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鄭元慶
根據「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理事長何麥克(Michael Hurst MBE)的統計,曾經有4,370位盟軍戰俘,在台灣不同的戰俘營度過一段時日。由於日本陸軍部俘虜情報局設定台灣戰俘營的人員編制是2,400位,在預算及補給限制下,各戰俘營戰俘雖有轉移或亡故,但總數經常維持在約2,400名左右。
台灣是海島,進出只能依靠海上或空中交通。日軍要將在香港、菲律賓及中南半島擄獲的盟軍戰俘運送來台,以海運最為方便且節約。不過,這段海上航程並非坦途,除海象不佳、常有颱風之外,且要防止敵對國家潛艇、飛機的攔阻。依照日本戰俘研究網絡(POW Research Network Japan)的敘述,日本載運戰俘的船隻,總共有24艘被美國潛艇或飛機擊沉,逾萬名盟軍罹難。[1]
《日內瓦公約》相關的規定,要避免載運非武裝人員的船隻遭受敵方被攻擊,可在明顯處標示為醫療船或救難船,並將預定行經的路線,通報相關國家的權責單位,即可不受潛艇及飛機攻擊。二戰參戰國家對此有過經驗,其中較成功的是「交換及遣返船」(Exchange and Repatriation Ship)。
交換及遣返船
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英、美等國對日本宣戰,因事發突然,雙方都有不少非軍事人員,滯留在敵國及佔領區內。開戰後雙方斷絕邦交及交通,無法進行政府間的談判,致使身分重要的外交官、神職人員、商人皆無法返國。
宣戰後不久,美國關切仍在日本占領區內國民的境遇,即由國務院於12月17日,經由瑞士向日本提議交換滯留人員。由於日方亦有這方面的需求,雙方經葡萄牙、瑞典及瑞士等中立國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協調下,達成在中立國莫三鼻克馬普托(Maputo)的換人協定。
由於遣返船不能用國籍輪,美國就租用瑞典籍Gripsholm號客輪,書寫DIPLOMAT(外交)白色大字,於1942年6月18日載著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派特大使來栖三郎、日本官員、商人及眷屬1,097人起航,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加載403名乘客,於7月20日抵達馬普托。[2]
與此同時,標示白色十字標記的日方船隻,一艘租用義大利籍Conte Verde客輪,載著600名美國人,加上被臨時指定為外交船的「淺間號」(Asama Maru)客輪,6月25日與載著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P. Grew)、外交官、西班牙駐日使館成員430名離開橫濱;6月29日到香港加載377名美、加和其他盟軍人士。兩艘日方船隻於新加坡會合後,於7月22日抵達馬普托。[3]
雙方人員在交換時互不相見,是安排的慣例,可將空車廂放在碼頭軌道上,阻絕視線並形成遮蔽。人員單向前進,從這艘船(敵方)的船首梯下船,踏上另艘(我方)船的尾舷梯上船。雙方大使首先離船,返抵己方船。這次交換共花費4小時。
日方2船於8月20日返回橫濱、Gripsholm號8月25日返抵紐約。由於互信的問題,第二次的交換遲至1943年10月才舉行,日方為「蒂亞號」(Teir Maru),美方仍是Gripsholm號;後者從1942至1946年間,共執行交換任務12次,運送27,712名人員。
除了「交換及遣返船」之外,醫療船(Hospital Ship)也是以國際人道援助為出發點的船舶。
醫療船:無法避免被攻擊
各交戰國基於需要,在接戰區附近或陣地內,為傷兵提供緊急醫療護理,陸軍設立野戰醫院,海軍則設立浮動的醫療船。
醫療船並無武裝,因此在《海牙第十公約》適用於海戰的公約第4條敘明:醫療船必須有清楚的標示和照明,應不分國籍,提供傷、病和船難者救濟和援助;各國政府保證不將此類船隻用於軍事目的。交戰國可以登船搜查醫療船,以調查是否有違反上述限制的行為;如遇緊急情況,甚至可予以扣留。[4]
如果敵方攻擊醫療船,將觸犯戰爭罪。不過,公約第4條也提到,醫療船應承擔戰時及之後的風險,顯示即使標示著巨大十字或新月標誌的醫療船,雖已受公約的保護,從過去的歷史來看,仍無法避免不受攻擊。
澳洲籍「半人馬號」(AHS Centaur)醫療船,於1943年5月14日在澳洲昆士蘭州水域,被日軍I-177號潛艇擊沉,當時船上載有332名醫護人員及平民海員和65個陸軍人員,其中268人身亡。
1944年9月5日,日籍「烏拉爾號」(Ural Maru)醫療船從馬來西亞砂勞越載運傷兵、護士、慰安婦,以及十多名印裔的國民軍學員,預計前往台灣的高雄。不幸於在9月27日,於呂宋島西方約240公里處,被美國「閃光器號」(USS Flasher)潛艇擊沉。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二戰期間,交戰國擊沉的醫療船總共有18艘之多。[5]或許攻擊的一方出於判斷錯誤和厄運,或是認為被擊沉的醫療船違反公約內容,事實是:同盟國和軸心國都曾經攻擊對方的醫療船。
武裝商船:載貨兼運戰俘
雖然戰俘為非武裝人員,但不管是海戰法或相關公約,都沒有戰俘船相關規定。日本大規模的運俘行動,也無前例可循,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雖曾多次建議交戰國,戰俘船應標示公認的標誌,且不得運送軍用物資,但因同盟和軸心國都反對而未能實行,戰俘船也就沒有豁免的特權。
1930年代,日本政府為確保戰時有足夠數量的船隻,推行船舶建造促成金制度,提供民間經費補助,以設計建造符合日本海軍需求,並可在戰時被徵用,改裝成軍事用途的船隻。例如日軍在攻打珍珠港之前,就徵用7艘川崎級油船,加裝76釐米艦炮及海上輸油裝置,伴隨機動部隊前往珍珠港,為航母及其他戰艦進行海上加油。
這些徵自民間的船隻,日軍稱之為「特設艦艇」,英、德在二戰也有類似的「武裝商船」,就是在商船上加裝艦砲、機槍、深水炸彈等武器及偽裝,派現役或預備役軍人上船操作艦砲機槍。日本在1941年初大量徵用民間商船改裝,用來載運日本軍隊及補給,隨艦隊入侵菲律賓及東南亞各國。1942年之後,日本需要從東南亞載運大量戰俘勞工、國民,以及石油和其他礦產原料返國,來維持其戰爭機器的運轉,此時這批武裝貨輪就被賦予運送戰俘之責。
以1942年8月12日從馬尼拉載運美軍戰俘來台的「長良號」(Nagara Maru)為例,它被日本帝國陸軍徵收、加裝武器後,被改編成聯合艦隊的反潛艦,就曾經多次護航日本海軍在東南亞的攻擊任務。
貨艙擁擠不見天日
武裝商船主要運送貨物,也搭載日軍人和其他乘客和戰俘。通常日軍和平民會被安置在上層建築和甲板;盟軍戰俘則被塞在貨艙裡。貨艙的通風不良,空間、光線、食物和水都不夠。
戰俘之一的愛德華茲(Jack Edwards)少校和其他戰俘,在1942年8月16日從新加坡登上「英格蘭號」(England Maru)到台灣,他在回憶錄「萬歲,你混蛋」(Banzai, You Bastards!)一書中,詳細描述了貨艙的情形:
「1,100位戰俘在日軍咆哮命令、尖叫聲、詛咒和槍托的伴奏下,被推下僅容一人通過的梯子,穿過日軍的住宿區,擠在船底的4個貨艙。天花板很低,邊緣高度只有4英尺。骯髒且到處都是蟑螂和蟲子,牆壁和地板上有馬或騾子排泄物的殘骸,……;唯一的光線來自兩個非常昏暗的燈泡。」
環境衛生本已惡劣,如廁問題使得情況更糟:「廁所在甲板上,由一個懸在海面上的木屋組成,戰俘們稱它為「雞舍」。腹瀉很普遍,但日本哨兵堅持每次只能有1人使用,必須排隊上梯子才能上到甲板上的『雞舍』。」因為過度使用,不久「廁所裡堆滿了糞便,完全被使用者的尿液浸透。」
衛生問題之外,貨艙內又濕又熱:「太陽把船艙的兩邊曬得發燙,裡面就像個高壓鍋,溫度高達攝氏35到38度,…… 幾乎所有人都長汗疹。」沒有多久,戰俘間就爆發傳染病,先是痢疾,後來懷疑有白喉和傷寒病例。
40位戰俘為一組的,分配到的口糧是1小桶米和1桶稀蔬菜湯,1天2次,用繩子垂吊至船艙。登船第2天晚上就有戰俘死亡;途經西貢時又死了1名;罹患傷寒病例的戰俘,在抵達台灣前一晚過世,亡故者都被日軍丟入海裡。[7]
登船如下地獄
戰俘在船上受虐的故事不勝枚舉,盟軍稱這種船為「地獄船」(Hell Ship);形同漂浮的監獄。由於船上環境衛生惡劣,致疾病叢生,奪去了許多戰俘的生命。但多數戰俘的死因,是遭到美軍艦艇、潛艇和飛機攻擊所造成的。
「地獄船」防禦薄弱,滿載重物,速度不快,所以經常採組隊行動,並有驅逐艦護衛。在運送初期的1942年,當日本還有空優的時候,全年54航次(運送約5萬名戰俘),只有2艘被美軍魚雷擊中(2240名戰俘死亡),進展得還算順利。隨著日軍在1943年至1944年間,逐漸失去空優,並且越來越頻繁的將戰略物資運往日本,使得美軍必須攻擊這些武裝貨運船團,以削弱日本繼續作戰的能力。
盟軍的目標是船隻本身以及船上的貨物,盟軍戰俘身處其中,無法不受波及,不少盟軍戰俘因此命喪大海。
1944年底,美軍逼近菲律賓,日軍要把一批國民及戰俘,經由台灣高雄送到日本門司港(Moji Port)。戰俘之一的美國海軍中尉亞瑟・貝爾(Arthur G. Beale)所搭乘的「鴨綠號」(Oryoku Maru),在蘇比克灣被美軍「大黃蜂號」(USS Hornet)航母艦載機擊沉後,被轉移到「江之浦號」(Enoura Maru)。它航抵高雄後,又於旗津外海受到「大黃蜂號」戰機的空襲沉沒;貝爾中尉再被送上「巴西號」(Brazil Maru)到日本,旅途坎坷。
「鴨綠號」的死亡航程
2002年貝爾中尉在接受電話訪問時,回憶當年身為戰俘,虎口求生的情景仍歷歷在目。[8]1944年12月13日,1621名盟軍戰俘,日本軍人、國民等撤離人員3511名,還有728名戰死日軍的骨灰,登上了「鴨綠號」武裝貨輪。戰俘被分配到3個貨艙,裡面漆黑一片,也沒有通風設備,由於缺水口渴和缺氧,在令人窒息的情況下,人們變得昏沉睏倦,如果閉上眼睛打個盹,就會睡著,可能永不醒來。
12月14日上午4點多,船隊從馬尼拉第7號碼頭出發。2個小時之後,美軍「大黃蜂號」航母上的艦載復仇者式轟炸機(TBF Avenger)空襲,一顆炸彈命中「鴨綠號」4號貨艙的頂部,引發火災。船長讓船擱淺在蘇比克灣前奧隆阿波海軍基地(Olongapo Naval Base)附近海域,嘗試修理,日籍乘客先行下船,戰俘和警衛留在船上。
15日上午美軍的另一波攻擊,致使船長決定棄船。戰俘從底層貨艙往上,因人數眾人,且要優先考慮受傷的人,每次1人爬上梯子,進度緩慢。後來有戰俘從上面吊掛下一個貨網,多數人才利用貨網爬到甲板上。
亞瑟・貝爾自己在游向岸邊的過程中,利用飄浮在海上的木箱和艙口蓋,將另兩名戰俘帶上海灘。上岸後,因為醫官肯尼・惠勒中尉(Kenny Wheeler)說需要醫療用品,貝爾又拿起艙口蓋游回船上。他沒能找到任何醫療用品,卻在船邊看到一位不會游泳的戰俘,貝爾勸他從舷梯下來、爬到艙口蓋上,最後將他平安帶到岸上。這次美軍的攻擊致使「鴨綠號」上的728人遇難,其中有286名戰俘。
上岸的大約1300位戰俘被集中在基地的網球場,擁擠的程度難以置信,幸運的是那裡有個水龍頭,如果耐心排隊,每個人可以得到一些水喝。戰俘們4天沒有吃東西,最後每人分到約4湯匙的生米,拿水將米泡軟後,勉強可以下嚥。
不忘「江之浦號」戰俘遭遇
在網球場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1300位戰俘分別被關進省級監獄和一座劇院大樓裡,12月24日再被火車載到聖佛南多(San Fernando)登上「江之浦號」及「巴西號」武裝貨船,12月27日出發,31日抵達高雄。船員們在高雄慶祝新年,讓戰俘們待在船上自生自滅,4天裡又有34名戰俘死亡。
停留幾天後,1月9日「江之浦號」還沒出航就遭到「大黃蜂號」攻擊;艦載機丟下的一串炸彈,發出經典的破空哨聲,從船頭開始逐次爆炸,貨艙的艙口蓋被炸得亂飛。貝爾中尉渾身是血,從人群裡爬出來,所幸沒有大礙;但他沒能躲過下一輪轟炸:雙腳都受傷,右腳崁入彈片,傷口流血,左腳腳背上也受了傷。不久後流血止住了,他用破布把腳包起來,但後來傷口還是被感染,腫得像顆氣球,行動困難。
第一回合攻擊行動後,戰俘被轉移到巴西輪,貝爾中尉所在的貨艙離甲板很遠,他靠雙臂和一腿移動身體,但每次只能移動約30公分距離。幸好另兩名戰俘[11]及時找到一條繩子,他們把繩子打了個結,穿過貝爾中尉的傷腿,將他拉上甲板,再由「江之浦號」上的起重機,把他吊放到小艇上,終於成功將他轉到了「巴西號」上。
當貝爾中尉和其他戰俘抵達門司時,已經又有約280名傷俘因為缺乏醫療,在途中死亡。貝爾在當地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先被轉移到福岡,接著再被送到奉天戰俘營。1945年8月日本遭受第一枚原子彈攻擊後,他終於被美軍解救;搭乘火車到大連,登上「寬慰號」(USS Relief)醫療船,經沖繩抵達關島,在醫院療養了一段時間,11月底再搭船到舊金山,返回康乃狄克州的家。
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
在高雄外海的「江之浦號」空襲事件中,有3百多名戰俘死亡。1946年5月,美軍在高雄旗津中洲的某處墓地,挖掘出311具遺骸。遺骸後來被送到美國,埋葬在夏威夷「太平洋國家公墓」(National Memorial Cemetery of the Pacific)。
為了紀念二戰時期在旗津外海亡故的盟軍戰俘,「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與高雄市政府,於2006年1月上旬共同設立「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記住這些戰俘船的故事,以及戰俘們的遭遇。
由於紀念碑所在位置受到嚴重的海岸侵蝕,高雄市政府在「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及主題館落成之後,將紀念碑重新安置在新的園區內,主題館裡也展示了戰俘船的介紹,讓民眾可以記住這些苦難的戰俘們。
注解
[1]Sunken Japanese Ships with the Allied POWs in transit. POW Research Network Japan. http://www.powresearch.jp/en/archive/ship/index.html。
[2]二戰交換船Gripsholm,請見:https://encyclopedia.densho.org/The_Gripsholm_WWII_Exchanges/
[3]https://www.derbysulzers.com/shipasamamaru.html.
[4]海牙第十公約: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misc/hagueconvention10-18101907.htm。
[5]各交戰國擊沉的醫療船數目如下:英國擊沉5艘(義大利4、德國1);德國9艘(英國5、希臘2、艘俄羅斯及挪威各1);美國2艘(日本);日本1艘(澳洲);義大利1艘(希臘)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hospital_ships_sunk_in_World_War_II。
[6]https://hkwctc.lib.hku.hk/exhibits/show/hkwctc/documents/item/84 P. 532, 533.
[7]Jack Edwards著《萬歲,你混蛋》(Banzai, You Bastards!)第38至41頁。
[8]亞瑟貝爾(Arthur G. Beale)中尉電話訪問錄音檔。https://archive.org/details/BEALEArthur。
[9]https://www.history.navy.mil/content/history/nhhc/our-collections/photography/numerical-list-of-images/nhhc-series/nh-series/NH-95000/NH-95603.html.
[10]https://www.history.navy.mil/our-collections/photography/numerical-list-of-images/nhhc-series/nh-series/NH-95000/NH-95606.html.
[11]這兩位救命恩人是海軍陸戰隊士官長吉米・喬丹(Jimmy Jordan)和另位士官長Furn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