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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鬆——葉萬安,台灣經濟的幕後鐵漢(上)

本文是系列的第5篇,本系列目前有6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台灣經濟起飛不能不提葉萬安

本文由作者授權[1],完整轉載自聯合報副刊沈珮君女士【他鄉、故鄉】專欄,2022-12-18。

圖一 1972年工業委員會老同事歡聚,前排左起為王作榮、張繼正、費驊、嚴演存、李國鼎、韋永寧。後排左起為崔祖侃、潘誌甲、沈葆彭、葉萬安、陳文魁、華國楨、杜文田、王昭明。 (葉萬安提供)
圖一 1972年工業委員會老同事歡聚,前排左起為王作榮、張繼正、費驊、嚴演存、李國鼎、韋永寧。後排左起為崔祖侃、潘誌甲、沈葆彭、葉萬安、陳文魁、華國楨、杜文田、王昭明。 (葉萬安提供)

文/沈珮君
圖/葉萬安、沈珮君提供

葉萬安,96歲,前經建會副主委,職務並非特別顯赫,《經濟日報》在他退休時卻以「國家瑰寶」譽之。他30歲即被同事、長官敬稱「萬老」。財經界尊他為「台灣經濟活電腦」,整部台灣經濟史烙印在他腦子,因為他全程以全人生的方式參與,「那是我的工作」,公職生涯四十四年,每天工作12~15個小時,怎能不刻骨銘心?

我曾跟他借閱某些名家寫的台灣經濟史,看到他在書上記下很多眉批,全是揪錯,有些高達一百多個,他連註解都仔細看過。

胡適千叮萬囑學生,做學問一定要「不苟且」,萬老做事、做人就是這樣。
萬老是尹仲容時代的人,他的直屬主管有王作榮、李國鼎、嚴家淦、俞國華。在台灣資源有限還是「管制經濟」時,他從「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即參與,從助理做到主持規畫大計,後來是經濟「自由化」的推手、催生人。

一生血汗在台灣

他是浙江紹興人,生在南京,不是避難來台,他是興沖沖來台灣工作的。民國37年,他在上海考上「台灣糖業」(台糖)。

他是當時最好的財經學校——「上海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前身)畢業的。他在念「南京臨時大學」商學系時,統計學完全聽不懂,急得退選。轉入「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名教授鄒依仁帶他進入統計學殿堂,這門對他原本困難、枯燥的學問,忽然變成繁花滿目,讓他癡迷一輩子,並成為他「報國」的方法。

好老師可以改變學生一生。他碰到不僅一個好老師。

他在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從商學系改念銀行系。他念銀行,當初是只求「安定」。亂世,沒有比安定更可貴的。他父祖輩雖創業有成,全盛時期在南京夫子廟附近有一家紹興酒廠、三家餐廳、一家冰廠,卻因戰亂家道中落,而鄰居同學的爸爸任職銀行經理,高薪、穩定,銀行系便成了他的第一志願。他說自己原本「胸無大志」,但大四修了徐宗士教授的「高等經濟學」,如獲啟蒙,發現「經濟」才是「經國濟民」之道。

經濟,不是只解決「自家」問題,是解決「國家」問題,他從此滿腦子「國家」,一心一意要做「經濟研究」。

葉萬安快畢業時,通過上海華興銀行筆試,面試時主考官問他想做什麼,他說「經濟研究」,主考官啼笑皆非:「我們小銀行,哪有什麼經濟研究?」再問他有沒有其他志願,這個老實人說「沒有」,落榜了。

天可憐見,中國那時有什麼經濟?中國自清朝開始即因落後,飽受列強欺凌,中華民國建國之後,又因內亂外患,遍地烽火,經濟根本無處扎根。即使民國56年王惕吾先生在台灣創辦《經濟日報》時,大家都還笑他:「台灣哪有什麼經濟啊?」而葉萬安這個年輕人在民國37年就已死心塌地要做「經濟研究」。他第一次面試失敗,仍未學乖。主管國營事業工礦單位的「資源委員會」也來校招考,其中一項是統計員,上海商學院當時還沒有「統計系」畢業生時,他是第一批修習「統計學」成績第一名的學生,學校又推薦他去。面試時,他仍然一口咬定要做「經濟研究」,主考官翻了翻資料說,只有台糖「經濟研究室」可去,他立刻說「我去。只要是經濟研究,不論在哪,我都去」。他連台灣在哪都不知道。

民國37年9月27日他與另外五位同學在基隆港下船,台糖派卡車來接他們,坐在車上,他立刻領教到烈日如火,這是他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他住在台糖倉庫(《中國時報》萬華區現址),地方很大,人很少,晚上只有一顆5燭光的燈泡,昏暗到令第一次離家這麼遠的他心毛毛。那年他22歲,這是他在台灣的第一站。

圖二 葉萬安(左一)「安邦定國」四兄弟及姊姊幼時合影。(葉萬安提供)
圖二 葉萬安(左一)「安邦定國」四兄弟及姊姊幼時合影。(葉萬安提供)

承繼「尹仲容精神」

「安邦定國」,是萬老四兄弟的排行。父親雖是酒商,心心念念的是國家存亡,對老大葉萬安寄望很深。葉萬安從小就覺得自己笨,學什麼都比三個弟弟慢,弟弟書讀一兩遍就會了,他必須讀五或十遍。他自小便知「勤能補拙」,「人一之,己百之」,念書如此,工作也如此。因為勤,所以特別耐煩。

葉萬安是台糖「甲等實習員」,底薪110元,因為表現優異,年年跳級,五年後底薪已升為200元。在台灣一切混亂時,他替全台34座糖廠建立即時的產銷日報表。當時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物資是「糖」,占總出口60%以上,是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財經當局希望每天能看到前一天的產銷日報,但當年沒有電腦,資料要用郵寄,一個星期才能收到。為了搶時效,葉萬安每天一早打電話給34個糖廠,查問前一天產量,並與總公司的出口量合併呈報,趕在當天中午之前將產糖日報送到台糖高層、財經首長、台銀董事長的辦公室。

當時電話是手搖的,透過接線生轉接,通話品質很差,辦公室也吵,180公分高的葉萬安常常得蹲在辦公桌下打電話。這應是他日後脊椎隱患的來源。

因為他嚴謹、敬業,他的長官潘誌甲問葉萬安願不願意跟他進入「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尹仲容是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那時正要做「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葉萬安大喜過望:「經濟研究,我的第一志願」。葉萬安進入工業委員會財經組,從王作榮的助理做起,王作榮當時是尹仲容極倚重的幕僚,常替他撰稿。

圖三 葉萬安寫下尹仲容座右銘惕厲自己。(沈珮君攝)
圖三 葉萬安寫下尹仲容座右銘惕厲自己。(沈珮君攝)

尹仲容是台灣從二戰廢墟到經濟起飛的「領航人」。有一次,尹仲容給「國防研究院」演講,葉萬安替他換簡報板的大字報,忽然發現地上有水,細看才知是血,原來是尹先生痔瘡發作,血自長褲裡面流到地上,他提醒尹先生休息,尹非但不以為意,演講後還回辦公室繼續開會,葉萬安回憶當時,「我太震撼了,一輩子都忘不了」。尹仲容「一個人做三個人的事」,未滿六十歲即因「忠勤盡瘁」(總統蔣介石悼他的輓額)病逝。

「尹仲容精神」影響很多人,葉萬安是承繼人之一,他唯恐事情做得不夠多、不夠好,對國家貢獻不夠大,生病也仍伏案工作。他曾因脊椎問題,痛到不能下床,同事背他下樓就醫。王作榮曾提及此事:「葉萬安一個人抵三個人,才累出病來」。

經安會撤銷後,葉萬安隨王作榮、尹仲容到擴大改組的美援會工作。美援會對台灣影響巨大。前台大校長孫震第一份工作也在美援會,王作榮是他的第一個伯樂,他帶孫震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葉萬安,當時葉萬安已是資深專員。孫震後來歷任要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他:「萬安工作專注,導致背痛,有一段時期腰部裝上鐵架,仍然不肯休息」。他們都是拚命三郎,年紀輕輕就把身體搞壞了,孫震氣喘好幾年,葉萬安終身之痛則在脊椎。

「三一儲蓄運動」大獲成功

台灣曾經非常缺錢,1950年時,台灣銀行開的信用狀都遭國外銀行拒絕,台銀還曾向民航空運公司借用50萬美元,以供調度。尹仲容常跟同仁嘆「國家實在太窮了」,沒錢就不能投資、建設。美國自1951年起每年給台灣約一億美元,這對台灣幫助很大,但1959年起即逐漸減少,並預告1965年完全停止,所謂的美援,後來變成貸款,且是否給予貸款、貸款多少,將視我政府提出的計畫而定。

台灣當時極迫切的問題是美援停止後的一億美元缺口,怎麼辦?老蔣總統指示要「自立自強」,葉萬安跟王作榮提出「三一儲蓄運動」,一人一天存一元,當時人口1100萬,一年可存40億元,正好約一億美元。

王作榮提報之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美援會主委陳誠立刻接受,並在廣播電台呼籲大家支援經濟建設,一人一天存一元,各銀行紛紛趕設儲蓄部,老蔣總統夫婦還親臨台北市十信合作社開戶,這個運動大獲成功。

1960年時,全民儲蓄額是79億元台幣。1961年推出「三一儲蓄運動」之後,1965年儲蓄額270億元,1970年574億元,1972年已達1009億元,不僅可充分供給國內投資,也可對外投資。

台灣「自力更生」了。台灣在接受美援的1952~65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8.6%,美援停止後的1966~73年更高達11%。1974~78年推出十大建設,強化各項基礎設施,輕工業也向重化工業轉型。台灣經濟起飛,在蔣經國時代,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兩位數,是亞洲四小龍之首。這些漂亮數字的背後,是多少人的高瞻遠矚、殫精竭慮,還有勤儉的人民。

台灣正在躍起,葉萬安病倒。1962年他的腰椎已經撐不住了,醫師要他「好好睡兩個月」,他兩周後就用鐵架把自己撐起來上班,醫師氣得罵他:「你這麼不聽話,以後不要來看我了。」

催生家庭計畫

這個穿著鐵架的鐵漢,又催生了一個當時充滿爭議的政策,1968年台灣家庭計畫全面實施。

多子多孫多福氣,這是早期農業社會觀念,當年家家戶戶至少生五、六個孩子,生十幾個的也大有人在。我上小學時,全班同學有78人,中午吃便當時,好幾個同學小心翼翼用便當蓋遮遮掩掩,不希望人家看到裡面只有幾條番薯,這成為我童年回憶的創傷畫面。

人口增加太快,糧食供給不足,經濟發展、公共建設、教育、物價都將出現問題,農復會主委蔣夢麟早已預警,1959年甚至說下重話:「我要積極的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為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先減少我這一個人。」但是,反對力量很大,節育只能偷偷摸摸做,效果不彰。

1964年葉萬安彙編「十年經濟展望」時,認為必須正視人口問題,希望在十年內將人口增加率由3.6%降低至2%,這份計畫與「第四期四年計畫」分訂為上、下兩冊,葉萬安負責在行政院院會口頭報告此一重大目標,被一位黨國元老厲聲斥責:「大陸有四億人口,台灣才一千多萬人,你們還要降低人口,我們拿什麼去反攻大陸?」當時「反攻大陸」最大,行政院長嚴家淦圓融地裁示「十年經濟展望」留作內部參考,「第四期四年計畫」先核定通過。

葉萬安沮喪極了,他和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一起搭車回辦公室,他不死心,因為事關台灣未來經濟發展,他建議召開人口問題研討會,公開辯論。

李國鼎分析,反對者多是「國父遺教學會」會員,那些人認為降低人口出生率違反國父遺教,李國鼎主張邀請國父哲嗣孫科來做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人。孫科應邀之後,葉萬安主動想替他擬參考稿,他說不必。葉萬安很忐忑,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孫科立場。

圖四 孫科有感於葉萬安對人口計畫的鍥而不捨,題寫國父語錄贈他。這幅字至今仍掛在葉府客廳。(沈珮君攝)
圖四 孫科有感於葉萬安對人口計畫的鍥而不捨,題寫國父語錄贈他。這幅字至今仍掛在葉府客廳。(沈珮君攝)

其實,孫科和他的主張完全一樣。演講後,聯合報記者張作錦訪問孫科,直指核心:「家庭計畫是否違反國父遺教?」孫科直接了當回答「不違反」,就此一槌定音。

內政部後來提出「人口政策綱領」、「家庭計畫實施辦法」,1970年代台灣人口增長率降到1.8%,葉萬安欣慰極了,「孫科一席話,降低人口目標提前十年完成」。

孫科知道是葉萬安以一個小小「專門委員」的身分不屈不撓在對抗抱殘守缺、龐大的保守力量,會後主動用毛筆手書國父語錄送給葉萬安:「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這幾句話才是國父精神。

編訂第一本《台灣統計手冊》

台灣第一本《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1960》(台灣統計手冊)是葉萬安編訂的。1960年財政部長嚴家淦要去瑞士參加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希望有一本可以放在口袋的小冊,裡面須有台灣各項經濟社會資料統計數字,並附比較分析,可以隨時翻閱查找。葉萬安帶著三個助理,在兩周內做出,不僅有統計分析,還加上國際比較,總共183頁,來不及排版鉛印,是油印本,可見在多麼緊迫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從此以後,《台灣統計手冊》年年編印。

他也是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五十七年。除他之外,其他委員全是經濟學博士。他不是掛名而已,每次會議都提出具體評論及建言,被稱為「重量級委員」。譬如,今年二月開會時,他提醒該會對出口、景氣的預測過度樂觀,對物價上漲的預測過度保守,後來果然印證他是對的。
他一直沒有正視自己的脊椎問題,直到2017年底痛到不能不動手術,當時他近92歲,術後恢復極不順利,後來連心臟也動了手術,他在八個月內五進五出醫院,幾度昏迷,先後住院150天,瘦了20公斤。在臥床時,連翻身都痛得要命,他心中浮現還有三本書未寫,這麼多事沒做完,怎可倒下?他每天從走十步、二十步開始復健,能走五十步時,再告訴自己可以走一百步,他的意志力,加上妻兒對他的愛,終於又讓他打贏這一仗。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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