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一個人可以有多幸運？
太平洋戰爭期間，被徵召從軍後陣亡及失蹤的台籍日本兵、軍屬和軍夫共有四萬五千人。在這個令人哀傷的數字背後，也有幸運的生還者。吳正男不僅幸運生還，而且早年可能令他成為「魯蛇（loser）」的人生，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幸運轉折。如今平安康泰到近百歲高齡；他：
──因為在臺灣投考中學兩次落榜，被送到日本接受教育，
──1944年從軍，因為上了航空通信學校，躲過死傷慘重的東京空襲，
──幾次被派往戰場出擊，卻因為各種原因被取消，
──戰爭結束時陰錯陽差被蘇聯俘虜，又因為上船時忽然染病，錯過船期，結果服刑期減少一年，
──被關押的地點是戰俘待遇較好的哈薩克，他認為當時日本情況未必更好，
──因為使用日本姓名、紀錄上又是日本的資料，因此吳正男被遣返到日本，避過了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或是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以及韓戰。
即便退役之後，這種因憋屈反而得益的情況也仍然跟著他，讓他度過難關，步上坦途。也難怪吳正男近年在日本接受訪問時，常以「人間万事塞翁が馬」（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來形容自己的人生。（汪琪）
文／吳正男口述，鄭元慶、顏君玲及朱家煌訪談，江紀良整理、編版
圖／吳正男提供，鄭元慶翻拍
「大山」
1927年8月4日，吳正男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斗六郡（今雲林縣斗六市）。他的父親吳開興在故鄉斗六相當有名望，曾擔任斗六鎮長，是台灣人之中最有地位的公務員之一，因此在一個很多人沒有機會讀書的年代，吳正男還去上了幼稚園。又由於家中獲得「國語家庭」認定，他得以進入以日本學生為主的斗六尋常高等小學校。
畢業後，他兩度報考嘉義中學校都未能如願，便依照父親的意思，在1941年4月3日從神戶港登陸，到日本就讀中學。由於在他出發的前一年，全家將姓氏改為日本姓氏「大山」，他也開始使用「大山正男」這個名字。會挑選姓「大山」，是因為父親的故鄉嘉義有一座海拔約1500、1600公尺的大尖山。
到日本之後，他考取了東京市中野區新設的中野學園中學校，開始寄宿就學。
赴日
1944年3月，在軍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之下，尚未徵得父母同意，吳正男自行報考並錄取為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同年4月，他進入茨城縣水戶市的「水戶航空通信學校」，接受成為通信士的訓練。之後他被派駐到茨城縣西筑波機場的「挺進滑空飛行第一戰隊」，成為一名重型轟炸機的通信士。
在訓練過程中，他必須接受是否適合搭乘飛機的各種檢查。完訓的200人當中，只有機場通信士能搭乘飛機，而那一梯次大約只有12人擔任機場通信士。
機場通信士的主要工作，是用無線電發送訊息，再將聽到的摩斯密碼數字與密碼書上的亂數表對照，利用密碼書解讀訊息並轉譯成文稿。受訓期間，他像一般陸軍士兵一樣，也須接受一定程度的體能訓練，例如爬行等。但這類訓練並不多；由於訓練課程以通訊為主，他不常需要提重物，也不必練習投擲手榴彈。經過8個月訓練後，他在終戰前一年的12月（1944年12月）被正式分發到西筑波飛行場擔任通信士，隸屬滑空飛行第1戰隊。
1945年5月吳正男隨部隊移駐北朝鮮宣德機場。[1]服役期間，他並未遭遇真正的交戰，多半都在自家機場接受訓練。訓練投彈任務時，會由一架飛機牽引滑翔機，模擬轟炸機投彈情形；由於訓練皆在自家機場進行，因此實際需要通訊的機會很少。只有一次，他在北朝鮮的機場接到轉調日本的命令，卻遲遲沒有收到日本內地機場的聯絡文書。為此，北朝鮮機場方面還曾派出五、六名通信員前往日本內地機場，但雙方始終無法取得連絡。如此一來，他在通訊室的工作無法進行，也可以說對戰情毫無幫助。
在日本當兵時，部隊裡每當有人從南方或台灣回到本土，若大家知道對方是台灣人，往往會特別照顧。他還遇過一位自稱為鄭成功弟弟後代的日本軍人一同服役。後來他聽說，在南方作戰時有一艘特攻船被擊沉，只有三人存活，其中一人姓鄭，他推測可能就是當年的同袍。
被俘
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玉音放送之時，他雖然聽到廣播，但由於雜訊很多，加上用語艱澀難懂，他並未真正理解內容，也不知道那是宣告勝利還是戰敗，只以為是天皇鼓勵國民要更加努力，沒想到日本已經戰敗。
當時吳正男的主力部隊已經在8月2日離開，他所屬的通信部隊原本就決定在8月16日前往北朝鮮西北方向的安州機場。所以一直到出發後，他才逐漸意識到日本可能已戰敗。行進途中，他們在靠近安州機場時，遇到從北方撤退的列車。由於只有他們部隊朝北前進，其他人都在往南撤退，眾人覺得情勢有異，便決定先到平壤機場等候新命令再決定動向。
抵達平壤機場後，他們發現現場已經沒有日本人，也沒有飛機，所有人都逃走了，而且蘇聯飛機開始出現。吳正男和同僚想改搭火車一路南下38度線，但事與願違，平壤車站的火車頭壞了無法動彈，他們只好在平壤車站廣場逗留，這樣悠哉悠哉地待了約莫一星期，最後認知到這樣下去不行，吳正男決定回日本，於是他與兩名同袍沿鐵軌步行，途中搭上了往南方行駛的火車。
抵達名為新幕的車站時，一名日本大尉與蘇聯指揮官手持麥克風站在月台上，蘇聯軍官以廣播命令：「所有在火車上的男人全部下車！」於是約有50人在車站下車。此時他覺得整個人都快垮掉了，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爛爛。下車的乘客中，還有許多年輕的日本軍官。蘇聯人命令眾人：「向前踏出一步。」
當時吳正男年僅十八歲，理論上不必站出來，但他仍老實地走出隊列。結果只有20名二十多歲的男性站了出來，另外30人被允許繼續搭車。因為這20人被蘇聯兵告知必須步行前往日本海一側，再從那裡被遣送回東京，因此眾人並未特別慌亂，也完全沒想到接下來會面臨勞動工作；沒有人有過類似經驗，大家都摸不著頭緒。
這20人從西海岸步行往東海岸，沿著38度線北側一路向東，約行走了38.3公里抵達東海岸。他仍記得當時大約走了約一星期左右。途中只有兩名蘇聯士兵押著這20名日本人，而這兩名士兵看管得並不嚴格。
行進中有人逃走，也有人加入，還有人晚上偷偷溜出去，隔天又回來，情況十分混亂。其間，有日本兵提議趁夜裡殺死熟睡的蘇聯兵逃跑，但最後大家仍認為，跟著蘇聯士兵走到東海岸比較安全。於是他們走了一個星期，抵達朝鮮東海岸。
來到名為元山的港口時，他們遇見原本部隊的連長，大家都十分高興，也覺得相當幸運。接著，他們搭乘火車前往下一站，抵達一個大型工廠港口。那裡有一些準備搭船的日本兵，這些軍人不是被捕的戰俘，而是仍穿著軍服、看起來像是剛抵達約一週左右的日本兵，只是沒有配槍。這些士兵或是被安排搭船，或是從事將各種機械裝船的工作，應該是從日本海一側過來的部隊。
由於吳正男是被俘來到當地，所以上船時間排得比較晚，必須先換上軍服後才能正式登船。當輪到他們這批被俘者在九月中下旬登船時，臨上船前他卻被診斷出患有傳染病，因此只有他一人無法上船。又過了一週，診斷結果改為沒有傳染病，但他已與其他人分開；那一批同伴是在三年後才回到日本，而他則是在兩年後就返回日本。
最後，蘇聯將脫離部隊的吳正男用貨運火車，經伯力、赤塔、伊爾庫次克，沿西伯利亞鐵路被蘇聯運送至哈薩克克孜勒奧爾達戰俘營。在送往哈薩克的列車上，吳正男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大家是被打散的狀態，死掉的話也無人能將死訊告訴家人。」[2]
在蘇聯
對吳正男而言，在蘇聯生活的那兩年其實是「幸運」的。當時各地糧食短缺，連土地本身幾乎都成了食物的來源，日本本土也是如此；如果當時他回到日本，同樣得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殖民地也缺糧，可以說無論在哪裡，大家都吃不飽。
他被送往的是哈薩克一帶的半沙漠地區。在那片幾乎什麼都沒有的半沙漠裡，他們負責開挖水道。那裡既缺乏水源，也缺乏其他資源，水道在沙漠中究竟有何用途並不明朗，但戰俘們的工作就是不斷挖掘水道。這份工作並不算特別辛苦，他從未對此抱怨過，也沒有經歷過極其嚴苛的勞動環境。在那個擁有五、六百人的收容所裡，他從未親眼見過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雖然推測一定有人死亡，但他並未目睹。
在一般人的想像裡，蘇聯的糧食與強制勞動十分可怕，但他記憶所及，情況與想像頗有落差。他所在的戰俘訓練所裡，只要氣溫在零下25度以下，便不用工作。即使在室外作業，例如挖土，蘇聯兵也不會因為有人動作慢就出手毆打。
戰俘營裡，白天吃黑麵包，晚餐才到食堂用餐，食物份量還算充足，但中亞是半沙漠地區，缺乏青菜，於是他開始摘野草來吃。這些草大多長在牛馬常待的地方或潮濕地帶，結果導致他感染蛔蟲，十分可怕。
蘇聯戰俘營對戰俘也進行思想改造教育。管理者會用日本報紙上的文章，來說明帝國主義的惡性。雖然負責思想教育的官員並非直接從莫斯科來到戰俘營，但他多少受到了這類思想的影響，年輕時曾將選票投給日本共產黨。
然而，對他來說，蘇聯戰俘最困擾的，並非勞動或糧食問題，而是「沒有衛生紙」。那些做思想教育用的日本報紙，很快就被他們拿來當作衛生紙使用。擦拭之後還會清洗再用，但用久了紙張就變得很髒。到了這種程度，他就會剪下換洗衣物的袖口，拿來代替衛生紙。
他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時，常會對人說，遇到避難情況時，與其帶罐頭，不如帶衛生紙，自然會有人拿罐頭來交換。每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的防災演練新聞報導裡，拍到的避難所總是備有罐頭與毛毯，卻很少看到衛生紙，他認為大家應該更重視衛生紙的重要性。
許多人期待吳正男講述蘇聯或日本軍隊有多嚴苛、戰爭有多痛苦，或者在蘇聯生活有多艱難，人們關心的往往是那些經歷過更艱苦歲月的士兵。吳正男說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悲慘的故事，但即便如此，他至今仍頻繁受邀參與演講會。
回到日本
1947年7月，吳正男終於從蘇聯返回日本。當時日本政府雖然沒有特別監視這些歸國者，但由於許多從蘇聯回來的人加入了共產黨，凡是曾在蘇聯俘虜營待過的人求職都相當困難。他因為讀通訊學校時在茨城縣從事過藥草相關工作，回國後有兩、三年時間一直從事藥草工作。
在茨城縣農家工作的情況和在東京完全不同，幾乎沒有時間好好吃飯。雖然不用下田除草，但仍得清理院子的雜草。他認為自己算是幸運的：那些在兩年內回來的人還能留在日本，若是三年後才歸國的人，則往往被要求直接回到故鄉。
剛回日本時，他甚至以為父母已經過世，直到同年十月才與雙親聯絡上。他寫了一封信回台灣，完全沒料到父親回信竟是要他留在日本繼續念書。剛開始與父親通電話時，父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顯然沒想到會突然接到兒子的電話。畢竟他離開台灣時還只是國中生，之後又當了兩年兵，中間五年完全沒有消息。
雖然父親勸他繼續升學，但以他的年紀與學歷而言，要重新念書並不容易。他國中三年級沒念完，返日時已經21歲，再去念高中，與同學年齡差距甚大。他也擔心老師會特別點名要他念英文之類的。後來他聽說夜間部四年級學生可以直接報考大學；然而，他的學歷是科技中學肄業就自願從軍，從蘇聯回來後拿不到科技中學的畢業證書，於是只好撰寫各種理由，並找兩人作保，最後由中華民國單位出具證明，讓他在未取得畢業證書的情況下，仍得以入學澀谷高中。老師表示，只要他能在兩年內畢業，就能取得報考大學的資格。
那段時間，他並沒有非常用功讀書，而是仔細查詢哪間大學較具人氣、又較容易考取。結果發現，其中最容易考上的，竟是皇族後代就讀的學習院大學。他回想自己曾在町內參加過反對天皇的活動，若有一天天皇制度消失，學習院大學也會跟著沒落。
與此同時，法政大學裡有許多東京大學的教授任教，當時學界多在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相關學問，而法政大學也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者雲集的學校。由於法政大學須經過考試才能入學，他最後決定報考法政大學，而不是學習院大學。
因為曾在蘇聯待過，他也深受各種共產主義思想的衝擊。高中時期他尚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上大學後便經常參加抗議行動。他記得自己曾收到眾議院議員選舉的投票通知，當時是兩人聯名的投票制度，選票上要有兩位候選人的名字。他非常清楚地記得，自己在票上寫下了共產黨的德田球一以及社會黨的鈴木茂三郎這兩個名字，從這點便可看出他當時確實相當左傾。[3]
大三時，許多大學教授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還曾發起革命組織，他也參加過這些教授的組織，後來又退出，轉而學習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
畢業後，日本國內就業情況不佳，回台灣又要面對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與戒嚴，他認為暫時不要回台灣比較好。彼時有一些較早畢業的台灣留學生，選擇前往毛澤東的新中國發展。有些人是單身赴陸，也有人與台灣女性結婚後一同前往。他原本也打算大學畢業後到新中國，還曾為那些先去中國的同學送行。但之後一直收不到他們的回信，只聽說這些人因為聽不懂北京話，被送到山區或鄉下，既不會務農，也不能自由寫信，於是他逐漸打消了前往新中國的念頭。
他自嘲是「延畢的幸運兒」，在大學念了九年。如果他早一點畢業，很可能就跟著前往新中國了。
戰後，日本政府並未對台籍日本兵提供補償。一般日本兵若從蘇聯在三年內歸國，可領到約25萬日圓，四年則約30萬日圓，補償金額不高，且只發放一次。他本人並沒有領到，因此也談不上生氣。再加上日本政府大約到2010年前後才開始發放這類補償金，他覺得實在太少、太晚。
慰靈碑
今天橫濱市磯子區的真照寺共有3座高約2.5公尺至3公尺，寬約1公尺的慰靈碑。這三座紀念陣亡台籍日本兵的慰靈碑，是吳正男四處奔走呼籲募款協調才建成的。吳正男之所以會在橫濱設置慰靈碑，是因為他在台灣看到台灣人有廟宇祭祀祖先，而在日本，祭祀台灣人的場所卻幾乎只有東京都奧多摩町的台灣出身戰歿者慰靈碑和靖國神社。
人們在慰靈祭時多半想到的都是「自己」，那麼他過世後，會不會連一個可以祭拜他的地方都沒有？於是他希望能有一處空間不只祭祀自己，也能為其他台籍日本兵留下一個被紀念的所在。因此他提出了設立慰靈碑的想法，並到處拜託。起初大家口頭上都同意，也表示理解。但到了實際設置的階段，多數人又不了了之。反對者的理由是：新建時或許還會有人前來參拜，但二、三十年後，恐怕就再也沒人來，最後也不會有人照顧這座紀念碑。
他提到，東京都奧多摩的慰靈碑，在立碑者去世後大約有15年無人前往，直到約15年前被台灣教會發現，人們才又開始前往奧多摩祭拜。這也代表大家與那段歷史已經愈來愈沒有關聯，這種情況終究難以避免，就像經歷過中日、日俄戰爭的人，幾乎都已經不在人世一樣。
儘管參拜者遲早會消失，橫濱真照寺的住持[4]聽完他的想法後，自己下定決心要協助立碑，包括管理、尋找石材、挖地基與募款等，幾乎都是由住持奔走完成。住持向他保證，寺方每年都會以寺廟名義參拜慰靈碑。
這位住持也認同他提出的「祖國台灣、母國日本」的理念，並以大字刻在石碑中央，這讓他感到非常高興。他常提到，那戰死的台籍日本兵幾乎都是自願參戰者，自願兵多被派往南方地區作戰，其中有三萬人犧牲，一萬五千人失蹤。從這些人的角度來看，會說日語、打算為日本而戰，把日本視為自己的祖國，或許也是順理成章的。
由於住持募款有餘裕，未來也有機會在台灣再建紀念碑。他認為若能建在高雄的保安堂，或是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都十分合適。
在他看來，日本之所以能維持和平，是因為有和平憲法。幾十年來，各都道府縣都會發表維護和平憲法的宣言，但他並不認為只要發表和平宣言，就能真正實現和平。
畢竟若有敵人來襲，戰爭仍然可能爆發，而戰爭中最可憐的永遠是老百姓。
注解
[1] 吳正男先生服役部隊的駐地，詳見陳力航，〈追尋北國的身影──被俘虜到西伯利亞的臺籍日本兵〉，2025年5月30日，網址：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8744737。
[2] 關於吳正男被送往哈薩克戰俘營的路線與經過，可參考公視首映，〈「冰封的記憶」重返二戰西伯利亞戰俘營 叩問台灣主體性與認同矛盾〉，2025年12月9日，網址：https://about.pts.org.tw/pr/latestnews/article/5893；路線圖詳見許詩愷，〈遭蘇聯俘虜的台籍日本兵，與追尋冰封記憶的人：「吳桑，不要寂寞了」〉，2026年1月2日，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memories-frozen-in-time。
[3] 德田球一(1894-1953)為第一任日本共產黨書記長，鈴木茂三郎(1893-1970)則是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兩人皆在1949年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中當選，該屆日本共產黨當選人數從5人增加至35人，左派勢力大幅成長，詳見許明淳，《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台北：前衛，2025），頁136-137。
[4] 吳正男與真照寺住持見面是在2024年12月25日。
參考資料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口述歷史訪談稿（未刊行）
陳力航，〈追尋北國的身影──被俘虜到西伯利亞的臺籍日本兵〉，2025年5月30日，網址：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8744737。
公視首映，〈「冰封的記憶」重返二戰西伯利亞戰俘營 叩問台灣主體性與認同矛盾〉，2025年12月9日，網址：https://about.pts.org.tw/pr/latestnews/article/5893
許詩愷，〈遭蘇聯俘虜的台籍日本兵，與追尋冰封記憶的人：「吳桑，不要寂寞了」〉，2026年1月2日，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memories-frozen-in-time。
許明淳，《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台北：前衛，2025），頁136-137。
斗六高中校史館-吳正男先生，網址：https://history.tlshaa.org.tw/content.php?s_code=16&m_code=4&id=62
《境界 BORDER vol.1 大東亜戦争の記憶》（東京：ユニコ舎，2022年2月）p.72-103
〈一個曾為日本兵的臺灣人〉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3305
〈紀念二戰陣亡台灣士兵 日本橫濱真照寺建慰靈碑〉，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503023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