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趙修禮的國立長春大學肄業證明書。證明書上的「羅雲平」於民國37年（1948）6月至11月擔任最後一任校長；因東北戰局惡化又遷校未果，國立長春大學於同年解體。圖一的畢業證書以及圖三的成績單，都是趙修禮離開長春回到南京後，經過他人轉手才取得的。[1]](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74-1.jpg)
圖／趙修禮提供，羅國蓮翻拍
「學戰」究竟為了什麼？
抗戰時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最要好的時候，日本人一離開，兩個又打起來。還在小學時我們就可以分出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不一樣的：共產黨會討好別人，討好得不得了。比如村民家門口堆稻草，共產黨借住在居民家裡，拿稻草鋪地當床墊睡覺，一天也好，三天也好，五天也好，走了都會把稻草好好捆起來，堆回原來的地方。國民黨從來不懂得形象宣傳，把草拿過來鋪鋪鋪，用完就走什麼都不管，留下一地的稻草。
可惜當時中國沒有好的領導人，讓雙方講和，無論如何都應該把仇恨解開，不要犧牲老百姓。連我們小孩心裡都覺得這些仗打得沒有意義。叫我們為國家盡忠、犧牲，但是國家在哪裡，怎麼樣盡忠呢？
中學時我加入了國民黨，是集體入黨，班級裡要加入的人站這邊，不加入的人就站另一邊。沒有親戚朋友可以依靠，唯一能談到的就是團體，例如學校是一個小團體。雖然只是「屁股後頭」的黨員，但加入政黨團體等於有個依靠、後盾，至少會有人關心，必要時有條路可以走。
我大概是民國35年（1946）從南京去長春讀大學的，不知道這千里遠的路程花了多久時間，只記得先從南京到上海，坐船到天津，再坐火車到長春。中間需要走路時，因為地上都是泥土，便把鞋子脫掉綁在身上，需要坐下就坐在鞋子上。
進入長春大學後，發現學校裡面也分了國民黨、共產黨。國民黨的學生保護某位老師去上課，共產黨的學生就擋在路口，不讓老師進來，反過來國民黨學生也會阻攔共產黨學生保護的老師。兩方還會號召更多人到自己這一團來，去阻擋或保護老師上課，文的不行就來武的。每天一到上課時間，大家就拿真刀真槍的武器守在校門口、道路邊，不准對方的人進來，敢進來就打，我也被打過。這樣鬥來鬥去哪裡能上課？內鬥太厲害，根本不可能念書。學校一直是國共兩邊要拉攏的對象，共產黨人多時就變成共產黨，國民黨人多時就又變國民黨。
這種「武鬥」那時叫做「學戰」、「學潮」，我感覺其實像是小孩子打架，兩邊都在「鬧」學潮，談不到是什麼運動。為什麼說是「鬧」？上課時間鬧到無法上課，繼續鬧一鬧發現「欸，時間到了，可以下課了」，或是中午12:00吃午餐，鬧到11:30就有人喊「吃飯啦」，兩方人馬立刻不打了，收拾收拾，一起坐在花圃休息聊天，或手拉手去吃飯。聊到你講我不對，我講你不對，或是休息夠了、吃完飯了，又開始鬧起來。
總之鬧的時候打得頭破血流，打完後又可以「老兄長、老兄短」互相稱呼，像好朋友、好哥兒們一樣；甚至有時候一個「任務」達成後，另一邊的學生也跟著一塊兒高興。其實學校裡分成很多不同小團體，另一個小隊有飯吃、人數多，或有三、五個朋友在那個小隊，有機會就跑去那邊做事情。這種感情的變化想像不到，完全沒有底；兩方學生之間沒有結成世仇，那個對立不是仇。
「鬧學潮」非常蓬勃，人數多、分量大。南京先鬧起來，北京當然知道，他們也鬧，別的城市又知道了，繼續跟著鬧，全國都是這樣。現在想到那段日子好像一場夢，我們到底在幹什麼？到底為了什麼？說是為了國民黨、共產黨，但究竟什麼叫做國民黨、共產黨？這兩個黨又在哪裡？都不知道欸！看到人潮洶湧就過去。我們不像現在這麼認真，有什麼政團、黨派，最初就是為了要吃飯、喝水、念書而鬧，後來才變成團體，也像是為了趕風潮而鬧。
高中以前是在安徽讀書，到了大學像流浪生一樣在外面生活。我們在長春大學的生活很苦，經濟、行李方面都必須靠公家給。水電是文明的生活，我們根本談不到水電，常常連飯都沒得吃。雖然學校會供應食物，有一個吃飯的地方，但沒有三餐制度，到晚上誰跑得快誰就吃得多。吃飯時的「打飯」（拿飯）是一個大學問，遇到感情好的同學遞個碗過來，第一勺的飯壓得很緊，一碗可以變成兩碗的分量，感情就這樣建立起來。那時人與人的感情建立在食物上，有食物就有感情，食物多就感情濃；沒有食物、沒有飯吃，就沒有感情，變成對立。
學校有宿舍，可是因為人實在太多，沒有床鋪；學校到晚上才有水可以洗個腳，幾個人就躺在炕上休息聊天，有時候唱唱歌。我們也「不得自由」，沒有機會離開學校，因為沒有錢買車票，想要回家少說也得要兩個禮拜。而在抗戰勝利之後，一切都需要復原，環境非常混亂，人很容易學壞。例如抽菸跩得不得了，看到別人抽菸我很羨慕，摸都沒有機會摸；發現地上有二手菸的菸頭，就撿起來，把灰撢一撢，然後吸起來。在這樣的環境下，養成很多不守規矩的生活習慣。
國家和家庭是一樣的，家庭被兄弟鬧鬧鬧到壞掉，學潮鬧過分了傷害到國家，現在想想覺得難過，對不起國家。對我們這一代來講，環境教育我們過去的點點滴滴不能忘記，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國家、父母還想辦法拉拔我們這代年輕人去念書，應該要感謝。
「偷跑」比較方便一點
在長春大學鬥了大概一年多，內鬥到待不下，如果再繼續待著會被殺，只得回南京。學校裡一直有人來來去去，比如三、五個人暗中離開，等到上課才發現少了一批人；一開始學校會調查這些人跑去哪啦，以後查都不查。過一陣子不知不覺又多了一批人，哪裡來的也不知道，非常亂！
要離開長春前我知道一點消息，例如哪個小團體米糧比較多、福利比較好，可以多收容人，就到那裡去，跟著他們走。不過整批人一起走太招眼，所以是自己行動，離開長春之後再集合歸隊。如果遇到共產黨查崗被查到，不投靠、硬槓的人會當場死亡。
國民黨在做什麼共產黨都清楚得很，國民黨要運糧食到自己的地方，中途就有共產黨等在那裡劫走；即使國民黨用飛機空運也是一樣，絕對飛不到目的地，中途一定被幹掉。這些糧食都是老百姓的資產，卻被共產黨占去，真是糟蹋糧食，一句話「殘忍」！這不只是長春快要被圍起來的時候，平常也有這個狀況。[3]
我離開長春時學校還沒有解散，長春大學發的成績單和肄業證書，是後來有人帶著一批分給大家，轉了一手、二手，有的同學人都找不到了。我回到南京後第一是要有飯吃，第二是念書不能斷，所以又進入中央大學（民國38年改名南京大學）政治系讀書，幫人補習賺取一些生活費。身上沒有什麼錢，常常和很多人一樣，要在學校走廊打地鋪；不過還有稻草可以墊，已經算是好福氣。我們沒有什麼欲望，唯一的欲望就是生存活下去。
那時候軍校招考的廣告說「有志青年要考軍校」，這是當兵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我沒有親戚、朋友可以資助生活，而在軍中不用花錢，能吃公家飯，除了從軍還有哪條路可以走？再來，我考軍校也是希望有「權」；在亂世權力很重要，不過不能濫用。
想不到考陸軍官校一考就考取，我們一起去考的有二十幾個人考上。而後我進入國防部的一個單位，進去後才發現是要搞情報的，早知道是情報單位就不會去了。民國38年（1949）我跟著這個單位的部隊來到澎湖，因為想著有機會念完書回家，把田地房產收回來，訂好契約，就可以當個小開、少爺，一心一意想回大陸去，所以一直到民國48年才結婚。我和太太是介紹認識的，她是馬公人，我抱著一個很幼稚的想法──澎湖不是離大陸很近嗎？如果在這裡結婚成家，要「偷跑」也方便一點。
從大陸撤退過來，我等於大學沒有畢業，先前國防部說如果願意，可以補訓完成軍校的學業繼續從軍，想要念書的就輔導復學，也可以去做別的工作。一直做著念完書回家鄉當少爺的白日夢，民國52年（1963）我經過正式考試考取台大政治系。讀完一年看了不少書，對人生充滿希望，充滿愉快，打仗那些往事統統忘掉。可是再後來我跟不上課業，而且對契約還是什麼都不懂，如果要回老家訂契約，無法應付啊！馬上逃跑不讀了。
退伍的前兩年即民國57年（1968），申請參加師範大學國文專修班第5期，這次我很認真，一進去就發了個誓，不念完不會離開這所大學。民國60年師大畢業後，隔年又接著念了文化大學新聞系，民國64年畢業。
民國48年（1959）結婚之後，從一口之家變成五口之家，生活負擔很重怎麼辦？所以在離開澎湖到台北念書以前，我一份主要的工作在國防部，還在其他機關兼差、中學兼課，有賺錢機會就想辦法抓住，為生活拼命兼差，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退伍之前再申請讀大學，我改成師大國文專班，就是刻意的，當老師薪水比較多，好賺錢養活家裡。
因為兼差太多，被國防部主管找去多次談話，給了我兩條路：一條是退役離開，一條是准許兼差，但不會給派電，無法升遷，我為了生活而選擇後者。被找去談話心裡很不愉快，但我會刻意輕視這件事，慢慢淡忘，不然內心堆了很多不愉快的東西很難受。
我在國防部的本職其實很好，如果繼續升遷可以升到將軍。我的一個同鄉也是軍校同學，問我為什麼要這樣選？他說回家鄉時他可以帶將軍的「星星」榮耀回去，我卻連條牛也買不起！我說：「牛我是買不起，但好好照顧太太和三個孩子，就是我的心願。」
※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民之家協助安排訪談。
注解
[1] （編注）(1)根據趙修禮的年齡、他在長春大學的成績單，以及肄業證明書上「羅雲平」的校長印，肄業證明書的年分民國「二十七年」應作「三十七年」。
(2)羅雲平擔任國立長春大學校長的時間，見於〈羅雲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0281，「總統府人事調查表」。
(3)現今的長春大學是1987年重新組建，由吉林省人民政府管轄。
[2] （編注）整理本系列文章時，除了訪談紀錄，亦根據趙修禮提供的證件資料，以及下列文章、報導、訪問補充內容：趙修禮，〈「張老師」原名「張大姐」〉，見於《聯合報》，民國82年（1993）12月24日，第33版、《榮民文化網‧快意筆耕人生》、《國軍退除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榮家舉辦趙修禮百歲慶生會 住民及家屬同賀福壽綿延》、《國家文化記憶庫2.0‧軍人變辦報人》（以上網路資料瀏覽日期皆為20250321）。
[3] （編注）經歷過長春圍城的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指出，共軍圍困長春不是民國37年（1948）5月，而是從民國36年秋天就開始了，到民國37年10月19日共軍進駐長春，實際圍困了一年左右。遠藤教授的說法可參見本平台所舉辦「戰爭與戰爭中的生民：由長春圍城談歷史為何被刻意隱晦」講座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