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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連結】我在杭州的青春抗戰歲月: 汪精衛政府的「對日親善教育」

那些年,那些事,為何如此?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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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汪精衛(左三)參與「大東亞會議」。一般認為該會議是一場用於宣傳日本對亞洲政策「大東亞共榮圈的樣板會議。
1943年,汪精衛(左三)參與「大東亞會議」。一般認為該會議是一場用於宣傳日本對亞洲政策「大東亞共榮圈的樣板會議。
本文是系列的第2篇,本系列目前有2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我在杭州的青春抗戰歲月

文/顏士清

「劫後世界」一詞,堪稱是張奉悅女士回憶淪陷區時代的最佳寫照。本文所述暗殺漢奸頻傳,同弟妹在淪陷區就學等往事,正是1937年日軍攻陷杭州後,當地民眾的共同記憶。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件後,對中國東北、華北至華中攻勢日益強烈,儘管「三月亡華」的口號,於1937年8月淞滬會戰後徹底破滅,但軍事壓迫凌厲,仍讓較悲觀的中國官員,認為即使抵抗,終究仍難逃亡國命運,因而選擇出任淪陷區日軍的「協力者」;他們自認為中國換取從優待遇,卻也成為大眾眼中的漢奸,而汪精衛即為當中顯例。

對於汪精衛的功過,學者王克文異於大眾所持的「漢奸」論述,試從其親信周佛海等人視角出發,認為汪精衛自重慶出走,選擇跟日本合作,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出自反對蔣介石當時親美蘇的方針。認定挽救時局應貫徹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意即與文化相近的日本合作,成為與日本並肩對抗歐美,振興亞洲的一份子。再加上面對日軍進逼,汪精衛認為與其堅持抵抗後兵敗,最終只得接受城下之盟,不如以合作換取更多主導權,方為拯救淪陷區居民的上策[1]。

在此背景下,汪精衛國民政府於1940年3月30日「還都」南京時,即以「和平運動」為號召,推動中小學日語必修[2]、安排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等,一系列培養青年對日親善教育。相較滿洲國強調「王道教育」,台灣接受更直接的「皇民教育」,汪精衛政權(以下簡稱汪政權)被扶植時,因為南京已經有國民政府存在的特殊性,教育仍然保有表面上的「獨立」[3]。教育部所推出國中階段「國定」、高中階段「審定」教課書,不同於滿洲國國文僅能以童話、滿族神話填充,歷史課更是缺無的窘境,汪政權底下的學校課程,自小學教育起尚存語文、歷史等科,以滿足表面上教育的完整性。

然而受制於日本影響,汪政權於1942年推動「新國民運動」時,教科書內容仍不脫離對日親善等字眼,對外關係主唱「日汪提攜」、「維護大東亞新秩序」等核心思想[4]。同時更藉小學階段讀《論語》,初中讀《中庸》、《大學》,高中研讀《左傳》、《詩經》等經學裡「忠君愛國」精神,與日本皇道政治結合,以達表面維持中國教育,實際仍將淪陷區學子潛移默化,服膺大日本帝國的效果[5]。而如此異於滿洲國、台灣,淪陷區的教育特色,正是張奉悅在杭州讀書時的歷史背景。

1943年,汪精衛(左三)參與「大東亞會議」。一般認為該會議是一場用於宣傳日本對亞洲政策「大東亞共榮圈的樣板會議。
圖 1943年,汪精衛(左三)參與「大東亞會議」。一般認為該會議是一場用於宣傳日本對亞洲政策「大東亞共榮圈」的樣板會議。(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注解

[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頁365-402。

[2]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頁446。

[3]劉兆偉,〈日本侵華於各「殖民地」所施教育的異同及其原由〉,《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河南:河南師範大學,2000),頁28-36。

[4]劉學利、王一儒,〈抗日戰爭時期汪偽淪陷區「國定」教科書述論〉,《南昌師範學院學報》42:4(江西:南昌師範學院,2021),頁137-140。

[5]吳洪成、于明珠,〈日本侵華時期汪偽政權統治區學校教科書探析〉,《教育文化論壇》1(北京:教育文化論壇,2020),頁9-17。


延伸閱讀

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

2.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3.黃美真,《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北京:新華書店,2010。

4.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2014。

5.費正等,《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6.聞少華,《從烈士到漢奸―─汪精衛傳》,香港:中華書局,2013。

本系列上下篇
< 我在杭州的青春抗戰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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