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張坤成、汪琪撰寫，汪琪編輯
圖／蘇玉美提供
昭和19（1944）年，由兩年制高等科畢業才一年的蘇耀星（也即草野孝夫）先生，收到了新竹州農業會發給的正式聘書，聘請他到家鄉獅潭的家畜市場當職員。蘇耀星在家畜市場工作了短短四個月又高升為會計主任，但是隔年他卻因為被徵兵而離開了這份工作。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蘇耀星並沒有提到什麼他在家畜市場工作的情況，但是漫畫家劉興欽在他的自傳《大山背的野孩子》這本書裡，倒是提到了在那個年代，豬、牛等家畜是殖民政府「列管資產」的往事：每隻豬的耳朵上都剪個缺口，牛角上被烙印做記號。換句話說，豬是老百姓養的，但是必須交給政府，不能由自己宰殺。「代政府養」家畜的老百姓如果想吃豬肉，可能要等幾個月才能配給得到。養豬人家如果夠膽，會偷偷藏起幾隻小豬在山上放養，但是萬一不小心被警察看到家裡有豬肉或豬皮，就表示有人偷殺豬，查出來是會治罪，「抓去關」的。[2]
事實上，抗戰全面展開後，台灣的進口飼料便已經開始受到限制；珍珠港事件後，戰火延燒到太平洋地區，本島的糧食供應也進一步緊縮。從1940 年的第一期稻米開始，包括米穀、各種雜糧、食品等都被殖民政府視為戰爭物資而納入統制範圍。1941 年總督府更陸續發布了一系列生活必需品的配給統治規則，如〈肉豚配給統制規則〉、〈臺灣鮮魚介生產配給統制規則〉[3]等等，將一般人的飲食資源全面性的納入了配給統制。
就在此時，台灣的養豬業也開始衰退。[4]到日本戰敗前夕，也就是蘇耀星在家畜市場工作的時候，家畜的交易量相較其他時期究竟有多大差異，是一個值得推敲的議題，因為根據口述歷史紀錄，1940年代中期，肉類在台灣已經是奢侈品。幾乎是只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產婦，家人才會私下透過關係，設法取得一些肉類來給新手媽媽進補。
除了1940年代頒佈的〈配給統制規則〉，殖民政府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嚴格的配額管控，應該歸功於於當局對家畜交易設計的一套管理方法。1920年代以降，殖民者利用發給執照，全面掌控了豬肉的消費鏈：豬農與屠戶在新成立的「家畜市場」中交易，屠戶、豬肉零售商與一般民眾則只能在一般市場或零售攤交易。而家畜市場中協助豬農與屠戶貿易斡旋的要角，也漸漸從早期的仲介商，過渡至具官方色彩的畜產等產業組合。
到了戰時，為方便經濟統制，畜產會等產業組合併入強大的「農業會」，他們不但干涉貿易斡旋，更承擔起部分豬隻調配管制的任務。[5] 此外，家畜市場也明文禁止畜牧界常見的一些買賣弊端，如將豬隻灌水以增加重量等。
在日本殖民時期，畜牧業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因此成為總督府得以在戰時管制產銷的關鍵因素。[6]
注解
[1]「草野孝夫」的名字是日據時代，蘇耀星因為皇民化運動而取的名字，台灣光復後恢復原名。
[2]「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臺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文化局；《大山背的野孩子》，劉興欽、劉永毅，2012年如何出版社出版；「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
[3]曾品滄，〈餐桌上的戰爭 -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與殖民地社會〉，《新史學》二十八卷四期， 二○一七年十二月。
[4]小池拓人，〈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1。
[5]小池拓人，同註四。
[6]陳明達，〈日治時期台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