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川公弘口述，溫疏影採訪、翻譯、整理與編版
圖／廖宏祥提供，汪琪翻拍
軍歌比賽——戰時的歌聲
我讀過寮長黃文木先生的文章，他半夜一個人偷偷抽泣，不知不覺中越來越難過，就用台語喊了聲「媽媽」。然後所有人一齊哭了出來，已經壓抑不住了。他們被罵「堂堂日本男兒成何體統」，然後又讓他們回去睡覺。我知道這段故事很難過。通常這種情況，人容易會變得神經質或者說緊張，然後得抑鬱症，可他們會用軍歌來治癒。一個月後，他們就成了獨當一面的戰士。
戰時（的歌曲）基本上都是軍歌，演歌之類的流行歌是沒有的，倒是有兒歌，但沒有什麼情歌。我剛來的一天早上，8400 人齊聲高唱，如同雷鳴般震撼[1]。我當時 10 歲，現在還記得 10 首歌，這次我去台灣的（八十週年台日交流彰顯）大會的時候也唱這 10 首。沒有特別去學，自然而然就記住了。
從早上開始，大家就在唱歌。一棟宿舍 200 人中，有四個小隊，每個小隊 50人，唱自己喜歡的歌，然後進行比賽。回家的路上他們也唱歌。除了台灣少年工以外，再沒有像這樣唱軍歌的團體，哪怕日本人都不怎麼唱，即便是日本的廠工，也不會在去工廠的路上從頭唱到尾，只有台灣少年工這樣。
這正是台灣少年工的廣告歌。他們一唱，人們就知道唱這歌的是台灣少年工，他們就變得有名了。而且只要他們大聲唱歌，「我想媽媽」之類的，煩惱就一掃而空。就像現在的卡拉OK一樣，去卡拉 OK唱喜歡的歌能讓人精神振奮，這是一個道理。
這是海軍的長官有意識這樣做的，認為這樣有益健康，倒是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也許是某個海軍長官讓大家聚集在房間裡，讓他們自己練習軍歌，自己決定「下次來唱這首軍歌。」於是晚飯後，有時間他們就會聚集在一個房間，決定接下來要唱哪首歌。總有人有音樂天賦成為領隊，負責這件事。不用樂譜和教科書，聽著唱著，不知不覺就記住了。我記住了 10 首，他們恐怕記住了 30 首左右。少年工不只是造飛機的技術好，歌唱得也好。在這個意義上，唱歌不只讓人健康，還受到尊敬。
低死亡率——海軍方的努力
高座很少遇到空襲，但也有 5、6 次。離終戰只有兩週的時候，少年工（因空襲）死了 6 個人。大約在這一年前，名古屋工廠死了 25 個人，加起來 31 個人。[2]這個數字，很低了。
飛機工廠在戰爭中可是美軍的重要目標啊。然而只死了 31 個人，雖然也很對不起那 31 個人，但這可是 8400 個人中戰死的 31 個人。想必是因為海軍很用心地庇護著台灣少年工，他們都還小，被大家珍視。一有空襲就叫他們快跑，直直地跑，而且叫他們跑遠點，到一公里以外。因此哪怕工廠被炸，他們也很少有事。
還有病死了大概 30 人左右，各種各樣的疾病都有，比如斑疹、傷寒或類風濕性關節炎。但來的都是體格強健的人，所以很少生病。如果生病了，有醫務室的醫生看診。台灣少年工本來是來學習的，所以衣服都沒帶夠，帶的都是詞典，忍受不了冬天的寒冷，很受罪，手腳會凍得紅腫，讓人煩惱。還有就是蝨子，咬得人很癢，主要就是這些。不過農家的媽媽，會讓大家把內衣褲拿去自家，用大鍋煮，幫助大家驅逐蝨子。
台灣少年工的死者一共是 60 人，8400 人中的 60 人，是相當低的死亡率了。比方說在東京的日本人，死了十幾二十萬人[3]，台灣少年工卻是 30 人，生還率竟然是 99.4%，這麼一說就覺得很厲害。而且是在戰爭中，還不是在山裡，是一邊生產飛機，一邊存活下來的。這當中有他們少年工的本事，負責管理的海軍方的努力也很多。
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答應送這 8400 人去日本。但他的條件是，他們必須以受人尊敬的工程師身份返回台灣。為此他做了各種努力，比如，他改變了他們來時的航路。8400 名台灣少年工被分為八艘船，一艘 1000 人。最開始的兩艘是從台灣出發，沿著琉球群島來日本。可是這塊區域已經有很多美國潛艇，那時人們甚至親眼目睹其他船隻被擊沉。每個人都被教導說，如果船遭到襲擊，即將沉沒，就要把兜襠布綁在腰上拉長，跳進海裡。鯊魚不會咬比人長的東西，這樣做才不會被鯊魚吃掉，就是這麼危險。
於是長谷川清和海軍大將豐田副武聯繫，讓剩下六艘船改變航線，從潛艇很容易被發現的東中國海開往日本，所以剩下的船也平安到達。如果被幹掉一艘船，那就會失去 1000 人，就不會留下這麼多台灣少年工的佳話了。這是死亡率很低的第一個因素。
這位受人尊敬的總督後來被解職，改由陸軍總督（安藤利吉）上任。我想是因為當時美軍已經有可能登陸台灣，而陸軍才能指揮軍隊（反擊登陸），海軍無法指揮。他回到了日本，炸彈開始落在本土前，他就已經在做終戰工作。他肩負著包含他派出的 8400 名少年工的重任——他必須履行承諾，將他們送回母親身邊。
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引敵入本土，然後用陸軍主力進攻。長谷川清擔心要是戰爭繼續，少年工們將難逃一死，所以力圖結束戰爭。為了結束戰爭，他在昭和天皇陛下面前拼命勸諫，說戰爭不能再打了，要停戰。他的終戰工作還被憲兵盯上了。長谷川清的力量，或者說貢獻特別大。因為有這個人，我們才能活到 91 歲。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台灣少年工和長谷川清前台灣總督》為題，為此我研究了很多。
令少年工德才兼備的優秀師長
海軍有位叫安田忠吉的大佐，他在海軍省是人事管理的頂尖專家、權威。按照「內台一如（日本本土和台灣一致對待）」的標準選擇了包括我父親在內的理解台灣的人，並將他們聚集起來。在我看來，他真的選拔了很多太過優秀的人才，而這就是管理方面成功的因素。我的文章就是從這個角度寫的，到目前為止，關於管理層的討論並不多，而全是另一方面（少年工自身）的事情，但真的只有兩者兼備才能成功。
我父親之所以被安田大佐選中，是因為關東大地震時，我和我的父母住在津久井濱的深山裡[4]。父親是津久井濱一所小學的校長[5]。當時有傳言說朝鮮人在井裡投毒，於是各個村子都燃起篝火，發現朝鮮人就格殺勿論[6]。我父親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跑，勸說「不會有這種事的」，讓村民解散。有人知道我父親20年前的事跡，提議說：「石川老師不會歧視這8400台灣人的，讓他來不是正好？」於是父親被拜託：「老師，有8400個孩子要來，再三有請老師幫忙。」父親不好拒絕就去了。
正如我過去文章中提到的，就在我父親被選中前一個月，我舅舅從美國回來，他說：「大哥，日本在前線打敗仗，戰爭再三年就會結束。」我總覺得我父親人生簡直是亂來，為了短短兩年半，他拋棄小學來到這裡。一旦戰爭結束，不就無事可做。戰後他失去工作，家裡變窮。我讀大學的時候要一邊上學，一邊辛苦打工，上課都不在讀書，而是在睡覺。最後存下一點錢，讀完大學好不容易才出人頭地。
至於其他人選，湘南中學的校長赤木愛太郎當時擔任了研修所的講師，負責教導少年工的精神和道德[7]。六十週年大會的紀念誌上，桃園區會會長簡士性的文章寫道：「高座海軍工廠教導的不只有技術，還有為人之道，也充分包含了日本精神，還教會了我高座獨有的『三寶』：『高座之心』『高座之情』『高座之魂』。恩師『少小從學，老大有為』[8]的教誨成為我人生莫大的支柱……」[9]還有人的文章裡寫過這樣的話：「因為愛太郎老師的教誨，我沒有回台灣，而是留在了日本，想去當地的大學學習。」這樣看來他真的是個很好的老師。
簡會長的文章提到的「三寶」：「高座之魂」是第一位的，就是「不動」，靈魂作為最根本的東西不動搖；「高座之心」是每天的心情，可能今天可能會感到失望，或是今天精力充沛，各不相同；「高座之情」是情感像花一樣盛開。所以有三：「魂」、「心」和「情」。但最重要的是「魂」，就像大和魂一樣不動搖，魂是第一位的，是一種不服輸的精神。
簡會長被中華民國欺凌（白色恐怖）時，這種精神在監獄裡開始萌發並充斥著他的內心，他想自己絕不認輸，寫說這種精神讓他忍受了十幾年的牢獄生活，教會他這種精神的「恩師」正是湘南中學的校長赤木愛太郎。
還有高座工廠的大和正也大尉，他是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學管理的，畢業以後報名了海軍，當時是宿舍的總負責人，在舍監之上。他非常有才華且富有同情心。戰爭即將結束前，6 個台灣少年工在這裡死去。一般來說一個海軍大尉轉身就走了，不會為台灣少年工的死而哭，但他當時似乎靠著遺體邊哭邊說：「求求你們，求求你們饒恕我。」大家想，就連海軍的長官也會為我們夥伴的死這麼難過啊，就更加敬重他了。
當時工廠外面有不懂得愛護少年工的人，看他們是台灣人就會歧視和欺負。大和大尉一聽說少年工被欺負，就趕到現場，把對方摆平。他自始至終把少年工照顧得無微不至，就連最後要回到故鄉大阪，跟少年工開餞別會的時候，都給了 8400 個人比離職補償多幾倍的錢作為餞別。大家都很感激。他就像兄長一樣被少年工們愛戴。
另一個人是津端修一中尉，他是畢業於東大的技術家，戰後到了日本住宅公團（現UR）工作。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師，雖然有點固執，但這個人是高座海軍工廠的技術中尉，造飛機的。他和少年工一起去了名古屋，長年和每個人關係都很好，是少年工們的領袖。
津端中尉有演一部（紀錄片）電影叫《積存時間的生活（人生フルーツ）》。他在戰後來到台灣，知道了有台灣少年工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槍殺。他到關係好的台灣少年工墓前，因為是被槍決的政治犯，墓碑都不怎麼起眼。他撫著墓碑，唱起《台灣軍之歌》。這個鏡頭出現在電影裡，我也碰巧看到了。他就是和少年工關係這麼好，這麼照顧少年工的人。
還有早川金次技手，他是戰爭結束前被炸死的 6 個人的上司。他說：「要是我當時沒讓他們回去，他們也不會被炸彈炸死了。」他非常地懊悔，自己在平塚的家還是間棚屋的時候，他先在善德寺為犧牲的少年工建造了慰靈碑。這個故事刊載在了《朝日新聞》上，也傳到了台灣，成為讓台灣少年工再度被看見、回想起的契機。所以對於台灣少年工來說，早川先生就好像佛祖一樣。這種人到處都是，這就是人選得當的證明。
日本對少年工承諾的成與敗
我認為當時日本給台灣少年工的待遇很好，非常好地養活並使用——而非壓榨——他們。少年工的本意是讓大家邊讀書，邊習得技術。當初確實答應過會給他們良好的教育和學歷，會讓他們以優秀的工程師的身份回到台灣，也確實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獲得了學歷。8400 人中，有 400 人獲得了工業高中的畢業文憑。
學歷的承諾沒能全部兌現，但大多數人都還是優秀的工程師，因為他們真的造過飛機。他們回國後甚至向中華民國政府申請，說要為中華民國造飛機。但那些中國人覺得：他們不過是小屁孩，造飛機真是太荒唐了。當時中華民國軍人的腦子裡，覺得飛機是從美國買來的，沒想過自己造飛機[10]。對於少年工的提議，他們只覺得在說夢話，睡迷糊了吧。台灣少年工有自己造飛機的自信，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並不認可，這點上有了分歧。
而在沒有造成太多傷亡，讓孩子回到了母親身邊這點上，我認為承諾還是被遵守了的。雖然學歷方面並不完善，但獲得學歷的400個人都將赤木老師的教導記在腦子裡。剛才聊到被關過綠島的簡會長，他也是畢業生。要是時間再多一點，所有人能完全畢業，就是滿分100分了，可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學歷這點，沒能遵守承諾。戰爭實在太緊張，不夠學習了，只有400個人畢業。他們掌握了技能，書卻沒讀夠。
高座少年聯繫的台日交流
戰後，遣返少年工的船從日本各地出發，比如橫須賀或浦賀[11]。我記得有一艘從浦賀出發的船，中途在神戶[12]靠岸，在那裡還碰巧載了李登輝總統。後來台灣高座會勢頭正盛，成為「台灣最親日的團體」，有機會跟他握手。我也在高雄附近和他握了手。
少年工之間的交流大部分都是日語。我學生時代稍微學過一點中文，30 年前我一開始去台灣的時候是想學北京話的，就把自己的致辭翻譯成中文來讀，然後某個大人物跟我說：「石川先生，您說北京話會讓我們掃興。」
於是經過這 30 年的交流，為了不讓大家覺得掃興或者慚愧，我就不說北京話了。不知不覺中，會說日語的人都不在了，而我還是只會說「謝謝」之類的台灣話。我反省自己當初應該多學一點，也是沒辦法。這次大會也是用日語，他們也覺得偶爾跟日本人說日語是一種樂趣。現在還活著的人日語都非常好。活下來的人很少，廖受章先生是其一，他是位大師，前幾天還見到了。
我這輩子去過台灣一百多次。相對地，我去的其他國家，只有美國的華盛頓州和夏威夷，還有一次韓國，其他都是台灣。但我難得跑台灣一趟也是去大會，不然就是有會員過世，我要寫悼詞去葬禮上念，最初我念了幾十篇之多的悼詞。過世的人不斷增加，有人就跟我說：「石川先生，再這樣下去也太為難你了。」於是就沒有通知我，我就沒去了。
現在的高座少年工能來大會的只有三個人：廖受章先生、何春樹先生，還有東俊賢先生健在，還有一些人生病臥床[13]。就這樣吧。我也會在一兩年內會寫完《台灣少年工和長谷川清前台灣總督》這篇文章，把它交給大家。
注解
[1] （編注）登陸日本的高座少年工具體人數為8419人（藤田賀久，〈高座海軍工廠と台湾少年工：日台関係史の一断面〉，《紀要》，9（2017.3），頁13–30）。
[2] （編注）訪談原話為 5 人和30人，但在其他記載中為 6 人和31人，後同。
[4] （編注）位於神奈川縣東南的三浦半島上。
[5] （編注）根據石川公弘在80週年大會上的致辭，其父任職小學為鵠沼第三小學。
[6] （編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出現了針對朝鮮人投毒、縱火的傳言和報導，引發村民組織的自警團對包括朝鮮人、中國人在內的屠殺。
[7] （編注）在戰前從屬於「修身科」教育當中。
[8] （編注）少にして学べば、壮にして為すことあり，原句出自佐藤一齋《言誌四録》。
[9] 石川公弘，〈台湾高座会、この心やさしき人々〉，《日台共栄》第12期，2006年4月，頁2-3。
[10] （編注）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在航空工業方面主要延續抗戰時期的路徑，通過學習引進美國的技術、設備和部件來研發或組裝飛機（詳見平台文章「三張桌子和一位航空工程先驅的夢」、「飛虎隊的寶庫——壘允廠」和論文〈戰時中國航空工業的關鍵性發展—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營運之研究（1939-1949）〉，《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2期，2014 年 12月，頁160─161， DOI: 10.6243/BHR.2014.052.133）。
[11] （編注）浦賀，位於神奈川縣東南三浦半島上的港口城鎮，靠近橫須賀。
[12] （編注）根據六十週年大會上引用的李登輝祝辭，李登輝和少年工們共乘「米山丸」回台。但在具體上船地點上說法不一，根據李登輝基金會的說法，李登輝是在浦賀和少年工們一起上船的。此外媒體報道還有從九州登船的說法。
[13] （編注）包括葉文懷先生，2025年也接受了平台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