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林志宏、何思瑩、黃琬柔著，《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頁36-41，口述歷史第15期，2020年出刊。
文／張喜榮口述，林志宏、何思瑩訪問，黃琬柔紀錄，葉楷翎編版
圖／葉楷翎翻拍自 《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
去臺灣的船來了嗎？
我之所以會決定比較晚回臺灣，主要是因為瀋陽當地還有工作。等到後來我看中國共產黨日漸在大陸得勢，國民黨政府快不行了，才動念想避難回到故鄉。
要準備回臺灣前，為了等候船期，我先在上海住了將近四、五個月，加上紙鈔大幅貶值，幾乎把所賺的錢都花光。當時很多士兵等著要撤退來臺灣，在一切以軍隊優先的情況下，回臺灣的船很難等。不但船隻不多，也不是每天有，而且還是招商局的船。後來我跟著一批要到鳳山的士兵坐船回來。從滿洲離開時，我從一位德國人的手中買到兩台當時最好的徠卡（Leica）相機。說起其中緣故，是因為那位德國人娶了日本婦女，可是戰爭期間被徵調回德國當兵，戰後又回來。我是因為種種理由，才有機會跟他購買相機。在我臨走的時候，相機留一台在滿洲，另一台則隨身攜帶。沒想到在上海花費甚巨，因為缺錢就賣掉了。
除了關外城市，上海是我第一個來到的中國大都會。感覺上，這裡要比大連或其他城市熱鬧得多，而且晚上幾乎就跟白天一樣熱鬧。在上海買東西不是用法幣，而是用關金。
關金的面值比較大，法幣比較小。我也記不太清楚當時物價是否已經漲了，只知道常常買個東西就要花費一千元、一萬元，甚至還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有時候交易還得用關幣，所以都要知道現在的匯率是多少，覺得很麻煩。因為等候船期無事可做，我天天跑到黃浦江去看船到底來了沒有？如果船還沒來，我就把錢都藏在鞋子裡，閒暇時去逛街或參觀百貨公司，甚至還去過復旦大學（當時還在興建中）[1]。上海著名的先施百貨裡可以看戲，不用花錢，但是看戲的時候會有蘇州姑娘前來奉茶，茶水就要錢了。那四、五個月等待船隻的期間，我天天出門，乘坐電車或到黃浦江看船。就連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的江灣體育場舉辦，我也跑去看了，還有看到拿冠軍的一幕[2]。很多臺灣人，尤其高雄人也去參加比賽，那可說是光復後臺灣人第一次參加的全國運動大會[3]。
我在中蘇聯誼社工作期間，曾認識一位侯姓友人，後來到了上海，我就到臺灣旅滬同鄉會找他。主要是因為我打算搭船回家，上海當時政治局勢很亂，擔心回到臺灣之後會有警察來找麻煩，誤認我是滲透的共產黨，所以到同鄉會請他幫忙，開一張證明給我。這個證明我一直帶在身邊，不過後來並沒有被盤查。那時候同鄉會也可以提供住宿，而且不用錢。不過，在同鄉會剛好我有位同鄉在那裡，姓邱，戰爭時期曾在上海當鐵路交通警察，娶了一位上海姑娘。經由同鄉會介紹認識，我就去住他家（江灣，復旦大學前面那條路，有很多美軍的飛機場附近）。在他家還可順便吃飯，我通常都只吃一餐飯，白天的餐點則自己在外打理。
那是什麼疫苗的針，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曉得接種費用花了5000元。之前從臺灣到大連時，我記得不需要打任何疫苗，海關往往也只會檢查行李而已。至於跟我一起搭船的人，很多都是國民黨的軍隊，他們都是外省人。旅途期間我有稍微跟他們聊聊天，有的是陸軍官校的學生，也有些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有關二二八的簡單傳聞
抵達臺灣後，我的印象是社會上很混亂。那時我們都叫外省籍的同胞是「芋仔」，還有榮民經常會欺負臺灣人。像是屏東這裡的軍區很多，出門遊玩經常會碰到外省榮民毆打、辱罵臺灣人，所以普遍對他們的印象很不好。還有當時臺灣能夠講流利北京話的人也不算多，我因為曾經去過滿洲，所以語言方面尚可溝通。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人還在瀋陽，卻遇到很多來自臺灣的青年朋友，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居多。他們有些從大連、朝鮮釜山等地過來，都是要轉往日本的，有關二二八情形就是從他們口中無意間提到的，講臺灣現在正在抓知識分子的事情。剛回來臺灣的時候，也聽說二二八時很多人被槍斃，尤其曾在日本政府工作的人，不過這些都只是簡單的傳聞而已。一般來說，我不會主動去問這些事情。比方說我在糖廠工作時，有位葉姓的臺大畢業生被派過來服務，他哥哥曾是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就在二二八期間被槍斃了。[4]該名畢業生後來念到博士學位，專門研究豬的食用飼料。另外，我回臺灣後，偶爾還會跟以前一起去滿洲或在那裡認識的臺灣人見面，但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已過世了。
我剛回屏東一星期左右，就又北上臺北找工作。剛好看到臺北公路局正在招聘人員，就直接去應徵了。那是公路局監理站的工作，位在臺北火車站後面，專門負責開車，類似現在的國光號司機。可是我已經不想開車了，所以就選擇擔任監理站的車掌。如果當時想開車的話，其實監理站站長可以直接幫我開具駕駛執照證明。因為我早就認識站長，是當初在屏東和我一起考車掌的朋友。後來我去滿洲，他仍然留在屏東客運的工廠裡修車，甚至還到糖廠開卡車載運肥料。我在監理站的工作，就是每當公車要出勤務時蓋章，晚上開回來後再驗車。
監理站的工作待遇不太好，為了省錢，我一天只吃一餐，每餐只配一道蛤仔和空心菜，不敢吃太好。大概維持了四個月左右，看到臺灣糖業公司（簡稱「臺糖」）正在聘人，馬上過去報名考試。戰後有段時間臺灣的糖都是外銷，賣得相當好，所以臺糖的待遇自然也很好，是當時最理想的工作。在屏東糖廠工作的人就有好幾百人。
運將變身糖廠業務員
臺糖的前身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最早1902年成立於橋頭，1922年起總公司就設在屏東市[5]，一般分為「農務課」和「製糖課」，我是在農務課。由於很多人都想要考進臺糖，所以能夠進去工作實在不容易。我一開始到臺糖是先充當臨時工，約數個月之後覺得可以了，派令才下來，變為正式員工。
徵聘招考都是口試，主要問一些關於農業的常識，還有測驗甘蔗的品種。小時候我曾在日本臺糖下的東海豐農場工作，將甘蔗收成再加工製糖，所以並不陌生。日本時代的屏東臺糖農場有東海豐、西海豐兩地，且廠長和主任大多是日本人，臺灣人通常擔任工頭或代工。因為有過這段經歷，所以幾乎甘蔗相關品種我都認識，像印尼來的爪哇種，叫做「LCO310號甘蔗」，甚至還分紅色、青色，乃至比較大株等不同的品種。爪哇種通常製糖效果比較好，甚至比以前日本殖民時代的品種糖分要高，所以成為我們主要推廣的品種項目。戰後如果有從外國進口的新品種，往往會先運到虎尾糖廠，我們屏東糖廠再過去領取新品種回來推廣。
至於農務課本身也分科，像是有專門讓農民辦理貸款的「農事科」，還有負責原料區供應的「出張所」。我在原料區出張所活動，因此經常工作地點不在臺糖內部，而在外面上班。一鄉鎮往往由一個人來負責，那時我負責長治原料區，因此平常都往外面跑，很像跑業務。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裡向老百姓推廣栽種甘蔗;甚至有些沒種過甘蔗的人，我們還要教他們應該如何種，好讓他們能夠種植甘蔗，以供應糖廠製糖。
我通常都向外尋求合作對象。在我們農村裡，有許多有錢、有土地的民眾，可是平常沒特別栽種什麼作物，因此就試圖說服他們來種甘蔗。1950年代甘蔗是經濟作物，價錢很好，大家都願意種植，所以我也認識了不少大地主。此外，有些人會自己專程跑來原料區表達想種甘蔗的意願，這時就要跟對方確認，看對方想栽種的土地範圍，比方說是五分或七分地。畢竟農民通常不是全拿來種植甘蔗，一甲地可能有兩分地種甘蔗，七、八分地則種植水稻或其他作物。我們將蔗苗配給農民種，也會提供農民肥料。
看完之後，糖廠派人去測量種植面積大小，我以自己的丈量為主，因為量尺沒那麼長，都是用腳步來估算。由於我的腳步測量很準，所以平常也有農民想測量土地時就叫我過去幫忙。假如實際只有種植四分地，貸款和肥料就按照四分地的標準計算，我們會簽訂契約，借給對方農家四分地的貸款和肥料。糖廠的肥料品質都很好，多半從日本運來;有些農民希望多得這些肥料，所以每年都要去現場看他們栽種了多少。甚至有時農民會要求多給他們一些肥料，用在自己種植的水稻田上。但是私相授受，多給的話是犯法的，我們會在單子上寫他的田地很貧瘠、土壤不佳，需要多給一點肥料，就可以額外多給一、兩包，如此一來就不至於觸犯法律了。雖然多給的肥料也要錢，但因為是對方要求，如果可以多給，他就會很開心。
等到甘蔗可以採收後，糖廠再將肥料錢、貸款等一併扣除，剩下來的利潤由糖廠和農民按一定比例來分配，我已不記得比例是多少了，因為有專人負責統計。當然也有農民中途解約的情況，不過並沒什麼罰款就是。或者有些內行人自己種完、採收甘蔗後，才來跟我們講，要我們再去丈量。在採收甘蔗的時候，我們通常身上都會帶有一根長長的糖度計，用來測量甘蔗的糖分。有些學生或老人想偷拿甘蔗來吃，每當看到那根長長的東西會害怕，以為是要打他，其實那是我們檢驗糖分的儀器。這種儀器早在日本殖民時代就有，一般測量結果糖度大約在30分上下時，就可以直接採收。不過像我們這樣內行人，光是用目測就可看出能否採收了。
參與種植甘蔗的農民，最後可以拿到的份額有很多選擇方式，包括領現金、領砂糖、棧單等，採收的時候就會向他們統計。棧單在市面上也可以流通，可以拿去交換或買賣，在屏東的商店往往就可以買東西了。在還沒有電腦的時代，棧單都是寫號碼的；等到電腦普及以後，號碼就改用電腦輸人。因此，糖廠是最早使用電腦的。至於要領糖的話，就看可以領幾包糖；也可以選擇部分領棧單、部分領糖、部分領錢的方式。
早在日本殖民時代就有臺糖公司，但那時只有領現金和領糖，還沒有錢單。日治時代農民們會去屏東某一處專門指定的地點領取現金，領了錢後順便就在糖廠附近的一間餐廳吃飯，不用付錢。這是因為以前交通不太方便，可能到屏東市區一趟都需要將近半天，所以順便請來領錢的農民吃飯。或者等甘蔗採收完畢，農民們也可以乘坐載運甘蔗的火車最後面車廂一同去糖廠。不過，那條鐵路後來被封起來，沒有火車可坐了。
糖廠與農民簽契約經常都是一年一次，每年時間到，都要重新簽。農民簽訂契約的時候，糖廠還會夥同地方鄉公所、農會等合作，辦理發表會請客，讓農民們趁機吃一頓，同時公告明年貸款的內容，還有重簽契約等。此外，發表會也不是只有種植甘蔗的民眾才能參加，算是政府機關對老百姓請客的方式，大概每年六、七月的時候辦。我的工作就像上面所講的一樣，只有開會時才偶爾回糖廠農務課。
臺糖屬行政院經濟部管轄。在我們屏東當地，最大的糖廠是阿猴糖廠；此外屏東臺糖總廠還管其他五座糖廠，包括屏東、旗山、南州、橋仔頭及小港，都是利用鐵路將採收的甘蔗運輸過來。糖廠跟農會、鄉公所的關係也都很密切。大抵上農會裡面的臺灣人佔多數，而且都是這附近的人。光復初期國民政府來臺灣接收，像是廠長、課長之類比較好的位置，也都被外省人接收了，直到後來才慢慢有臺灣人擔任。不過由於他們很多都是退伍軍官，或者是原任官職即將要退休，政府部門把他安插到這裡來「酬庸」，等到時間一到就自動退休，所以主管也經常換人。廠長主要的職務是決定事項，通常有關技術層面的事都不懂，由下屬員工任事。光復以後臺灣製糖的技術，主要還是倚靠過去在日治時代有經驗的人。我記得糖廠裡有一位姓歐陽的廠長，太太也在高雄糖廠工作。那時我留有鬍鬚，每逢開會見到我的時候，歐陽廠長總會用日文稱我「乃木大將」，之後廠裡的同仁也都這麼稱呼我。
我能夠在糖廠工作真的很幸運。裡面的人都很照顧我，每年考績都是甲等，而年終獎金按照考績來發放，我的年終總會有一、兩個月。另外，糖廠的福利也算是不錯的，比如遇到民間節慶時，也是一年發兩、三次獎金。同時我們員工還有升等獎勵制度，但最高升到12等就不能再升了。因為這段工作經歷，我也曾經幫過其他人。像是臺語歌星吳秀珠，大概是在我48歲左右時出道的，住在番仔寮那邊。我那時已經在屏東糖廠服務近20年了，恰巧吳秀珠想去香港進修，她的爸爸來求我向糖廠借錢，因為用我的工作證可從糖廠多借三萬元左右，而一般人只能借到一萬元。
1978年8月1日，我正式從屏東臺糖總廠退休。當時臺糖還希望我不要那麼快退休，因為我在糖廠裡工作績效很優秀，但是我覺得能做到退休就已足夠了。因為我的學歷只是國民學校畢業，不過是位普通類的工人，按理講55歲就可以辦理退休了。高中畢業的人，要到60歲才能辦理退休。1975年，我在臺糖服務屆滿25年的時候，臺糖還曾送我一個獎牌，寫著「忠勤職守、成績優良」。
台糖幫忙照顧家庭
回顧自己一生的同時，順便也談談個人的情感和家庭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在上木組工作的時候。我曾認識一位日本的打字員，她在上木組內負責打字。由於我們都住在奉天大樓裡面，所以平日晚上無聊就會一起去喝喝咖啡。在滿洲期間，我的二舅也曾幫我安排到長春相親。對方女孩姓李，為內埔人，曾就讀奉天鍋山女子學校。但一來因為時局已亂，二來自己也覺得高攀不上，後來並未成功。
真正結婚要等到我回臺灣之後。太太劉秋蘭，原是日本殖民時代的農業專修學校畢業。那時她家在村裡有很多田地，而且都在糖廠鐵路附近，可說是本庄的第二大地主。內人的爸爸是村長，媽媽是屏東縣的模範母親。我們婚後育有五位小孩，其中三位都讀縣內的省立高中，然後念大學。在糖廠的時候，小孩的教育費其實還不成負擔，因為學費每半年才繳一次，而且還可以跟糖廠借貸。
當時我工作都是騎自行車進出，因為糖廠從日本進口自行車，也有實施配給，輪胎都是沒有灌風（打氣）的那種，後來經濟條件愈來愈好才改騎摩托車。所謂的「配給」就是可以在糖廠福利社購買東西，以賒帳的方式扣薪水，極為方便。因為在外面如果想買東西又沒錢的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然而在糖廠，可以直接從薪水扣掉，買米、罐頭等都可到福利社辦理，連過年時也都是去糖廠的福利社辦貨。後來小孩在大學求學時擔任家教，多少可以貼補一點家用。同時我也介紹內人去糖廠的養豬場充當臨時工，或者有時幫忙種植水稻、甘蔗。
注解
[1] （編注）復旦大學於1905年創辦，原名復旦公學，1917年改名復旦大學；張喜榮造訪复旦大学校，已是日本戰敗之後的1940年代，所稱「還在興建中」可能係「在工程中」（包括整修或擴建）之意。
[2] 該屆運動會臺灣方面拿到冠軍的獎項，男子項目有田徑、拳擊、桌球，女子項目有排球等。尤其是田徑錦標賽中表現出色的陳文炎（1925-2010），其後人還將獎盃捐贈給國立歷史博物館。見<1948年的那一場兩岸運動大赛台灣人好厲害〉，網址:a.udn.com/focus/2016/01/26/17531/index.html（2019年9月9日檢索）。
[3]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從1948年5月5日在上海舉行，歷經12天，於16日閉幕。該次運動會名譽會長主席蔣中正便在訓詞內強調「參加的單位將及全國各地，東北的選手，固喜久别重逢;台灣的選手，更喜回歸祖國」。見〈市中心兒女英雄顯身手七屆全運會今開幕主席訓勉發展國民體育），《申報》，1948年5月5日，第1版。
[4] 葉秋木（1908-1947），屏東市人，曾到日本中央大學求學，期間成為臺灣旅居東京的留學生左翼運動健將之一，並成立「臺灣文化同好會」。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葉氏被派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屏東分團組織員，於1946年3月當選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並被推為副議長。二二八事件爆發，葉秋木曾被推為臨時市長，後來遭到拘捕槍決遇難。見林元輝編注，《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冊3，頁 1569 。
[5] 張進謀、傅子衍合編，《屏東鄉土教材》（臺南：人文出板社，1960），頁8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