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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連結】烽火中命懸一念間:日軍細菌戰

那些年,那些事,為何如此?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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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浙江細菌戰,日軍空投混入鼠疫桿菌、跳蚤的米、麥、粟、棉花等物資,造成鼠疫大流行。此圖為疫區住戶的衣物由擔架隊輸送消毒。(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1940年浙江細菌戰,日軍空投混入鼠疫桿菌、跳蚤的米、麥、粟、棉花等物資,造成鼠疫大流行。此圖為疫區住戶的衣物由擔架隊輸送消毒。(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本文是系列的第2篇,本系列目前有2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烽火中命懸一念間

文/李權升

在〈烽火中命懸一念間:虞珊梅女士憶往〉這篇文章裡,虞珊梅女士提到自己在抗戰期間曾為了躲避日軍,與兄嫂逃難到坑口一帶,而在之後下山返回衢州老家途中,見到村裡幾位鄰居或親友因細菌戰不幸染病身亡。針對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各地發動細菌戰,可說是戰時日軍最具爭議且泯滅人性的作戰手段之一。

事實上,早在1899年世界各國召開海牙會議時,英、美、德、法、義、日等國就曾針對在戰爭中禁用有毒氣體一事簽訂《海牙公約》;然而到了1925年,當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會議再次重申禁用有毒氣體,並將禁用範圍擴大到細菌作戰時,日本卻不願意簽署《日內瓦議定書》,反倒私下進行各種菌類的採集與研究工作。根據晚近研究,日本細菌戰體系的發展,實與20世紀微生物學領域方啟正興息息相關,其中不乏有醫學專家投身參與。[1]

回顧731部隊的發展,可追溯至1932年7月日本陸軍省借研究之名,率先成立的「陸軍軍醫學校細菌研究室」,同年底在軍方支持下又擴建「防疫研究室」。當中幾位部員如:梶塚隆二、石井四郎、西村英二、北川正隆、渡邊廉、北條圓了、白川初太郎等醫學專家,皆為日後鼓吹細菌戰的核心人物。[2]

1933年8月,研究室遷移至哈爾濱市區,並在背蔭河鎮一帶秘密成立細菌實驗場,對外則稱之東鄉部隊,隸屬於關東軍,為731部隊的前身。隨著該實驗場曝光,不久,石井四郎又將部隊遷到位在南崗的日本陸軍醫院南棟,持續私下進行細菌研究活動。1938年6月,石井再次將部隊中多數單位及設備遷移到附近平房,南棟僅留有診療部及第三部,其中第三部即以「防疫給水」為名,配合軍隊生產細菌炸彈、疫苗及濾水器。與此同時,關東軍司令也特別頒布命令,在當地設立特別軍事區域作為部隊營區,並將內部分為甲、乙兩區,未經批准者不得進入。隨著1939年8月,營區基本設施大致完成,1940年8月「關東軍防疫部」即正式啟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之名,並以「滿州第731部隊」為正式代號,而整個細菌戰體系便如此確立下來。

可以再進一步追問的是,日軍什麼時候開始發動細菌戰?又為何發動細菌戰?從既有研究可以看到,早在1939年諾門罕戰役時,日本就曾在中蒙邊界對蘇軍使用細菌戰,但以失敗告終。[3]大抵而言,由於細菌戰具有強大殺傷力且成本較低廉,因此當1940年中日戰爭陷入僵局時,日軍便有意發動細菌戰打擊國府士氣,10月起,日軍在米、麥、粟、棉花等物資中混入鼠疫桿菌、跳蚤,並以空投方式,先後投放到衢州、寧波、金華等地,此後如常德等地也在1941-1942年間深受細菌戰所害。[4]

1940年浙江細菌戰,日軍空投混入鼠疫桿菌、跳蚤的米、麥、粟、棉花等物資,造成鼠疫大流行。此圖為疫區住戶的衣物由擔架隊輸送消毒。(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圖 1940年浙江細菌戰,日軍空投混入鼠疫桿菌、跳蚤的米、麥、粟、棉花等物資,造成鼠疫大流行。此圖為擔架隊輸送疫區住戶衣物前往消毒。(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虞女士的老家衢州,位處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交界,一直為重要物資集散地與交通樞紐,且戰時國府又在當地建有軍用機場,之後歷經幾次擴建,衢州機場更在1942年成為美軍轟炸機起降的基地。這使得日軍一直將衢州視為眼中釘,因此早在1940年10月,便選擇對衢州進行第一次空投細菌戰,旋即引發當地鼠疫大流行,並迅速波及到周遭幾個鄉鎮。而到了1942年美軍軍機執行完對日轟炸任務降落在衢州機場後,日軍為了破壞衢州、麗水、玉山等地的機場,又發起「浙贛戰役」,之後在撤退途中,關東軍參謀部又再度派遣細菌部隊至各地投放不同病菌。以衢州及麗水一帶為例,便是將傷寒及副傷寒菌投入水井或沾染在食物上,同時散播大量夾帶鼠疫桿菌的跳蚤。

面對這兩次細菌戰,當地政府與中央雖然立即動員組織防疫委員會,並採取環境消毒、設立隔離醫院、封鎖疫區等防疫措施,但由於鼠疫傳播速度極快,最終仍導致將近四萬名當地民眾不幸染病身亡,一直到1948年疫情才獲得妥善控制。[5]


注解

[1]劉瑩瑩,〈七三一部隊細菌戰體系形成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13-15。

[2]劉瑩瑩,〈七三一部隊細菌戰體系形成研究〉,頁15-56。

[3]劉瑩瑩,〈七三一部隊細菌戰體系形成研究〉,頁65-66。

[4]許峰源主編,《國民政府抗日戰場中的反細菌戰(一)》(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頁I-II。有關常德細菌戰的研究,可參考:許峰源,〈抗戰期間湖南常德鼠疫防治(1941-1942)〉,《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3期(台北,2018年12月),頁421-448;以及何邦立,〈1941-1942年日軍在常德的細菌戰〉,《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4期(台北,2019年12月),頁30-39。

[5]徐珺,〈抗戰時期衢州地區細菌戰研究〉(湘潭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6-40。


參考書目

何邦立,〈1941-1942年日軍在常德的細菌戰〉,《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4期(台北,2019年12月),頁30-39。

徐珺,〈抗戰時期衢州地區細菌戰研究〉,湘潭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許峰源,〈抗戰期間湖南常德鼠疫防治(1941-1942)〉,《中華軍史會刊》,第23期(台北,2018年12月),頁421-448。

許峰源主編,《國民政府抗日戰場中的反細菌戰(一)》,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

劉瑩瑩,〈七三一部隊細菌戰體系形成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本系列上下篇
< 烽火中命懸一念間:虞珊梅女士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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