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尹萍〈木蘭從軍〉之作者修訂版，原文見於氏著，《武士家族》（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15-123。
文／尹萍撰寫，羅國蓮編輯
圖／尹萍提供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時，我母親龔光憲在家鄉湖南澧縣念「九澧女子師範學校」。當我父親（尹策）與同學攀上津浦鐵路火車車頂，緩緩駛向徐州時，我母親正與她的女師同學組隊上街，對圍觀民眾演講、演街頭劇，喊口號、貼標語，到一家一家商店查禁日貨。
湖南有湘、資、沅、澧四大水系，都注入洞庭；澧水最北，由西向東流，將入洞庭之前，水北便是澧縣。上通荊州、宜昌，下連常德、長沙，澧縣自古是交通孔道。民國二十四年四月長江水患，洞庭湖暴漲，湘、資、沅、澧四水齊氾，母親就讀縣立女中初中部，校長把她叫去，說城牆已被大水沖破，你家就在城牆根上，快回去與家人團聚避難。母親涉水回家，與繼母、弟妹攀到城牆垛上，眼見鄉人在水中浮沉。大水三日始退，讓百年戰禍荼毒的中原更添破敗。
我父親在開封考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幹部訓練班」，不久轉赴武昌，編入「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受訓，已如前述。據他解釋，戰團以流亡大中學生為招考目標，在武昌先後成立三個學生總隊，另外破天荒設立了一個女生大隊，招收知識女青年。
考戰幹團「瞞天過海」
民國二十七年，武漢撤守，我父親隨著「戰幹團」隊伍，「背著軍毯軍服、書籍講義、教練步槍以及小板凳、寫字板等雜物，自武昌徒步行軍，經湖北沙市、湖南澧縣，到達湖南桃源縣城。」穿著草鞋、打著綁腿的疲倦雙腳拖著他年輕奮勇的身體穿街過巷時，他絕想不到他未來的妻子，將共患難六十多載的終生伴侶，就住在他經過的一個小鎮上。
武漢陷落的消息傳到湖南，地方士紳為之震動。九澧女師「全校師生議論紛紛，連訓導婆婆講話都提高了半個音階。」母親在她的回憶錄裡描述：「但鄉人守舊，能讓我們這些女孩繼續讀書已經不易，從軍報國那是男孩子的事呀。」
滿校女生，也只有我母親，雖然年齡最小，有幾分花木蘭的架式。當時女師學生不限年齡，有些鄉下同學已嫁作人婦，有的還是裹過小腳又放開的所謂「文明腳」。就是縣城裡的年輕女孩，在閉塞風氣下，連走路都不能跨大步，更別說跳跳蹦蹦。
我母親卻生長於開明家庭，成日與表兄弟爬樹、捉蟋蟀，外公從不限制，所以練得一付好身手，武勇過人。初中念縣立女中，第一年校運會便一口氣拿到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及低欄冠軍，接著跳高、跳遠、鉛球和鐵餅的金牌也都由她囊括（不過當時沒有金牌，學校頒發白銅墨盒代替，她拿了七個）。球類競賽她也是主角，排球打中鋒，籃球滿場飛……。第二年她就當上包含初中部與高中部的全校體育股長，鋒頭之健，母親常嘆「說來你們不信」。
（我想她頗遺憾我們沒人繼承她的運動細胞。她常譏笑我「不會跑不會跳，白長個高個兒」；我姊姊念高雄女中時是壘球校隊投手，曾在校際比賽中榮獲「美技獎」，算是差強人意吧。）
女師學生不管家住遠近，一律住校，僅週末可以回家。母親回憶，她與一群好友在校園裡的荷花池畔計議。有同學提出，看到報紙，戰幹團女生大隊第三期要在常德招生。「可是常德離我們澧縣一百八十華里，長途公共汽車要走好幾個鐘頭，我們怎麼說服家人，讓我們去報考？」
「要家人同意是不可能的。」我那「鬼主意最多」的母親提議：「只好採取三十六計的第一計。」
「逃？」眾女生瞠目結舌。
到了星期六的下午，這群女孩三三兩兩，在訓導處登記「回家」，然後到車站集合。一共是八個人，分乘兩班公車，約好在常德車站見。
母親和四位同學搭的是第二班車，到了常德車站，卻看見先到的三位同學被一輛卡車載走。那三人在車上喊叫揮手，意思要下車，卡車卻絕不容情地駛去。那是陜北延安抗日大學的「招生」隊。
又是延安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原來自從二十六年八月，上海保衛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已與延安方面達成協議，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從八月二十五日起，延安的紅軍脫下五星帽，戴上青天白日徽的黃色軍帽。毛澤東為與國民黨逐鹿中原，隨即在延安設立好幾所大學，從全國各地吸收（拐騙？）青少年，去就讀的都被形容為「投奔抗日行列」，但依照我父母的親身經驗，他們往往並不知道自己是奔向何方。
七十年後回首，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歷史的混沌中走上分歧的道路，當時固難說是對是錯，也看不出前途是福是禍；等到人生的高潮過後，反轉已無可能，縱然吃盡苦頭，各人卻往往會為此生的抉擇熱烈背書。
舉個例子。我母親在「女生大隊」時期最要好的朋友易善貞，結業後轉投延安，成為中共高幹。一九八七年我奉父母到北京探親訪友，易老已是「離休幹部」，坐著司機駕駛的黑頭轎車到「民族飯店」來看我們，司機開口閉口稱這老太太「老易」，我母大不以為然，說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不知道敬老尊賢。
易老坐在旅館房中，對我大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洗耳恭聽。臨走她說明日要請我們去「全聚德」吃烤鴨，早上九點半就去。母親訝問：「要吃午飯為何那麼早就要去？」易老答曰必須早去才佔得到位子。我們三人齊聲回答那不去了。「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從此成為我家經典笑話。
跟了中央軍或許可保全
國共鬥爭的結果，紅軍獲勝，在我父母看來絕對是歧途的延安抗大，在共產黨人看來自然是康莊大道。當時抗大的一個學員，多年後以充滿懷念的語調，描述他們在延安的日常生活：「每天早上起來，來到延河邊上，清澈的延河水，是學員們洗臉的地方，然後，集合出操、拎著板凳去上課。沒有教室，上課只能在宿舍外的平地上……。」
這樣的日子，與我母親入伍後的生活其實很類似，甚至更輕鬆，因為「女生大隊」為躲避日軍，不斷長途行軍，上課的地點往往在叢山之間，河水結冰，早上洗臉必須先在冰上鑿出一個洞來。
且說母親與同學們一路議論，研判這三個女孩是一下車就被攔截，遊說去報考「抗大」，她們以為多報考一處，多個選擇也不錯，沒想到一填了表立刻被押上車。可憐她們連隨身衣物都沒有帶呢。
母親等五人不敢與人搭訕，立即直奔軍委會報名。當日已晚，次日考試，到週一才搭公車返回學校。「車一出常德，便是遠山近樹，滿眼青翠，可是我們五人心情沉重，惦記著與我們分道的那三位。」
校中已是沸騰一片。五人挨了「訓導婆婆」一陣臭罵，各記大過一個。她們默然不語，不動聲色。兩週後接到通知，有三人錄取，限期報到。除母親外，錄取的是縣教育局長的女兒彭美德，和女師前任校長的女兒石成筠。
我外公是做什麼的呢？母親少小離家，在我的逼問下竟然說不清楚。她只知道外公是湖南師範學校最早期的畢業生，一生從事教育，除教書外，出錢出力興辦推廣兒童義務教育和成人識字班。
我母親幼承庭訓，啟蒙甚早，又有長她十歲的大哥光衡教她讀古文，才八九歲就在這成人識字班當小老師，放學以後教那些叔叔大爺們念班主任龍先生自編的課本：「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人生家常日用物，不用錢買不到家」，又是什麼「在山靠山，水靠水；種豆得豆，瓜得瓜」。老爺子們看見我媽就大喊：「光憲光憲快來幫我！什麼是在山靠山，水靠水？」
總之，這三位女學生的父親是多年好友。他們會商的結果，同意讓女兒們去從軍。母親在回憶錄裡記述，是她的一番話，打動了外公。母親的說法是，武漢都丟了，日軍進犯澧縣恐怕只在遲速之間，屆時女兒們的命運更不可知，倒不如跟了中央軍去，或許可以保全。
外公被這番話打動是有理由的。僅僅在三年以前，民國二十四年，縣城被洪水沖破以後，澧縣曾遭共產黨趁機攻占。當時天下騷然，軍閥各據山頭，政府軍疲於奔命，地方自衛僅靠鄉勇團練，外公既為士紳領袖，參與自深；急迫間，他攜長子光衡先行逃亡到鄉下。
紅軍進城即開始清算地主，母親十四歲，與守寡在家的堂姊同被抓去監禁，堂姊並且被吊起拷打，追問房產地契。幸好鄉人暗中護衛，兩姊妹未遭大害；紅軍不久退走，續向北進入湖北。
我查閱得知，那是國民政府軍第五次剿共，共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迆邐西竄，原本盤據湘西的紅軍第二軍團，賀龍與蕭克部下，先向東進，奪取包括澧縣在內的湖南東北城鎮，準備北渡長江，與紅軍主力會合，途中的一段小插曲。
所以我母畢生堅決反共，固不僅是國民黨洗腦的結果也。往後幾年她還有幾次與共軍接觸的經驗。她常鼻子裡哼著氣地對我們說：「共產黨到處貼著標語說不拿人民一針一線，是啊，針和線他們倒是不要的！」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這三個出身寧靜小鎮的女孩，背起簡單行李，告別家人，去常德投筆從戎。彭美德十八歲，石成筠十七歲，龔光憲十六歲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