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修禮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1]
圖／趙修禮提供，羅國蓮翻拍
和清幫合作執行大橋任務
我在322部隊時也被指定負責過一部分的武器補給，因為還在受訓時我申請過一批新式武器，記得有卡賓槍200支，還有手槍、機關槍，都是小型武器，打小戰鬥可以，打大戰爭不行。申請目的是給護衛保護總統使用，因此申請什麼就有什麼；但這是私下申請的武器，從美國運到杭州後再拿去南京。
學新式武器也是我們的工作項目之一，才能建議國防部如何選擇各部隊的武器。有些部隊的武器該提升就要提升，一方面是提高士氣；另一方面不提升也不行，部隊跟部隊就像兄弟一樣，彼此之間會比較，新的武器你的部隊有、他的部隊有，就我的部隊沒有，這部隊可能就要造反了，這還得了啊！
徐蚌會戰還沒結束之前，我回到南京；來了一個命令，要我到杭州設法投入清幫，拜裡面一個山東人為師。當時杭州一座大橋正在修復，工人大約一萬多人，當中有八千到一萬人是清幫的，都是那位山東師父的手下。我參加清幫就是要執行關於這座大橋的任務，幫派有點像是我們的手下，他們的紀律比軍隊還嚴格。
我們自己也有個小組織大約五十幾個人，我是小隊長來領導小組織執行大橋任務。擔任隊長是按照資歷，還有大隊長帶三百多人，中隊長帶一百多人；當隊長待遇比較高，例如任務完成會有多幾個月薪水的嘉獎，小隊長多兩個月，中隊長多四個月。
杭州這座大橋在國際上很有名，就是錢塘江大橋，它是三層的鐵橋，地下兩層，半空中又是一層，包含陸軍走的道路和火車鐵軌；它的建造工程很大，花了好多錢好多年才建起來。我們要執行的任務，先是要保護這座橋，不准有一點損害，但又要預備共產黨如果打過來，要把大橋破壞掉。我們要去蒐集情報，第一個先看國際的局勢怎麼樣；第二個是看戰局如何，如果穩操勝算當然不需要毀橋，如果失敗撤退就要動手炸毀；第三個要看當地老百姓來往的人多不多。
在杭州待了四個月就是在執行大橋任務，上級命令我們和清幫合作把橋炸掉，我猶豫了很久，覺得炸掉大橋很可惜。橋一旦炸掉，兩邊靠大橋來來往往的人民，他們的生活怎麼辦？來不及撤退的幾十萬國軍部隊又該怎麼辦？這座大橋的工程太偉大，是屬於人民的工程、人民的財產，把橋毀掉要花好多錢，不是政府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只是不敢上報想法，自己又不能做主。
不過我們發現共產黨很希望大橋被炸掉，因為炸橋等於是和老百姓作對，他們就等著老百姓去批評。想到這一點我就回報不適合炸橋，違背命令離開了杭州，但我沒有被處罰。後來的炸錢塘江大橋就不是我們動手，那時我已經不在杭州。[2]
放棄「分享」錢財的機會
民國38年（1949）我們部隊整個撤退，指揮部還在南京，要到上海坐船往南撤，當時南京還沒有失守。不太記得我們的船是什麼時候到廈門的，一個司令是湯恩伯的部下，他說「沒有命令通知你們會到廈門」、「是叛亂分子」，把我們擋在海上。可是困在船上等了兩天，吃的、喝的都沒有，於是炮口相對，打電話給那個司令：「要是再不開放，我們就要打進去了！」這才進了廈門。
![圖三 民國37年（1948）年11月，國防部預備幹部訓練局局長蔣經國與陸軍中將石祖德（左）合影。根據劉培初《浮生掠影集》的記載，不讓綏靖總隊進入廈門的司令是石祖德；他於民國38年曾任廈門警備司令。（來源：國史館）[3]](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76-3.jpg)
住隔壁房間的人彼此不一定認識，我發現間隔木板的裂縫被人用蓆子擋起來，在情報部隊我比較敏感，感覺怪事來了，便跑去敲隔壁房門。隔壁住客開門邀我進去：「唉呀，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也不好拜訪你；應該進來喝杯茶嘛！」我沒有進去，在門口說：「我看你們在這邊稀哩嘩啦忙不停手，也沒有空喝茶吧；為了生活打拼，在外面旅行。」他說：「我們不是旅行，是在逃難。你知道我們在忙什麼嗎？」我說沒注意不知道；他又問：「我們在整理鈔票，你們會不會把我們殺掉，把鈔票拿走？」我回道：「你有什麼想講的就講吧，我只是在這裡聽，不會計較也不會記得，所以你盡可放心，要講就講，不講也沒關係，我不會拿你的話作把柄敲詐你。」
這個人似乎知道我們是什麼人，覺得瞞不住乾脆攤開來講：「這些鈔票不一定是我的。」原來他是主管稅務的縣級幹部，坦承自己帶的鈔票來源不明。看他態度很好，我便說：「話就到此為止吧，不然我知道太多不好做，你也難過不放心。」又因為快要撤離廈門，需要先搭小船再上大船，但逃難的人太多，每個人能帶多少行囊都有規定，所以我提醒：「這些錢當然不是你的。要上船的那一關，一人只能帶一個行囊，這一個你要裝黃金或不裝東西，都沒有人管你，但是超過的就要丟掉，沒有得選，你們自己注意。」講完話後這個縣級幹部笑容可掬，他的太太也很感謝我，他們就是在整理行李，知道了要先帶什麼。
要上船離開廈門的時候，檢查到縣級幹部夫婦安全過關，只有超過的行李被丟；那時候人們只能顧性命，不能顧財產。再過幾分鐘他們和我要分開，那位幹部向我招手；看著他們安全上船，我的心裡很平和。其實在房門口對話時，他如果不坦承，想瞞也瞞不住我，因為我是內行人。而我可是一毛錢都沒有，要是壞心眼想和他「分享」，是可以把錢拿過來的。做好事我隨時可以做，做壞事也隨時可以做，但我還是壞事能免就免，能幫助人就幫助人。
當初離開南京，蕪湖的家人先知道消息，再打電話聯繫了合肥老家。等我們在上海坐上船，船已經鳴笛、準備起錨走了，站在甲板上的我突然聽到姑媽叫我回去的聲音，原來她正好趕來，我大喊︰「現在下不來了，不能回去了！」雖然家人知道我離開的消息，但他們並不知道我要去哪裡，後來兩岸交通、訊息斷絕，認為我失蹤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和很多僑胞建立友誼的關係；把我的信件換了一個名字，囑託他們幫忙轉到大陸去，才和家人聯繫上。
曾經很難過姑媽叫我時我沒有下船，因為看到四個錨有三個錨還沒起來，船應該還是會暫停啟航讓人下船。但是再想一想，下去能做什麼呢？吃飯的地方都沒有，生活成問題，慢慢地就算了。以前我們只想到「生活」問題，只能想到晚上有沒有吃的？要住在哪裡？根本沒有想到「生命」問題。
還好我們部隊到台灣來得快，慢的話就來不了了，共產黨動得很快。到台灣後部隊雖然解散了，大家到不同的單位工作，但彼此都還有聯繫。有一個張少將對我很好，我們後來在台北一見到面，他就拉著我的手叫「小老弟、小老弟」，問我早上吃了幾碗飯？我說吃了一碗，就要我「再吃一碗、再吃一碗」，他活到106歲才過世。
彼此之間最有感情的應該是特務人員，我們出賣自己為別人賣命，不抱怨也不報復、不報仇。
※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民之家協助安排訪談。
注解
[1] （編注）整理本系列文章時，除了訪談紀錄，亦根據趙修禮提供的證件資料，以及下列文章、報導、訪問補充內容：趙修禮，〈「張老師」原名「張大姐」〉，見於《聯合報》，民國82年（1993）12月24日，第33版、《榮民文化網‧快意筆耕人生》、《國軍退除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榮家舉辦趙修禮百歲慶生會 住民及家屬同賀福壽綿延》、《國家文化記憶庫2.0‧軍人變辦報人》（以上網路資料瀏覽日期皆為20250321）。
[2] （編注）民國38年（1949）渡江戰役中，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3日占領杭州。國軍為阻止解放軍繼續南下，於5月3日再次炸斷錢塘江大橋，但護橋工人賄賂國軍工兵，又有中共地下黨人的阻撓，最後只有炸毀一小段鐵路橋面和木板公路橋面，沒有傷及大橋主體。參見《維基百科‧錢塘江大橋》、〈緊急炸橋令：奉浙江省主席命爆破錢塘江橋（江南戰役）〉（瀏覽日期20251021）。
[3] （編注）〈蔣經國照片資料輯集—民國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30202-00001-131。圖說的劉培初之說參見氏著，《浮生掠影集》（台北：正中書局，1968），頁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