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民意代表北上南京：那些人、那些事

文／吳昱佑撰寫、編版

南京受降典禮：誰能代表臺灣參加？

民國3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終戰詔書，宣布接受同盟國〈波茲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畫下句點。[1]中國戰區受降典禮，於同年9月9日舉行，台灣士紳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樑等人奔赴南京，向新政府表達歡迎。其中，林獻堂作為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的主要領袖，在這次訪問團中被推舉為領隊。[2]

訪問團的成員雖然並非選舉產生，但是在之後的各級選舉中，有幾位團員當選民意代表，包括領隊林獻堂先後當選台灣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成員羅萬俥先後當選臺中市參議長、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蔡培火當選立法委員等，可以說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意代表性。

然而，這一戰後初期的首次接觸，卻以失誤收場。1945年9月8日，林獻堂等人飛抵南京。眾人初到南京，人生地不熟，所以先去拜訪了已經抵京[3]的日本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卻被告知日方已經有台灣代表，台灣士紳「不必」參與受降典禮。林獻堂在日記中記載：

余於午後三時將乘飛機往南京……三時出發，四時五分抵南京，即先往訪諫山參謀長，陳炘、羅萬俥、林呈祿、蘇維梁已先到矣，相見甚喜，他等亦為明日參列調印式而來也。諫山言他為臺灣軍代表，君等無參列之必要也，遂作罷。[4]

幾人於是放棄原先的計畫，改成典禮後再找機會接觸政府人物。

林獻堂等人沒想到，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並不同意諫山參謀長可以代表臺灣參與受降典禮，尤其是受降代表何應欽將軍。受降典禮隔天，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

余等會見何應欽總司令，一見如故，問余等昨日受降典禮何故不參列，即以諫山之言告之，他頗不悅，即取出受降書示余等。又導觀受降式禮堂，在是處再演昨日之狀況，因他有事不敢多延。[5]

民國34（1945）年，台灣民意代表們與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觸，便在這場失誤之中，畫下了一個不甚圓滿的休止符。

「台灣光復致敬團」赴京

民國34（1945）年受降之時的接觸既不圓滿也不正式，隔年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丘念臺倡議組織「謝恩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表達台灣人對抗戰勝利、重歸祖國的感謝。林獻堂、陳炘、黃朝清等士紳於是響應，並欲藉此機會接觸政府高層，表達：台灣對懲治「漢奸」的意見、改善台灣戰後經濟、解決失業率攀升等立場。[6]

謝恩團籌組過程中，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曾向丘念臺交涉，特別針對屢屢向行政長官抗爭的林獻堂、陳炘二人。陳儀希望團長不要由林獻堂擔任，更以陳炘才剛因捲入「漢奸罪」（雖早已獲判無罪而釋放）為由，要求不可讓他參與。然而，陳儀的兩項要求皆遭到否決。幾名士紳們討論後，謝恩團最終定名為「台灣光復致敬團」，[7]名單中包含國民參政員林獻堂、陳逸松，省參議員林為恭，縣市參議員黃朝清、姜振驤、張吉甫等人，又是一個雖非經選舉產生，但極具民意代表性的團體。

致敬團在民國35（1946）年8月27日借道上海，抵達南京。除了滬、京兩地外，致敬團還參訪陝西的西安與耀縣兩地，拜會當地台灣、福建、廣東同鄉會，以及遙祭黃帝陵，10月5日搭機返回松山機場。根據學者許雪姬的評價，團員雖然成功見到蔣介石、白崇禧、何應欽等人，但「陳情」中央的目的並未達成，頂多稍稍促進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團員更多精力花在參觀旅行和致敬，如：謁拜中山陵、於耀縣遙祭黃帝陵（因為該皇帝陵所在地位在中國共產黨控治下，所以僅能遙祭）、向國軍遺族捐贈五千萬元法幣等。[8]

臺灣民代在南京買的一隻皮鞋

無論是民國34（1945）年「參與」受降（實際上沒參加到），還是隔年赴京致敬，都是由士紳自發性組織的活動，成員雖然具有相當民意代表性，卻並非正式選舉所產生。隨著1946年年底制憲國民大會召開，其後國民參政會大會、行憲國民大會、立法院院會陸續進行，當選的台籍中央民意代表們終於正式到京赴任，也開始他們在南京的生活。

據先後擔任國民參政員、考試委員的陳逸松回憶，台灣銀行為所有在京台籍中央民代租下「陶谷新村」為住所。這是一個由汪精衛政權留下的建築，碩大房屋使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考試委員們能同住一堂，吃穿則皆由台銀供應，舒適條件使得台籍民代們還能彼此交換「情報」。最令陳逸松印象深刻的，是與立委謝娥之間的互動。陳逸松時常向謝娥開玩笑，要她儘早結婚，而謝娥卻以為國政奮鬥應犧牲個人家庭為由拒絕，令陳逸松動容。此外，作為婦女，謝娥經常有機會受到蔣宋美齡女士的宴請，不過多為單純談天。[9]

國共內戰後期，國軍陸續在徐蚌戰場、平津戰場中失利，對政府不利的消息紛沓而至、謠言甚囂塵上、物價水漲船高，人們紛紛想方設法逃離南京。陳逸松在回憶錄中描寫一段他在南京中央商場所見的奇事：

我到南京中央百貨公司（當時政府嚴格規定一定要開市，否則重罰），有一家鞋店只擺出一隻皮鞋，我進去問：「你怎們只賣一隻？」他說：「對！只一隻。」，「多少錢？」我問，「三塊五！」他說，我就買了一隻鞋回來做紀念。[10]

民國38（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後，南京開始戒嚴。陳逸松想帶太太看一場電影，卻找不到有開門營業的電影院。後來在台銀人員的幫助下，他搭上飛往台北的軍用飛機，回到台灣。[11]

綜觀民國34（1945）年至38（1949）年赴南京的台灣民意代表，從陌生誤會、努力認識、盡力爭取到遭遇巨變，他們的境遇又何嘗不是一段台灣與中華民國相遇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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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官報』号外、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45年08月14日，日本マイクロ写，數位典藏號： info:ndljp/pid/2962077/1/4（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藏）。

[2] 林文龍，〈林獻堂與臺灣光復受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電子報》，139期 （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5.10.29）。

[3] 「京」於1928年至1949年期間，作為南京市的簡稱。1949年中共建政後，南京市的簡稱改為「寧」，「京」則改作為北京市的簡稱。本文因聚焦於戰後初年，若未特別說明，「京」皆指南京。

[4]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四年，新九月八日，舊八月三日，土曜日。

[5]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四年，新九月十日，舊八月五日，月曜日，雨。

[6]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二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97-145。

[7]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

[8]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

[9] 陳逸松口述，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11-112。

[10] 陳逸松口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頁112-113。

[11] 陳逸松口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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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一、史料

裕仁天皇終戰詔書，『官報』号外、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45年08月14日，日本マイクロ写，數位典藏號： info:ndljp/pid/2962077/1/4（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藏）。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日記知識庫」。

陳逸松口述，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二、論文

林文龍，〈林獻堂與臺灣光復受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電子報》，139期（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5.10.29）。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二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97-145。

本系列上下篇

< 南京國民參政會中的二二八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