬於他的那個年代：武士家族（一）

本文為尹萍〈老兵凋零──追念父親，告別屬於他的那個年代〉之作者修訂版，原文見於氏著，《武士家族》（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01-113。

文／尹萍撰寫，羅國蓮編輯 

新店天堂

幾年前，兄弟姊妹們難得聚首，討論著是否應請患有巴金森氏症的老父遷回眷村平房居住，較寬敞且進出方便。

耄齡的老父堅決反對。「我現在，」以手杖頓地，他說：「就住在天堂裡。」

他住在新店市一棟四層樓舊公寓的二樓。

最近幾年，我每次回國，總是從中正機場直奔父母所居的新店。脫下國外服裝，換穿適合台灣天氣的薄衫、短褲、涼鞋，頭髮束起，洋傘打開，我就在大街小巷穿行，自覺融入市井而秋水無痕。新店於我，漸漸成了「故鄉」的代名詞。

在台停留期間，我幾乎不上別的地方，只在新店，而且只在新店溪畔──父母家──耕莘醫院這條動線上往來奔走，一日數回。

然而我從未認同新店。我好像是在新店出任務，職責是照顧父母，給辛苦的姊姊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心無旁騖，對日日經過的店家、擦肩而過的路人熟視無睹。當我攙扶情緒易陷低潮的母親，我努力尋找能吸引她注意的好東西：樹上的芒果、校園裡的紫花、簷下育雛的燕子，或池塘裡游走的魚鱉。當我回頭照看蹣跚落後的父親，我提醒他別踩到地上的狗屎。

仔細想來，新店原是舊識。大一時全班濛濛谷露營烤肉，是初次見面。山清水秀，南部來的我驚艷傾心。孩子們幼小時，週末我們常常去青潭與碧潭之間的河谷探險。一次在廣興里，女兒隨興跳進河裡游泳，卻訝見一條粗大水蛇在水中蜿蜒與她共泳。河畔遍是竹林，春天農人採割竹筍，我們聞香而至，買回煮湯，其味清甜無比。這些都是我們寶愛不忘的美好記憶，但卻從未與「新店」畫上等號，彷彿那山區不屬於新店。在我們騃頑的心目中，「新店」止於新店車站。

圖二　尹萍大一時全班在新店濛濛谷（上圖）露營烤肉，山清水秀令她驚艷傾心。（來源：Google地圖）

在新店的日子，於我如修行，如服兵役數饅頭，如小沙彌敲木魚。我是旅人，是過客，帶點悲情的自憐，想要來得俐落，去得乾淨。我與新店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像個貞淑的女子，覺得自己別有牽掛，不宜處處留情。

時日增長，新店卻似滴水穿石，逐漸在我心上鑿下痕跡。

有一次我帶母親看病，從醫院出來，剛領得的大包藥不知何時遺落，煩亂中竟不自覺。二十分鐘後急急回頭去找，卻見那包藥端端正正放在丁字路口的水泥礅上。藥袋映照著陽光，彷彿那拾起的人在嘆息是誰這麼不小心。

有一次母親走失，我們慌了手腳，問巷口麵店的阿嫂有沒看見。阿嫂說：「有啊，她走過去有十分鐘了，我叫她進來坐坐，休息一下，她都不肯，說要去醫院找你們。」

又一次在心慌意亂中我丟失了錢包，連在哪兒掉的都不知道，心想這還有什麼指望。豈料回家後接到電話，同巷子的鄰居撿到，根據身分證追查出我的下落，給我送來，不肯說名字地址……

小飯館的老闆娘告訴我，我點的青菜老爸老媽嚼不動，他們通常點的是哪些哪些菜……。

坐在捷運車上，一位太太從車廂那頭對我喊話：「我見過你喔。你常常去河邊公園對不對？」

是的，河邊公園。從它還沒個公園模樣的洪荒年代起，母親就在這裡義務教打太極拳了；父親則是她永不長進的劣徒。有二十年之久，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倆就背著錄音機，拿著扇子和劍，來河邊會合新朋舊友，吐納山川正氣。

直到母親再也記不得一招半式。

我想到二老剛來此定居時的情景：公寓四面多是稻田或荒地，不遠處的中央新村則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唯一的大眾交通工具公路局車到此為止，讓人有世界盡頭的錯覺，卻也有世外桃源的幻想。

曾幾何時，二老於新店也如白頭宮女了。

我漸漸覺得可以放開胸懷，跟識與不識的人點頭微笑。我看出父母居住的鄰里像一張無形而緊密的網，對他們形成某種保障。我憬悟我們的一舉一動，其實都被左鄰右舍，甚至大街上的商家耳聞目睹，積年累月，以致瞭如指掌。

父親十九歲與同學結伴去從軍報國，母親十五歲離家住讀師範，此後大半生流離漂泊，而眷村陋屋從來不是自己的房子。新店恐怕是他們最安穩的一個窩了吧？

怎能怪父親說，他現在就住在天堂裡呢。

在河邊公園裡，膝蓋僵硬雙手顫抖的父親以手杖指點江山──完全出於無心，卻準確地模仿了他此生追隨的領袖。他伸手一揮一擺，像在介紹自己的防區：「怎麼樣，你們紐西蘭沒有這麼大的公園，這麼好的景緻吧？」

我微笑不語。

父親不在家

京滬線上，南京城東，龍潭鎮外，曾經有個叫做尹家場的小村。在父親幼小時，也就是民國初年，全村僅百餘戶，全都姓尹。父親排行老二，上面哥哥，長他三歲。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龍潭附近，與軍閥孫傳芳所率六省聯軍大戰一場，史稱龍潭之役。父親那年九歲，與他哥哥偷跑到村外去看兩軍作戰，祖母發現後急去尋找，呼喚兄弟倆回家，一顆砲彈從後飛來，自祖母背上劃過，從此留下一大片疤痕。

祖父尹聯禧，前清時代讀舊書，在尹家祠堂私塾裡是出類拔萃的佳子弟，熟記四書五經，善寫詩詞文章，遠近聞名。可惜還沒來得及考功名，科舉便廢止了。滿腹經綸無處賣，只好到處尋館，做教書先生。本村太小無館可坐，他便像走方郎中似的，到鄰近鄉鎮去，找些大戶人家當家教。如此過個幾年，新式學校漸漸普及，他終於再也謀不到館，只好回家。

幸好家有賢妻。祖母王氏，帶著兩個幼兒，竟還能下田種稻、入塘捕魚，把家裡整治得衣食不缺；而這些重活兒，祖父卻做不來。事實上祖父除讀書外別無所長，素來有個「書呆子」的渾名。他在家待了一陣子，同村做生意的族兄拉拔他，請他幫忙管賬，出門做買賣，也要他跟著。

族兄的生意之一，是在鄉間搜購鴨子，用船運到南京，賣給中盤商去做南京板鴨。祖父常常奉命押船，他就攜帶子侄同行，幫忙趕鴨。有一次，大約就在偷觀龍潭之役後，他的長子，我父親的哥哥也去了。

據我父親敘述，他哥哥那年十二歲，初次出門。晚間船開到一個偏僻小港停泊，祖父和眾堂兄呼嘯上岸，去他們顯然熟知的一處賭場吆五喝六去，吩咐這十二歲的孩子留守。更深夜靜後，岸上忽然傳來狼嘷，由遠而近，黑暗中，從船上只見到樹林裡一雙雙晶亮的眼睛。這孩子急切間想要解開船纜而不得，呼救亦無人應。總之，天亮後眾人賭罷歸船，只見鴨屍遍甲板，孩子也沒了呼吸。

我父親常說，他哥哥是被狼嚇死的，因為狼群忙著啃鴨子，並沒咬他。反正自此父親就升格成了老大。事實上，那時候兩個弟弟還沒出生，父親一時間成了獨子。他總記得哥哥枉死不久，他重病高燒，祖母急瘋了，背了他，一個人摸黑趕路，到龍潭鎮上敲開醫生的門，救活了他。祖父如常不在家。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我父親十九歲，剛好高中畢業。八月十三日上海戰起，祖父正貿遷到上海，他寫信回家說，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我讀聖賢書，何能置身事外，決定就地參加抗日行列，家人請自保重。從此沒了音訊。

父親八十大壽時，我們準備擺個壽宴，父親堅辭不受，倒是寫了個簡短自述交給我。談及祖父以一中年書生而仍血性如此，很不容情地批評，說他「並未受過軍事訓練，盲從行為，書呆之至」。

這自然是拿來與他自己受過的完整軍事教育做對照。上海戰役打了三個月，南京政府機關利用此時間撤退到武漢，再轉至重慶。南京一帶中學、大學生向中央請命追隨，獲發少許路費，於是紛紛上路。父親與一群同學好友步行出發，過長江大橋，走到江北浦口，看到逃亡人潮人山人海，鐵路幾近癱瘓：

「在混亂中，我們終於看到一列鐵皮火車進站，但已擠滿，沒有一點立足空隙。我們不顧危險，爬到車廂頂上。」

火車奉命讓軍車優先行駛，因此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開到徐州車站：「這裡逃亡人潮很亂，我們跳下車廂，跨越津浦與隴海鐵路交叉道，找到隴海鐵路西行貨運火車，照原式爬上車頂，兩天後到達河南開封車站，憲警叫通通下車。」

開封城很大，戰火未及，市面平靜。但接下來怎麼辦，誰也沒有主意。茫無頭緒之際，發現城裡到處張貼著三種招生廣告：陜北延安抗日大學（共產黨的）、山西太原民族革命大學（軍閥閻錫山的）以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幹部訓練班（國民政府的）。

「大家都很高興。據說只要是流亡學生，報名即錄取。有人認為既能解決生活問題，又有大學可讀，抗日大學或革命大學皆無不可。我卻對這兩校抱持懷疑，而選擇了早有所聞的中央軍校。」

他與千里跋涉共患難的同學們，就在這裡分道揚鑣了。後來他們有沒有各為其主，在戰場上對峙，甚至短兵相接，是不堪設想的。

返鄉外省老兵的「原罪」

父親考入幹部訓練班，兩個月後轉赴武昌，編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團長由蔣委員長兼任，教育長是桂永清。父親是第三總隊軍事科學生。

隨著戰局惡化，戰幹團先是從武昌行軍至湖南桃源，半年後撤至沅陵，再半年又翻山越嶺行軍二月抵達四川綦江，繼續訓練半年，這才結業。編併為中央軍校第二分校，第十六期十九總隊步兵科畢業。[3]

這樣在戰爭中邊逃邊受訓，不是躲在深山裡就是長途行軍，戰爭打了快一半訓練才完成，真所謂「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我常遙想主事者之沉穩堅毅，參與者之堅苦卓絕，而欽仰嘆服。最奇者，戰幹團還有一支「女生大隊」，十幾二十歲的女孩子，同樣山野中受訓、穿草鞋行軍、吃夾雜飛沙走石的大鍋飯，我母親就是其中一員。

父親畢業後，分發至湖北第六戰區，野戰部隊擔任少尉排長，「在鄂湘地帶與日軍周旋對峙，經常與敵軍師級以上部隊運動，或陣地攻防作戰，戰況非常激烈。」同隊同學在兩湖戰區服役者甚多，「作戰傷亡，時有所聞」。

我小時候，聽父親講過幾次作戰情形，總難想像在那樣的槍林彈雨中，父親如何能安然渡過每一天，而成為我的父親。我一定這樣問過，因為我記得他回答說：「作戰時你不能怕，你就是要向前，就是要衝鋒，子彈反而不會落在你頭上。」我知道父親熟讀兵書，擅長欺敵，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堪稱智勇雙全。

長話短說，抗戰勝利時，父親的職稱是青年軍二○六師副營長。原本以為「那美好的仗他已打過」，誰知國共戰爭隨之而起，父親戰後未能返鄉，反而於次年，民國三十五年，奉派率二○六師部分軍官，自重慶赴洛陽，鎮守黃河防線。

但他急於孝養老母。當時軍務並不緊急，我母親和襁褓中的大哥隨軍而行。父親便把祖母從南京接到洛陽，與妻兒同住。又擔心兩個十幾歲的弟弟在南京無人照管，把他們也叫了來。二弟他留在身邊佐理軍務，三弟才十二、三歲，先是讓他在洛陽念中學，後來才進入青年軍受訓。

母親每次講述到這一段，總是一拍大腿，嘆道：「哪想到你三叔就是在洛陽念中學的時候，入了共產黨！」言下之意，不僅是可惜三叔「誤入歧途」，而且為國共鬥爭之際，「國民黨軍官家裡藏了個共產黨人」而心驚肉跳。不過我想，三叔當時年紀尚幼，不見得就入了黨，多半只是參加了其外圍組織吧。

六十年後的今天，後人自然難以論斷誰是誰非，誰辜負了誰，誰害苦了誰。這其實是時代的大悲劇。在席捲的洪流中，小人物各憑良知良能，瞬息間下判斷、做決定。局勢的變化，歷史的功過，豈是他們所能參詳？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陪父母返大陸探親，在北京公安大學教職員宿舍，首次見到中文系任教的三叔以及他的家人。當時大陸物資缺乏，海外人士返鄉禮物常是冰箱、電視等，且有「三大件五小件」的限制。而我是假探親之名，行採訪之實，大件的配額都給了採訪對象，記得帶給三叔的僅是「小件」音響。我當時三十出頭年紀，自以為體能與智慧都達到巔峰，背包牛仔褲滿城亂竄，對所見所聞恣意在腦中詮釋，筆下品評。

我看見三叔憂容滿面，模樣兒比我父親還見老；我聽見每一個返鄉探親的老兵，都帶回來一個「家人因我是國民黨而受苦」的故事──多少人為這樣的故事哭了不知多少場，這簡直成了外省人在大陸的「原罪」。

我不想哭。我身為外省第二代，既不想在台灣背負國民黨的原罪，也不想在大陸背負國民黨的原罪。冤有頭債有主，台灣人，要怪就怪蔣介石吧；大陸人，只能怪毛澤東吧。

我父親可不像我這麼愛撇清。他愛把不是他的罪都攬上身。他像基督教傳道士，穿著「我是罪人」的白背心，走來走去。他英雄老矣，對自己的人生產生懷疑；他追隨的領袖被人鞭屍，他信仰的主義被人否定，他遂採取哀兵姿態，把自己貶低得一文不值，激動起來就哭著說他無德無能，對不起每一個人。

台灣的電視新聞他漸漸看不懂了，報紙上說的讓他不敢相信。在他因巴金森氏症而進入失憶、失智狀態前後，他好幾次與我們爭論：「李登輝是蔣經國親手挑的人呀，蔣經國怎麼會看錯？」「俞國華是幹什麼的呀，他怎麼就讓他們這麼搞法？」

我有時候想，這世界變化快，老兵早點凋零，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是壞事。

今日清晨，我心目中最無畏的勇士終於向死神屈服，病逝於他生活了五十八年的台灣。屬於他的那個年代，在我看來，就此結束了。

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原載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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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編注）〈蔣中正總統底片(0001-0350)〉，《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20000-00056-108。

[2] （編注）《宮中檔奏摺-光緒朝》，袁世凱等六人奏，〈奏為時艱日迫亟圖補救擬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以期有利無弊恭摺會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日，故宮138058號，頁1，國立故宮博物院 ⋈ 清代檔案檢索系統，（2025/11/11瀏覽）。

[3] （編注）(1)民國二十七年（1938）一月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由湖北武漢遷到湖南，三月最終選址武岡並更名為第二分校，至三十三年（1944）後遷至四川成都、併入成都分校，二分校校址皆在湖南武岡。又〈從戰幹團走出的黃埔生：黃埔軍校二分校16期19總隊淺探〉、〈戰幹三團與黃埔三分校初期歷史梗概〉二文指出，戰幹團的學生疑似有在結業後才比敘為黃埔軍校（即中央軍校）正期學生期別的現象：「16期19總隊很可能並不曾抵達過武岡，……當然，也不能排除之後曾有一些同學，又以補訓的名義前往二分校受訓」；本平台〈我終於有希望成為官校生了〉一文則提到「那時武岡城共好幾個總隊，可列記的有16期補訓總隊」。如此尹策在四川綦江結業、編併為中央軍校第二分校第十六期十九總隊步兵科畢業，或許即是戰幹團結業後比敘為中央軍校正期生學籍。
(2)依〈風雲起：閒談黃埔軍校1-6期比敘班隊〉，「比敘」是「學籍認定機制，指通過官方程序將非黃埔本校或特定班隊學員學歷，按一定標準併歸黃埔正期學生序列」。（以上網路文章瀏覽日期皆為20251123）

[4] （編注）《怒潮澎湃紀念雧》為陸軍官校十五至十八期軍事委員會戰幹第一團在台師生聯誼會，於民國七十三年（1984）年八月所編印的紀念集。

[5] （編注）中國銀行壹佰圓外匯兌換券-代表圖像-第1張、第2張 / 授權人：文化部典藏網 / 創用CC姓名標示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CC BY 3.0 TW +) @ 國家文化記憶庫。圖說可參看〈長知識！「台胞證」背後的兩岸故事〉（瀏覽日期202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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