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系列:【補綴歷史的人‧徐全】
書名:《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
作者:徐全
出版社: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
文/楊維真撰寫,羅國蓮編輯
一、
知名史家黃仁宇(1918-2000),曾經擔任以新一軍為主力的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1903-1990)將軍上尉侍從參謀,並親身參與了1943-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作戰,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一書中,喟嘆緬甸戰場的殘酷:
事實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頭顱大開,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我聽說,德軍讓軍樂隊在戰場上吹奏送葬曲,美國的作戰部隊中有墳墓註冊處,但駐印軍一切付之闕如。我們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話,只不過在屍身上覆蓋一層薄土。雨季時大雨沖刷新挖的墓地,淒涼的光景讓路人也覺感傷。大多數的日軍屍身橫在路旁,無人聞問。[1]
黃仁宇的遺憾,後來在1947年9月廣州白雲山「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落成時,稍稍得到彌補。為紀念陣亡將士公墓告成,入緬作戰的中國駐印軍主力—新一軍軍長孫立人(1900-1990),特地親撰《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墓記》,文中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六日,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落成於廣州,……溯本軍出國而遠征,歷時三載……大戰七百,殺敵十萬,克地十五萬方里,打通中印公路……而日寇告降,受命入穗受降。廣州為革命策源地,國民革命之先烈墓園多在於是,爰議卜選佳城,以為異域成仁諸烈士歸骨之所。其已安葬於緬北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中國公墓者,亦各遵其遺囑,檢其骨灰,移葬於此。[2]
能夠歸葬這座國軍公墓,應該是對於「以血肉之軀,當新銳之器」,為國犧牲英勇先烈最好的紀念。事實上,這座費時一年半始修建完成的「新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並非孤立存在的。當時為了紀念抗戰犧牲的國軍將士所修建的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物,在全國各地均普遍出現。而這一切,則應當從烈士褒揚及奉祀相關法令說起。
二、
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即設立了「臨時稽勳局」,這是民國以後對於褒揚與紀念有功於國家之烈士最早成立的專責機構,爾後國民政府主政時並頒佈一系列烈士褒揚及奉祀相關法令,特別重視抗戰將士的忠烈事蹟(圖二)。職是之故,國府對於抗日戰爭為國犧牲英勇先烈事蹟的蒐集、保存、紀念,實不遺餘力,這也是前述抗戰勝利後全國各地普遍出現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國殤聖域建築的重要原因。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由於中共秉持所謂「無產階級政權」立場,對於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所留存的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墓葬史蹟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毀損,而國軍抗戰之貢獻與犧牲亦遭完全抹煞。以前述廣州「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為例,該公墓在1949年後數十年歲月中,遭到非常嚴重的破壞,公墓核心區域現在是公家機關所在地,四柱型紀念塔一度成為公共廁所,殘留的原建築已然不多。如今公墓紀功亭完全被農貿市場的攤販包圍,公墓正門柱上「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字樣則被剷除,在街市喧囂聲中已難尋覓陣亡軍人公墓之氛圍。[4]不過,隨著近年來大陸民間社會要求正視國軍抗戰功績的呼聲越來越大,如何保護、修繕國軍墓葬遺址成為重要話題,而學界也開始對這些國軍聖域著手研究。本文所要介評的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即為其中一例。
徐全先生於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生於江蘇省,屬於80後世代,受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衝擊,開始關懷兩岸及國民黨相關議題,對國軍抗戰課題尤感興趣。日後徐全赴港就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暨歷史系,先後完成碩士、博士學位,現以專業人才身分長居台灣。徐先生的學術專業本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2017年夏在博士課程指導教授建議下,彙整平日參訪的國軍墓葬史蹟遺址資料,廣泛蒐集各地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的圖片、史料,試圖寫出一幅「國軍抗戰史蹟圖」,以進一步探討國軍抗戰紀念碑,這就是本書寫作的緣起。
經三年的不懈努力,徐先生終於著成《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於2020年10月抗戰勝利75周年之際,由具軍方背景的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正式出版,不僅使國殤永受奉祀與尊榮,更讓國軍抗戰真相廣為人知,增添抗日戰史新的研究成果。
三、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作者透過長年親身踏察散處中國大陸各地的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實地訪求、蒐集各種紀念碑銘,再搭配參考大量的檔案文獻、專書論文、圖片、照片等資料,使得本書更具有終極關懷與史料價值。由於這些聖域建築物及紀念碑銘均飽嚐滄桑,往往經歷建立、破壞、重修的歷史年輪,這也是本書書名「歷雨迎鋒」一詞之由來。
事實上,以往關於軍事史、戰史的記載多偏重高層決策,能夠青史留名的也大多是重要將領、政治菁英等,至於普通的參戰官兵則僅僅是統計數字而已。但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恰恰多是為了紀念普通陣亡官兵而修建的,呈現頗為特殊的生命價值與歷史意義。這也是作者在全書「總結」所強調的,「空間政治的核心為『人』」[5]的精義所在。
本書書名雖為《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主要敘述1937年全面抗戰後國殤聖域建築及抗戰紀念碑銘的發展,但在時間跨度上卻跨越至中日戰前,還含括國軍參與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抵抗活動、1932年一二八戰役、1933年長城戰役等,與目前中、日學界所謂「14年抗戰」(1931-1945)的說法相似。在章節結構上,全書主體分為「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陸軍」、「海軍」、「空軍」四個單元,所述全部88座國軍聖域建築中,「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2座(2.3%),「陸軍」76座(86.4%),「海軍」4座(4.5%),「空軍」6座(6.8%),可見該書不論其重點或是分量,均以第二單元「陸軍」為重。
在內容方面,第一單元「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雖僅兩座國殤聖域建築,但因屬於中央層級,意義格外重大。位於南京鍾山、緊鄰中山陵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始建於1935年,係安葬北伐以來歷次作戰犧牲的國軍官兵,後來抗戰、剿共陣亡的軍人骸骨亦有遷葬於此。譬如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後,國府為表彰犧牲英烈,特別在「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設立「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及「第五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並經抽籤將參戰的第十九路軍(粵軍)及第五軍(中央軍)部分陣亡官兵入葬此公墓,第十九路軍78位,第五軍50位,合計128人,寓意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6]作者提及戰時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曾以「偷換概念」的方式進行公墓改造,將正門「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橫額改為「國民革命烈士祠」,正氣堂「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之靈位」被改換「國民革命烈士之靈位」,靈位兩側的《蔣總司令北伐誓師詞》、《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祭文》則被改為《國父遺囑》及《國歌》。透過此種「去蔣揚孫」的手法,強調汪精衛繼承孫中山的革命合法性,淡化公墓與國軍的關聯,進而邊緣化蔣中正在革命史的地位,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觀察[7]戰時陪都重慶曾遭受日機大轟炸,國府乃建立「精神堡壘」碑,以昭示抗戰到底的決心。抗戰勝利後國府還都南京,重慶各界在原「精神堡壘」碑處改建「抗戰勝利紀功碑」,以凸顯重慶在抗戰的地位。1949年中共建政後,「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改稱為「人民解放紀念碑」(後習稱「解放碑」),原有碑文全被鑿毀。[8]
第二單元「陸軍」則為全書重點所在,作者依76座國殤聖域建築所在地,總計分18省市敘述(圖五);如按所屬軍系性質區分,最多則為中央軍,其次為粵軍(圖六)。本書所列76座陸軍國殤聖域建築,當然無法包括抗戰時期所有國軍聖域建築,不過就書中記載可以得知,抗戰雖為中華民族抗擊日寇的全民族聖戰,各軍系皆先後投入抗戰洪流,但中央軍仍為重要的作戰力量,其犧牲最為慘重,相關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亦最多。
在中日局部戰爭階段(1931-1937),陸軍國殤聖域建築多集中於華北。譬如自九一八事變後,因東北轉瞬淪陷,東北軍與國府即蒙上「不抵抗」之罵名;然作者考證河北「陸軍第六十三軍陣亡將士公墓」,指出原東北軍系統的第六十三軍於九一八後仍轉戰東北各地,國府給予經費援助,並未棄之不問,頗可補史證之不足。[11]
1933年日軍進犯長城,與各部國軍爆發激戰,參戰國軍分屬西北軍(第二十九軍)、中央軍(第十七軍)、晉綏軍(第五十九軍)系統,卻在各關口協力以慘重犧牲遏阻日軍攻勢,日後各軍於華北修建「陸軍第二十九軍長城戰役陣亡將士公墓」、「癸酉年古北口戰役陣亡將士公墓」、「華北軍第五十九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不僅表彰參戰將士英勇犧牲,也見證長城戰役的拚搏廝殺。而第十七軍主力第二十五師因在古北口戰役表現勇猛,遂被授予「長城部隊」稱號,其後部隊雖經不斷整編,但稱號一直存續至今,現為陸軍機械化步兵第二三四旅。[12]
及至中日全面戰爭正式開展(1937-1945),陸軍聖域建築則遍布第一線接敵各省區,尤以湖南(17座,第九戰區)、廣東(9座,第七戰區)、廣西(7座,第四戰區)、雲南(7座,遠征軍反攻)、河南(6座,第一戰區、第五戰區)最多,合計共46座,占陸軍全數(76座)60%。這些省區或因與日軍交戰激烈,官兵犧牲慘重(如湖南);或因係早期革命策源地,而特重英烈紀念(如廣東)。在這些聖域建築中,如前所述,仍以中央軍系統最多,但地方軍系的表現亦不遑多讓。譬如作者即曾介紹屬於滇軍系統的新十二師,1942年在江西修建「陸軍新編第十二師第三次長沙會戰高奉戰役陣亡烈士之公墓」,1949年後雖遭嚴重毀壞,但該師司號長尤漢清卻堅持守墓至1999年過世,不僅英烈遺骸得獲保存,更彰顯尊貴的袍澤之情。[13]
身為軍人固然保國衛民、守土有責,而地方保安武力、警察,甚至一般民眾的抗敵精神也讓人動容。本書就記載了山東、廣東的保安武力、游擊武力如何與日軍周旋;[14]福州警察局為掩護警備司令部撤離,在巷戰中犧牲慘重;[15]以及1941年閩海戰役,福建軍民協力抗擊日軍的壯烈事蹟。[16]
第三單元「海軍」,作者重點介紹「『石牌天險敵膽寒』崖壁石刻」、「海軍馬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粵桂海軍抗戰陣亡官兵紀念碑」、「中山艦抗日陣亡將士之墓」四處海軍聖域建築。中華民國海軍雖然弱小,且在開戰之初幾乎被日軍壓著打,但其抗敵精神與壯烈犧牲亦不容小覷。第四單元「空軍」,則分述南京、昆明、蘭州、桂林、重慶等五處的「空軍烈士公墓」,以及貴陽的「防空學校暨各團隊抗戰死難將士公墓」,內中除了國軍先烈外,尚有來自蘇聯及美國的空軍志願隊,見證了這群空軍烈士碧血長空。
四、
當抗戰爆發,國力積弱的中國要想抗擊現代化軍事強國日本入侵,除了激發民眾愛國情緒外,只能發揮「廣土眾民」的不對稱戰力,以空間換取時間,用軍隊的龐大犧牲遲滯日軍行動,故戰時國軍可謂傷亡慘重。抗戰勝利後國府為紀念英烈,在各省均修築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但1949年後遭中共破壞、損毀殆盡。《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不僅保存各地國殤聖域的史蹟與碑銘,使這些先烈永受尊榮,更讓國軍抗戰之真相廣為人知,增添國軍抗日戰史新的研究成果,實有深意!
此外,本書雖網羅88處國殤聖域,但仍有許多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未能收錄其中。[17]迄今為止,徐全先生仍不時在報端發表關於國殤聖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期待他能於明年(2025)抗戰勝利80周年時,或是出版《國軍抗戰紀念碑考》續編,或是在彙整新舊內容並增補相關資料(如山東「山海重光紀念碑」可參考李先良《魯青抗戰紀實》一書)後,按原先省區或中央、地方各軍系排列,刊行《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增訂本,有厚望焉!
注解
[1]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46。
[2]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83-284。
[3](編注)本圖為根據楊維真教授原稿資料製作。
[4]參見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89。
[5]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34-436。
[6]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6。
[7]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34-35。
[8]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0-41。
[9](編注)(1)圖五根據楊維真教授原文資料製作,《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第二單元介紹了分布18省份的76座陸軍國殤聖域建築,其中「綏遠」為中華民國原省級行政區名,今屬內蒙古自治區;省會「歸綏」即今呼和浩特市。(2)製圖使用的「維基共享資源」地圖,大致符合由1945年至1954年間的中國大陸疆界與行政區域劃分;圖中有綏遠、熱河及之後獨立的蒙古(灰色顯示)等塞北四省,興安、嫩江等東北九省以及西康省等行政區。
[10](編注)圖六根據楊維真教授原文資料製作。《歷雨迎鋒》介紹的76座國軍紀念碑,其中一座為「中央軍」與「西北軍」合祀,故計0.5座。
[11]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55-56。
[12]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61-62。
[13]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141。
[14]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80-86、87-91、278-279。
[15]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52-253。
[16]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54-260。
[17]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56-459,「附錄」就列了36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