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介紹楊儒賓教授，不很容易用一句話說清楚。由頭銜來看，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由他發表的著作來看，有令人稱羨的學術成就。但實際上這些「線索」透露的只是他專業和成就的一部份：他「收藏家」的資歷其實和他的教學研究資歷一樣深。但說是收藏家，他又很「非典型」：我們不但看不出他選擇藏品的標準和市場價值與獲利間的關連──例如1949年的常民書信，而且最後這些收藏品全數被捐出了，楊教授分文未取。

在這長達數十年的過程當中，楊儒賓曾經「覺得有些寂寞」；當珍貴的藏品在各大學校園展出，他不辭辛勞南北奔波，親自導覽；但是會被吸引來看展的，好像就總是那些經歷過、見識過和體會過1949戰亂的一群。

即便如此，他沒有挫敗感。寂寞讓他瞭解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但促使他繼續奮力前行的，也正是這樣的認知、以及他對於有朝一日達標的信心。對於任何一個個人而言，35年就是全部生命的黃金歲月，但是歷史工作的價值，卻往往在更久遠之後的未來才會顯現出來。對於這一點，他瞭然於心。然而教職的薪水並不豐厚；為什麼楊教授可以數十年如一日的，將自己的全部──不是部分──收入拿來購買別人會棄如敝屣的舊文物？為什麼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他還能挪出時間，埋首於看似和本業並不相關的領域？在沒有專業訓練的情況下，他又如何克服諸多選購與解讀書信的困難，取得今天的成績？這些是我們在後續第一篇訪談稿裡回應的問題。楊教授的第二篇訪談稿〈楊儒賓由舊書信中建構台灣歷史地位〉，則描述他如何由解讀書信中，發展出對於台灣歷史地位的獨特見解，以及對於兩岸前景的看法。

1937年至1949年間史料毀於戰火者不計其數；很幸運的，近年來有多位人士同樣在極少外援的情況下，勞心勞力，一點一滴地發掘、並蒐集被掩埋在灰燼與塵土裡的殘簡碎片，嘗試補綴近代中國歷史關鍵悲壯的一頁。「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補綴歷史的人」系列，就在尋訪長期致力收集史料的人士；此處楊教授也是系列中接受訪談的第二位。（汪琪）

〈楊儒賓：與眾不同的收藏家〉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楊儒賓口述，孫曼蘋、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孫曼蘋、羅國蓮

在文物收藏這方面，我想我最值得被讚美的應該是勇氣吧。

──楊儒賓，2022

一封「無價」的書信

1988年，我剛進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年多，閒來去逛古董店和畫廊，發現章太炎、嚴復、梁實秋、蔣介石等知名人物的書法作品比想像中要便宜許多；副教授的薪水竟然可以負擔得起──我們這些小人物竟然可以買到這些大名人的書法作品！從此我一頭栽進收藏領域，手上一有閒錢就四處蒐購文物。

收藏文物的迷人之處，絕不止於買到「物超所值」的精品。有一次在古董店看到幾封書信，信主都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一封看起來是一位在湖南的教師，寫信給在台灣的教師朋友。根據信件內容對應出來的時代背景，是1949年中共還未打到兩湖地區的時候，但很明顯的，信主正身處於緊張情勢中。信中提到時局如此動亂，政治人物卻還在玩政治遊戲，把人民、江山當作賭資，已近窮途末路仍要賭上一把。這封信文筆之好，寫出大動盪時代下，小人物對時局憤慨卻又無能為力的心情，讓人不忍卒讀。

由於這封信並非出自名人手筆，又沒有附帶信封，少了具有收藏價值的郵票、郵戳，因此它是一封免費的物件。然而，這封沒有價錢的書信卻深深觸動了我，於是我向老闆討來收藏，也開始關注、蒐集與1949年有關的常民書信或其他歷史文件。

後來我又收藏到幾封書信，可能和胡璉將軍創辦的「怒潮軍政學校」有關。信主是一位在江西井岡山、瑞金的小地主，寫給在師範學校讀書的弟弟的信，當中提到他本來要跟著政治學校離開家鄉，但是沒有跟上，現在要組織游擊自衛隊保衛家鄉。從這幾封信可以看出信主對中共非常害怕；但這樣的情緒讓我非常困惑：江西是中共的根據地，信主又受過這麼深的紅色教育，怎麼會懼怕中共呢？他寫信給至親手足，他弟弟也不是國民黨員，信中的情緒應當是真實的。

接受紅色教育卻懼怕中共，這讓我意識到需要正視一個問題：國共內戰時期，雙方部隊動員的正規軍加起來都超過百萬人；軍方加上百姓的傷亡人數數百萬，如果再加上1949年之後，中共的反五反、三年大饑荒等的死亡人數，更是上看千萬。如此多人的死，到底有沒有價值？此外，難道都像是中共所宣稱，他們代表的是新理想，與之對抗的都是負面的、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難道國民黨部隊真如中共所說的如此糟糕嗎？這些問題，引導我去思考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尤其是1949年對大陸和台灣的歷史意義。

一百封才有可能遇到一封史料書信

購買藏品有許多竅門和陷阱，其中之一是販售者對藏品介紹的正確性。曾有一幅「明代畫作」署名「雪邨」，賣家以明代畫的價格賣給我，但買回來研究後，我判斷是清代新竹地區林占梅的作品。書畫作品並不是愈古愈貴，林占梅這位地區書畫家對新竹有其重要性，他還與台灣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民變戴潮春事件有關，假使販售者知道這些事情，就會明白林氏畫作的價值。

書畫藏品容易有真偽問題，這和市場價值有很大關係，張大千、齊白石、傅抱石的藝術作品，100件裡面可能有101件是偽品。由於我看重的是歷史文化意義，藝術或市場經濟的意義僅是附加，再加上進入收藏的時間較早，因此需要辨識真偽的藏品只占少數；小心一點即可。胡適、傅斯年、熊十力、梁漱溟等知名知識分子的文物貴得不得了，和以前價格的差異不只是「一、兩個零」，但在20世紀，它們並非收藏家的主流項目，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哪裡有文物，但找到的藏品未必會有真偽疑慮。

從一般收藏家的角度來看，名人書信有機會變賣獲利，自然比常民書信有價值。要找常民書信，就不能只去拍賣場；郵品錢幣社也得去。在這些地方，店家在意的是郵戳、郵票，加上近代書信的數量大，信件基本上會被扔掉。就史料價值而言，常民書信對個人固然很重要，放在廣大的歷史脈絡下卻不一定重要，也因此物件是否值得收藏，就需要我們花費許多時間去找尋與辨識。常民書信因此不易收藏：信封附有信件的，往往10件裡面沒有一件；信件有史料價值的，大概10件裡面才有一件。所以我時不時會到郵品錢幣社、拍賣會看看；如果拍賣會有預展也會先去瞧瞧，做足功課再去拍賣場才容易買到自己要的藏品。

解讀書信藏品無法避免的三大難題

開始收藏文物之後，我就想要進一步解讀藏品，賦予它們價值。但是解讀並非易事，「識別」就是個難題；首先是「筆跡識別」。我曾經協助「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輯明清尺牘的書籍，那時書法家傅申先生告訴我，有些字跡無法辨認是必然出現、且無法克服的問題。書信往往寫得比較草率，部分文字還可能有特殊寫法，除非我們對書寫者的筆跡非常熟悉，否則是沒辦法辨認的。當代人物中，對我來說最難辨識的是徐復觀先生的筆跡。

因為書信存在「筆跡識別」的阻礙，難免有無法辨識或辨識錯誤的地方，內容解讀就常常不會有最後的版本。不過假設一封三千多字的信札，有一兩個辨識難點，只要不與大體框架衝突，通常不會影響整封信的閱讀。

第二個識別難題是「人名識別」。很多人可能有相同的字號，如「雪村」、「雪齋」，不容易判斷是指哪個人物。還有在民國一些特定脈絡下，信主為了安全刻意使用假名，例如共產黨人怕被國民黨人收到信件而用假名，就很難知道人名的真實身分，不過有些還是有可能推敲出究竟是何人。看過一封寫給于右任的信件，有「周公和你致意」之類的句子。吳姓信主應該是于右任的好友，似乎有意幫于氏和中共搭上關係。而周恩來曾花費不少心力，替于右任為滯留在大陸的妻子慶祝80大壽。從談話脈絡、相關事件，可以推測信中這個「周公」應是指「周恩來」。

第三個難題是「時代背景識別」。早期書信常常只註記月、日，沒有年分，這時就要看看信中有沒有出現大人物或大事件等線索來推敲。比如提到物價飛漲到可怕，就可推測是金圓券時期，只是更細節的年分，是1948年或1949年，就不見得能判斷出來。因此胡適就曾呼籲寫日記，一定要寫年、月、日，不要像老一輩只寫月、日。

面對以上三個識別難題，我認為我能識別筆跡，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具備古典作品閱讀背景，這有助於從上下文判斷難識之字應是何字，它可能會在古典作品的名句、常語、結構的框框之下。假設有個句子是「白髮三□丈」，讀過李白〈秋浦歌〉，就可以判斷應是「三『千』丈」不會是「三『兩』丈」。二是「好問」，遇到難識之字就向書法家朋友討教。筆跡識別確實需要花很多時間，但耕耘得久了一定會進步。

第二個「人名識別」的難題，我同樣也是多花力氣閱讀，可以多看大臣書畫集，清末民初就出了不少這類作品。現在電腦搜尋非常方便，比以前更能克服人名以及時代背景的難題。

無法得知歷史脈絡的常民書信

由於我在乎的是文化史、哲學史的意義，因此並不是每封信都會收藏或解讀；過於瑣碎的事件可能會選擇忽略。我曾收到一批徐永昌的文物，裡面夾雜了副官的資料。如果能透過這些資料探討出副官與徐氏的關係，就是可處理的議題。但如果是探討副官自己的脈絡，一方面這脈絡不容易追溯，另一方面這對他的家人來說可能很重要，對整個文化史或哲學史來說則或許沒這麼重要，也就不見得會進一步追溯與解讀。

有時透過寫信者、收信者雙方的身分，也可判斷是否要進一步解讀信件。例如有一封王德溥寫給吳鐵城的信札，是替一位叫做李春光的黨員向黨國求援。王、吳二人皆為國民黨要人，由此可推測這不是一件小事。查資料後發現李春光的哥哥李春潤是抗日烈士，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槍斃，在台灣、大陸的忠烈祠都有他的名字。李春光跟著哥哥一起抗日，在國共內戰期間成為反共人士。

在我解讀書信的經驗裡，明清信札比較容易出現解不開的謎團[1]；近代未解之謎的比例較低，但也還是有無法知道歷史脈絡的書信。有一封年分約在1948或1949年的信件，是一位婦人寫給在台灣當典獄長的丈夫，內容看來她是獨自一人帶兩個孩子寄居在親戚家，與隔海分離的丈夫只能抱怨、哭訴。此信錯字不少，也無從得知夫妻分離、丈夫單獨來台的原因或其他具體事件，不過它呈現了小市民的真實情感，具體反映出升斗小民的苦難，這或許比歷史事件更為重要。

消耗學校電費第一名

 在文物收藏這方面，我想我最值得被讚美的應該是勇氣吧。一頭栽進收藏領域就毫無保留，有10萬塊就會付出11萬塊，連另一半的財產都「通用」，所以我太太後來領悟到要和我「切斷」經濟關係：千萬不要再借錢給楊儒賓！從1988年至今，我已收藏超過2,000件藏品。

這三十幾年來，收藏與解讀藏品，賦予它們價值，成為我唯一的愛好兼使命，但本科的教學與研究也不能忽略。引用一些同事或學校工友的說法：待在研究室時間最長、消耗學校電費最多的，應該就是楊儒賓了。以前我常常是早上10點多來，待到半夜2點才回家。所以，我鐵定是百分之百不合格的父親！我的孩子後來在家沒見到我似乎也覺得挺正常的。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的責任，對男性來說也是一種衝突。

自2008年開始，我陸續將千餘件的藏品捐贈給清華大學，而後清大文物館籌備處設立。如此，藏品不僅能得到更好的保存，收藏使命也能持續下去，並可透過舉辦展覽等方式，發揮更大的作用。

2022年清大文物館主辦的「烽火尺牘──1949的戰爭記憶」展覽，便是向大眾展示1949年及其前後的書信藏品。身為收藏者與策展人的我，將展覽定位在探討整體歷史對個人的影響，所以是在國共重大戰役的廣大歷史脈絡中串聯展件，並在大人物和小市民之間找得平衡，希望讓觀展者感受到那個時代苦難的精神狀態與情感樣態，也期望喚起大眾對1949年這段時期歷史的重視。

我認為一旦進入這個領域，就要很嚴肅，要能做到「有系統」、「有格局」。比較幸運的是，收藏到後來我真的有了一個理念；我喜歡的文物、信仰的價值，有機會可以轉化社會，讓社會變得更理想、更合理，則天底下沒有比這更愉快的事情！所以捐出文物，我沒有任何不捨。用了這塊土地這麼多資源，當然要盡力回饋，並不需要保留。

注解

[1] 明清信札比較容易出現謎團，一個原因是不知道信主是誰，可能是本來就知名不具，也可能是以前信主署名不一定是在最後，是寫在信紙與信封相連的地方，流傳時二者分離署名就不見了。遇到這種情形，除非信中提到非常具體的線索，才能繼續追溯。另外的原因是明清歷史距今久遠，再加上戰亂太多，英雄豪傑又常常喜歡燒毀東西，像是太平天國時期，造成文物、古蹟浩劫。

〈楊儒賓「破譯」2,000封書信裡的歷史故事〉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楊儒賓口述，孫曼蘋、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孫曼蘋、羅國蓮

年少經驗奠定一生思想主軸

一個人會做瘋狂的事情，往往與年少經驗有關。我大概是國中開始，受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的影響。這些大知識分子的生命歷程體現了歷史的波折苦難，他們的父母、親友都在共產主義底下犧牲。他們拋棄了在故土的資產、名聲、地位，赤手空空，在陌生的港台建立他們的海外鄒魯，以文化中國對抗異化的中國。年少的我對這些事情了解不深，但對他們的遭遇很有感，這構成了我對自己生命、對這塊土地的想像基底。

高中就讀的台中一中，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及台籍菁英，在日殖時期所推動創辦的，霧峰林家的貢獻尤大，幾乎是唯一一所能讓台灣子弟受教育的中學。這所學校教學具有強烈的漢族、中華民族的思想色彩。高中畢業我考入台灣大學，受到黨外運動等種種因素影響，社會上本土化的傾向愈來愈強烈，我也不免受到衝擊。但我也愈來愈好奇，本土化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怎麼和在台中一中時的理解不一樣？

後來我瞭解到，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即使中國正是衰弱之際，兩岸在情感上的連結仍然是深厚的。當台灣走到現代化階段，知識分子當然對台灣會有現代化的要求，會以台灣為關懷中心，但「中國」仍是他們背後很大的想像與情感支持。我不認為這是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思考，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的結構決定了台灣的選擇。而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的生命軌跡，在1949年遭遇了重要轉折，他們因此賦予自己一個重要的使命：要為中華文明保留最後一塊淨土！這成為他們一生學問與志業的所在。他們的使命感和台灣的文化其實是有呼應關係的，徐復觀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關係那麼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1949」有重新解釋的必要

年少時受到新儒家與台中求學背景的影響，自然而然奠定了我自己的定位，雖然在台大讀書時思想上出現一些變化，但主軸從來沒有改變過。

台灣逃不開歷史背景，她是中國大陸旁的一個島嶼，這並非意謂主權不可以談，但抽離歷史脈絡空談主權，這是種非歷史也非政治的空談，是很抽象也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台灣的定位在歷史傳承裡就已經決定了，「承擔」是最好的決定。我以「關係」來界定台灣的本質，台灣無法排除於任何關係之外而自我陶醉；她與南洋、美國的關係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和日本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兩岸之間的關係。自始至終，400年來台灣的歷史和對岸緊緊綁在一起，尤其從鄭成功到1949年，沒有一樣重大的事情是純粹在台灣內部解決的，也沒有一樣事情不是在兩岸之間帶來衝突的。

台灣與香港、新加坡都是現代性的島嶼。對比於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中的舟山群島、海南島，台灣、香港都是到大航海時代才進入中國歷史的，但台灣比香港要更複雜特殊。最明顯的是17世紀，台灣正式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台灣一開始有「史」就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交織。而漢人差不多是同時期到達台灣和新加坡的，兩地人口結構也都以閩南和客家為主，但台灣就不可能是新加坡，不能幻想可以跳過兩岸關係的結構，可以和新加坡有一樣的選擇。如果想要跳過或改變這種結構，就一定會造成矛盾，變得一團混亂。

在台灣400年的歷史中，最沒有被好好解釋的是1949年的歷史，尤其在民主化、本土化之後，長期以來多半是負面解釋，甚至被忽視。好像它的內容就是「外來政權」、「白色恐怖」，沒有更重要的內容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拋棄1949的意義，就是拋棄我們無盡的寶藏，我們何必甘於自居「貧兒」呢？直到最近十幾年齊邦媛、龍應台、王鼎鈞等文化名人出書，暢論1949的苦辛，「1949」才又受到重視，並逐漸有轉至中性解讀的跡象。

1949有兩場重要的歷史事件，一件是當年10月1日共產主義革命，中共建國；一件是當年12月7日的國府遷台，中華民國在台灣展現新機。雖然現在只剩下亞洲的中、朝、越以及中美洲的古巴還存在共產國家，但20世紀共產主義崛起，各大洲都出現過共產國家，它是不能否認的存在。共產主義革命是共產黨對一種烏托邦新中國的想像，它與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大不相同。中華民國在台灣生根，我們不能也不可能切斷她與台灣的關係，而1949年就是中華民國最艱困、最複雜的時候，也有最豐富的意義。中共建政、國府遷台都是近代史、世界史的重量級事件，對我們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應該把它做小，都應該有理由重新解釋這兩件事的緊密關係。

台灣曾承擔整個大陸的責任

我認為1949年的歷史，乃是中華文明與共產文明之間的對決，它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意義。1911年，中國因為「中華民國」的成立，首次出現了主權在民的現代國家。但這個國家成立不久即受到共產主義的挑戰，中共緊抱共產主義的現代化方向。1949年，台灣因為「中華民國」的遷徙，首次出現了主權獨立的國家意識。這是台灣400年來唯一有效的主權意識時期，我們無法否認此一歷史事實。

就在1949年之後，一直到1971年，台灣都是以一個島嶼來承擔整個中國的責任。在這二十幾年間，人們並不會覺得這是虛幻的自我想像或吹捧，因為中央政府在這兒，文化的象徵如大學者、大的文化機構、故宮文物也在這兒。台灣400年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影響全國的大學者、大文人、大藝術家，但就在1949年之後，我們可以找到各個領域的大學者、大人物，還有中央政府、文教組織、憲法、文化，所以台灣可以代表中華文化、代表中國行使主權，這是全世界承認的。即使1971年之後，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這個位置還是很重要。

書畫文物的價格和政治的演變極為相關，純粹內在的價值不好談。曾經有一段時間，台灣的文物非常昂貴，這與政治局勢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台灣的經濟很好。但後來兩岸的書畫價格翻轉了，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它產生了絕對性的影響。中國藏家會關心和他們自己有關的文物書畫，假設擁有一件和中國脈絡有關的藏品，像是渡海三家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的書畫，幾乎就可以預測價格會貴到難以想像。可是純粹與台灣有關的文物，中國藏家不見得會收藏，在資金排擠效應的影響下，這類文物的價格就會下跌。

21世紀以來，文化名人、民國熱潮在中國生根，或許可以反過來證明台灣曾經走的路線是對的。經過這十幾年來的發展，過往文物就是封建文化代表的說法，應已慢慢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1949年至1971年，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來承擔整個中華文明的文化責任，不但得到聯合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承認，也漸漸被中國人民所認可。影響所及，不論是大畫家的作品，還是文化名人或與民國文化相關的文物，價格都不斷飆升，但前者是在昂貴的基礎上上漲，後二類文物原先並不昂貴，現在卻有後來居上之勢。文化名人文物與民國文化文物的漲價又並非僅是一次兩次或是地區性的，而是普遍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漲，還持續上漲了20年，代表這波熱潮不太可能是炒作，背後需有廣大的市場支撐。或許還是有人會說中國大陸的「民國熱」是文化炒作，可是即使是炒作，也必須要人民接受才可以。

不可否認也無法忽視的，目前兩岸的國力相差懸殊，政治上台北要和北京、經濟上要和上海匹敵，老實講，是沒有機會的。兩岸要有對話基礎，對話要對台灣有利，我認為最好的就是站在台灣文化原有的基礎上，來看 1949年以後帶進來的文化體制與格局。台灣如果能將它好好保存，或許爾後能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來解釋並引導兩岸關係；這本來就是台灣的強項。我收藏並解讀文物，有一種私下自許的使命，便是盼望台灣繼續成為新的中華文明與民主文明的代表，有一天可以在文化上引導兩岸關係。

貴人因為「好的理念」出現

早年我是自己一個人收藏與解讀文物，後來因為「理念」使我得到貴人相助。公元2000年，朱熹逝世800週年時，我編了一套書籍，基於在東亞找出背後共同文化基礎的理念，這套書放入了日本學者的作品。奈良教育大學的谷川雅夫教授看到這套書後，覺得非常稀奇──第一次看到有海外人士把江戶日本學者的書法作品收進朱熹的研究叢書中，於是他到處打聽，想知道編者是什麼樣的人。他和我聯絡上之後，自願替我購買江戶儒者、僧侶與文人的書畫，每隔一陣子就寄來他買到的藏品。這位日本朋友並不是覺得「我」很重要，而是認為找出東亞共同文化基礎的這個理念很重要，所以二十幾年來完全義務提供協助。

還有一位知道我在收藏文物的台北古董商，得知我要舉辦拍賣以募集「台灣中文學會」的成立基金時，他也自願幫忙上拍，還作了宣傳活動，包裝藏品。這位朋友是生意人，可是他不僅一毛錢都沒賺，拍賣品的包裝費、保險費還是他自行吸收。他會這麼做，一方面是希望藏品能由比較適合的人獲得，另一方面認為這件事具有文化價值，花幾萬塊幫助一個客觀的學會成立，對台灣來說很重要，可以成為文化力量。他認同理念而參與活動，其實並不能說是幫忙，更不是幫我的忙，「好的理念」和「我」這個人本身是沒有關係的。他也是發願，玉成台灣。

寂寞但不感挫敗，為什麼？

基於收藏與解讀文物的使命，我以下圖所示的三種史料作為收藏重點。在與清大文物館策畫展覽時，是以歷史文化藏品為經，以明清到1949年的歷史脈絡為緯，希望建構出台灣在兩岸關係的特殊定位。

收藏定位既然以歷史文化為主，這類展覽就必須占據重要分量，而能不能產生影響力，和展覽時期的時代背景是否為大眾所關心，息息相關。這二十幾年我花費許多精力，舉辦多場展覽，很難說成功。尤其與兩岸關係密切的展覽，幾乎可以確定觀者都是「年紀偏大、外省籍較多」，這顯示一般人對台灣土地的解釋有明顯的「偏食」或偏見，他們理解的「中國」事務和「台灣」沒有關係，這顯示一種沒有真正的本土意識的本土文化觀，在年輕人當中相當流行。

觀者類型狹窄的現象，確實會讓人覺得有些寂寞。我逆風而行，在荒野中獨行慣了，不會因此而產生挫敗感，只會更盼望打破這樣的結構。所以即使面對「中國事務和台灣無關」的氛圍，即使知道展出「烽火尺牘──1949的戰爭記憶」或其他和「中國」有關的藏品，容易引起爭議，我認為更該把這些藏品公開，努力闡釋，因為爭議具有公共意義，並不可怕。真理不是躺在沙發上獲得的，我希望這些展覽可以提醒大家，「愛台灣」應該要有一個更好的視野，要讓台灣回歸到更適當的位置。

注解

[1] （編注）此處三位學者照片依出生年月先後排序。
唐君毅照片來源於〈陳誠副總統數位照片─第二次會談邀請人士照片〉，《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30604-00019-065。
牟宗三照片來源於〈第3屆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　牟宗三獨照〉，創作者：陳漢中，建檔單位：中央通訊社，數位物件授權：CC BY-N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發布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2] （編注）此處三本書籍依出版月分先後排序。
2009年12月，王鼎鈞應邀發表〈1949三稜鏡〉評論這三本書，上篇談到齊邦媛對台灣文學的貢獻。王文刊登於《聯合報》，2009年12月27日、12月28日，第D3版／聯合副刊。

〈楊儒賓由舊書信中建構台灣歷史地位〉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