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喬家才著，《關山煙塵記》，頁155-157，174-177及490，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1975年出版。
編按
談到抗戰時期的情報戰，我們幾乎不可能繞過軍統局[1]的負責人戴笠先生。如今在圖書文獻資料裡，直接間接關於戴笠的著作少說也有四十餘冊；然而論斷戴笠的為人做事風格，不同立場的人，所得到的結論也大不相同；局外人讀來，莫衷一是，一團迷霧。
戴笠是作者喬家才二十年的朋友，十四年的長官；本書開宗明義就聲明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人們更認識、瞭解戴笠，「讓人們從細微的地方，領會他是如何的偉大」。不過實際上作者在撰寫本書時，由自己的情報工作一路談起，提到他和戴笠間直接互動的情節卻是不多。
由於作者另有關於戴笠先生的專書，本無必要在此鉅細靡遺，我們因而在此彙集了兩人在不同時間、地點幾次會面的對話、甚至爭執，以饗讀者。片段紀錄或許瑣碎，但是由小看大，卻正正樸實地展露了作者眼中的「戴笠風格」。 （汪琪）
文／喬家才撰寫，李汋浮編輯
重慶五月
〔民國29年，1940〕大概是五月裏，敵人對重慶又來一次大轟炸，羅家灣[2]也成了轟炸目標，我們一共中了三顆炸彈，一顆丟在防空洞上面，可是我們的防空洞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經過這次考驗，大家對防空洞的信心增加了許多。
轟炸過後，我們疏散到海關巷，我們住在三樓，二樓是戴先生的臨時辦公室，有時候他來這裏會客，或者辦上一兩個鐘頭的公。重慶的夏天，天氣炎熱的使人發悶，我又整天到處跑，中午趕不回去吃中飯，上大館子，薪餉有限，吃不起。祇好進上海小館子，吃一碗豬油菜飯，這是重慶最經濟而又比較衛生的午餐，進出的人，大都是公務人員。天熱跑路太多，飲食又不正常，終於拉起痢來，在當時，還沒有發明抗生素，沒有痢疾特效藥，一病就是一個多月，每天拉二三十次。一天，戴先生叫我到他的二樓辦公室談話，我的痢疾剛好了三四天，瘦的像個猴子。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正在書寫什麼，說了一聲「請坐！ 」繼續完成他的文件。當他看見我瘦成那個樣子，追問原因，經我說明，他才知道我剛害過一場大病。
「家才！」戴先生開始同我談問題，他問我：「你說我們團體裏那一省的人最多？」
「我沒有做過這種統計，說不來。」我老實回答他。
「湖南人最多，浙江第二位，廣東第三位。」戴先生告訴我以後，接着又問我：「你們山西人有多少？」
「這個！我也說不來。」
「你們山西人最少。」戴先生興致很好，接著他又問我：「你想！以你們山西人的生活習慣作標準，以你們山西人的眼光來看湖南人、浙江人和廣東人的生活習慣，你能夠看得順眼嗎？」
「當然看不順眼，」戴先生代替我回答，然後又問道：「在我們團體裏要想找像你我這樣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嗎？」
「當然！不會找到的。」戴先生又代替我作了回答，接着告訴我：「所以，我們肚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我們用人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
「這是英國魚肝油，市面上買不到，你的身體太弱了，需要補藥，你拿去吃吧！」戴先生從桌上拿起一個圓筒形的小玻璃瓶子，裏面裝着大半瓶魚肝油丸子。他一邊說，一邊把瓶子遞給我，然後同我握手。我道了謝，很費力地爬上三樓。督察室的同志們看見我拿回一個小瓶子，問我怎麼一回事，我告訴他們，是戴先生給的魚肝油丸，他知道我害了一場大病，特地送給我。他們一聽是戴先生的魚肝油丸，好像寳貝似的，天真地倒出來，每人吞了一粒。
這一場談話，戴先生的用意很深長。他深知我的個性是嫉惡如仇，嫉惡如仇的缺點，就是胸襟狹窄，胸襟狹窄就不能容人容物，不能容人容物就不能擔當大的責任。大概經過幾個月的考查，他覺得，我的個性雖然嫉惡如仇，尙能顧全大體，懂得人情道理，並不尖酸刻薄，可以爲他負點責任。這次談話，假如不加思索，好像有些突然，實際上在提醒我，要我時刻注意自己的缺點，養成容人的雅量。
不准結婚
不知道什麼時候，戴先生下了一個命令，抗戰期間，不准同志結婚，否則，要予以嚴重的處罰。據說，已經有好幾對違反禁令，偷偷結婚的夫婦受到處罰。在我擔任督察主任期間，萬一發生了結婚事故，該怎麼辦呢？不處罰新結婚的夫婦，那是執行命令不力，有愧職守；認真處罰吧，太煞風景。必須找個機會，同戴先生談談這個問題。
「戴先生！」有一次，在曾家岩戴先生公館裏，我同他談話：「抗戰期間，禁止結婚，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措施。」
「怎麼了不起？」戴先生問我。
「我們抗戰，是長期的，說不定要同敵人打十年八年，結了婚，不但影響工作，而且因為生活困難，將來不知道要焦頭爛額到什麼程度。現在凍結了結婚，使沒有結婚的同志免去家庭負擔，專心一意，努力工作，不要因為生活而苦惱，自然減少許多麻煩。」
「是這個樣子，」戴先生說。
「不過為了禁止結婚，不惜處罰同志，未免太嚴格了一些。」
「不這個樣子，這個命令還能貫徹嗎？」
「戴先生！有時候不能不結婚呀！」
「為什麼？」
「譬如說，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不結婚，孩子生下來便成了私生子。私生子多麽不名譽，為了孩子將來好做人，就不得不結婚。據我所知，大家都怕受處罰，沒有人敢嘗試結婚，萬一有極少數的人，偷偷結婚，一定是出於不得已。我非常擁護戴先生的結婚禁令，不過在執行方面，略為放寬一些，就符合戴先生所說的天理、國法、人情了。」
戴先生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他歪着脖子，繃著嘴巴，兩手交叉擱在胸前，好像在點頭，又好像在思考，如果我領會的不錯，應該是意在不言中。因為在我任督察主任的期間，沒有因為結婚，處罰過人。同時，由於戴先生自己以身作則，太太死了不續弦，大家都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抱負，都能深體戴先生這一措施的高尙意義，充份地發揮堅強忍耐的軍統精神。發乎情，止乎禮，等到抗戰勝利，才成雙成對完成佳偶。
打麻將槍斃
有一天，戴先生又宣佈一項嚴厲的禁令，禁止同志們打麻將，若被捉住，就要槍斃，這真是一個很嚴厲的處罰。當然，督察室要認真執行他的命令，我們雷厲風行，整天嚷吵着，要捉人。週督察會議，更是說得聲色俱厲。這樣一來，膽小的同志絕不敢嘗試，膽大的又何必自找麻煩，所以不能說已經禁絕打麻將，的的確確少得多了。說實在話，我最不贊成打麻將，可是也不贊成為打麻將嚴厲地處罰同志。
「督察室不負一點責任，連一個打麻將的都沒有捉住。」在一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這樣說。他罵罵督察室，使我們推行他的禁令，有所藉口，更能生效。督察主任挨了駡，任何同志都不能怪我們執行命令太認真，萬一被抓住，那還了得？接着第二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又罵督察室還沒有給他抓來打麻將的。紀念週完畢，我去找戴先生，他正在上坡，預備從後門乘車出去。我緊走幾步，追上他，跟在他的後面。「有什麼事嗎？」戴先生回過頭來，看見我跟在後面，他停下來，說道：「我有事，祗能耽擱幾分鐘，就在這裏談好不好？」
「戴先生！」我問他：「你要槍斃打麻將的，是什麼目的？」
「你說是什麼？」他反問我。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
「是的。」
「那麼，要不着槍斃人，大家不再打麻將，行不行？」
「行。」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生抓得住，陪上我槍斃五個人」。
還有什麽話要說嗎？」戴先生問我。
「沒有了。」
「好！」戴先生看看，說道：「我得走了。」
因為戴先生一再公開宣佈，決心貫徹打麻將的禁令，再加上我為奉行這項禁令，奔走呼號，聲嘶力竭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的確收效很大，沒有人敢忙裏偷閒，冒着險，再以此為樂了，而把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
當時以為那麼嚴厲處罰，未免過當，現在回想起來，戴先生的舉措太明智了。因為「玩物喪志」，偶爾的消遣成了習慣，就會懈怠精神，輸錢多了，就會生出其他事來。這些都是腐蝕革命志節的因素，戴先生劍及履及，加以嚴厲禁止，軍統局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就在嚴厲當中，更顯出他對同志愛護之深。他提到紀律，總是說天理、人情、國法。他把天理人情放在前面，是因為國法不能違背了天理和人情，違背天理人情的國法，不但不能收到懲一儆百的效果，反而會引起極大的反作用。軍統局每年要公祭一次為工作犧牲和病故的同志，但是因過失重大被處置的同志，同樣受到祭祀，名為『殉法』同志。同志們偶因過失被關起來，也絕不因此毁滅了他的前途，釋放以後，有時會給與更好的工作，較高的職位，使他們知悔上進，所以同志們雖然受到處罰，也不抱怨，反而更加努力。
注解
[1] （編注）軍統局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見系列單元一），是民國21（1932）年成立， 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 的情報機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1946年以後更名為 國防部保密局。
[2] （編注）軍統局本部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