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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全】國軍紀念碑說出的故事

圖一 1950年代,廣西桂林空軍烈士之墓日漸荒廢,地面建築全部被毀。2013年民間志工發起重建募捐,不僅迅速籌集到所需費用,還在數星期內將公墓重建完成。志工在數個石碑標上「抗日空軍無名烈士墓」字樣,以「壹號、貳號⋯⋯」排列次序。
圖一 1950年代,廣西桂林空軍烈士之墓日漸荒廢,地面建築全部被毀。2013年民間志工發起重建募捐,不僅迅速籌集到所需費用,還在數星期內將公墓重建完成。志工在數個石碑標上「抗日空軍無名烈士墓」字樣,以「壹號、貳號⋯⋯」排列次序。
本文是系列的第3篇,本系列目前有4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補綴歷史的人‧徐全
圖一 1950年代,廣西桂林空軍烈士之墓日漸荒廢,地面建築全部被毀。2013年民間志工發起重建募捐,不僅迅速籌集到所需費用,還在數星期內將公墓重建完成。志工在數個石碑標上「抗日空軍無名烈士墓」字樣,以「壹號、貳號⋯⋯」排列次序。
圖一 1950年代,廣西桂林空軍烈士之墓日漸荒廢,地面建築全部被毀。2013年民間志工發起重建募捐,不僅迅速籌集到所需費用,還在數星期內將公墓重建完成。志工在數個石碑標上「抗日空軍無名烈士墓」字樣,以「壹號、貳號⋯⋯」排列次序。

文/徐全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整理、編輯
圖/徐全提供

問:國軍的墓園和紀念碑多是什麼時候被破壞的?少數還算完整的,當初又為什麼竟能逃過一劫?

答:對於中共建政之後拆除紀念碑的時間點,台灣社會有嚴重的誤區,往往想當然爾的認為是發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實際上1949年建政不久,中國大陸官方就開始以清除反動遺跡的理由,拆除很多國軍紀念碑或公墓。值得留意的是,中共方面其實並不在意也不害怕讓別人知道,抗戰時國軍與共軍之間的衝突關係,他們對此有自己的歷史論述與表達。當時清除反動遺跡是全國性的,意圖消滅所有和國軍有關的遺跡,結果各地行事各有不同,前面提及的湖南、雲南、廣西這些省分,拆除國軍遺跡的命令就遭到地區官方與民間比較明顯的抵制狀態。

以今年(2023)馬英九前往的南嶽衡山忠烈祠為例,1952年起湖南省級官方就下發文件要求清除遺跡,衡山當地負責的中共官員採取消磨的軟抵抗,連續抵制到上級下了三次命令,他們再也抵制不了為止,紀念碑上的題刻、碑文才被迫全數剷除;最後忠烈祠及墓葬區在文革再遭到毀滅性破壞。又如雲南騰衝這個滇緬作戰非常有名的地方,有國軍中央軍嫡系部隊54軍198師的陣亡將士紀念塔,當年清除反動遺跡的方式,就是在這座塔的外面包裹一層水泥,再寫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等字樣,這樣一來反而沒有人敢拆它,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改革開放後,再將外層的水泥去掉,[1]騰衝這座紀念塔就變相地被保留下來了。然而如果無法抵擋拆除的壓力,國軍遺跡能拆的就拆光了,像是廣東林旺協助修建的新1軍公墓,曾經變成了公廁。不過由於孫立人將軍個人的形象、魅力、知名度在大陸實在太好、太高,所以這座公墓殘留的紀念碑,現在已列為文物保存下來。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1953年清除反動遺跡的風潮下,抵抗這種風潮可是會受到批判的。50年代不像現在可以瀟灑地說「大不了辭職下海[2]」、「不當公務員不吃這碗飯」,身處嚴密的社會管控之下,抵抗風潮之人能有這樣的一種覺悟,能有這樣的一種思考,想要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從這可以看出中國人內心深處品質的可貴,可以感受到一種人性的光輝與偉大。

圖二 位於雲南保山騰衝的「陸軍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攻克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
圖二 位於雲南保山騰衝的「陸軍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攻克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

問:為什麼我們要在意國軍墓園被破壞的時間點?

答:台灣的一般人常認為抗戰遺跡是在文革時遭到破壞毀損的,這完全是不正確的刻板印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共黨史稱呼1949年到1966年為「17年階段」,很多公墓的毀損破壞其實出現在「17年階段」,文革只是到達一個頂峰。為什麼我們需要深究破壞損毀現象出現的時間呢?因為當你覺得它出現在文革時,對於這種行為的反思會減弱,會覺得那就是一個極端的、瘋狂的,連共產黨人自己都受迫害的年代。可是當你發現這個現象是早在1950年代,就與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相伴而生時,便會意識到這是當時兩岸分治之後,兩岸高度的政治、軍事、意識形態,乃至歷史論述爭奪的一個極烈化表現,而不單純是因為中共執政路線走到極左、源於極端行為的現象。

問:如果毀損紀念碑是爭奪歷史論述的激烈化表現,那在台灣是否也有類似情況?

答:來到台灣之後,我發現台灣日本神社也遭受被破壞的命運。起初我同樣犯了想當然的錯誤,以為神社被破壞是發生在台灣光復即1945年以後,但經實地考察發現,是發生在1970年代中日斷交之後。政府為了表達對日本的憤怒,發布《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的條令,爾後就看到全台各地的日本神社搞得也是殘垣斷壁。

現在是宜蘭忠烈祠的宜蘭神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殘存的石燈籠等日本神社的構建,宜蘭縣政府乾脆放到一個草地空間變成裝置藝術。當我看到這畫面的第一眼,馬上聯想到在中國大陸那些被破壞的國軍碑、墓。花蓮忠烈祠也是從日本神社改建,地方耆老可能想把神社外面的馬匹雕像保留下來,就加一個青天白日徽,這個馬就「活」下來沒被拆掉。我在中國大陸也見到過類似的手法,有些國軍紀念碑的頂部本來有青天白日徽[3],當地人士為了保存紀念碑,除了在碑身覆蓋水泥,或把上面的題款暫時鑿掉外,也會把青天白日徽換成紅五星,讓它能「活」下來。國民黨在解嚴前與共產黨都是列寧式政黨,你會發現兩黨在進行歷史記憶以舊換新時,手法都比較粗糙,也會發現地方在對抗或貫徹中央指令的時候,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應對處理,兩岸這點我覺得非常相似。

圖三、四 宜縣蘭忠烈祠位於員山公園,是由日本宜蘭神社改建,圖三的鳥居現為忠烈門。
圖三、四 宜縣蘭忠烈祠位於員山公園,是由日本宜蘭神社改建,圖三的鳥居現為忠烈門。
圖五 員山公園草坪上,宜蘭神社石燈籠的殘跡(左、右上),以及後人創作裝置藝術的銅馬(左下)。
圖五 員山公園草坪上,宜蘭神社石燈籠的殘跡(左、右上),以及後人創作裝置藝術的銅馬(左下)。

問:如果每次改朝換代紀念碑就要「換裝」,那麼同一座碑也可能「換」不只一次了?

答:除了紀念陣亡將士,也有紀念抗戰勝利的紀念碑。重慶的抗戰勝利紀念碑和川軍沒有任何關係,它的原址在抗戰大轟炸時期是「精神堡壘」,1947年為了慶祝蔣公60壽誕而建造紀念碑。上面以四六駢文寫成的碑文,非常有文氣有文采,讚頌蔣公如何英明神武,祝他老人家生日快樂,中共一來就把碑文通通刮掉,改成解放碑。湖南衡山也有一個抗戰勝利紀念碑,山頂有一個十字架碑,建造原因是長衡會戰時,蔣介石在第10軍守衛衡陽城的戰役最為激烈時,祈禱耶穌基督保佑能守住衡陽;如果能守住,三個月後他60歲生日,就在衡山山頂建造十字架碑。雖然衡陽還是丟了[4],但仍然在抗戰勝利之後建起了十字架碑。

位於山東的山海重光紀念碑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紀念碑,它就經歷了多次的改造。這個碑最早是1899年前後,山東青島膠東地區變成德國租借區時,德國人以當時德國總督葉世克(Paul Jaeschke)之名為名建造的紀念碑,以紀念德國占領青島。一次大戰,日本進攻青島趕走了德國人,把紀念碑改成「大日本帝國占領青島紀念碑」。一戰結束,北洋政府和日本交涉歸還青島,到1922年正式歸還,北洋政府又把日本人的題字去掉,改成「膠澳接收紀念碑」。對日抗戰爆發,日本再度回來青島把國軍打跑,紀念碑三度改成紀念大東亞共榮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紀念塔」。1942年,前國防部長高華柱的父親高芳先,還有李先良,組織青島保安總隊,在膠東地區進行敵後游擊堅持了很久。1945年日本投降,李先良帶領青島保安總隊接收光復青島後,四度把紀念碑改建為「青島抗戰勝利紀念碑」,並題寫了「山海重光」四字,因此又稱「山海重光碑」。中共建政文革時,碑身又刻上《毛語錄》,但紅衛兵覺得不過癮,乾脆直接把它整個炸掉。從這個紀念碑的變遷,你能看到中國近現代一段滄桑的歷史,也能感知到國軍敵後游擊戰的不易與艱辛。[5]

圖六 長沙嶽麓山陸軍第4軍抗敵陣亡將士之墓,處在深山密林之中,顯得極為低調肅穆。
圖六 長沙嶽麓山陸軍第4軍抗敵陣亡將士之墓,處在深山密林之中,顯得極為低調肅穆。

問:您實際參訪紀念碑的當下有什麼感受?從最初參訪到最近參訪,感受有沒有不同?

答:實地參訪中國大陸的紀念碑、公墓,我一開始是帶著期待的心情前往,有很多地方重建後的紀念碑非常巍峨雄偉;去多了之後發現有更多地方已是斷垣殘壁,內心感到非常沉痛;再到後來司空見慣,也就沒有痛心了,但慢慢感覺到在整個過程中,身體變得比較不好。

國軍抗戰紀念碑的研究在西方屬於墳場研究,這類研究不太是華人的習慣,通常要有很強的命格或體質才能去研究。我記得新書發表會時,有一位國民黨的前發言人就說:「嘿!你居然敢到這些地方跑一圈哪!」我一開始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墳場研究,但時間久了身體經常出問題。比如說頭暈,我在南京鐘山靈谷寺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就跌過一跤,暈眩直接躺在地上。在廣州第12集團軍獨立第9旅的公墓附近,我也摔了一跤不能走路,只好到朋友家噴雲南白藥包紮,一瘸一拐地返回香港。頭暈差不多是我去了墳場之後才出現的毛病,現在實地參訪減少就好了很多。

在香港看過一個比較通靈的中醫師,他還不知道我去過哪裡時,有一天說我身後有一大群拿槍的人,我想我還能跟什麼拿槍的人打交道呢?除了國軍沒有第二個了。當時我為了保證研究順利,還在家中放了一個小靈位,供奉一小杯酒、兩塊餅乾。中醫師知道我去過哪裡後,提醒我該尊敬的人雖然要尊敬,但畢竟和他們是陰陽兩界,靈位還是送去廟裡,不要放在家裡;研究也要克制一下,一年的數量不要太多;也提到這些地方陽氣不足,陰氣太多,尤其碑、墓被破壞過的英靈變成冤魂了,這是從風水和靈異的角度,來看待研究過程中的身體不適。

問:您蒐集的紀念碑碑文應該有百篇之多,您從這些碑文的內容和題字,是否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答:每個國軍部隊都非常重視陣亡將士墓園,不過各軍重視的方式不太一樣。中央軍是蔣公的嫡系,在乎的是能否呈現自己是忠於國家、篤信主義、效忠領袖的勁旅。他們修建公墓一定要找到蔣公題字,撰寫的碑文、墓誌銘,也一定會提到蔣公睿智英明的領導、對抗戰的貢獻。闕漢騫54軍是由中央軍18軍──即陳誠「土木系」發展而來,它在廣州的公墓側門牌坊有「大孝全忠」四個字:又要孝又要忠,由此可以看出黃埔系國軍將領對蔣公的絕對忠誠。闕漢騫為了一定要獲得蔣公的題字,致函蔣公沒有回應,就再致函拜託當時的文官長俞濟時將軍,請他一定要和蔣先生提一提給公墓題字的事。非常忙碌的蔣公最後採取最便捷的「賜題」方式,也就是找幾個字,以他的名義掛在那。

圖七、八 闕漢騫致函蔣介石為54軍的公墓題字,未能得到回應(圖七)。於是再致函拜託文官長俞濟時,請其代向蔣請求題字(圖八二張)。(來源:國史館12[6]
中央軍修建碑、墓會希望蔣公題字,孫立人將軍或其他地方軍就沒有這個習俗。對比於54軍的公墓,孫立人將軍作風洋派,他修建的新1軍公墓完全是西式的,沒有太多標語、口號,即使有也是非常激勵人心的內容。對比於中央軍要呈現自己是忠誠的勁旅,地方軍更在乎的是要透過公墓、紀念碑發揚地方的民族教化,用以教化人心。

從抗戰紀念碑的碑文,還可以看到一個端倪,就是國軍派系在抗戰期間雖有一定程度的弱化,但仍然存在。廣州曾有一個「第七戰區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碑文是以余漢謀的名義寫的,開頭寫道:「自民國九年,梅縣鄧公鏗,以國民黨主義,教練將卒,牖其智識,而齊一其意志,然後革命軍之武德以立。逮十三年,奉化蔣公建黃埔軍校,造就材武之士,植為國軍幹部,然後革命軍之武力與武德並進,而隮於充盛。」如果按照這段敘述,國民革命軍的武德、奉行國民黨主義,是民國9年由廣東梅縣鄧鏗所確立,到民國13年才有浙江奉化蔣公建立軍校造就材武之士,那麼國民革命軍之父不是蔣公而是鄧鏗,源流不在黃埔而在粵軍了。

粵軍的碑文幾乎沒有一篇提到蔣公,余漢謀這篇雖然提到,卻還告訴讀者:蔣公不是國民革命軍之父,我們廣東人才是喔。其他如閻錫山晉綏軍龍雲滇軍,還有川軍等,和蔣公關係比較衝突的地方軍,其碑文也不太會提到蔣公。對於地方軍的所部而言,他們也不太在乎蔣中正給他們的題字:「我們的老大給我們寫一首歌[7]、賜幾個字,我們就很滿足了。」他們要的是這種感覺。

問:和中共關係良好國軍部隊的墓園,是否受到較好的待遇?

答:碑文上可以看到國軍存在派系的端倪,但我參訪紀念碑的一個感受,是碑、墓的破壞是不分派系的。[8]國軍第19路軍是有名的反蔣部隊,和中共關係良好,他們的公墓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在郝柏村將軍的故鄉江蘇鹽城,有一個建於1940年代新4軍的抗日陣亡將士[9]公墓,在中共建政以後,它也經歷了一段曲折過程。1959年廬山會議時,新4軍的高階將領黃克誠,和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是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時,新4軍的政委、毛澤東時代的二號人物劉少奇被視為叛徒、內奸,黃、劉二人的題字都被除掉了,這個新4軍公墓一度被嚴重破壞。直到文革結束,中共這些高階黨政軍平反後,這個公墓才又被修整起來。


注解

[1]可參《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358。國軍54軍的建置到今天都還存在,就是現在陸軍關渡指揮部,原來的677旅部隊。

[2](編注)此處「下海」指辭去公職,改去經商、創業。

[3]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最早是非常西化的建築,沒有青天白日的黨徽石塊,而是一座手舉鎚子、拿著《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自由女神像,國民黨建立政權後將女神像換成黨徽石塊。中共建政後又移掉黨徽,放回女神像,但曾經把鎚子改成手槍,代表槍桿子出政權的革命。

[4]第10軍軍長方先覺在中國大陸也常被極左人士攻擊,認為他投降日本,但我認為這樣不公平,所以書中提到會戰結束時,沒有用「投降」這個詞,而是用「停戰」。

[5](1)高芳先將軍常夜襲日軍,有「嶗山之獅」的讚譽,他一度被日軍俘獲,在處決的前一天,打死日軍的看守,越獄成功活下來了。他是練國術出身的,抗戰爆發前還得過國術冠軍,所以青島保安總隊這支游擊隊很特殊,有很多江湖武林高手。又因為這支游擊隊既和日軍作戰,也和中共作戰,所以中共《新華日報》都稱李先良是「李逆先良」。
(2)台灣部分退將寫的書,在對日抗戰的歷史敘述上,有劃分正面戰場、敵後戰場的這種語言,但劃分這兩種戰區是來自於中共、毛澤東。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其實是空間概念不斷轉換的內涵,有可能這個地方今天是正面戰場,明天就變成敵後,後天又變回正面。即使真的有敵後戰場,主導者仍是國軍,這是無庸置疑的一段歷史。青島保安總隊即是一例,2015年以後經過中國大陸很多民間人士去挖掘,才讓後人逐漸知道他們在膠州灣地區以游擊戰的方式堅持對日作戰。未來如果繼續做對日抗戰的研究,游擊戰應該可以做更多的挖掘,包含東北地區的國軍敵後游擊戰。

[6](編注)(1)〈國民政府主席題詞(三)〉,《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45855-00004-003。
(2)〈國民政府主席題詞(三)〉,《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45855-00004-013。

[7]閻錫山在給所部官兵修陣亡將士公墓時,特別喜歡寫歌,例如抗戰時期晉綏軍有個「華靈廟二十四壯士」,他就寫了個〈華靈廟之歌〉。

[8]撰寫本書時我還有一個感受是,很多碑被中共毀壞了,很多人被蔣公槍決了,這段歷史很滄桑。到陳水扁時代才獲得平反的李玉堂將軍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天子門生」,東征、北伐、剿共、抗日,國軍的重要戰役他幾乎無一不與,最後因投共疑雲遭到槍決。廣西全州縣有一個93軍挺進縱隊的紀念碑,為碑題字的挺進縱隊司令官蔣餘蓀1950年被中共以大惡霸、大地主名義槍殺,93軍軍長陳牧農是蔣公的學生,1944年全州淪陷後則被蔣處決。

[9]「陣亡將士」是國軍的用語,在中共革命語言的敘述當中,比較常用「革命烈士」、「陣亡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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