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對日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國28年9月，在安徽省當塗縣一個小城，這個縣在安徽算是落後的，安徽本身也是一個落後的省，雖然我們家鄉離南京上海很近，那都是燈紅酒綠的大城市，可是當塗縣卻是非常落後、幾乎是原始社會，過的是化外的生活，因為我們落後到既沒有醫藥、也沒有衛生設備，什麼都沒有；連電燈、自來水也不用談，我們平常連牙膏牙刷都沒有，我記得的只是用鹽沾毛巾刷牙，現代的沖水馬桶不必談，連茅坑都沒有，大人晚上用馬（糞）桶，小孩子上廁所就在外面，因為衛生環境不好，絕大多數小孩都長蛔虫，我也不例外，一般衛生環境差，也沒有醫藥可說。

我們生病，大人不知道去看醫生、也沒有醫生可看，小孩子生病，大家就從祖宗八代開始數起，用一盆水，一把筷子，把水淋在筷子上，就由第一個祖宗一個一個念，一直到水凝固，筷子在水裡站起來了，就表示是那一位祖宗對病人不滿意、懲罰他，就到廟裡燒香拜佛，從廟裡拿香灰回來泡水給病人喝，現在看起來簡直是開玩笑，從前的確如此。那病重昏迷怎麼辦？夜裡開始叫魂，從門口點紅色的燈，一盞盞點，也是從祖宗八代開始叫，希望把他的魂叫起來；落後情況令人痛心。

我們縣裡能夠有電的人家極為少數，唯一我知道的是有錢的姊夫家，他家晚上五、六點到十點有電，也沒有電開關，是由電廠自動開自動關。

我們家房子非常老式，是兩進的房子，前一進是客廳，招待客人的，後一進自己家裡的，也是供祖宗的地方，兩進之間有天井，天井兩邊是廂房，石灰牆，頂是黑頂瓦，天井裡有非常漂亮毛筆畫的草、植物，很美；天井的花棚種了梅樹、薔薇。當時當然沒有暖氣，兩進之間是雙道玻璃門，冬天門關上保暖。地下沒有鋪水泥、是青磚地，年代久遠，青磚地上都是泥巴，上面長滿青苔，人走在上面常常摔跤，奶奶喜歡抱著我走來走去，結果每天我要摔幾次，都是摔後腦勺。房子分前廳後廳，前廳兩邊是廂房，一邊是爺爺的、一邊是奶奶的，後面一邊是廚房、一邊是父母親房間，還有一邊是藏書室，隔壁是稻倉，家具是紫檀木的、非常貴，漂亮得不得了。供桌兩邊放太師椅，媽媽天不亮起來燒水，給公公婆婆洗臉刷牙，家具要擦得乾乾淨淨，每一個凹洞都要擦，可以累死人。

當時煮飯，因為沒有水電、煤氣，都找人挑柴火進來，水由大河挑來，用明礬乾淨了煮飯。奶奶房間裡擺一口棺材，那時候老人家壽衣壽材都準備好，小孩子不懂，就在棺材上跳來跳去，很好玩。現在小孩子很幸福，有玩具，外孫女問小時候有什麼玩具，我們小時候哪有玩具，玩玩石頭就不得了了，小時候外婆家小孩多，冬天把冰打碎，打洞玩，夏天就用石頭打水漂，誰打的石子多誰贏。

那時候生活貧苦落後，我們家算地主，但是很窮困的小地主，我們家米倉雖然有八、九米高，裡面全是米，但事實上我們年年歉收。歉收到奶奶操心不能睡，煙袋頭在地上整夜地敲。我們很少吃到魚肉，天天吃廟裡拿回來的爛蔬菜。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爺爺吃魚，會給我吃一些骨頭，生日的時候有蛋吃已經很了不起，有人來打個蛋招待，很豐盛了。

我們前幾代還出過進士，但祖父和父親都吃鴉片，家就敗了，所以父親只有讀小學或初中。小時候我只看到家人曬書，共產黨來，那些書也通通搞光了，

當塗縣的街道很小，小時候以為是大街，1990年代回去，看來就是一條巷子那樣， 地下全是鋪的青石地，兩邊的店面今天是不會有的：賣打水的、賣打油的、賣打醬油的、和賣醋的，我們當年用的還是古時候的銅錢，就是從前的串錢，像清朝明朝的古董錢、而不是現代的貨幣，講起來很奇怪。

從我們住的地方到城裡要經過一條河，河上沒有橋、但有浮橋，就是很多船接起來，上面鋪了木板給人過；要用哪些船好像有排值班的。人過了橋就往大一點的鄉鎮跑。我記得河水非常臭，河流根本沒有疏通，水上都是綠色的浮萍。

民國34年以前，日本人有沒有到過當塗縣？絕對有！聽說那時候日本人很兇殘，拿刺刀刺小孩像串燒一樣。為避禍，我們都躲到鄉下去了。但也許是因為我長得可愛，碰到的日本人不但給我照相、還拿糖給我吃。

抗戰勝利，國軍部隊開進來家鄉，在大家的門口坐下來休息。他們的軍服非常破爛，我記得的就是草鞋、綁腿，現在想起來，很驚奇這樣的部隊怎麼打勝仗？永遠不能想像。

民國35年我的伯父母從重慶復員回來，把我帶到南京。因為大伯沒有兒子，所以我被過繼給伯父做兒子，從此離開家鄉。伯父孫炳炎曾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 抗日戰爭期間， 他隨國民政府遷到四川，先是在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工作，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之後被調任中國農民銀行，並兼運中煉油廠的廠長。

我們到南京的時候，抗戰雖然勝利，共產黨已經開始作亂，局勢很亂。沒多久，伯父被調到中國農民銀行安徽省蕪湖擔任分行經理；當時總經理是顧翊群，理事長是蔣介石。我們在蕪湖分配到日本人造的專員公署去住，下面是水牢，走廊非常寬敞，我們住三樓，四樓給副理住。伯父在農民銀行是要職，有司機和保鏢，以前車子兩邊有踏板、是給衛兵保鏢專用的（但保鏢也是意思意思，有事也是沒有用的），專員公署寬敞到可以跑馬，院子裡還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樹，香椿頭可以拿來炒蛋。

當時蕪湖和南京一樣，也非常混亂，街上很危險，我親眼看到人當街被槍殺，被錫箔紙蓋在身上。奶奶看情況非常危險，大概是民國36年，伯父隨政府撤退到南京的五福新村，改任農民銀行專員。但南京也沒有住多久，一天晚上小叔傳信息，說共產黨要過江，家人連夜打包，大人身上只帶了金條、其他的東西幾乎丟光。離開南京時，因為非常混亂，有車票和沒車票沒有不同，大家都往車上擠，我先被推到車上、我伯父母才上車。聽說當時火車車廂裡面和車頂都擠滿人，過山洞時，車頂的人都被刷下來。小叔軍校畢業，也在農民銀行工作，但因兒子生病沒能走。改革開放後我回到大陸，知道他後來被整得很慘，背都駝了。

我們到了上海沒有多久，伯父轉任廣州農民銀行專員，於是我們又乘江輪到了廣州；那時候路上已經不好走了。下船後的第一頓飯我很有印象，是廣東的臘味飯，很好吃。

在廣州那段期間，市面也很混亂，我記得那時通貨膨脹，從法幣一直貶值到關金、到金圓券、變銀元券，後來報紙上漫畫，推了一車子錢買一斤青菜，早上的錢到晚上就不值錢了。

民國37年初我在廣州進了培英中小學。對我來說，兵荒馬亂，可以說一天書都沒有唸。在當塗私塾，只有一位老師教幾十個小孩，什麼都不懂。到南京進新生小學，一、二年級也是一點印象都沒有，只記得學校在國民大會堂對面。新生小學是教會學校，舅舅讀高二送我上學，有一天我走丟了，校長還問這是誰家小孩。在南京看電影，大華戲院和首都戲院都非常豪華，那時進到戲院裡烏漆麻黑、嚇得不得了，後來才知道是電影院。

在廣州培英小學的一年我九歲，但也等於沒有唸書；老師講話根本聽不懂，每天提個藤籃去上學，一路玩，也不知道是否在上學。我真正唸書是中學以後的事；整個小學的幾年都不知道在幹什麼，那時候培英師生演話劇很有名，我雖然聽不懂，還是很著迷：台上燈光很吸引人。那時我們住的地方離荔枝灣很近，上學的時候一路走一路玩，看菜市場殺魚很好玩，再逛到荔枝灣，吃荔枝。

民國37年7月，「大人們」決定由伯母先帶家人去台灣；於是我和伯母、阿姨、表姊和舅舅又離開廣州，上了往基隆的船。船上擠的全是人，所幸還有廂房可住。我們在海上一共走了三天，船上沒有東西吃，幸好大伯母做了糤子和開口笑帶在路上。到台灣我和舅舅沒有入境證，國民黨到處抓人，他躲了很久才出來。我們在基隆港住了沒有多久，就搬到台北，伯父民國38年1月才到台灣，那時候正是太平輪沉船的時候，我們一度非常擔心他是否在太平輪上。後伯父轉到中央黨部做事，我則入讀台北市北師附小讀三年級，書也不會唸，考試不及格一直留級，但是大家終於離開了戰亂。

〈那入了學也讀不了書的童年時光〉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在〈那入了學也讀不了書的童年時光〉這篇訪談裡，孫毅弘先生回憶了自己在童年時期歷經抗戰、國共內戰階段等種種經驗。然而有別於以往的研究或回憶錄大多集中在軍事史、戰爭史的論述上，本文中孫先生反而對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多有著墨，諸如當時的醫療衛生、飲食、娛樂、中小學教育等等，都是構成孫先生童年回憶的重要要素。

這就如同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在《天真的目擊者》所要強調的，不同於生活在二戰時期的成人的口述或著述，透過兒童視角所呈現的微觀歷史，反倒更常看見他們在戰時繼續過著童真的生活，他們持續探索並嘗試理解當時所處的世界，因此在他們的戰爭記事中，反而鮮少全部聚焦在描繪戰爭的恐怖，而多在記錄日常例行活動中的體會，而孫先生的經歷正是呈現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另一種聲音。[1]但即便如此，孫先生仍在文末提到內戰後期與家人們從蕪湖、南京、上海、廣州輾轉來台的流離記憶，而這些記憶也恰恰警惕著後人戰爭所帶來的各種悲劇。

另一方面，孫先生在文中提到伯父孫炳炎先生曾在抗戰初期參與「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而這個協會又是什麼呢？事實上自民國以來，中國國內就出現了多個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為名的組織，包括在1919-1920年巴黎和會期間，張謇、熊希齡、王寵惠等人就曾發起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而九一八事變後，又有一群來自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在1932年共同籌備組織；而孫炳炎所參與的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則是因應中日戰爭爆發，於1938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組織。主要成員包括吳鐵城、陳立夫、陳銘樞、呂超、葉楚傖等人，另聘請王寵惠、孔祥熙、李宗仁、陳誠、何應欽、孫科、張治中等人擔任名譽主席，因此該協會在名義上雖然屬於民間團體，但實際上成員名單冠蓋雲集，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半個官方組織。

在此背景下，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自創立以來，即配合著國府的外交方針，靈活運用各種方法來開展民間交流，並爭取海外華僑或各國列強的支持援華抗日。因此協會除了廣邀國內重要黨政人士參與組織、研究外交事務外，也在國府的支持下於全球各地成立分會或宣傳據點。而整體來看，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便經常會派遣使團出訪各國，也曾多次利用廣播、舉辦茶會及演講，乃至於發行外語期刊、書籍、通訊等方式對外宣傳中國抗日事業，對抗戰時期亟欲爭取國際支持的國府，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2]

注解

[1]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劉卉立譯，《天真的目擊者：二次大戰的孩子們最後的回憶錄》（台北：貓頭鷹，2022）。

[2]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頁3。朱蓉蓉，〈半官方社團與戰時民間外交〉，《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南京，2011年），頁186-192。熊斌、但唐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述略〉，《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重慶，2013年），頁45-52。王東平，〈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緣起及活動探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5（杭州，2015年10月），頁407-412。

參考書目

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劉卉立譯，《天真的目擊者：二次大戰的孩子們最後的回憶錄》（台北：貓頭鷹，2022）。

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

朱蓉蓉，〈半官方社團與戰時民間外交〉，《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南京，2011年），頁186-192。

熊斌、但唐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述略〉，《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重慶，2013年），頁45-52。

王東平，〈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緣起及活動探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5（杭州，2015年10月），頁4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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