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明財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邱頌揚整理[1]
圖／曾明財提供
想要報考台灣少年工、神風特攻隊
我的爸爸曾金海是1929年出生的「老芋仔」──榮民，我家兄弟姊妹都是在眷村出生長大。但和多數眷村鄰居是外省家庭不同，我爸爸籍貫新竹，從沒去過中國打仗，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台灣人，並且愈到晚年愈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日本人。
爸爸出生於台灣新竹州竹北郡貓兒錠（今竹北市鳳林里），排行最小的他備受八位兄姊疼愛。我的祖父是貧無立錐之地的佃農，為了生活，在我爸爸念國小之前，帶著全家從當時還很鄉下的竹北，前往新竹的磚廠工作，住在日本老闆蓋的工寮裡，我媽媽蕭水蓮是爸爸住工寮時的鄰居。
爸爸基本上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很幸運可以接受到國民教育，1936年就讀新竹第一公學校一年級。這所學校一至四年級的老師是台灣人，校長和五六年級老師是日本人。深受師長與日本國民教育影響，爸爸重視修身，矢志效忠天皇；中日戰爭時每當日軍戰勝，學校還會遊行慶祝，把蔣介石的畫像畫成小丑，爸爸也是「被洗腦」的一代，自然對日本有所憧憬。[2]
國小畢業的隔年（1943），15歲的爸爸進入新竹的玻璃工廠包裝發送部當雜役。此時日本本土人力資源緊縮，於是透過殖民地台灣的各級學校，鼓勵畢業生報考神奈川海軍工廠學習維修戰鬥機。他們以結業後可以取得技工身分，未來能有較好的薪資與福利為誘因，所以窮人家的孩子很嚮往。由於報考者至少都是小學畢業，沒有忠誠問題的考量，但會被詢問報考動機，也需要通過體格檢查與筆試、口試。爸爸稍晚才得知訊息，錯過了這次考試。
最終有八千多個台灣孩子徵選上，前往神奈川的海軍工廠學習、工作，他們即是「台灣少年工」。二戰結束後，大部分的孩子從日本回到台灣，但在中國政府過來接收後不少人受到排斥，例如第三飛機製造廠要在台中建新廠，他們便無法進入水湳機場工作，於是轉而投入精機業，與後來台中此行業的蓬勃發展有密切關係。
我爸爸又曾報考要前往南洋群島任職的海軍工員，可惜學科考試過關，體檢卻不合格。還報考過神風特攻隊，只是因為年紀太小、身材瘦弱也未錄取，令他傷心不已。我猜測報考時爸爸並不知神風特攻隊是要做什麼，只是單純想當飛行員。
「為了增產飛機，把英美擊滅！」
幸好一位名叫雄川的日本軍醫，看到爸爸非常有志氣，拍拍他的肩膀，鼓勵不要喪氣，又告訴他過一陣子日本陸軍航空修理廠要招募14到18歲的幼年維修員。爸爸在第一關的考試及格，進一步參加口試時，考官問他為什麼要來報考？他毫不緊張地用日語大聲回答：「為了增產飛機！即便是一台也好，可以早一天送去戰線，把英美擊滅！」
影片 曾金海自述報考時的誓言。
1944年4月，爸爸成功考取日本陸軍第5野戰航空修理廠工員。他們一開始先到屏東航空修理廠受訓。因為飽受美軍轟炸，10月將人員疏散到台灣各地，爸爸隨單位一百多人住在台中工業學校（台中高工校舍現址）。他親眼看到美、日空戰，好幾架美國飛機先轟炸大肚溪橋，然後繞過大肚山直逼台中工業學校附近，以機槍掃射地面。日本飛機迎了上去，雙方在空中交戰，殺過來殺過去，最後有兩架飛機被擊落，但不知道是哪一方的飛機。那時我爸媽還沒結婚，還住在新竹的媽媽也感受過美軍轟炸的恐懼。
![圖四 航空廠工員。前排左三的巫乾龍先生，是曾金海後來在台中水湳第三飛機製造廠的同事兼好友。巫先生畢業自日本鹿屋航空學術專科班，專長液壓，回台灣後在高雄岡山日本海軍第61航空廠任職。[3]](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33-4.jpg)
他們在日本人班長的操練下都戰戰兢兢，因為一人違規，全班受罰。班長揮拳打臉頰前，會警告要咬緊牙根。沒有咬緊就被打的話，就算牙齒沒有脫落，也要痛好幾天，連飯菜都咀嚼不了。有時候日本人懶得動手打，會叫他們兩兩互打，還說先打倒四人的有獎賞，所以大家都努力互打。
在技術訓練方面，首先練習釘鐵鎚，沒打準時打到手瘀青，然後再練鋸東西；爸爸的鉗工和敲榔頭的技術在此奠下基礎。航空廠各班人馬分工後，他學習製圖工作，因繪製鋼板所需的樣式與尺寸，必須分毫不差，這養成他日後做事相當細心的態度，即所謂「日本精神」。
協助接收、參與水湳機場發展的台灣人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台灣的機場、維修廠宣布解散員工，並且在中國政府過來之前，派一些人留下來保管物資。同年9月，四川第三飛機製造廠（以下簡稱第三廠）廠長雲鐸，帶了副廠長、機工組長來台視察，準備接收日本海軍第61航空廠與陸軍第5野戰航空修理廠。這兩個廠因美軍轟炸之故已疏散到各地，於是雲鐸一行人花了三天時間，從台北、新竹、台中、豐原、員林、嘉義、台南、高雄、岡山、屏東、花蓮、宜蘭環島巡視主要的機場，發現日軍留下來的大量物資，可供未來數十年使用。他們於10月返回重慶，籌備接收工作。
由於不可能馬上從四川帶來大批第三廠的員工，1946年1月，雲鐸先帶來二十多歲的大學畢業者共二十多人，立即分配每人負責一個地區，各地設立辦事處，包括台北士林、新店、新竹、台中、豐原、員林、嘉義、台南、岡山、屏東、宜蘭和花蓮港，總辦事處在台北大安。但日軍廠長每天送來的交接清冊堆積如山，必須及時檢查糾正，接管工作急如星火，第三廠其餘員工和眷屬的來台時間又未定，於是雲鐸決定「大膽信任，小心採用」，授權各辦事處慎重物色原廠員工，納入廠籍，正式參加工作，接收任務因而全面展開。對台灣員工來說，這是一夕之間的轉換，各地辦事處裡大陸來的人員成了他們的主管；假設一個單位有20個人，可能有四到七名外省人職員和技工，其他都是招募來的台灣人技工和少數職員。
估計約有400個台灣人員工被留用下來，協助接收任務，並參與了水湳機場的發展；其中一些人是有比較高階技術例如液壓的人才，都是在日本接受過專業訓練回來的。我爸爸是這400人的其中一人，日本戰敗後陸軍第5野戰航空修理廠解散，他奉原上級指示留守台中廠房看管日軍物資，供應三餐但無薪水三個月；在中國第一批來台軍隊接收物資後失業。幸好先前修理廠解散工員前，曾發給每人一年的薪水約800元。
爸爸於機場被接收時留用，獲錄取成為第三廠的技工，1946年2月8日入營，隔日赴台北報到，所屬單位有20位同事。他們先在新店、景美協助接收任務，根據日方的移交清冊，包括機器、設備、工具、材料、卡車、汽油及乾糧食物等，都要認真清點完畢。10月再改派到大安辦事處管理庫房，也就是後來位於仁愛路和建國南路口的空軍總部。[4]
辦事處管轄的廠房內有很多卡車，爸爸在工作之餘學會了開車。每半個月有一次假，他和同事們就開車去草山（即陽明山）遊玩過；有幾次也到新店溪、景美溪邊戲水。知名棒球員曾紀恩和爸爸曾是同事，他講客家話與爸爸講台語不通，共通的語言反而是日語。同事們一起出去玩時，就常看到曾紀恩在溪邊練丟石頭；他後來成為空軍棒球隊第一號投手、教練教官。[5]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在1946年6月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和美國波音公司簽訂了100架PT-17教練機的製造權合約，並於年底確定第三廠要建設新廠，地址就選在原為日本零式飛機基地的台中水湳。各地辦事處接收、處理和集中日軍財產及物資後，都送到水湳；第三廠員工和眷屬陸續到達台灣後，也都立即前往台中居住和工作；1947年6月，實際的接收工作全部結束。
南北各地的同事全被調回台中，我爸爸也被派往焊接工廠學習新的電焊技術；1947年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期間，台中水湳的第三廠完成了100架飛機的製造，但造完這100架後，政府就沒錢繼續造飛機了。聽爸爸說至少有兩三年在機場裡面沒事做，每天就是下象棋，喝茶聊天；一直到1953年製造廠才轉型成維修廠，在後來的越戰中也協助美軍的後勤。
台大醫院與水湳機場的「二二八」景況
1949年年初爸爸與媽媽訂婚，在12月1日我祖父出殯那天，爸爸遵循台灣習俗迎娶媽媽，並向軍方預支了半年薪水，支付喪葬費用。婚後育有六名子女，在我們上小學之後，爸爸白天要去水湳機場上班，5點半左右回家吃個飯，再繼續去民間工廠加班。爸爸因為有機械專長可以賺外快，那時候眷村裡台灣人家庭的爸爸晚上都會去兼差。外省人家庭可能也想去加班，但因為沒有機械專長而缺少機會；如果有機械專長的，會自己在家架設機器做。
小學時我曾聽爸爸稍微講過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衝突，有些人逃到山上繼續抗爭，後來就沒再聽到爸爸講這方面的事情。我沒問過鄰居伯伯，他們是從日軍轉換到國軍的，應該也不敢多說。這在當時是禁忌話題，也沒有什麼資訊，即便是好朋友之間也不敢談。
一直到2007年才又和爸爸聊到這方面的事情，他提到接收過程中，看過外省人主管會把東西拿出去賣，但他們員工敢怒不敢言；大安辦事處也有一些從四川調來的員工，大部分都是木工，根本不懂機械，但當中有些人卻耀武揚威，盛氣凌人，處處擺出戰勝國的姿態。對於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衝突──二二八事件，他其實不是很了解，只是事件之初他剛好在台北，看到了一些情況。
1947年2月27日台北圓環緝菸那天，爸爸在大安辦事處的廠內搬運機器，腳盤（即腳背）被壓傷嚴重瘀血，坐軍用車送往台大醫院治療。3月1日搭車去醫院換藥，途中看到許多群眾遊行抗議；不久在診療室聽到外面人聲鼎沸，很多台灣人受傷被送進醫院。於是爸爸拐著腳出去圍觀，也目睹兩個外省人已被打得頭破血流，仍在路邊被台灣人圍毆。
由於二二八事件期間，爸爸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營區內，大安辦事處過去是日軍的工業研究院，占地幅員廣闊，又有圍牆、警衛保護，雖然外面有動亂，但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而單位裡面大部分是台灣員工，使用的是日語和台語，外出也比較不會受到阻礙。
那在台中的水湳機場，外省員工、眷屬本就不多，「二二八」時他們都到機場避難。群眾在市區成立了二七部隊，為了得到水湳機場裡面的武器及彈藥庫，他們包圍了機場。聽說曾經對空鳴槍過，但沒有像嘉義水上機場爆發嚴重衝突，[6]原因就在於水湳機場的台灣員工比較多。一個比較高階的台灣人軍官和第三廠廠長雲鐸討論後，為了達到和平，機場放棄武裝，但二七部隊也不要來拿武器，改由台灣員工保管，經雙方同意才沒有發生衝突。[7]
住在眷村裡的台灣人「老芋仔」
爸爸他們這些在機場被接收而留用的人員，1947年集體加入了國民黨，不過黨證上登錄的日期是1946年1月11日，地點是台灣台中。他們的職稱從本來的技工或技士，改為「同軍士」，再改為「機械士」，正式成為下士士官。其實早在中國政府1945年剛來台灣時，11月起以月薪400元為誘因徵兵要去大陸打仗，我阿嬤得知此訊息，就特別從新竹跑到台中，勸爸爸加入國民黨軍隊；但他認為要堅守保管物資的崗位，沒有報名參加。
爸爸還有一張戰士授田證，他說：「將來反攻大陸後，憑這張證可以換兩分地！」念小學的我常常要爸爸把授田證從衣櫥拿出來，讓我摸摸瞧瞧；兩分田到底有多大我沒有概念，但幻想在大陸可以有自己的田地耕種。
雖然爸爸的黨齡將近40年，但他對國民黨沒有好感。以前週末假日吃晚餐爸爸都會喝一杯酒，講講故事，甚至批評國民黨；我們這些在眷村長大、從小被教育要忠黨愛國的兒女，便會和他辯論，他每次都遭圍剿而辯輸，最後總會說：「你們出社會就知道了！」爸爸一直到1991年後，才下定決心不理會黨部的聯絡；他說「人在屋簷下」，那時候他們的待遇是很好的，尤其變成國軍空軍後更好，這份薪水是很珍貴的，所以到六十多歲才與國民黨斷絕關係。
我們家居住的眷村是光大新村，鄰居都是水湳機場和清泉崗的員工與眷屬。光大新村不只一個村，但彼此連在一起；我們住一村有95戶，二村有92戶，三村有93戶，三個村合計280戶，台灣人家庭差不多20戶。其中光大二村原本是日軍的水湳機場軍官宿舍，是有和室榻榻米、算是很不錯的房子，當年從四川派來接收水湳機場的先遣部隊就住在二村裡，後來才增建為三個村。
爸爸是在結婚後才搬進光大新村的，單身時他住過模範新村。這個模範眷村和邱厝新村是比較特殊的眷村，住民幾乎都是台灣人的員工與眷屬。後來模範新村有百分之20給軍方或政府比較高階的員工居住，前台中市長胡志強他們家就住在這裡，他的台語會好就因為鄰居都是台灣人，他反而是「他們眷村裡少數的外省孩子」。這兩個村的台灣家庭，在當時也不太敢講政治。如果根據投票行為來看，國民黨在這兩個村基本上都是大勝。不過軍方會去模範新村「行前教育」，說要投給國民黨，否則以後領不到錢；我訪問過其中一位住民，老先生私底下就說：「薪水是政府發的，又不是國民黨發的！」
居住在光大新村時，我爸爸比較會去互動的大概是10個台灣家庭，他們平常也不太敢聊什麼，最常做的就是下棋；也因為爸爸常常到各家去接受挑戰下棋，和一些外省鄰居也交情不錯。他後來想學國語，就和外省同事學，同事來自不同省分的，所以一講國語常常被認為是外省人。爸爸也從看漢語小說、透過文字來學國語，例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等。他原本就很愛看，讀小學時的日本老師就向他們介紹過漢語小說。
眷村鄰居大部分都是放國語歌曲，像是姚蘇蓉、謝雷等歌星在台視節目《群星會》的歌曲，幾乎每天聽。我們家因爸爸到鐵工廠兼差多年，多了一點零用錢，買了一個小唱機，他每天會有一小時固定放日本歌，特別是一張日本軍歌唱片，裡面的〈軍艦進行曲〉在我們家是耳熟能詳，我的童年最常聽美空雲雀等日本昭和時代的歌曲。後來有了兩張台語歌曲唱片《雨夜花》、《望春風》，這是我媽媽聽的；到了1970年代，上高中的哥哥、姊姊才會買西洋歌曲來聽。爸爸還有影劇的勞軍票，我們就會去看西部片、日本片，我對那時候的日本片很熟悉；日本電影一直是到日本跟台灣斷交後，才被政府禁止。
我想爸爸聽日本歌，原本應該是懷念童年，懷念青春。而他在七十幾歲第一次到日本後，覺得充滿了人生意義，晚年更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日本人。
我很慶幸自己在2006年快50歲時，開始好奇家中故事，然後在部落格撰寫有關眷村生活的文章。一路寫來最大的收穫，是宜蘭一位醫生寄來的《雲鐸回憶錄》節錄，讓我了解到400個台灣人留在水湳機場、眷村有少數台灣人的原因；還有兩位台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的博士生提供日軍航空修理廠工員的資料，我回家請教爸爸後，才知道他的報考過程。後來2016年這些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出版成書《台灣人在眷村：我的爸爸是老芋仔》，讓爸媽在生前能看到他們的故事被說出來，我覺得這滿有意義的。
※感謝閱來香文創書屋主理人楊秋蘋女士協助安排訪談。
注解
[1] （編注）本文是依據訪談內容以及曾明財，《台灣人在眷村：我的爸爸是老芋仔》（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曾明財所提供其父1937年至1949年生平年表整理而成。
[2] 皇民化運動還是針對中上階層的台灣人，我爸爸是窮人家，可能沒有資格。政經關係不錯的台灣人家庭率先被「皇民化」，成為一個標竿，讓改姓成為一種榮譽。
[3] （編注）圖說參考曾明財〈左手打棒球、右手修飛機──巫乾龍歐利桑〉撰寫（發表於想想論壇，瀏覽日期2025815）。
[4] （編注）空軍總司令部舊址在仁愛路和建國南路口的仁愛營區，原為日殖時代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二戰後1946年為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台北大安辦事處，1949年政府遷台後為仁愛營區，空軍總司令部遷至此處。2012年空軍司令部（全銜改稱）再遷往大直的忠勇營區，仁愛營區轉為空總創新基地，台灣當地文化實驗場、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陸續成立。
[5] 曾紀恩在1948年參加過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當時台灣派出了空軍隊和台灣省隊；因為這方面的貢獻，他從士官升為軍官。後來屏東美和中學青少棒奪冠就是他訓練出來的，又成為國家代表隊總教練、台灣職棒兄弟隊總教練。
[6] （編注）嘉義水上機場是二二八事件中死傷慘重的地點之一；地方仕紳希望平息事端，曾推派潘木枝、陳澄波、劉傳來等市議員前往機場協商，卻被軍隊逮捕並逼迫承認煽動暴動，被押至嘉義火車站廣場前公開處決。
[7] 二二八事件期間水湳機場的情況，可參閱〈胡台麗：二二八事件台中眷村外省人經歷〉（瀏覽日期2025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