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修禮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1]
圖／趙修禮提供，羅國蓮翻拍
池塘取水吹一吹就喝下肚
民國26年到38年（1937-1949），是中國最悲慘的時候。尤其是抗戰期間，那不叫打仗，叫做屠殺，見到人就殺，老百姓任人宰割。國際戰爭有它的規則，就算是打架也有打架的方式，只有在這十幾年之間什麼原則都沒有，你不是我的人就給你一刀，不分好歹就是打，沒有道理可以講。
記得我小學一直到中學，沒有離開過戰爭，老家安徽合肥距離南京不遠，大約一百多公里，日本人占領南京後，也順便占了我們家一帶。他們也很會享受，來了以住都市為原則，把居民趕到鄉下去。當時南京是日軍的大本營，合肥也是一座大城市，城市沒有人住不行，所以他們三五個月、每年定期正式掃蕩兩次，會派出大隊人馬、車輛，從南京到合肥，半年後再從合肥到南京。
我們家雖然在城裡，不過念書是在鄉下。日本人的飛機會飛去城市，看到人群聚集就炸，鄉下地區人群比較分散，不容易成為轟炸的目標。小學時個子小比較安全，因為日本人對小孩子稍微好一點，但對大人就不行，所以等到中學個子長高，跟矮小的日本人差不多，就容易被他們殺害。
走路是當時唯一的交通方式，出門上學或放學回家得走上一整天，大約是120華里（約70公里）的路程。沿途沒有飯店或其他東西，要自己帶飯糰、麵包；渴了就從遍地可見的水池、水塘取水，吹一吹就喝了，完全不管水裡面有什麼東西，拉肚子也沒有辦法。我們在家裡也是靠水塘，大家洗米、洗菜、洗衣服，甚至兒童尿尿、大便都是在那裡洗──你就可以想像那個水的品質怎麼樣了！出生在這樣的環境，你無法改變，就只能認同，連反感的機會都沒有，也不能有；你口渴不喝那個水怎麼辦？村莊幾百人怎麼辦？遍地都是這樣的情況。生活真的很苦，我們終年最多只能看到銅板，看到還會想那是什麼錢？鈔票更談不到了。
影片 趙修禮敘述在家鄉上學、喝水的情況；當問及家中有無兄弟姊妹時，他感嘆這些都是悲劇，一談自己的事就要流淚。（羅國蓮錄影、剪輯）
在「堅壁清野」的環境下，老百姓什麼都沒有，民國二十幾年到三十幾年，家鄉還遇到黃河發大水好幾年，然後又是連續四年的大旱。老百姓如同待宰的羔羊，沒有任何理由，家裡的房屋、土地就沒有了。種植的高稈作物也常常被部隊砍掉，只是為了要看到敵人躲在哪裡。不過砍作物或燒房子的不一定是日本部隊，也有可能是國軍或共產黨。
表面上安徽是淪陷了，[2]實際上還是有國軍部隊駐紮、與日軍對抗；而且在鄉下地區部隊所占領的地方是變動的，兩方界線今天可能是在這幾個縣的線上，明天又換到另一條線上去了。前面提到日軍的掃蕩是公開的行動，國軍、共產黨、游擊隊有武器，都會準備攔截；雖然無法對付有車輛的大部隊，但如果遇到的是八人、10人的小隊日軍，馬上就會把他們消滅。
那時候老百姓的家裡也有槍，有人種田會帶著槍，碰到三、五個日本人一定會把他幹掉；晚上遇到土匪上門打劫，就會開火反抗。老百姓是和國民黨、共產黨買槍，部隊有時槍枝運多了，住到村子時，會和村長說這有一百多條的長槍，村民就收購過來。遇到日軍掃蕩，村民會暫時離開兩、三個禮拜。如果為了保護家裡田地，不肯離開，都會被殺掉。
讀書是為了當土地代理人
由於國軍、日軍的占領界線不定，在鄉下地方做工或念書都很不穩定，學校找老師都成問題，常常沒辦法開課，所以我的小學、中學沒有畢業，而且是逃難到哪裡就念到哪裡。老師領著我們，背起破書包，帶上紗布、膏藥，跟著部隊走，協助救難救災，運送茶水或其他東西。遇到戰鬥就由學生來收拾，將傷兵拖回來包紮救治，哪裡有醫院呢！只是我們除了碘酒，別的都不知道，所以將碘酒視為最神聖的「聖水」，以為它全身都可以擦，只要用它在傷口上打個叉再抹一些就會好了。
我們跟著老師除了救難救災，晚上上課還要背書，課本都是公家印製的，住的地方是廟宇或祠堂，學校會安排吃、住、用等一切的事情。想到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婦女除了自己的家庭、小孩之外，還要照應在她家附近軍人的生活。國民小學、中學等於是鄉公所的，像是政府一樣，要這樣做就這樣做，要我們坐在那就坐在那，我們乖得很，服從性很高。學生還是需要繳學費，有的人家裡繳了一點，也有的人像我沒辦法繳，常常只好拖著；學校也很了解學生的情況，有的一繳家裡就沒錢了怎麼交啊？
高中我是有畢業證書的，但其實也沒有上到什麼課，糊里糊塗就畢業了。證書實在太重要了，在以前有證書就代表這個學生不錯，有點像是人品的保證，可以說升學、任職完全都是靠證書。戰亂時期升學考試並沒有廢除，原本需要學歷證書才行，但這十幾年間情形變化很大，制度很難嚴格執行，人們有同情心，不然通通都沒辦法念書了。像是我的初中只念了一、兩年，沒有畢業，想讀高中去考試，考不中就再去考，跑了一兩年，學校覺得這個小孩很可憐，於是內部開會決定讓我進去。所以如果有證書，入學證、繳費單、報考證等等，任何沾到邊的、連一片紙我都會留下來。
有時候我的證書上面寫的年齡或出生年分不一致，有一個原因是人事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家庭關係沒有記得很明白，而且時局動盪太大，識字的人又不多，再加上登記的人員沒有心，登記這些東西能帶給他什麼好處呢？什麼好處也沒有，所以他不是很在乎。另一個特殊的原因，是年齡符合條件，便可以做某一件事情、某一個工作。
抗戰勝利後我去南京考大學，對我來說那是很辛苦的。哪裡有車子可以坐？我只能走路過去。考大學總是要準備八天、10天，可是沒有旅館可住，只能到飯店門口，和一些人成群結隊坐在那裡，休息時聊聊天，就這樣度過去。以前的大學制度和現在一樣，也是要填志願，我考取了長春大學，但到底要不要去讀呢？長春在東北，距離家裡千里遠，國共內戰又已經開打……猶豫許久，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前往，讀書可是我唯一的心願啊！
我這麼想要讀書，說起來和家裡的產業有關。我們家在合肥生活，也在蕪湖做生意，說起來蕪湖也算是我的老家。家裡又是大地主，我祖父是五房的唯一正宗，擁有很多房地田產。因此我小的時候生活環境很好，飯桌上不缺肉類，甚至還可以選擇要吃什麼肉。然而有一天，我們發現沒有辦法選擇了。
家裡留了一些比較好的田地自己耕種，大部分的田地給了別人耕種，我們原本要吃他們交的租，可是他們變成了鄰居，大家有點交情，他們沒有主動交租，我們也很難去要。祖父又是個老實人，看到鄰家沒有米，就說：「到我家扛一袋米去吧，另外再拿一塊地去種。」就這樣幾百畝、幾千畝的給出去，不識字的他又沒有做帳本無法對帳。
等到家鄉遇到黃河一直氾濫成災，又遇上旱災、火災、兵災，以及土匪搶劫作亂，地主也好，佃農也好，自耕農也好，都一樣「貧民化」了，家裡蕩然無存，什麼都沒有，更沒辦法從佃農那裡拿到糧食。土匪不是窮凶惡極，殺人放火的那一種，原本其實就是老百姓；耕田吃不飽，農具一丟跟人去當土匪，回來拿起農具，就還是耕種的農人。
家裡院子門邊有一棵槐樹，以前沒事我常常爬上去玩；樹上會結很苦但有一點點甜味的果子，後來常常被人偷走果子，連樹皮都拔掉。祖父生氣發火，說不應該再吃這個果子了，可是家裡的米罈常常沒有米，沒有果子還能吃什麼呢？家鄉生活沒有路可走，知識分子的爸爸便領著我叔叔、四五個鄰居離開家，聽大人說他們可能去南京當了老總統（蔣中正）的侍衛。
我差不多五歲時爸爸離家，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家從此散掉了，我住進了家族祠堂。家族力量很大，祠堂可以管教這個區域所有姓趙的人。比如有人家裡出了個孽子，父母管不到，就把孩子交給祠堂。我看過祠堂開會公審，由長老打那個孩子的屁股，父母在旁邊看。
五六歲的我每天睜開眼想的就是生活，也開始要做事情，除了掃地拖地，鄉下缺少樹木，早上起來去田裡撿稻草，把草皮、草根拔掉曬乾拿去當柴火燒飯，草莖洗乾淨了給牛吃。或是在河邊上抓魚，看到河邊洞口就伸手進去摸摸看，有魚就攪動攪動，同伴把守另一邊的洞口；抓到游出來的魚很高興，帶回來和大家分著吃。
等到戰亂和緩一點，勝利在望，家裡打算把房產田地收回來，結果發現很難做到。當初收到我家土地的人家明明知道這是我們給的，卻因為沒有打契約，對方不承認，我們就只能任由他耍賴。祖父那時已經去世，父親又失蹤，家裡沒有男人，孤兒寡母被人欺負的情況就別提了。
母親告訴我，長大後一定要懂法律，把房產田地歸類造冊，託管或賣出的都要有個根據，不然那麼多產業反而餓死。她又說我們村莊沒有人習字，但光習字也不行，契約還有很多規定，所以我一心想讀書，目的就是要拿證書，有個大學學歷，登記成為合格的土地代理人。
全家都希望我這麼做，但是後來共產黨來了，你的就是我的，哪裡有什麼契約可言？
※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民之家協助安排訪談。
注解
[1] （編注）整理本系列文章時，除了訪談紀錄，亦根據趙修禮提供的證件資料，以及下列文章、報導、訪問補充內容：趙修禮，〈「張老師」原名「張大姐」〉，見於《聯合報》，民國82年（1993）12月24日，第33版、《榮民文化網‧快意筆耕人生》、《國軍退除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榮家舉辦趙修禮百歲慶生會 住民及家屬同賀福壽綿延》、《國家文化記憶庫2.0‧軍人變辦報人》（以上網路資料瀏覽日期皆為20250321）。
[2] （編注）民國26年（1937）10月淞滬會戰後，日軍兵分三路進逼南京，其中一路便是從安徽進攻，自11月26日攻占廣德，不到一年就橫掃全境，安徽城市陸續陷落：12月蕪湖、巢縣，民國27年2月臨淮、蚌埠、鳳陽，5月合肥，6月安慶，8月六安；抗戰時期安徽陷落地區達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