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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荒:由1944年家畜市場的一紙聘書談起

新竹州農業會發給蘇耀星的聘書
新竹州農業會發給蘇耀星的聘書
圖一 這是1944年,新竹州農業會發給蘇耀星(草也孝夫1)的聘書。
圖一 這是1944年,新竹州農業會發給蘇耀星(草也孝夫[1])的聘書。

文/吳昱佑、張坤成、汪琪撰寫,汪琪編輯
圖/蘇玉美提供

昭和19(1944)年,由兩年制高等科畢業才一年的蘇耀星(也即草也孝夫)先生,收到了新竹州農業會發給的正式聘書,聘請他到家鄉獅潭的家畜市場當職員。蘇耀星在家畜市場工作了短短四個月又高升為會計主任,但是隔年他卻因為被徵兵而離開了這份工作。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蘇耀星並沒有提到什麼他在家畜市場工作的情況,但是漫畫家劉興欽在他的自傳《大山背的野孩子》這本書裡,倒是提到了在那個年代,豬、牛等家畜是殖民政府「列管資產」的往事:每隻豬的耳朵上都剪個缺口,牛角上被烙印做記號。換句話說,豬是老百姓養的,但是必須交給政府,不能由自己宰殺。「代政府養」家畜的老百姓如果想吃豬肉,可能要等幾個月才能配給得到。養豬人家如果夠膽,會偷偷藏起幾隻小豬在山上放養,但是萬一不小心被警察看到家裡有豬肉或豬皮,就表示有人偷殺豬,查出來是會治罪,「抓去關」的。[2]

事實上,抗戰全面展開後,台灣的進口飼料便已經開始受到限制;珍珠港事件後,戰火延燒到太平洋地區,本島的糧食供應也進一步緊縮。從1940 年的第一期稻米開始,包括米穀、各種雜糧、食品等都被殖民政府視為戰爭物資而納入統制範圍。1941 年總督府更陸續發布了一系列生活必需品的配給統治規則,如〈肉豚配給統制規則〉、〈臺灣鮮魚介生產配給統制規則〉[3]等等,將一般人的飲食資源全面性的納入了配給統制。

就在此時,台灣的養豬業也開始衰退。[4]到日本戰敗前夕,也就是蘇耀星在家畜市場工作的時候,家畜的交易量相較其他時期究竟有多大差異,是一個值得推敲的議題,因為根據口述歷史紀錄,1940年代中期,肉類在台灣已經是奢侈品。幾乎是只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產婦,家人才會私下透過關係,設法取得一些肉類來給新手媽媽進補。

除了1940年代頒佈的〈配給統制規則〉,殖民政府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嚴格的配額管控,應該歸功於於當局對家畜交易設計的一套管理方法。1920年代以降,殖民者利用發給執照,全面掌控了豬肉的消費鏈:豬農與屠戶在新成立的「家畜市場」中交易,屠戶、豬肉零售商與一般民眾則只能在一般市場或零售攤交易。而家畜市場中協助豬農與屠戶貿易斡旋的要角,也漸漸從早期的仲介商,過渡至具官方色彩的畜產等產業組合。

圖二 日本殖民時期大正年間的台中市農會。(來源:開放博物館)
圖二 日本殖民時期大正年間的台中市農會。(典藏者: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公眾領域標章,發布於《開放博物館》)

到了戰時,為方便經濟統制,畜產會等產業組合併入強大的「農業會」,他們不但干涉貿易斡旋,更承擔起部分豬隻調配管制的任務。[5] 此外,家畜市場也明文禁止畜牧界常見的一些買賣弊端,如將豬隻灌水以增加重量等。

在日本殖民時期,畜牧業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因此成為總督府得以在戰時管制產銷的關鍵因素。[6]


注解

[1]「草野孝夫」的名字是日據時代,蘇耀星因為皇民化運動而取的名字,台灣光復後恢復原名。

[2]「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臺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文化局;《大山背的野孩子》,劉興欽、劉永毅,2012年如何出版社出版;「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

[3]曾品滄,〈餐桌上的戰爭 -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與殖民地社會〉,《新史學》二十八卷四期, 二○一七年十二月。

[4]小池拓人,〈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1。

[5]小池拓人,同註四。

[6]陳明達,〈日治時期台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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