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迎馨撰寫，編版
圖／王永春提供
演了大半輩子的京劇，演戲這件事對我來說駕輕就熟。回首人生，真是人生如戲，戰爭歲月，我站上了風光的表演舞台，也留下聚散無常的遺憾，人生戲碼走過後才看得透。
我的本名叫王肇東，民國26年進入「榮春社」學藝，王永春成了我的藝名。這是京劇名家尚小雲[1]開辦的科班，他的兒子叫尚長春，我們是春字輩學生。我不但是頭科學生，尚長春、賈壽春、王永春、趙和春、孫瑞春這五個春還是榮春社的「五虎將」，當時大夥兒好玩起的封號。
賣菜孩兒迷上孫悟空
人生這齣大戲，向來沒有既定的折子，[2]可以照著唱念做打。民國15年，我出生在農家，老家在北平南城外邊，這一帶全是種菜的，像我家種韭菜、大白菜，村莊裡根本沒人學戲。那時候晚上就要進城，把菜送到菜口，隔天早上賣完菜再回家，我常跟著爺爺去賣菜，到京城有時晚上就去看戲，孫悟空的戲叫我看得入迷，回家每天就蹦呀跳呀，自個兒亂學，我就是這樣看戲看出興趣。
當年沒錢還真看不起戲，那時候一袋麵粉大概是二塊二毛錢，一張戲票最貴的要花上一塊一毛錢。爺爺看我天性好動又看戲上癮，隨口問：「你要這麼喜歡，我送你去學戲，好不好？」我想都沒想立刻點頭答應。
9歲那一年，我懵懵懂懂進了科班學習。「富連成」[3]被封為京劇第一科班，我記得第一天坐了一整天，沒人搭理我，也沒吃飯。傍晚學生全走了，有些學生上戲院演戲去，夥計看著獨自坐在院子裡的我說：「我給你叫個車回家好了！」第二天，我就跟家裡說不去了。
後來，我到了一個私人劇班，早晨6點鐘就到校練功。當年有句話說「不打不出戲」，老師經常會打人，倒立要練到半小時不下來，然後手抓著腳後跟，直到把腰練軟，有人鼻涕、眼淚流一臉，直喊吃不消，我倒不覺得苦，因為我喜歡動，學功夫就有勁兒。
學了一年多就能上台，邊學邊演。當時有一位耿老師對我很好，我跟著他學了一齣《二龍山》，就入了武丑行當。榮春社成立後把他找去當老師，他派了一個人到家裡要我過去，我就這樣入了榮春社。
胡同裡練功學藝
榮春社籌辦初期只有10來個學生，教學就在胡同裡的尚小雲宅院[4]。隨著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從盧溝橋挺進，直達北平市近郊的宛平縣，不但富連成暫停營運，榮春社也受到波及，老師要我們先緩一緩，沒多久時局穩定些了，大夥兒才又回到學校上課。
雖然社會動蕩不安，年幼的我不懂戰爭是什麼，那時候日本人一進北平先示威，坦克車繞著馬路轉，居民不敢推門出戶，小孩子趴著門縫兒看，還覺得挺好玩的。接著，國民政府從南京一路向西撤退到重慶，北平離前線有一大段距離，日本人也不干涉城裡的戲曲娛樂[5]，戲院維持常態演出，老百姓還是照常看戲、過日子。
一開始入行，文武戲我全學，後來以武戲為重。在榮春社學藝坐科7年，我繼續往武丑行當發展，這段時期練就紮實功夫，也學了很多戲。《三叉口》的功夫都是每天要練的，從小毯子功裡就有從桌子上翻下來的基本功，老師先扶著我們練習，練台蠻（側空翻）、台撲（前空翻）、台踢（後空翻），從兩張桌子高度練起，再練到三張桌子，每天反覆翻騰踢腿到熟練為止。
當時北平城裡有好幾個戲院，榮春社在中和戲院駐場演出，學生上台，尚小雲總是耳提面命：「文戲要滿工滿調，武戲要真摔真打」，戲台上誰也不敢打馬虎眼。
劇校生眼裡的川島芳子
抗戰期間，有些京劇藝人通過編演歷史劇，想要喚醒民族鬥志，抗爭意識卻不見得拴在梨園子弟的心頭上。
我們劇校生都希望川島芳子[6]來學校參觀，她是清朝皇族的後代，在日本很有勢力，也是京劇戲迷；她每次來學校就會帶一大車的大米，大家都有得吃。有時她只是參觀練功排戲，有時我們也會演戲給她看，有一回我飾演清朝戲碼《連環套》裡的朱光祖，既要打又要能說能耍，她就坐在台下看戲。
中國的劇校也會受邀到「日本」交流演出，那時候說到日本，其實就是到日本統治的「台灣」，本來榮春社也應邀演出，我們準備了很多戲碼，衣服也都做好了，滿心期待可以出遠門表演，但是緊接著抗戰接近尾聲，我們也就沒去成了。
8年抗戰，日軍佔據了中國半壁以上江山，看在平民如我眼裡，日本人在大城市也做了不少事，比如說北平的基礎建設變得比較好了，從前是喝井水，每天有人拉著車子給買家送水，等到日本人來了，就喝上自來水了。早年北平沒電，一開始先用電瓶拉上電線，後來就有電廠。公路、鐵路等交通建設也陸續修建，其實他們對當地做了一些貢獻。
戲外時局詭譎
從榮春社出科（畢業）後，我開始京劇演員生涯，每天清晨四點起床練功，所有的筋斗都要拿手，而且要跑碼頭（到外地演出），不能有不會、不好的，上了台，每一個動作、筋斗、表情都要給觀眾看到最完美的呈現。
頭一年，我在蒙古、綏遠、河北張家口和山西大同這幾個地方演出，當地劇團找剛畢業的學生去，因為價碼便宜，扛起的營運成本相對低。在抗戰與內戰烽火交疊下，不論是劇校或劇團經營都不容易，民國34年富連成已無力籌辦日常演出，只保留教學部分，3年後悄然停辦，榮春社也在同一年解散劃下句點。
戲裡的武場打鬥，身手要明快俐落；戲外時局詭譎，也考驗著接招出招能力。後來，我來到南方城市，哪兒有演出的地方就往哪去，先是到了揚州、泰州，再轉往南京、上海，在上海一待就是3年，領了薪水就寄錢回家。
當年南方大多是「票教」，由票友[7]參與和推廣京劇，像我們科班畢業到南方來的很少。我曾在南京大戲院和張翼鵬同台對戲，他是武生泰斗蓋叫天的兒子，當時負責人找不到人演《武松打店》的孫二娘、跑來找我救場問道：「爺們兒，你行不行？」我拍胸脯說：「當然行！」張翼鵬跟我對戲時脫口問：「你哪兒學的？」我說：「在榮春社學的。」他立刻接腔：「那難怪，底子很紮實啊！」之後，我在南京大戲院的班底也就升級了。
民國36年，我來到上海著名的共舞台演出[8]，好景不長，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民國38年4、5月上海進入保衛戰，幾個劇團被迫喊停，也不能演戲了。我碰見了在上海等船的中國劇團成員，李桐春、李鳳翔和我在北平是好朋友，他們催促我說：「走吧，別在上海待著了，上海沒有活路了。」那時候大家紛紛搶船票，我問：「我跟你們走，行嗎？」他們一句話說行，我就這麼跟著劇團來到台灣。沒多久，聽說我們坐的那艘船返回上海、再次啟程就沉了，大夥兒聽到消息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劇團的來頭不小，由曾跟梅蘭芳合作的票友王振祖發起組織，民國38年初，蔣中正引退回到奉化老家，王振祖帶著劇團為老總統演戲，因為這層關係，劇團百餘人被安排搭船撤退來台。後來王振祖還創辦復興劇校，有些團員也成了學校教師和基本幹部。
從戲班到軍團鄉愁不變
來到台灣後，中國劇團曾經在台北西門町的美都麗戲院和延平北路的新民戲院演出，成績不如理想，過了一陣子劇團散班，我提說既然解散了，咱們兒自己找戲院來演出。在台北公演時，我認識了一位來看戲的北平同鄉，他擔任基隆市政府行政科長，我到基隆找他幫忙，他很快弄了張臨時執照，給我們取了個團名「光榮平劇社」，那時候基隆有不少搭船來台的大陸人，還算有些基本票房，我們也就順利成團在基隆戲院演出。
民國39年，空軍成立了大鵬國劇隊，班底來自原武漢空軍第4軍區的「雲宵劇團」，再合併傘兵部隊的「飛虎劇隊」，我也加入大鵬陣容。畢竟那個年代很難有私人挑班的空間，軍中劇團提供主要的表演舞台，隨後海軍、陸軍也相繼成立劇隊[9]。
勞軍是我們當時重要的使命之一，有些傳統戲碼因為題材敏感不能演，像是《四郎探母》，怕演了叫離鄉背井的官兵們想家。楊四郎離開家鄉15年，終於有機會探望老母親，而我離家豈止15年，從畢業後就在外演出流浪，倉皇來台，家人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戲台上思親唱不得，戲台下也有說不出的嗟嘆。
秋健是我也是女兒
出國巡演也是軍中劇隊的任務，當年我在歐洲挑樑演出經典武戲《三岔口》，這齣戲很受外國人歡迎，全靠真功夫表演，念詞少、也沒有唱段，美國外交官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特別從愛爾蘭飛到法國欣賞表演，他本身是京劇愛好者，曾跟蔣中正在南京看戲。為期半年的歐洲巡演還有粉絲一路追著跑，當地媒體寫到台灣來的藝術團體，一定出現我的名字：何秋健。
為什麼改名字呢？就怕共產黨對家人不利，所以出國巡演時，主事部門要我們換個名字。當年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巡演，共產黨的劇團往往才剛走，到下一站表演，他們出國就跟坐監一樣，一起上車，到了戲院把門鎖上，不准出去。我們很自由、可以到處逛，他們可羨慕了。
這段時期我的京劇生涯邁向高峰，結婚生子後，我也給女兒取名叫秋健，紀錄人生劇本裡一段重要的記憶點。
走過戰亂年代，我擁有今天的舞台和榮耀，可是戰爭也帶來了很大的遺憾，兩岸開放探親後，我總算回到闊別40多年的家鄉，但父母親都已離世，要是早一年回去就碰得上，他們也沒機會看我演戲了。人生如戲，這句話可說得貼切。
注解
[1] （編注）尚小雲與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被推崇為「四大名旦」，1963年擔任陝西京劇院院長，文革期間遭到批鬥迫害，1976年病逝西安。
[2] （編注）「折子」是指用白紙折疊而成，封面和封底加貼厚紙，外加硬套的冊子，可以用來記帳、簽名或上奏折；在京劇通常是指一齣戲。
[3] （編注）富連成創立於1904年，前期名為「喜連成」，培養眾多京劇藝術人才，不乏侯喜瑞、馬連良、葉盛蘭、袁世海、譚元壽、梅蘭芳、周信芳等名家。
[4] （編注）榮春社於1937年籌辦，到1938年學生已多達200餘人，1940年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停辦，又有學生投入榮春社門下，尚小雲變賣家產培育後輩，被譽為「典房辦學」。
[5] （編注）日軍進駐北平後，各大名角照常登台，以可容納1,400名觀眾的「新新戲院」來說，「每天日夜兩場演唱，場場滿座，在北京所有戲院中，算是最暢旺的。」（《北京前事今聲》P.69，上海：三聯書店）
[6] （編注）川島芳子的父親是滿清王朝的肅親王，本名為愛新覺羅顯玗，幼年被父親送予結拜兄弟川島速浪做養女，1948年因漢奸罪被求處死刑。
[7] （編注）票友就是業餘參加戲劇演出的人員。
[8] （編注）共舞台位於上海延安東路433號，建造於1927年，為20世紀30年代上海四大京劇舞台之一。
[9] （編注）1995年國防部裁撤三軍劇團，由教育部接手重整為國光劇團，除演繹傳統京崑名劇外，也致力新編劇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