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黃如雪口述，汪琪、張坤成採訪，張坤成整理、編版
圖／傅瓊玉提供
編按
座落在台北市東區傅黃如雪和家人的住所，由外觀看不出特別之處，但是進入客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傅媽媽和先生傅泉箕醫師的一幅油畫像。畫像顯現出主人家的氣派，但屋子裡最搶眼的，卻是臥室裡，傅媽媽天天睡的的那張眠床。
眠床是傅媽媽的嫁妝。當年鐵砧山下黃家的大女兒出嫁，嫁妝是由兩名保鏢押著一輛滿載的卡車，由大甲一路運到台北松山婆家的。七十餘年來，這張眠床一直是她在睡的床。
這張不同凡響眠床的主人，會有怎麼樣的人生故事？（汪琪）
三斗桶銅錢灑地上讓村民撿
我是1931年出生的，小時候家住在台中大甲鐵砧山山腳下，我家有一棟洋房，也是當時外埔唯一的洋房，外牆是洗石子，地板是鋪地磚，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在外埔，這棟洋樓是獨一無二的。有結婚喜慶時，我們家可以席開十幾桌，桌椅都不需要向外面借用。大約我八歲的時候，這棟洋樓即將完工，我爸爸很高興，爬到桩樑上, 叫全村的人都來，然後往地上灑了將近二個斗袋的銅錢給村里的人，和大家分享喜悅。現在這棟洋樓已經近百年，台中市政府將它列為古蹟。
我結婚以後，每逢年初二都會回娘家，也都會帶小孩一起回去，洋樓很大房間很多，要住哪間就住哪間。我的小孩和三哥、四哥的小孩在洋樓裡裡外外玩耍，有時候玩捉迷藏都很難找到對方，他們也會在戶外爌番薯、摸蛤、灌蟋蟀。吃飯時，小孩一桌、大人一桌，晚上在四方型的中庭院玩或放鞭炮，很熱鬧。
以前火車沒有自強號，從台北搭火車到大甲，要五六個鐘頭才回到老家。我阿公那一輩有六房，阿公是第一房，其他五房因為招贅的關係姓許，第六房在日治時代就到日本了，過年時他們的子孫也都會在日本相聚過年。
小時候我家還是大地主，洋樓周邊範圍很大，種了很多水果，像奇異果、龍眼、荔枝等。還有種榴槤，因為味道很臭，我要爸爸把它砍了，但爸爸說那是很補的。夏天我很多朋友到我家，爬到牆頭上摘水果吃，還有一種花很香，我們都不敢靠近，因為香氣會引來蛇，而且蛇的顏色很像花，很不容易看清楚，很危險。農地則交給佃農去耕種，每年收成時，佃農就交一定數量的稻米給我們。
我家旁邊還蓋了三間房子。當時我小，只覺得奇怪：我們家又沒那麼多人；蓋這些房子做什麼？後來打開這些房子看，發現原來裡面都是稻米；每當要吃飯時，長工就挑稻米去碾米廠，碾成米回來吃。當時外面有些人都沒白米吃，麥子比較便宜，就用麥子磨成粉，做成一塊塊餅來吃。
我們家有兩個長工四個佣人，家裡有一些土牆房，都是給長工和佃農住的，我父親都沒向他們收房租。後來陳誠推動「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我們家的房產雖然不變，但農田就少了很多。其實我們那些地是祖產，不是搶也不是偷的，而政府就分給你一些股票，繳稅時用股票來繳，沒幾年也就用完了。反而有些佃農後來都很有錢，蓋了很漂亮的房子。
一擔米換一雙豬皮做的皮鞋
我是正常年齡七歲入外埔國民學校的。有些同學年齡比較大，八歲、十歲的都有。平常上學都是走路到學校，會有幾個同學一起走；經過小山坡後，大約半個小時路程到學校。五、六年級時，放學後都要補習考中學，所以回家比較晚，我家的長工就會騎腳踏車帶外套來接我。我媽媽會叫長工帶墊子包在腳踏車中間的橫桿，我就坐在橫桿上由長工帶回家。
當時大甲只有兩部黑色的出租車（台語叫黑頭車），其中一部大都是我爸爸在坐。當時小學生多半沒穿鞋子，我們家境還不錯，布鞋一買就是一箱，所以我不愁沒有鞋子穿，全班只有我有穿鞋，一雙鞋只要破了個小洞就換新的。小學畢業典禮以及要去旅行時要穿皮鞋。大甲有一家皮鞋店，但沒有皮可做皮鞋，只能用豬皮做皮鞋，因為豬皮軟，所以鞋面很多皺紋。我爸爸叫長工挑一擔米到皮鞋店，換一雙豬皮做的皮鞋給我穿。那時候我不但有鞋穿，我小學三年級時還有兩件貂皮大衣，是我爸爸在日本買回來的，我要外出，例如看電影時才穿，上學沒穿。
我小學時田裡的田埂比現在寬，放學時我們走在田埂就會撩下田去抓田螺，被巡田農人看到我們就跑，覺得很有趣。我們也在田溝裡摸蛤，等快到家時就將腳洗乾淨擦乾，再穿上鞋子走回家。小時候這樣就覺得很快樂。
國民學校的日本教育
日據時代的小學，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讀不同學校，因為日本人比較少，所以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日本小學，像台中彰化地區才有日本小學。台灣學生讀的學校叫國民學校，小學讀的都是日文課本，等於是受日本教育。在學校同學之間都要說日語，如果說了台語會被掛上牌子，表示你說了台語被罰。
朝會時校長都會上台講話，老師會站在學生後面，如果沒站好會被老師打罵，你還要說謝謝，表示感謝老師的教導。站著，一定要挺胸，手要直直的垂下。寫字不能彎腰，當時學生有戴眼鏡是很稀奇的，現在反而沒帶眼鏡是稀奇的。
課程有日文、歷史和算數，歷史課上的都是日本歷史。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只有兩位台灣老師，其他都是日本老師。
1943年小學畢業後，我們學校有八名學生去考彰化女中，只有我考上。沒考上的人有的人去考台中女中, 或者選擇不再升學。當年小學畢業要考彰化女中，需要考三項：先考筆試，再考體育和口試。體育很不簡單，考跳箱時是橫擺著，雙手按跳箱，腳從兩手中間跳過去。還設有類似雙槓的木頭，我們就雙手吊著抓住木頭吊過去再吊回來，還要上下吊舉。體育沒考過的人很多，還要看筆試成績再決定是否錄取。
主考口試的有五位老師，在教室裡，我們一個一個進去，老師問問題我們回答，有歷史和地理題目，如果是用日語問的，就必須用日語回答。大概就問兩個題目，通過之後進到校長室，日本校長再用日語會話，主要是看看學生的日語程度。 入學之後，體育課有教排球，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打，我學幾次就會了，還當了校隊。
B29轟炸機飛過之後
日據時代，中學是四年級，沒分初、高中，有留級制。我們的英文老師是台灣人，英文也說不標準，學生都被他害了。此外，日語在稱謂有階級之分，遇見高年級生要叫「學長」，不能直接叫名字；例如一年級叫二年級除了名字之外要加「內桑」，叫三年級要加「歐內桑」，叫四年級要加「歐內桑那」，高年級叫低年級就名字之後加妹妹。低年級的考試成績也要給高年級看，有錯的地方高年級有權糾正你，而且一、二年級生都要聽三、四年級學長的話。另外，一、二年級生也不能留頭髮，要到三、四年級才可以留長髮或紮辮子。
彰化女中因為離家路途遙遠，所以很多通勤不便的人都住宿舍總共有十二間宿舍以及飯廳浴室各一間。宿舍非常棒，住宿的學生規矩、禮貌和品行也都非常好。宿舍裡每一個房間十二個學生，四年級二個，三年級有三個，二年級三個，一年級四個。宿舍的櫥櫃分三層，下面放個人的皮箱及物品，上面放被子，中間是床鋪可吊蚊帳。吊蚊帳和摺蚊帳也是有規矩的，要非常整齊。
當時還在戰爭時期，宿舍的每個房間前面都挖防空壕，棉被舖在地上，再用櫥櫃的門板蓋在上面，門板上還舖有草皮做偽裝。我們聽到空襲警報，就知道是B29轟炸機要來轟炸，大家跑到防空壕裡面躲避，警報解除後我們才走出防空壕。我們隔壁的彰化小學有被炸彈炸過，也看過操場周邊的樹上掛著被炸的人屍首，有學生也有成年人。
戰爭時期日本飛機要去炸美軍的航空母艦，曾經有兩大隊的飛行員到我家住過兩次，都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那時候軍事物資缺乏，殖民政府都會搜刮金屬鐵器，連補牙齒的金子假牙都被拔下來，我家洋樓窗戶鐵欄杆也都鋸掉取下來，因為我爸爸是鄉長，要作榜樣給人看。
1941年，日本為了要讓人民認識飛機，就在比較大的國民學校各挑選一人為代表，到台中機場坐飛機。我當時是國小五年級，也是班長，所以被學校挑選為代表。我媽媽還說：「坐飛機很危險，這樣好嗎？」
這一趟飛機行程大約30分鐘，在台中縣上空繞一圈；在飛機上有人介紹下方地面是台中市、豐原或大甲。
中學二年級時，一週有兩、三天我們要拿鋤頭到八卦山去開墾，種番薯和胡蘿蔔。當時我們正值成長期，米飯少、不夠吃。學校有一間飯廳，每桌坐6個人，每個人有一個木製盒子，裡面有兩個碗，一個裝飯、一個裝湯，另外還有一個盤子裝菜。湯有時候是味噌湯，但味道不太好，因為台灣的味噌封存時間不夠；日本的味噌要十年才開封的。早餐有時候是十粒花生和一些比較鹹的海帶醬，好下飯。
吃飯有規矩，包括添飯。一碗飯快吃完時，要留一口在碗裡，表示我還需要再添，否則添飯的人會認為你已經吃飽了。最先吃完剩一口飯的人要站起來，等大家都剩一口飯時，再幫大家添飯，每次可以再添大約半碗飯的量，而且要每個人都一樣的份量。等大家都添好飯之後再一起吃。此外，飯後要排隊洗自己的碗筷，洗完之後要向後面的人說「你久等了」，如果沒說就會被拉回來。最高興的是吃麵，因為可以吃比較多。
日本老師會帶我們到外面摘野菜，也教我們認識可以吃的野菜，例如豬母奶，摘回來炒麵吃。我們也會多裝一碗，放在房間的抽屜裡，等下午下課後，肚子餓了再吃。
平時老師會陪我們一起吃飯，飯前要先站起來，唸「今天很高興有一頓飯可以吃」，唸完之後才可以開始吃。有時候我媽媽會給我帶肉乾，但要藏起來，不能讓高年級生看到，否則會被罰站沒收，最好也不要帶花生，因為花生很香，容易被聞到而發現。
在日治時代，如果一個家庭的成員都受日本教育也會講日本話，政府就會給一個牌子「日本之家」，[1]掛在家門口。我哥哥都在日本讀大學，我也受日本教育，家人都會說日語，所以我家門口就有一個「日本之家」的牌子。日本時代我爸爸是保正，平時常常會有很多客人到我家吃飯，大部分是鄉公所的人或警察，因為保正就是鄉長，要和公所的人搞好關係。
注解
[1]（編注）此處可能為「國語之家」之誤。1937年台灣總督府取消公學校漢文課，要求所有和、漢併用的報紙廢除漢文欄，並推行「國語之家」或「國語家庭」政策。經審查後證實成員都講日語的家庭，即經由正式的認定儀式成為國語之家或國語家庭，享受各種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