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臺灣解嚴後的某一天，神奈川縣大和市的議長石川公弘遇到一群臺灣來的訪客，發現他在讀小學的時候，竟然和這些臺灣訪客住在同一個宿舍區。
原來1943～1945 年，有8400餘名臺灣少年離開家鄉，遠赴日本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投入了製造飛機的工作。
二戰期間，日本海軍因為勞動力緊缺，無法從本土招攬到足夠工人進入兵工廠，因此以半工半讀的名義，從台灣招募少年赴日。臺灣解嚴後，這些「台灣少年工」組建了「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台灣高座會）」來紀念這段共同的經歷，在日本，也有相應的「高座日台交流之會」。
日本「高座日台交流之會」會長是現年 91 歲的石川公弘先生，父親石川明雄在戰爭中擔任了高座工廠台灣少年工宿舍的舍監。當時還是小學生的他，和少年工們共度了兩年半時光。
戰時與少年工邂逅、戰後又與高座會友重逢的石川公弘，知道哪些少年工的故事？又是怎樣看待他們在日本的經歷與成就？（溫疏影）
文／石川公弘口述，溫疏影採訪、翻譯、整理及編版
圖／石川公弘提供，溫疏影翻拍
高座海軍工廠宿舍——我與少年工的家
當時台灣少年工來了 8000 多人，每 2000 人分為一舍，各自安排一個舍監，共有四個舍監。在舍監之下，還有副舍監、寮母（照顧日常起居的女性）等職位。每個舍大約有 10 棟，每一棟容納 200 個人。一棟兩層樓，一層樓 100 人。大約是 10 個人住一間，所以大概每層樓有 10 個房間。畢竟有 10 個人要睡，空間還是蠻大的，夠 10 個人把被褥（布團）鋪開。
打掃宿舍、洗衣服等（後勤工作）由寮母負責，連縫補破衣服都是寮母來做。另外每棟宿舍還有台灣人擔任的寮長（宿舍長）、副寮長，從少年工裡挑選，由舊制中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台灣少年工 8400 人中有 400 人是讀完中學的，他們作為領袖看管其他人。[1]所以宿舍實際上是寮長在管，可以說是自我管理，每個房間有室長，寮長只要管理好室長就好。少年工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最先找到室長，然後是寮長，最後是舍監。
除了中學畢業的，其他少年工有些只讀完小學，有些讀完兩年高等科。[2]小學六年級剛畢業，才是 12 歲的小孩子。只因為他們非常優秀，小學畢業就可以來。其中有個小孩在日本戰敗以後回到台灣，稍微學一學就進了台灣大學。當時，舊制中學的畢業生都說「現如今已經進不了支那（中國）人的大學了」，就沒什麼人讀大學，都去做自己的工作了。後來那個小孩成為了大型人壽保險公司集團的老闆，很厲害啊，原先這麼小的人取得了成功，就出自少年工中。
這（圖三）就是當年宿舍的樣子，中間是我家，舍監的宿舍，後來我們家這裡新建了辦公室，舊的房子也拆掉重建，已經不是原樣了。
父親作為舍監，由工廠的食堂派專人送飯到辦公室給我們一家，所以我和母親和台灣少年工吃一樣的飯，他們也知道我那兩年半吃的是什麼。一開始魚很多，有時也有肉，米飯量也很大，都是白飯，堆積如山。到了後面，漸漸變成了地瓜一半、米飯一半。有時候我們還會吃羊棲菜飯。羊棲菜是一種海藻，黑色的，稍微煮一下就可以當配菜吃了。奇怪的是羊棲菜和米飯一起煮的話，米飯就會完全變黑，真是受夠羊棲菜飯了。還有一半米飯配一半豆子的……即使在海軍工廠，確保的也只是份量。雖然保證份量裝滿飯碗，但內容逐漸變成了豆子、地瓜和羊棲菜。
小學三年級到五年級的我和台灣少年工住在一起，當我要去父親辦公室，來到這裡，經過一間間的宿舍時，他們就跟我說：「有糖果哦！」然後從二樓丟下來一堆糖果，撿著撿著就拿了好多，好疼愛我。
這是我與他們的邂逅，再見已是台灣解嚴之後，他們 50 年沒來。當時我是大和市議會議長，很偶然，台灣（高座會）有個地方的會長帶了大約 30 個人來，跟我說：「我是半個世紀前大和町上草柳的台灣少年，曾經住在這裡的宿舍。」於是我告訴他們我是當時的石川舍監的兒子，大家都驚呆了。同行的有個人說：「我有看過你背書包（ランドセル）的模樣。」
當時他們起碼都是小學六年級畢業生，差了有 3、4 歲。我現在 91 歲，台灣的人起碼也都 95 歲左右了。所以我並沒有和他們進行過太多一對一的交談，只是把他們當成更年長的造飛機的大哥哥，而我是謝謝哥哥給糖果的小孩子。
痛苦和美好並存的日本生活
台灣少年工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好，總是四五個人聚在一起，嘰嘰喳喳聊天，講講話、唱唱歌，被人稱作「麻雀部隊」。即使是大的也不會欺負小的，反而是疼愛。就算一開始上過兩年高等科的人和小學六年級畢業的人，排起隊來有高有低，經過了兩年大家都變一樣高了；一開始有些人的手還不及制服的袖口，經過了兩年，袖口就都只到手腕了。
台灣還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多民族）：有從中國來的——包括廣東來的、或者內陸來的客家人，有從南洋（南方）來的，還有高砂族（原住民）……彼此一點也沒隔閡，跟誰都能一起聊天，一起生活，也可以一起做朋友。
特別是被派遣到群馬的中島飛機廠或名古屋的三菱重工業飛機廠的人，都因為精神飽滿，受到周圍人的尊敬。他們在台灣的時候會被歧視，被日本人瞧不起——比方說在台灣，日本人能優先去中學校——到了日本本土（內地）卻不會，反而被褒獎、被尊敬了，很有意思。他們在這兩年間學習了技術，精進了自身。所以對台灣少年工來說，來到日本是一種成功，不少人獲得了自信，覺得人生很美好。這是 80 年來友好能持續的理由。
肯定會有人覺得痛苦，跟我很要好的方錫義先生一開始在九州遇到過一次轟炸。[3]他值夜班，把工作交給對方，回宿舍的時候，工廠就被轟炸了。他那時候如果在工廠的話就死了，因為換班的夥伴死了。每個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還是很痛苦的。
痛苦的故事很多很多，比方說煩惱凍瘡啦，食物不夠吃啦。但是反過來，也會有諸如「那個班長對人真好」這般好話；也有人說凍瘡的時候，有個日本女生把上戰場的兄弟的襪子和手套，拿來送給他。很多人兩者都會提及，單單提及痛苦的人很少。
比方說來自嘉義的柯永遠先生，他說：「在名古屋的工廠被轟炸的時候，我正在和關係要好的日本朋友一起吃飯，避難跑晚了，沒能跑進防空洞裡。於是兩個人逃跑的途中，日本朋友死掉了。他被炮彈的彈片擊中，腸子都流了出來。這時防空洞入口附近有個日本女生，叫我趕快過去自己那裡。我跑了過去，身體卻一直在顫抖。於是那個年長的女生就抱著我，直到傍晚我不再顫抖為止。」因為戒嚴令，他沒辦法馬上回日本。經過 50 多年，大家中間沒了聯繫，可上了年紀的他，還想趁活著的時候，對那個抱了他一晚上的姐姐說聲謝謝。
台灣人即便有難過的故事，相對地肯定有溫馨的故事。
一個工廠一年3000架飛機
台灣人真的了不得。台灣少年工有幾個成功因素：勤勉、優秀、上進、毅力、善於合作，還有敏捷。
提到敏捷，他們很擅長逃轟炸。方錫義後來在川崎又遇到過一次轟炸，地面一米以上被黑煙所覆蓋，燃燒彈的煙。他匍匐在地上的時候，看到一隻白色的狗。他想狗會憑藉本能跑到哪裡去，就跟著狗走，平安到了多摩川邊，一條大河的河岸。他腦袋真好啊，其他人遇到了不得驚慌失措，畢竟什麼都看不到。在熟悉的地方也就算了，在陌生的地方遇到黑煙，肯定會慌張的嘛，那個時候台灣人哪知道川崎在哪，方先生就很冷靜。狗確實也是厲害的狗，能夠看透逃生方法的方先生也是很了不起。如果是自己遇到那種情況，我想我是沒有那個能力的，所以說他們很敏捷。有曙光就能得救，就能從煙霧中逃離。方先生是非常優秀的人，技術上也是萬裡挑一的Number One。
而且，他們很快就和附近的農家打好了關係。當家裡送來焦糖或砂糖時，他們會留一些給農家的小孩。他們不僅僅是跟一家一戶關係好，而是跟每一家關係都好。以前每家會有一個地爐（圍爐裏），在那裡做飯或者圍爐。農家的太太會拿地爐給台灣少年工烤地瓜吃，雙方很快就能混熟。
跟農家混熟以後，家主一般都去打仗了，他們就幫人家除草、搬重物等等，作為一種交換。大和地區的所有農家，大約都跟 10 個左右的台灣人彼此關照過。所以，他們才把大和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故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少年工們很善於與人相處，或者更確切地說，善於建立聯繫。
他們和（工廠裡的）日本人相比更優秀，因為在當時的日本，優秀的人才都去讀兵學校或者士官學校，進了軍隊。我這麼說有人會生氣，優秀的日本人不在，日本沒有會造飛機的人才，工廠裡的人是二流的日本人，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少年工，而台灣少年工是一流的台灣人。
高座海軍工廠生產了多少架飛機呢？兩年半造了128架。但台灣少年工去了群馬、名古屋，他們造了幾百架，甚至幾千架飛機。為什麼？因為國營企業和私有企業不一樣。私有企業效率更好，國營企業效率低下。
台灣少年工首先到了高座，卻沒有足夠的機會嶄露頭角，但在派遣工廠做得很好。派遣的時候要從大和坐一個晚上電車，因為白天有被轟炸的風險。他們到了派遣工廠——名古屋的三菱工廠、群馬的中島飛機廠、兵庫的川西飛機廠——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當這群台灣少年被派去工作時，生產力提高了 30%。中島飛機廠過去每天造 9 架零式戰鬥機增產到 11 架。一天 11 架，一個月就是 300 架，一年就是3000架，太厲害了。高層很高興，工廠生產力因為台灣少年提高了，他們的晚餐也加了一道菜，皆大歡喜。三菱工廠的主管也幾乎每天都表揚他們。
有次公佈表彰名單的時候，10個人裡有9個來自台灣少年工，我之前提到的方錫義先生也總是在榜首。這是後話了，大家老了的時候發獎章，第一個給李雪峰會長，第二個給何春樹副會長，方先生還以為第二個獎章會歸他，因為戰時受到表彰的人一直是自己，所以他覺得如果要評選勤務獎章，自己會是第二個。可第二個不是給他的，他氣得不行。他就是這麼有趣又自信，因為他一直都是頂尖的。他們因頭腦聰明身體好而被選中，而備受表彰、引人注目，獲得了很多自信。
台灣少年工很擅長打鉚釘以固定飛機的零部件，因為他們個頭小，很容易進到飛機裡。而且他們關係好，能內外協力把鉚釘打好，很能幹。我認為台灣少年工當時在飛機製造業受到過的關注，就像現在台灣的半導體正受到全世界的關注一樣。在優秀工程師的意義上，台灣少年工如同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一樣飽受好評。這在當時是一個成功的典範，一個先例。台灣少年工是（半導體產業成功的）先驅，我想台灣人應當對此抱有自信。
注解
[1] 編註：登陸日本的高座少年工具體人數為8419人。藤田賀久，〈高座海軍工廠と台湾少年工：日台関係史の一断面〉，《紀要》第9期，2017年3月，頁13–30。
[2] 編註：此處的「高等科」為日本1941年《國民學校令》頒布後的國民學校高等科，即原來的兩年制高等小學校。相對應地，原先的小學（尋常小學校）被改稱為「初等科」。
[3] 編註：這裡說的九州應是方錫義先生被派遣去的長崎大村海軍第二十一航空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