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喬家才著，《關山煙塵記》，頁13、113-115、135-137、381-383及387，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1975年出版。
編按
郭同梅是一位生長在清末民初、歿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普通中國婦女。今天在所有文獻資料當中，關於她的唯一線索，是她的先生，喬家才。而喬家才之所以成為線索，是因為他在軍統局的職務；換句話說，他是一位情報員。
關於郭同梅，除了「情報員之妻」的身分，我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如果從這身分來看她的一生，這段婚姻可以如此描述：數度令她生不如死，最終家破人亡。[1] 喬家才自己也承認：「她的災難來臨完全因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
但是決定了郭同梅一生的這段婚姻，在喬家才回憶錄《關山煙塵記》的七萬字文稿中，全部加起來也沒有超過四千字。
我們找出了那三千多字，和大家分享。故事由喬家才在北平擔任軍統局職務時開始，當時他們喬扮山西土財主，生活還挺過得去。但是隨著事跡敗露，喬家才匆匆離家，郭同梅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厄運從此跟上她：包括三次自殺與精神失常。軍統局的負責人戴笠過世後，喬家才遭忌，民國37（1948）年被毛人鳳送往臺灣坐牢，直到1957年毛人鳳過世才被釋放；夫妻分離，不曾再見。郭同梅在文革期間過世，原因不詳。
寫到夫妻聚少離多，喬家才有這樣的感慨：
「我不能留在家裏，又將拋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種什麼滋味，連自己也說不出來。」（汪琪）
文／喬家才撰寫，晁成婷節錄、校對，李汋浮編輯
「山西土財主」
北平城裏有日本特務機關，有日本浪人，有漢奸走狗。這些傢伙在北平城裏橫衝直撞，無法無天，整天在找麻煩，製造糾紛，想鬧亂子。北平，簡直是一隻火藥箱，遲早會爆炸的。
中央秘密工作人員在如此情況下，必須絕對秘密，才不會招惹是非，發生危險。同時也要顧慮到將來情況更為惡化時，工作不受影響，仍能應付裕如，便不能不講求技術。所以我們建立機關，力求掩護，以符合工作原則，絕不敢馬虎苟且。當時陝北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正竄擾晉西，我就以山西土財主的身分，聲稱躲避共產黨擾亂，搬來北平居住。我的岳老太太穿着一身黑緞子衣褲，戴着翠玉手鐲，講著滿腔山西土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西老太太。我穿着春綢面子灘羊皮袍子，我太太戴着二兩重的赤金手鐲，十足的像個山西土財主的派頭。世光[2]作為我的大學同學，合租房子居住。助理書記正定孔覺民同志則扮成岳老太太的內姪，同我太太成了表姐弟，口口聲聲，二姐長二姐短，像真的一樣。
我們住的房子係兩進院子，世光[3]一家住前面的一進，我們同覺民住後面的一進，有後門通到房東家裏，彼此往來，不必經過大街。房東姓李，山東人，是個大家庭，又很有錢，他們看到我們的一切情況，對我這個山西土財主深信不疑。
出塞
在北平度過民國28年的中秋，妻因我在家裏共度佳節，非常愉快，興致特別濃厚。中秋節過後第三天，傳來一個極不幸的消息，天津的會兄和資一兄被敵人憲兵隊逮捕了，逮捕的詳細情形不太清楚。天津同北平的距離太近，息息相關，那裏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響到這裏。
北平的情況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揮着李廣和的行動組開了槍，被打的並沒有打死，但卻給予敵人一個破獲我們組織的線索。我的緊急電報發出去已經半個月，等候答覆，卻杳無消息。眼看着危機將要降臨，而無法挽救。這裏的任務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離開這裏，繼續視察我未看過的單位。
10月17日早晨，天空剛剛發亮，我就起來收拾行裝，準備搭乘平綏車到張家口去。秀夫[4]每天上學，起得很早，一家人除開我們父子兩人，都還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說話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秀夫夾着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
山西重逢
當我第二次再回家中，[5]妻已前一天從北平回來。她已經精神失常，手持一把小瓷壺，不停地喝着壺裏面的冷開水，剛坐下，又站起來，站起來，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辭。她看見我回到家裏，那種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樣，搖搖頭，再把臉扭過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條兩寸長的傷疤，那將成為永久的紀念，不會褪掉。老岳母雖然飽受驚駭，經過兩個月的折磨和辛苦，並且還挨過敵人一頓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見我真的仍舊活在人間，喜出望外。自從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們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顧，度過漫長的歲月。
世光他們被捕後兩三天，敵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們撲了一個空，並不甘心，於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們想來，我藏在那裏，妻一定知道，於是把她捉到沙灘憲兵隊，拷問我的行踪，拷問北平的組織情形，結果一問三不知，敵人光火了，揍她一頓再問，還是不知道。過了一天，又問她，她還是什麼也不知道，敵人更生氣，灌了她一桶冷水。說實在話，的確妻什麼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對於我們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頂好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時她絕不聞問有關工作的任何情形。她在敵人憲兵隊，兩天沒有吃什麼東西，一點也不餓，就是覺得口渴難挨，可是每天供給喝的水有一定的時間，水少人多，一搶而光，她又沒有盛水的東西，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脫下腳上的鞋子，才搶到一點水喝。
敵人在妻的身上壓榨不出什麼東西來，仍舊把她送回寓所，並且告訴她，我已經被捉住了。家裏住了三個漢奸，有時日本憲兵還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進院子，就被扣留起來，他們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雖然沒有讀過書，可是她很剛強，很懂事理，對於成仁就義的道理，頗有領悟。她知道不能從她口中說出一句有關係的話，即使說出來，敵人也不會放鬆她，反而會增加更多的麻煩。她又相信了敵人說的話，以為我真被捉住，捉住只有一條死路。
她覺得丈夫已經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敵人的折磨呢？假如再來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於是她將一隻金手鐲截成三段，吞到肚子裏，沒有想到，過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來，沒有死成功。又隔了兩天，她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斷。老岳母發現她自刎，立刻呼救，監視她的那幾個漢奸，才趕緊把她送到附近的紅十字會醫院，因為傷勢太重，拒不收容。最後送到協和醫院，才將食道接起來，縫好傷口。她住在協和醫院，還是想死，企圖從樓窗跳下去，被人家攔住，沒有跳成功。醫院裏怕她再跳樓，把她的兩腳兩手綁在病牀上，不讓動彈。等到傷口長好，趕出醫院的時候，才把她放開。
住協和醫院的一切費用，敵人和漢奸們不付資，必須自己照付，同時還得供奉住在家裏的三個漢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財神，變不出錢來，只好把家裏的衣服首飾傢俱，能當押的當押，能變賣的變賣，不到兩個月的光景，已經家徒四壁，無法生活下去。
敵人守株待兔既無結果，現在又不能讓老弱婦孺五口人活活餓死，只好讓她們離開北平，回老家去生活。敵人在妻的襟上縫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布條，又有雜貨舖的老東家平遙梁先生照顧，所以一路上很順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們回家沒有什麼問題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裏去。
多少年來，妻跟着我飽受驚駭，過着不寧靜的生活，現在又折磨成這個樣子。雖然，她為抗戰流出她的鮮血，留下光榮的傷疤，可是這一次的驚險和苦痛，實在不是一個弱女子能够承擔了的。她的災難來臨完全因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個最不好的丈夫了。妻似有好些話想同我說，可是家裏人太多了，母親又沒有給我們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晚上母親、岳母同妻睡在東裏間，我同六弟睡在西裏間。在舊式家庭裏面長大的男女，是拘謹的，不能放肆的，舊家庭裏面夫妻說話的機會只有在夜間，可是我們被隔離了。
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為精神負擔太重，暫時的現象。她吞金、自刎、跳樓，再三企圖自殺，可知她的理智還沒有喪失。假如時間允許，經過相當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癒的。但是我不能留在家裏，又將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種什麼滋味，連自己也說不出來。
失而復得的女兒
民國33年（1944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工作失敗，毫無成就。[6]一場熱病，嚴重地損害了健康，足足休息了半年，才算復元。最不幸的是母親在夏天與世長辭，噩耗傳來，偕同六弟，步出西門，走到城西北的曠野裏，遙望東北，痛哭一場。母親生病的時候，不能侍奉湯藥，逝世以後，又不能返里奔喪，生活在這樣動亂的時代，有着像我這樣不能養生送死的兒子，同沒有又有什麼分別？記得四年前，我悄悄地回到家裏，同母親作了一次極短暫的團聚，想不到竟成了最後的永訣。
在這最倒霉的一年，雖然凡事坎坷，可是妻的病總算痊癒了，減去我精神上很大的負擔。說到妻的病，永遠也忘不了平遙范繩武（光祖），他在西安開設新新醫院，只是門診，沒有病牀。因為我們在太原同事過一段時間，現在他同情妻為抗戰，招致疾病；又同情我多年奔波，不名一文，連妻的醫藥費都負擔不起，他慷慨地把這付沉重的擔子挑起來。
從洛陽返回西安，繩武兄就接到他的新新醫院，由他負責診治，他又怕耽誤了病，把西安的名醫分別請到他的醫院裏診斷研究，除了姜渭倫大夫不接受報酬，繩武還得付出其他大夫的出診費。妻同孩子們住在繩武兄的醫院裏，管住管吃管看病，在人情冷落的社會裏，像繩武這樣古道熱腸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最後他確定妻的肚子痛，是神經痛，除了服用一些止痛鎮靜劑，完全用精神治療。四年宿疾，終於被他征服了。我欠繩武兄的人情債，永遠也還不清。
這一年的冬天，妻生下第三個女孩子秀秦。生產之前，我們同繩武夫婦約定，如果生下一個女孩，就送給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女兒，而又頂喜歡女孩子，同時也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所以秀秦出生的第八天，我們履行諾言，讓范太太抱走。他們把這個孩子當寶貝看待，小衣服做了三四套，因為孩子生得很順眼，他們歡喜極了。誰知在他們家裏住了四天，突然抽起風來，一抽就抽過去，好不容易又活轉來，趕緊給我們送回來。本來孩子已經很少希望了，想不到過了兩天，卻完全好了。經過妻兩個星期的撫養，不但沒有再發病，而且越長越漂亮，再讓她送回范家去，死也不答應，我實在無法勉強她。繩武夫婦也認定命裏沒有女兒，只好撤銷了口頭上的契約。
當別離成為日常
〔民國37（1948）年3月7日，喬家才接到重慶緊急電報，要他在中午以前搭火車由華陰經西安到寶雞，搭乘重慶專機飛陜壩，出任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的副主任。〕
火車路過西安，停留半個鐘頭，許多朋友知道我這一次到塞外，不會馬上再回西安，也許會在後方住上三年兩載。所以聽到我將由華陰直達寶雞消息的人，都不放鬆這三十分鐘的機會，趕來車站，作一次匆忙的話別。列車緩慢地進入西安車站，當我步出車箱時，看到三十多位朋友等候在月臺上，使我吃了一驚。一夜之間，消息傳佈的這樣快，驚動這麼多的朋友，心裏很感不安，趕快向他們握手道謝，同每一位朋友只談了幾句話，已經在搖鈴，預告開車。
最後向妻告別，談不上三分鐘，火車已在蠕動，踏上火車，向大家揮手告別。妻呆在那裏，一直到視線已經模糊不清，她都望着西去火車，沒有移動位置，她最怕分離，可是自從她嫁給我，相聚的時候少，分離的時候多，別離！命中注定，時常在別離。
注解
[1] 根據網路資料，郭同梅去世的原因有不同說法：生病，或是被逼迫致死，但上述說法無從查證。
[2] 為作者喬家才工作的第二處北平站站書記，周世光，湖南人，出自《關山煙塵記》。
[3] 包括世光、覺民，以及後續書稿中提到的許多人士，作者未必細述，但推測均為友人或軍統相關人員。
[4] 秀夫為喬家才之子。
[5] 這裡的「家中」應指山西老家，郭同梅在北平被日本憲兵隊嚴刑逼供後自殺三次，精神失常，和家人被送回老家。
[6] 1943年，喬家才由太行山調任西安，任國民政府陝西緝私處處長，期間稅收增加近十倍。隔年他轉任洛陽，擔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隊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