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禮素口述，張坤成整理
圖／李禮素提供

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縣池上鄉，家族是客家人，我父親留日慶應大學森林系，早期在池上經營火車動力用的木材，當時火車有燒煤也有燒木材，但生意做得不太順利。

二戰時美軍飛機來轟炸，大家就躲到防空洞。防空洞有公家挖的，也有民間在後院自己挖的，自己挖的躲轟炸比較方便。美軍大都轟炸車站等地方，因為附近有倉庫存放軍用口糧，有些男生比較大膽會到倉庫偷口糧，分給大家後就趕快跑。

改日本名字：有好有壞

二戰時民間生活很苦，白米飯很少，大都吃番薯籤，更鄉下是有啥就吃啥，有些人家的衣服是拿蔴布袋水洗打軟後再做衣服穿。當時日本政府是採配給制，如果有改為日本名字的就能多配給一點。當時要改成日本名字是要有特殊身分的，我父親曾留學日本所以才能改日本名，而全家也都改成日本名，能改成日本名子是日本政府給的特殊待遇，但會被罵背祖，所以不敢太張揚，一直到光復後才再改回中文本名。這種改日本名字的措施在戰前幾年就實施了，不是因為戰爭才開始的。

美軍開始轟炸台灣之後，我們家就遷移到山上，當時我已經小學二年級了，但也只有停學。父親在山上蓋了茅草屋，全家就在那裡生活，還養雞養豬種菜等。當時殺豬要偷偷殺再分給親友，這事不能讓日本政府知道，否則會被罰被打。在山上生活期間，也看到日本人挖很深的山洞，放什麼物資就不知道了，光復後我們才搬回池上。

光復前我讀到小學二年級，當時日本和台灣小孩是分開學校讀的。我二姐當時還是小學老師，小學教育是教日語，讀的都是日本文化史，例如日本天皇或桃太郎殺鬼等的故事。當時幾乎沒有小偷，小偷被抓到會被打，有一次我家養的鵝被偷了，小偷也被抓到了，在派出所內小偷跪下，警察拿一支棍子壓在小偷後小腿上碾壓，小偷哀叫聲很淒慘，我母親看了心軟，就向警察求情不要再打了，一隻鵝沒關係的。

光復後我的叔叔是丘念台時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的秘書（丘念台是丘逢甲之子），我阿嬤和丘家有親戚關係，因著這層關係，光復後我父親調到台北任林產管理局的處長，我們家就從池上搭火車到花蓮，再轉搭輪船到基隆再到台北，住在郵政總局附近原本的日本宿舍，地點在三線路上，也就是現在的中華路。我接著就在福星國小上四年級，福星國小在日據時代是日本小孩上的學校，設備很好。

二二八事件：我看到了什麼

光復時大陸來台接收的軍隊，是在大陸經八年抗戰後的部隊，裝備衣著都比較簡陋，鍋碗杯盆武器全揹在身上。以前郵政總局前面有一條很深的水溝，旁邊有一個公車站牌。二二八事件時，一些年輕人聽到有口音不同的外省人（來台接收的公務員或兵），就將他踹到水溝裡。在館前路的物資局[1]裡面，有很好的布料食品等，有一天突然發生火災，這也都是本地人放的火，這些鬧事的年輕人大都是萬華地區的流氓 ，頭上綁著頭巾到處鬧事。後來陳儀帶部隊來台處理二二八事件，在北門附近常常聽到槍聲。

小學時我們管家會給我10萬元（舊台幣）零用錢，可以買到雞腿，吃日本料理的壽司等，花不完就會到零食店買李子糖請同學吃。學校離淡水河不遠，有天我們邊走邊吃，就走到了淡水河邊，看到外省兵叫一排本地人跪下，手腳反綁後中間再放一塊石頭，就這樣將人丟到淡水河，我們看到後嚇得趕快跑回家。我到現在一想到這畫面仍心有餘悸，同文同種的民族實在沒必要互相殘殺啊！

我家救了台灣青年

我家是日據時代的宿舍，很大的床鋪都是一塊塊塌塌米鋪成的，底下離地還有空間足以讓小孩在底下鑽來鑽去。二二八時，鄉下有幾個年輕人到台北讀書或工作，就躲在我家塌塌米下面，避免外省兵發現。我父親和叔叔供他們吃住，後來偷偷地將他們送回鄉下就沒事了。這些人每年過年過節都會送鄉下的雞和年糕到我們家，以感謝當年的救命之恩。

我讀小學四年級時有一些大陸來台的外省小太妹年紀已經14歲了還在讀四年級，她們常常會欺負本省同學，二二八之後就沒看到這些小太妹上學了。

我父親是台灣民社黨黨員，和來台的國民黨不合。當時台灣木材都銷日本，國民黨會趁機貪污，因為我父親不肯配合所以被排擠，在我讀北一女初中二年級時，我父親就離開台北搬回台東池上，向公家買了一塊地種香茅草作香茅油。當時香茅油都是手工製作的，當時工廠離家比較遠，我都要騎車送飯給父親吃。香茅油無毒性、味道清香有驅蟲防蚊叮咬等功效，但因時機不對，國際價格降了近半，所以沒賺到錢。為了家庭經濟，我也提早進入職場。

18歲當上課長

我大姊夫在池上算是有錢人，四姊夫是醫生，經濟也相當好，因著這兩位大戶作保的關係，我進入了台灣合會儲蓄公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前身），從實習生開始作起，時年16歲，兩年後升任出納課長。

合會公司主要業務之一是拉客戶，尤其是拉公司行號到合會公司存款。我先生是大陸撤退來台的陸軍上校，退役後在榮民台東農場當國民黨的政務官，對農場的財務有一定的影響力，我就去找我先生談，請他將農場的資金轉存到合會公司。經過長久的接觸往來，兩人漸有感情，在我20歲時就結婚了。我父親本來對國民黨就沒好感，持反對意見，但我母親及家人覺得還是要尊重我的決定，父親也就同意了，至此結束職場工作，重啟我另一階段的人生。

注解

[1]（編注）根據文獻紀錄，物資局是民國40年成立的，因此在民國36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管理台灣省物資的機構是物資局的前身：「台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

〈二二八事件我看到了什麼〉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吳昱佑

改姓名

在近代「總體戰」[1]的概念下，日本當局十分在意戰時國民的集體思想。「內地」的近衛文磨內閣提出「國民精神總動員」，殖民地的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也隨之制定「皇民化運動」這一大型精神改造運動[2]。「皇民化運動」包括利用教育建構「忠君愛國」思想、鼓勵學習「國語」（日語）、信仰神道教與更換日本姓名。而在「皇民化運動」中最不容易達成的，要數更改姓名了。

更改姓名的條件有二：首先，申請者必須先獲得「國語家庭」[3]資格，其次必須讓殖民當局認為申請者「念茲在茲努力於皇國民之資質涵養，且富於公共之精神[4]。」而正如李禮素女士記憶中的那樣，配合「皇民化」的台灣人在獲得種種好處的同時，也承擔著「背祖忘宗」的旁人指責與自我懷疑，而與日人親近或社會地位較高者，又會被殖民者當作「社會楷模」面對不得不改的壓力。

在多方考慮之下，不少台灣人發展出一套「兩全其美」的方法，那便是在所更改的日本姓名中加入巧思，用各種方式「標記」自己的原姓。最簡單的是林姓，他們可以選擇日本姓名中同樣漢字的「林（但讀音將變更為：はやし, hayasi）」或相近的「小林」。另外，還有同音、拆字、字義解析等方式，所謂同音法是指像蔡姓可改同音的「佐井」（さい,Sai）；拆字法則如黃姓便會改為「共田」或「廣內」、石姓改成「岩下」、呂姓則為「宮下」等；字義解析則有莊姓改為「本庄」，意旨原本姓莊，柯姓先將「柯」字拆為「可」與「木」，再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句古語，改為「青山」姓。台人這種「創氏改名」的行為，呈現出在特殊時期爭取自身能動性的智慧。不過即便是如此，更改姓名仍是「皇民化」的各種運動中台人響應率最低者[5]。

二二八事件

1947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陳儀當局一方面力邀台灣菁英們共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另一方面卻向南京的中央政府請兵，並且在電文中敘述事件發生四大原因：共產黨煽動、留用日人乘機搗亂、日治時期「御用仕紳」台獨陰謀、一般民眾因缺乏國家意識而受蠱惑[6]。南京中央政府接獲消息後，緊急派步兵一團、憲兵一營由上海赴台[7]。這些由上海奔赴台灣的士兵們一登上台灣島便展開屠殺式鎮壓。

李女士親眼所見的情況，包括外省口音的人被踹到水溝裡，或頭上綁著頭巾的年輕人四處鬧事，反映出事件牽涉的因素頗為複雜，但陳儀不但將自身接收台灣的失敗撇得一乾二淨，更將事件定調為「叛亂」，使得來台的士兵心中有了「平叛」作戰的認識。事件發生後，李應章、楊肇嘉等人所組成的台人旅滬團體立即向國民政府、監察院提出陳情，其中便有近似李女士親眼所見的，軍隊將人捆縛或裝入蔴袋、拋入海中的論述。[8]

民社黨

1949年，由於國共內戰戰況對國民黨當局愈來愈不利，該年5月19日，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頒布《戒嚴令》，台灣地區於是進入戒嚴期間。依據同年1月所頒布的《戒嚴法》中第11條明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有執行左列事項之權：……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9]台灣於是開始了所謂「黨禁」，合法的政黨僅剩戰前成立與政府一併來台的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主社會黨。李女士父親所參與的「中國民主社會黨」，一般簡稱為「民社黨」或「中國民社黨」。

民社黨由憲法起草人、張幼儀（徐志摩第一任妻子）的兄長張君勱等人成立，吸收了許多北洋時期梁啟超旗下的「研究系」人物。是1949年兩岸分治前，國共以外重要的第三勢力之一。戰後也吸引不少台灣人加入，如吳三連、高玉樹等。然而，由於黨魁張君勱不滿國共兩政權的統治而出走海外等因素，該黨影響力也快速下降，漸漸淡出台灣政壇，並於2020年正式走入歷史。

注解

[1]總體戰（total war），由德國軍事將領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提出，是現代戰爭重要的特色，其係指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能力的軍事衝突型態。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著，戴耀先譯，《總體戰》（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5）。

[2]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3]如果家中所有人皆使用日語、家裡奉祀神宮大麻便可向州廳申請成為「國語家庭」，實際好處包括：較多的戰時配給、較易被錄取為官公署職員、子女可錄取教學資源相對豐富的學校等。

[4]李功勤，《艱困與榮光——臺灣政治發展史論》（台北：幼獅文化，2009），頁32-34。

[5]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新史學》5:2期（台北，1994），頁117-158。

[6]陳儀，〈寅冬亥親電〉。轉引自：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頁274。

[7]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頁273。

[8]旅滬六團體，〈臺灣事件報告書〉。轉引自：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頁290-291。

[9]《戒嚴法》， 民國 38 年 01 月 14 日，全國法規資料庫，擷取時間：20221001。

延伸閱讀

一、專書

李功勤，《艱困與榮光——臺灣政治發展史論》，台北：幼獅文化，2009。

李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新北：衛城出版社，2013。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二、論文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新史學》5:2期（台北，1994），頁117-158。

三、線上資源

〈國語（日語）家庭認定證書〉鉅變與新秩序展品，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台史博線上線上博物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https://reurl.cc/rR5abO，擷取時間：20220820。

《戒嚴法》， 民國 38 年 01 月 14 日，全國法規資料庫，擷取時間：20221001。

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 時代連結】二二八事件我看到了什麼： 改日本姓名、二二八與民社黨〉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