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如果只是為了幾本書被關進看守所,沒有經過審判直接交付「感化」三年,你的感覺會是如何呢?
談到這段經歷,毛仁儉先生的回覆令我們十分驚訝,之後卻是感慨。毛老師出生於1925年的浙江江山市(當時為江山縣)柴家村。那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隔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事實上,由出生直到他隻身來台灣,國與家沒有一天不處於動盪之中;這樣的成長環境,卻淬鍊出毛老師「正向」看待世事的胸懷:再大的冤屈和災難,也「還好沒有更糟」。
如今毛老師年過百歲;回顧過往,他將自己的一生歸結出四個字:「曲折」、「孤獨」。確實,由旁觀者來看,這是上天給他前半生安排的命運,然而如今他耳聰目明、家庭和樂,可以說他的「還好」哲學和這後半生的福氣沒有任何關係嗎?(汪琪)
文/毛仁儉口述、李汋浮撰寫、編版
圖/毛仁儉提供、李汋浮拍攝
沒睡過床的老么
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媽媽生了10個孩子,因為當時落後醫學不發達,有些夭折、有些病死,只有5個長大成人。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一個男丁,因此十分受家人疼愛,小時候幾乎沒有睡過床,都是家裡的長工抱著我睡的。
當年我家在村裡算是比較富裕,父親經營土產生意,他把例如冬筍、香菇、紙、煙草等物產運出杭州賣,再把布匹、洋貨帶回來。家裡的田地和農事則由母親帶領姐姐們和長工負責。爸爸經商回來都會帶一些珍奇之物,讓鄰居十分羨慕。在那物資貧乏的年代,香蕉、荔枝等水果在家鄉很珍貴。記得有次父親帶回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的香蕉,大家聞了又聞覺得很香,捨不得大口吃;吃的時候剝開一小段一小段的,慢慢品嚐,和吃荔枝一樣。
或許是樹大招風,五歲時,父親收租回家時,途中遭到劫殺,人被丟在水溝裡。當時是傍晚,天色昏暗,沒有人發現,最後父親因為失血過多去世。父親被殺害後,我們都不敢回家住。媽媽把大姐和二姐嫁去了上海,之後自己也去了上海;我則被送去舅舅家。自此,我和媽媽就很少見面了。
舅舅住浙江峽口鎮,平時經商和賣豬肉,需要到處跑,因此不太管我。小學二、三年級時,有一篇課文寫:「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痛在心」,因為台灣被日本統治。當時我們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因為這裡有很多好吃的。
小學畢業時,我是第二名,升讀縣立江山中學。畢業後,我唸了免費的師範學校。小學和中學時我讀的學校都距離家裡挺遠的,所以我都住校。記得那時去學校要走兩天,差不多有80公里,那時的路都是石頭路。我穿草鞋走,走到腳都磨破了。幸好有書僮幫我挑書到學校,途中我們會去附近的姑姑家休息。
日本人來了一天
1942年4月,美國第一次空襲日本本土,[1] 日軍大本營下達了「大陸命」[2]第621號命令,浙江地區淪陷,浙贛戰役開打。日軍雖然順利攻入浙江和江西地區,但兵力過度延伸,國軍在仙霞嶺反攻成功,造成日軍傷亡慘重並開始撤退,撤退時日軍執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摧毀了無數村莊。
日軍打到江山時,學校叫我們回家。我跟舅舅一家上山避離,山上有親友接應。我們躲了一夜,隔天日軍就走了。我們回去時,發現許多房屋被燒毀,滿目瘡痍。街上的商店有一半被燒光,舅舅的店舖也沒有能夠逃過;我們只能租屋棲身。同年,舅舅因病逝世。
日軍走後,我回到學校上課。學校在日軍來襲時搬到了仁安縣,民國32年再遷回衢州。復校後,我在仁安校區讀了一個學期後,跟著學校搬回衢州。
18歲就當老師
師專畢業後,我按規定去衢州教了一年書,那年我18歲(1943年)。第一次教書,我教小學高年級,那時老師什麼科目都要教,包括用風琴教音樂。
經過日軍的攻打,學校建築都被破壞了,校方只得將孔廟改成學校使用;包括學生用的桌椅等設備還是從廢墟找來的。當時一班共有四、五十名學生,整所學校就有好幾百名學生;小朋友都很規矩,沒有破壞寺廟本身的設施。
民國35年,在教了一年書之後,我和三位同學坐船到台灣旅遊。本來只是想看看傳說中四季如春的美麗寶島 ,但到台灣後,盤纏漸漸用光,正打算賺一點錢回家,不料碰上國共內戰開打,國民政府對中共實行關閉政策,封鎖了大陸海岸,我只得在台灣留了下來。同行的三位同學選擇偷偷回去大陸,不料他們回去後卻因為來過台灣,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決定留在台灣還是比較好的。
善意的欺騙
因為我家是地主,我是老師,又來過台灣,在文革時被視為黑五類。我怕家人被批鬥、紅衛兵抄家,所以和當時在香港的師專老師聯絡,請他轉信給我的母親,騙媽媽說我去了日本,同時讓她把所有有關的信息、相片都燒掉或藏在水溝裡。文革時期,我的表弟就因為家裡有錢又是知識分子,被送去新彊勞改。
我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同學介紹的,在省立台北民眾教育館負責處理公文及對外聯絡,一直做到文書組長。當年我的薪水是每月80新台幣[4],比我在大陸教書時更好。我的長官是孫立人將軍妹婿的叔叔,也是他後來介紹我去高雄縣鳳山鎮,幫忙開辦給軍人眷屬就讀的誠正小學。
誠正小學
誠正小學的前身是「陸軍子弟小學」,民國28年在貴州都勻市創建,民國37年由孫立人將軍在台復辦,改名誠正小學,校區設在鳳山陸軍官校對面。誠正小學原本只有一年級到五年級,後來一級級辦到中學部,就是現在的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開辦小學最重要的工作是找老師,當年誠正小學有些女教師本身是軍眷 ,[5]不過她們都經過考試,通過才能任教。 誠正國小復辦後,我在誠正擔任教務主任兼總務。[6]我和孫將軍的堂妹孫菊人都是班主任;和在大陸時期一樣,也是所有的科目都要教。
一開始誠正小學用大陸的課本作教材,後來全省統一教材。一班二十幾個學生,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地方,但都聽得懂普通話。有一年小學畢業典禮,竟然也請到了孫立人將軍來學校頒獎。
從教室到看守所
1949年5月24日,立法院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處置中共叛亂;1950年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列》,擴大了懲治範圍。一句想念家鄉的話或一本書都可以被指控為匪諜,檢控入獄,社會人心惶惶。
有一天,我被軍方約談,沒有審判就被收押了。[7]那時只要有人告,就會被抓起來;我的罪名是「私藏禁書」:這禁書是《聞一多全集》一部共四冊,以及1947年上海商周時代出版社印行的《史大林解答國際重要問題》一本。同案共有三人,包括另外兩位誠正小學的同事。《聞一多全集》是我在民眾教育館工作時的主管給我的。」
根據陸軍總司令部對本案的審理文件,[8]我被認為「反共抗俄意識薄弱,并藏閱反動書刊」,因此「應予以感化」;但因為「情形輕微」,所以「著以保護管束代之」,至於管束的時間,則「另以命令定之」。 在公開的政府檔案裡,本案的「起訴書」和「起訴檢察官姓名」都「暫無資料」。最後我在陸官總部的看守所(現今的中正紀念堂)「交付感化」,關了3年。
對於被關,當時我倒想得很開,因為如果還在大陸的話,搞不好已經丟了性命。而我在看守所也沒有受罪,覺得不是大牢就好,不時還可以放風,出牢房走走。
1955年我被釋放, 出來後仍然受到監視。[9]我沒有回去誠正小學,所幸在別的國小找到工作,繼續擔任老師。但是因為有了案底,工作升遷受到影響。1966年,我到台北大華中學教書至1986年,62歲時資遣退休。
我的一生都很曲折,到40歲才成家。1989年兩岸開放,終於有機會重回故鄉,會見我的親友。
採訪側記
文、圖/李汋浮
從毛老師身上,我看到為師者的使命感及教育的熱誠。即便已近期頤之年,說到教學生涯,毛老師的眼光仍然炯炯有神,談到自己的學生,語氣中滿是驕傲。但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和師母之間的默契。
毛老師感嘆他一生過得「很曲折,很孤獨」,我們聽了忍不住打趣說:「但最後也遇上了師母啊。」和毛老師牽手走過半個世紀,師母吳貴梅也是老師,來自本省家庭。在那女生升學率不高的年代,師母完成高中學業,是很不容易的事。
毛老師是出獄後才遇上師母的。以當時的社會風氣,省籍情結甚深,毛老師和師母的戀情也遭受家人反對。尤其當時毛老師背負動亂罪案件紀錄,處處受到社會的排斥,甚至牽連家人,使師母家裡對這段關係更為抗拒。但最後師母仍然頂住家庭的壓力,和毛老師結了婚。
在訪談中,師母不時替毛老師釐清問題,幫忙解答,有時也提出她的解讀。例如談到家裡人十分疼愛毛老師時,師母就說,毛老師小時候都是家裡的長工抱著他睡──所以「睡得頭夠夠的(意即頭睡得圓圓的)。」談到族譜上毛氏家族的有名人物,師母補了一句:「只有你(毛老師)坐過牢。」。毛老師談到水果,師母也有一個台灣版的「水果故事」:她小時候上課,老師講到蘋果,拿了一個蘋果砌成一小片一小片分給全班同學,而班上有約五十人;由此可見當年物資匱乏的社會環境。黃春明寫〈蘋果的滋味〉,文學果然源自生活。
師母對於毛老師全心全意作育英才,以及他對朋友有情有義也感到驕傲。早年台灣教育並不普及,在鄉下地方更是如此。師母說,毛老師會去勸父母給孩子上學,借學費給他們,還煮飯給小朋友們吃。
毛老師主張不打學生,但體罰在當時是普遍的,毛老師甚至遇過家長拿著鋼棒帶孩子來讓老師打,所以當年毛老師還是會打學生的手心。雖然如此,學生仍然很喜歡毛老師。毛老師生日時,他教過的學生都會幫他作壽。有一年毛老師的兒子在生日會上問:「在座的各位大哥大姐,沒有被我爸打過的請舉手。」師母說,全場只有一個人舉手,就是當年的班長。
直到今天,毛老師仍然在社區大學教書法,教材也是自己編的。除了戰亂時漂泊的過程,毛老師由18歲開始教書,退休後仍然在教書法,教齡已有80多年。
毛老師回顧自己的一生有樂有苦;字字句句填補的都是屬於那個戰亂時代的記憶。老師講話中氣十足,彷彿我是當年坐在教室裡聽課的學生;而他講述的,正是有關他一生的這門課。
注解
[1](編注)美國在二戰時向日本本土的首次空襲,又稱「杜立德空襲」或「空襲東京」,以報復日軍突襲珍珠港。雖然這次空襲對日本造成的損失不算最嚴重,但使美軍士氣大增外,並促使日本倉促發動多項戰爭,其中就包括浙贛戰役。根據江山地方史的記載,日軍攻入江山時大量轟炸,攻擊猛烈。
[2](編注)「大陸命」第621號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應儘快開始作戰,主要是擊潰浙江省方面之敵,摧毀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敵利用該地區轟炸帝國本土之企圖」「以第13軍的主力和從第11軍及華北方面軍抽調的部分部隊組成,以40餘個步兵大隊為骨幹。」
[3](編注)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 / 授權人:國史館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CC BY-NC 3.0 TW +) @ 國家文化記憶庫。
[4](編注)當時1.25塊可以買得一名養女,參見平台另一故事〈林玉芬: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
[5](編注)〈黃埔新村的歷史記憶〉中提及,曾有不少大學學歷的軍官夫人,在軍方子弟學校擔任老師。參見陳咨仰、杜正宇,〈黃埔新村的歷史〉,《高雄文獻》,第5卷第2期(高雄,2015),頁81-103。文章可至此下載:https://khm.org.tw/storage/files/1308/original/41246076085f641c78548eb.pdf (瀏覽日期:2024年6月23日)。
[6](編注) 毛老師強調自己沒有從過軍,也沒有軍職。但他在軍事法庭受審,審理文件上他的
「原始職業」是「上尉附員派誠正中學服務」,推斷是誠正小學的軍方背景所致。參考空軍自民國38年8月1日起子弟學校教職員納入編額一措施,推斷軍階為入職後加上。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空軍,〈空軍子弟學校成立90週年 育材無數〉,網站:https://air.mnd.gov.tw/TW/News/News_Detail.aspx?CID=48&ID=56864 (瀏覽日期:2024年6月23日)。
[7] (編注)有關毛仁儉的案情訊息可在國家人權記憶庫查詢:https://memory.nhrm.gov.tw/TopicExploration/Person/Detail/75?Year=1950
[8] (編注)毛仁儉案文件編號:陸軍總司令部(42)清評字第083號文件。
[9](編注)參見1953年國防部頒佈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