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長沙會戰

我的故鄉長沙是抗戰三次會戰爆發的地點。第一、二次日本軍隊沒有下鄉，所以我們沒有見到日本兵，1944年的最後一次我印象最深刻；打了很久，很辛苦。

當日本軍隊進襲的時候，我和家人逃到離長沙二、三十華里的鄉下，農民讓出一間房，地上鋪上稻草，沒有家具，帶去的糧食也不多，一陣子之後就沒有了。市場上買不到，房東的糧食也只夠自己用，聽說大地主家有，但未必肯賣，大家就推了幾名壯漢，拿著扁擔去地主家，結果買回帶殼的稻米，還得杵過才能吃。但即便如此，一家十一口，食指浩繁、依然不夠分配，所以米飯變稀飯，早上九點過後，就要等到下午四、五點才有第二頓。我們饑餓難熬，只好到房子的後院去摘房東的黃瓜，一條就飽了。稀飯吃了三個月，作夢都希望有一碗乾飯。

疫病

那些年影響我們的，除了兵災還有傳染病。在家鄉，抗戰期間流行痢疾、勝利後則是肺結核（TB）。這些病在現代都不是問題，但那時住屋沒有現代衛浴設備，家家戶戶都用茅坑，本來就不很衛生，糟糕的是如廁後也沒有自來水可以洗手；水不是取自井水就是池水。如果泥沙不多，飲用水通常取來煮開了喝；但洗手不會用開水、當然也沒有肥皂。大家都把一種大大的豆莢泡在水裡，等它出現泡沫，就拿泡沫水洗手，清潔的效果如何，誰也不清楚。

逃難的時候，更無法講究衛生，很多人得到痢疾，當地人煮草藥喝，但效果不大。有一位阿姨，頭髮掉光，我和弟弟也都得了痢疾，弟弟瀉了三天肚子之後，終究沒能挺過去。所幸我年紀比較大，熬了過來。

除了痢疾，也有很多人得肺結核，舅媽、阿姨都是染上這個病過世的。

兵災

日本軍隊經過鄉下，小孩子和男人就往山上躲。我父親和舅舅找山上的墳坑躲，但是當他們看到山下出現黃色軍帽時，驚慌失措四散奔逃，結果舅舅小腹中槍。天黑之後日本軍隊走後才敢回家，但是舅舅子彈卡在腹腔開始化膿，家人把他抬到二十里外去看西醫，因為沒有藥也沒有設備，醫生束手無策，只好又抬回家，三個月後還是走了。另外一位姑姑，背上被流彈打到，好在子彈穿過去沒有停留在體內，靠硼酸消毒，沒有感染，活了下來。基本上在那個年代，死就死了，沒人理會。

一般來說，在淪陷區的生活還算平靜；日本軍人躲在一個紡織工廠裡面，他們也不敢隨便亂跑，怕被游擊隊擊殺，因此他們也不會去老百姓家裡。最辛苦是戰事發生的時候。

1945年日本人走了，大家回到城裡，湘江西岸隔著河的地方，有仕紳把房子讓出來，成立臨時學校，讓小孩子有書可唸，那時大家都窮，我們家也做過生意，四個女孩捲菸葉，賣給游擊隊、軍隊，之後又買了四部機器織襪子來賣。總之戰後謀生不易，經濟條件沒有改善。小學畢業上中學，不交學費交米，奉米150斤一學期，有交就有得唸，沒有就輟學，1945、1946年我唸的是私塾，後來有同學說長沙城有學校招生，有吃有住有書讀，自己想讀，同時還有很多部隊來募兵，裝甲兵、憲兵… ，其中有一所聯勤總部辦的特勤學校，培養軍隊康樂人才，音樂、繪畫都有，在長沙、上海、南京、北京四地，每個地方招五十人，總部設在上海，同學就相約背著家人，集體蹺家，那時候是1948年，我17歲。

離家

離開家之後我們躲在湘江上的一條船上，家人不知道要往船上找，沒有找到人；幾天後，船到了上海。在上海，我們發現樓房竟然可以那麼高──抬頭看，連帽子都會掉下來！

去上海為的是讀書，不幸未久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東北失利，接著徐蚌會戰也失利，學校只好遣散學生回家。但我們回家也沒有書唸、不願意回家，學校於是告訴我們，不願被遣散就跟蔣緯國走。我和駱明道等人於是報名，跟學校去台灣。民國37年底，學校搬到福建海澄，離廈門不遠。那時候金圓券貶值，大米商自己發行大米條：分白米十斤、白米五斤等等；一家發行的米券，另一家也收。但學校伙食越來越差，飯也不夠吃。在海澄半年多之後，民國38年六、七月的一天，我們終於坐上最大型的中字號登陸艇（共分四種：中、美、聯、合）。艙裡十分悶熱，但總算平安到了基隆。這一群幾百人就這麼「移交」給了蔣緯國的裝甲兵司令部。那時候的裝甲兵司令部和陸軍司令部都在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那時候特勤學校人才濟濟，例如話劇隊有葛香亭、示範軍樂隊有李中和，後來還有校友成為師大美術系的教授。我喜歡文學、不喜歡軍隊的約束，進進出出都得經過崗哨；但是生活需要有保障，現實考慮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報考國防醫學院。醫學院我是考上了，卻碰上一個關卡：解剖學。老師不許學生戴手套，每個人必須自己劃開大體的皮膚。我每次一進解剖室就心不在焉，知道自己不適合讀醫，正好那時政府放寬規定，容許軍校生考大學，所以我決定投考公費的師範大學英語系，為了考新聞研究所，去社教系選了于衡、歐陽醇教授的課，開啟了我對於新聞學研究的興趣。師大畢業在汐止中學服務一年後，轉往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繼續深造。拿到碩士學位後在母校任教，直到退休。

〈由蹺家少年到大學講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中，黎劍瑩教授回顧了自己早年經歷戰爭的印象。三次長沙會戰國軍成功守住了大陸西南及東南大後方，[1]但黎教授所提到的1944年的戰爭，應為第三次長沙會戰後，日軍為了為貫通粵漢鐵路而發動的攻勢。當年5月26日至8月8日，日方派遣11萬大軍分為三路進攻長沙等地，最終國軍因彈藥用盡、兵力耗損，而不敵日軍進攻，長沙、岳麓山、衡陽等地相繼失守，稱為「長衡會戰」（或稱「第四次長沙會戰」）。[2]

整體來看，以往論及抗戰史，多強調軍事策略的調整如何影響後續戰事發展，透過黎教授的口述，則提供了我們反思戰爭對底層百姓所帶來的飢荒、疾病等各種影響。

1945年8月二戰結束，此時國民政府的財政卻呈現相當紊亂的情況，由於宋子文主持財經政策改革失敗，使得國民政府的外匯與黃金存底嚴重流失。此外，市面多種通貨並存，不乏出現各種套利行為。但在這之中影響最甚者，無疑是國共軍事衝突所帶來的影響，尤其當時政府為了支援前線戰爭，大量發行法幣，造成國內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此時除了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外，民眾也對法幣失去信心，往往在領到薪資後，旋即購入各種貨品囤放。[3]因此可以注意到本文中，黎教授提到在金圓券快速貶值之際，就有大型米商選擇自行發行「大米條」或「米券」作為買賣媒介。

在軍事組織編制上，1946年5月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決定撤銷軍政部，改立國防部，底下除了設有「陸軍」、「海軍」、「空軍」三個司令部外，另在美軍駐華顧問團的建議下成立「聯合勤務司令部」，主要負責國防物資的儲備、軍事裝備的改良與製造、以及通信運輸的管理和調配等各式任務，底下也設有多個單位與學校，其中就包括本文所提到的特勤學校與國防醫學院。面對1949年戰事發展，期間聯勤也相繼負責起軍隊與各種物資的撤退運輸工作，直到1949年8月31日聯勤總部奉令裁撤，底下各單位改隸國防部，並於9月1日隨政府遷台，直到1950年4月1日才在蔣介石指示下，在台恢復組織。[4]

注解

[1]前三次長沙會戰分別發生於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1941年9月7日至10月19日、以及1941年12月19日至1942年1月15日。其作戰過程及後續影響可參考：容鑑光，《長沙三次會戰》（臺北：國史館，1990）。以及寇玉如，〈山河血淚、寸土必爭：扭轉局勢的長沙會戰〉，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Images/73/search.html  ，擷取日期：2022年6月5日。

[2]全民國防教育辦公室，〈抗日戰史—長衡會戰〉，https://aode.mnd.gov.tw/Unit/Content/1594?unitId=327&fs=s，擷取日期：2022年6月5日。

[3]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金圓券相關史料〉，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682&ctNode=111&mp=1，擷取日期：2022年6月4日。

[4]黃美慧總編輯，《聯勤創制66週年專輯》（臺北：聯勤司令部，2012），頁50-66。

延伸閱讀

1.專書
容鑑光，《長沙三次會戰》，臺北：國史館，1990。

黃美慧總編輯，《聯勤創制66週年專輯》，臺北：聯勤司令部，2012。

2.網路資源
寇玉如，〈山河血淚、寸土必爭：扭轉局勢的長沙會戰〉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Images/73/search.html ， 擷取日期：2022年6月5日。

全民國防教育辦公室，〈抗日戰史—長衡會戰〉，https://aode.mnd.gov.tw/Unit/Content/1594?unitId=327&fs=s，擷取日期：2022年6月5日。

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金圓券相關史料〉，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682&ctNode=111&mp=1

〈【🔗時代連結】由蹺家少年到大學講堂： 戰爭時期疫病與金融改革失敗〉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