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媽是中日戰爭爆發前後出生的，回想起來，他們各有一件終生記掛的事情，這兩件事情也深刻反映了台灣在那時代人們的生活經歷。

爸爸的本名是林銘雄，日本殖民期間改為日本名「高林義雄」，光復後又改回來。日據時代我爸爸有受日本教育。但是雖然阿公在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過 世了，他還是有繼續唸書──大概小學三年級時還在受日本教育。殖民帝國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教育，影響很深遠。我從小看到爸爸很喜歡唱日本歌，喜愛日本東西，他對日本非常喜歡，也常到日本去玩，和日本人溝通上都沒問題。而且他曾對我說，他在小學唸書的時候，日本老師告訴他們，到了春天，在櫻花樹下喝清酒，唱日本歌，很快樂的情景。為此，他還專程和二伯去日本體驗櫻花樹下喝酒唱歌的喜樂。我常想一個小孩子，僅僅受三年的日本教育，但是他的日語可以講得很好，對日本這麼崇拜，老師們告訴他的事情竟然都記得清楚，我小學唸了什麼，初中高中唸了什麼，現在都忘光光，甚至大學的事情都忘了。而日本教育對這些殖民子弟真的很成功，他不會怨恨日本的殖民，這是很神奇的事情。

我阿公這邊畢竟是有錢，也有機會受教育，在殖民時代，生活可能比較好一點。我媽媽就不一樣；她姓邱，林邱夏（冠夫姓）。外公外婆是很貧窮的農民，他們是殖民時代的小老百姓，是屬於「奴隸中的奴隸」（以前有文章介紹到殖民地的台灣人，好像描述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台灣，台灣人就是他們的奴隸，普通小老百姓或農民更是「奴隸中的奴隸」，讓我印象深刻）。像爸爸、阿公，在那個時候也受到很多限制。我阿公在日據時代到上海做生意，賺了很多錢回來，他想要帶太太、孩子去上海定居，那時候可能因為戰況激烈，日本政府不批准他們去，雖然阿公、阿嬤、爸爸及他的兩個哥哥和姊姊，全家都改為日本名字，仍然不允許他們去大陸，這就是奴隸，儘管有知識也有錢，但就是沒辦法去。

我外公外婆很窮，他們的田地很小，每天在田裡辛苦地耕作，清晨兩三點就得把菜和可以賣的農作物，從永靖肩挑走到員林去趕赴早市販賣，之後還要走路回永靖。他們都是用走路的方式，而且擔得那麽重，也只能賣很少的錢。農作是非常辛苦兼做苦力的生活，也賺不到多少錢，我記得媽媽曾經說過，她爸爸曾經私賣香煙，不過到底是在日據時代還是在光復後，這可能要再考據：光復後到國民政府接收有個空窗期，走私是有可能的，但在日據時代警察密佈之下，好像不太可能。

我的外公外婆非常善良，他們有四個女兒，後來有一個死了，剩下三個，因為貧窮，生活困苦，親戚建議把一個出養給別人減輕生活壓力。我媽媽在五、六歲的時候，就出養過給別人，我外婆很愛女兒、也相當聰明，因此出養之後她會偷偷去觀察，看女兒過得好不好；如果女兒被虐待，就把她帶回來。所以母親第一次被出養沒有成功。後來又有人提出要領養母親，說會善待她、減輕外公的負擔。但是當外婆去探訪時，卻發覺對方的生活比他們自己更苦，於是又把母親帶回來。後來外公身體越來越不好，營養不良，當時沒有米吃，吃蕃薯簽，也沒有肉吃，媽媽說，當時外公可能是得了肺癆病。

第三次有人來領養時，外公已經病入膏肓，剛好我爸爸的四伯家沒有女兒，想要來領養，外婆被生活壓得連三餐都成問題，想說到有錢人家至少有飯吃，於是四伯公拿了五萬塊錢給他們、領養了母親。沒有多久，外公去世了，媽媽知道她爸爸走了，想要回家看看，養母（四伯公的妻子）卻不同意，怕她回家後不再回來，媽媽提起這段心酸往事仍會流淚。

媽媽常哀怨的說，她的身價只有新台幣1.25元，為什麼？原來當時她被賣了五萬元是舊台幣，沒多久，台幣改革，兌換比率是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所以五萬元舊台幣折合新台幣是1.25元。

我常在想，阿姨和媽媽在長相和身材都不同，因為阿姨在永靖鄉下長大，那時候自己種的米要上繳，警察的權力包山包海，煮飯的時候警察也可能來家裡抽查，把刀插進布袋裡，看有沒有私藏白米，所以一般人長期營養不良，吃的是蕃薯簽、地瓜葉。而媽媽到斗六伯公家，他們是有錢的大地主，家中日常就是山珍海味。有一種冬筍又硬又小，是烹調魷魚螺肉蒜湯不可缺少的主角，一斤要價幾百塊錢相當珍貴，在他們家廚房卻是一簍一簍的。

雖然媽媽是養女，但沒有入戶口，認知上是養女，實質上是在做婢女的工作。不過她在那邊，家中往來的都是醫生、老師、校長的知識份子，雖然養母沒有讓她去唸書，但是她在一般禮節、知識、衛生、三餐營養都耳熟能詳，謹記在心中。所以她和爸爸結婚後家中雖窮，但養育的四個孩子都高高壯壯，以前我的同學都只是140，150公分，我竟然有162公分，可見她不但有這些知識，還很用心在養育孩子。

不過她在心境方面也是有遺憾，因為養母把很多家事叫她去做，沒有辦法唸書，但是養父對她很好，很疼愛她。所以她很懷念養父。

媽媽是在九歲被賣走的，她十六歲認識爸爸，她的養父是我爸爸的四伯，他在斗六工作，所以住在四伯家，他們兩人自由戀愛，那個時候我爸爸應該是二十歲左右，所以他們很年輕就結婚，而且兩人因為很小就沒有爸爸（阿公在爸爸七歲時過世，外公在媽媽九歲時過世），所以兩人都很獨立和愛家。記得爸爸說過，他曾在職場上受很大的寃屈，有次他到南部出差，騎著機車在屏東經過一條很長的大橋，當時正逢冬天，冷風吹來，想到自己的成長和當時的環境，感到很痛苦無法自拔，他停下機車望著滾滾河水正想跳下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時候突然聽到阿嬤的聲音，提醒他怎麼可以這樣不負責任；自己因年幼時喪父嚐盡苦難，卻要留下不識字的太太和四名兒女，他們怎麼活下去⋯⋯，淚流滿面的爸爸在阿嬤斥責中驚醒過來，擦乾眼淚告訴自己，只有吞下冤屈、咬緊牙根繼續為生活打拚，這是唯一的一條路。爸爸這段奇特的經歷保住了一家生活的平穩，不然我們的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

爸爸媽媽因為自己少時環境的嚴峻，而給了我們兄弟姊妹成長期最美好的關照。

〈林玉芬：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 / 李權升

教育制度

林玉芬女士的父母親，同樣出生中日戰爭前後，卻因為原生家庭經濟環境的差異，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日治初期，殖民當局為了有效管理台灣社會，引進新式教育制度作為「開化」與「同化」台灣社會的手段，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因應日本國內帝國主義思想發展與各地民族自決思潮，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即頒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人教育制度，並在各地廣設公學校。

1920年代，一些台灣社會運動者主張台灣應比照日本國內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到了1930年代後期，總督府展開一系列籌備工作，直到1943年義務教育制度正式上路。整體而言，雖然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制度始終存在著差別待遇與隔離問題，但也可注意到從1920年起，學齡孩童的入學率從25%逐漸提升，到了1943年已達66%，1945年更高達80%，就此來看，確實有不少學齡兒童因此有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2]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為了動員需要，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人說日語、改用日本姓氏、接受神道教信仰等，其中符合官方標準者，又被稱作「國語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實質優惠。[3]或許這就可解釋為何林女士的父親僅接受三年的初等教育，卻深諳日語、且對日本有關的事物深感興趣。

赴中國經商

根據學者許雪姬的研究，日治時期有不少台人或為抵抗日本統治、或基於求學、求職、經商等需要而前往中國（尤其中日戰爭時，日本佔領地區不乏有台人配合軍方或官方需要，前往當地從事各式工作）。透過1940年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可以注意到當時有不少台灣人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各種商業活動，例如上海一帶即有林懋烈經營鹽業公司、吳金塗經營海運公司以及林火輪販售皮製用品等。[4]林女士的祖父順應當時潮流，前往中國作生意，最終卻受戰爭波及，被迫中斷事業，留在台灣。

幣制改革

對比上述海外經商及接受教育的經驗，林女士的母親則因出身貧寒家庭，九歲便由林女士的四伯公以五萬元舊台幣將其收養。回顧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取代日治時期通行的「台灣銀行券」，正式授權台灣銀行發行「台幣」。但不久即受國共戰爭影響，政府為了支付軍費開銷，超量印製鈔票。隨著法幣與金圓券相繼崩盤，台幣連帶迅速貶值，島上通貨膨脹嚴重。1949年6月，台灣省政府為了穩定島上經濟，頒布《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等相關辦法，最終決議以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台幣一元，並切斷新台幣與大陸各地區貨幣的匯兌活動，這也使得林女士母親的「身價」出現如此戲劇性的轉折。

注解

[1]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2]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3]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4]同註一。

延伸閱讀

一、期刊文章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二、網路資源

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許峰源，〈四萬換一元：新台幣的發行與流通〉，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1922。

〈【🔗 時代連結】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制度和中國的台灣商人〉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