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墉祥
書名：《吳墉祥戰後日記》
出版社：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出版日期：2019
文／晁成婷撰寫，汪琪編版
1980年代KONICA軟片有句經典廣告詞「用照片寫日記」，曾經風靡一時膾炙人口，也成為時代的記憶。
時至今日，你寫日記嗎？用什麼方式？紙本日記，或者社群軟體f b、Instagram、threads⋯⋯，方法很多，但問題在於能不能持之以恆寫下去，甚至寫上一輩子。
這個提問並不驚天，來自山東的專業會計師吳墉祥，在民國38年（1949）國共內戰的離亂局勢中，幸運舉家遷台，他的日記從1945-2000也幸運的保存下來，這段橫跨55年，超過半世紀的書寫，從36歲到91歲過世為止，是真正寫了一輩子。然而，吳墉祥其實早在民國16年（1927）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即有寫日記習慣，可惜囿於戰亂，民國33年（1944）以前日記皆已亡佚。[1]
吳墉祥（1909-2000），山東棲霞人，政治大學財政系畢業，曾任安徽地方銀行副總經理、山東省銀行總經理、齊魯公司常務董事，國民大會列席代表，來台後執業會計師，後任美國援華機構安全分署高級稽核、台達化公司財務長。
其中，國民大會列席代表這個身分對他幫上大忙，民國38年在國府撤台的一片亂局中，根據7月16日的日記，他在這天由白雲機場搭飛機抵台，「下機後驗入境證，余以國大代表出席證代替，登記通過」。而前一天，7月15日他仍在為安排家眷搭船來台奔波，上午來到國大秘書處「請代備證件證明余眷屬赴台」，終使妻、子「一大人三小孩」在7月24日乘「秋瑾輪」抵基隆團聚。
吳墉祥長壽，他書寫不綴的日記因而也長壽，但寫日記很容易變成記流水帳，尤其個人日記「自我」與「私密」的特質，使得小民日記不若名人日記能夠引起大眾關注和閱讀興趣，更別提研究價值了。所以當「民國歷史文化學社」以「民國日記」概念出版吳墉祥戰後日記（1945-1950）系列6本，「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也為歷史留痕跡。」[2]不禁讓人好奇，一個普通百姓的平凡日記果真能讓此時與彼時的歷史記憶拉近距離，讓歷史鮮活起來又留下痕跡嗎？升斗小民的日記又有什麼值得閱讀的趣味和價值呢？
回答這個疑問，也許可以試從吳墉祥1949年的日記中尋找。這年是兩岸分治開始的一年，也是吳墉祥生命分水嶺重要的一年：7月16日以前他還在各省公幹出差，7月16日飛抵台北後，與山東家鄉從此天涯阻隔，這場時代巨變絕非他能逆料。
在這年日記中，從1月1日到12月31日，吳墉祥無日間斷的記下了「密雲不雨」的局勢中，面對動盪，老百姓如何掙扎，隨人顧性命。抗戰才走、內亂又來；經濟上有通膨嚴重、金圓券崩潰，幣值早午晚不同價的痛苦；生活上有不停遷移逃難的驚恐和無奈。透過吳墉祥在1949年日記中仔細留下的生活蹤跡，即使77年已經過去，我們仍然可以鮮活的看見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那是屬於老百姓的歷史記憶，是大歴史不會書寫，也甚少關心的部分。
本書主編馬國安是吳墉祥外孫，閱讀這些留在外公日記裡的「原音」，讓他以為「人們應該早已『習慣』了這種不知道究竟能不能抵達旅途終點、擠沙丁魚的日子。但事實是人們從未『習慣』逃難。也不應該能夠習慣。」
馬國安說「1949早已成為一個華人離散的核心文化符號」。外公在這年3月20日的日記中寫下，乘火車自南嶽返上海公幹途中，遇見來自安徽的王姓一家向內陸投親避難，「而時局密雲不雨，終覺不安久住，遂又作東歸之想，⋯⋯但於逃難已極厭倦云。」密雲不雨出自《易經》小畜卦，比喻事情已在醞釀積蓄，但尚未爆發。在外公日記裡看到「密雲不雨」四字，馬國安心中一驚，覺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大多只能預示凶兆」。[3]
馬國安將1949年日記分類編例，安置在日記各段前面，如「師友」、「家事」、「職務」、「娛樂」、「交際」、「游覧」、「旅行」、「見聞」、「體質」、「起居」、「瑣記」等，一方面避免了日記陷入流水帳無趣的風險，一方面也方便讀者運用關鍵字查索。
以「師友」為例，吳墉祥頻繁訪友，不管在大陸或者來到台灣，每天拜訪友人少則3-5人，多至7-8人，若實在不能外出，則以電話聯絡，例如4月25日這天，「師友」段：「今日終日大雨，未能外出，僅以電話詢問友人消息」。他共與崔唯吾等3位友人先後通話，得知「央行支配若干人赴台，崔氏在內」，高希正兄來電話謂「今日開始接中央合作金庫信託部，⋯⋯人員照舊，支持危局」。吳墉祥為什麼需要這樣密集不停的訪友？目的是什麼？也許維繫人脈網絡，使他得以及時掌握局勢變化、人事異動等等消息，有助靈活應變，在亂世中求生。
另外，再舉一些1949年日記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例如通貨膨脹，整個4月幾乎都在提這件事。4月7日提到：「金圓券加速貶值」，「上海現鈔恐慌」，與「上海人在何等動盪情形下討生活，人人在金圓券數目上希望不被貶值，但掙扎之結果仍舊無人可以倖免也」。4月16日的日記說，金圓券貶值，早晚市價不同，「用錢須先將銀元換出，⋯⋯完全用出，否則續貶」。到4月17日，通貨膨脹「已經山窮水盡，現鈔恐慌至銀行發薪亦須用票據，殊為駭人聽聞」。存款由於幣制步跌無人上門，放款無力承作且不上算，匯兌多由商界套匯，銀行則匯水既高，稍有遲誤顧客即蒙損失，也不敢交匯。
4月18日，由於通膨造成物價高漲與現鈔缺乏，薪水「皆為票據」，搭電車無現鈔，先用本票「買糖三磅，找回四千餘元，以之作為車錢」，購物時，標價「相距不過半小時即加為百分之二十，至於一面購物一面即行改碼，更數見不鮮」。
到了4月25日情況更嚴重，「國共和談破裂後，局面急變，⋯⋯銀根奇緊⋯⋯僅存之數元銀元」，「換開時即刻用完」；「任何人均只可以避不可以免也。」
惡劣的金融逼使人們走向投機，4月4日記載友人張兄在上海每天看市場風色作股票買賣，「實等於投機與賭博云」。也有放高利貸的，「利息高至日息百分之十二，」或者套匯的，友人廖兄「向代銷啤酒的店息借款項到廈門買美鈔回滬銷售，聞有大利云」。種種亂象讓吳墉祥感嘆，「多數人在市場上翻來翻去，暴富暴貧所在多有也。」
即使局勢如此不安，吳墉祥仍有豐富的文化活動，他會去圖書館讀報，讀書，看畫展，看電影，聽戲。如4月6日這天「看三毛畫展，有張樂平《三毛流浪記》原稿三百餘，又彩繪三毛數十幅，⋯極有價值。」（見圖二）。
2月28日至3月7日，吳墉祥持續讀完「萬有文庫本葉昌熾著《語石》」共十卷，這是清朝金石學的一部大書，也是硬書。在旅次長沙兵荒馬亂的生活𥚃，他居然還能靜下心來耐性讀完；不但品評書中所論之碑體，甚至勘校拓本的差異：「余去年自隴上歸，得北海李秀碑」，而「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爲宋拓」，這兩者相比較，他發現「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重摹本刻手頗不惡，然只能得其結構，其神韻終不能到」。
另外，他在4月1日記下閱讀陳夫人影印的陳氏遺著，《陳布雷回憶錄》。他評論「陳氏筆墨條𣈱，⋯⋯書法亦遒麗悅目」。4月3日繼續讀完，「惜乎有時似乎有所保留，如西安事變僅輕描淡寫而過」；而「陳氏書法甚秀美，此書影印，初看似不甚清楚，但細看則纖毫畢露」。吳墉祥文字有意思，也讓人彷彿看到作為知識份子，他那風聲雨聲讀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的身影。
本文最後要提的是日記中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主要人物的煙台聯中張敏之校長。1949年的日記從7月29日到這年最後後一天，吳墉祥隔三差五，有時甚至是每天，密集不斷地持續記下他與山東幫崔唯吾、叢芳山諸人等想方設法營救張敏之的漫長經過。
有關張敏之與煙台聯中案始末真相，社會所知悉者多由調查、研究等外部資料而來，吳墉祥日記則提供了私人視角的寶貴參考資料，例如7月29日「又由張敏之率領到達馬公島之學生被迫全部從軍，引起學生反抗風潮，此間山東人士已注意之」。9月20日，「張兄已在馬公被扣押，其原因為張兄在馬公多肯為學生說話，至遭軍方之忌，藉口則謂為匪諜」。
12月6日作者聽到消息，「張敏之兄一案，已經保安司令部軍法部判處死刑，似因曾由國大、立委、監委等二十人之呼籲尚在緩未執行」，於是他「當即洽商再作最後奔走」。及至12月11日張敏之遭槍決當天，他親為收屍，見張「血肉模糊，且兩眼圓睜，慘不忍睹」，而昨天突如其來的變化，是因為「保安司令彭孟緝昨日送請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所批者」，而如此迫切，乃因「馬公島駐軍方面為顧慮夜長夢多，乃採取先下手為強之手段」。
張敏之的死訊由吳墉祥親自告知遺孀王培五女士：「余將今日一天種種經過相告⋯⋯，陪同張太太回余寓」。吳墉祥敢在一片風聲鶴唳的恐怖氛圍中，照顧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匪諜之妻」，這種風雨故人的情操使人敬佩。及至這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仍記著「上午，到火車站送王培五女士回台中，」猶憶曾詢友人究竟有無山東幫？彼是否特重義氣？友人斬鐵截釘皆言是！從吳墉祥日記近半年的記錄可證，應非虛言。
吳墉祥民國38年（1949）的這本日記，從元旦記下國共合談失敗開始，這一年的日子如飄萍般沈浮在動盪不安的大時代劇變裡。有關國共內戰，已經有數不清的資料足供史家研究，但烽火逼仄下，老百姓的生活情況又是如何，史墨少及，吳墉祥日記恰能填補這一缺塊，透過個人日記詳細、真實、不必遮掩的描述和記錄，我們能夠看到那一年老百姓的日常真實。
注解
[1]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導言〉，頁VIII。
[2]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導言〉，頁V。
[3]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密雲不雨——寫在1949年後七十年〉，頁365-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