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連結】賣電影廣告的老兵「蝦猴春仔」：二戰與台籍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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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昱佑撰寫

1937年，日本關東軍意圖扶持實力派軍事領袖宋哲元，將華北「特殊化」，以利在「九一八」事件後進一步發展北方勢力。然而，事態發展未能如願，「盧溝橋事變」使中日兩國矛盾擴大，最後爆發全面戰爭^[1]。從那時起，日本便有了前所未有的軍事人力需求，作為帝國臣民一份子的台灣人，於是開啟漫漫從軍路。不過，此時前赴中國戰場的台灣人，多從事搬運軍需品與種植軍糧、蔬菜等後勤工作，屬於無須至前線廝殺的「軍伕」。^[2]

1941年，日本奇襲夏威夷珍珠港，開啟「大東亞戰爭」^[3]。戰事擴張使軍事人力需求又一次增加，在日本政府首先在內地^[4]不斷修改《兵役法》增加兵源，具體作為包括：調整役男年齡範圍（將原先的18歲至25歲，擴大為17歲至45歲；1945年更擴大為15到60歲的男子及17至40歲的女子皆有服兵役義務）、使除役者再次服役（如：1943年修正的《兵役法》即規定：40歲到45歲內地男子，需要再次服役）等^[5]。然而即便如此，仍無法滿足日益增加的軍事人力需求，殖民地台灣很快遭捲入這股浪潮。台籍從軍者所被分配到的工作，自此時起不再僅僅是後勤「軍伕」，口譯、偵查、維持佔領地治安等「軍屬」任務陸續增加。此外，派遣地區也不再以中國為主，而是逐漸向南洋轉移。到了1942年以降，殖民政府開始以募兵名義，使台人「自願」成為正式軍人，1945年後則進一步改採徵兵制^[6]。

自1942年到終戰，大量「台籍日本兵」奔赴東南亞與同盟國作戰，也因此成為該時期不少台籍青年的歷史記憶。據1973年日本厚生省統計，整場戰爭中共有207,183名台灣人分別以軍伕、軍屬或正式軍人身分奔赴戰場，而死亡人數則落在30,304人左右^[7]，若依當時總督府統計，戰時台灣壯年男性約僅有130餘萬^[8]。而若僅計算青年，則有超過20%遭到戰事席捲！

志願兵「自願」出征

1942年日本陸軍第一次在台灣徵志願兵，報名人數高達426,000人，最終正式成為軍人者則僅有1,100餘名，此後幾屆亦均呈現「僧多粥少」情形^[9]。若僅由官方數據觀之，似乎容易令人斷言：「皇民化」心戰極其成功，台灣青年熱血從軍報「國」！然而，真實的歷史往往多面而複雜，並不可一概而論。1937年由小林躋造總督開始在台施行的「皇民化」政策^[10]，利用警察、保甲監督與給予戰時管制品等「寬嚴並濟」策略，成功塑造「當兵是義務、是光榮」的社會風氣^[11]。

曾任「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吳申安先生提及他因參與地方治安組織而收到「志願兵通知單」，由於受通知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前往報到，令其感嘆生命不過值通知單郵資一分五釐！^[12]有著相似經歷的簡傳枝先生則回憶到，自己是因為父親在郡役所工作，而不得不「自願」。當時還因身高僅158公分，判斷自己不會被錄取而放心地參與考試，卻意外奔赴南洋^[13]。較接近自願的鄭春河先生則因為是郡役所人員而收到通知，他個人認為作為公務員，遭遇國難應當挺身而出，但事後回想，也很難界定自己的心態究竟是否屬於自願^[14]。這些故事立體化了台灣青年從軍過程與「自願」背後的複雜性，也還原了鄭輝先生奔赴戰場前與「宏德剃頭店」老闆夫婦臨別的心境。

戰後悲歌

1945年戰爭結束，「台籍日本兵」一下子從日本人變為中國人，不僅面對認同衝擊，更遭受「為虎作倀」、「漢奸」等質疑。鄭春河先生便曾在「二二八」後遭軍法處訊問：「為何去當日本兵？」而後更遭送至「台灣生產教育實驗所」接受四年感化教育^[15]。在戰場上更有173位「台籍日本兵」遭到美、英、法、荷、澳、中等國以戰犯罪向國際起訴！罪名包括虐待戰俘、不法殺害當地人民、強制勞動、掠奪或破壞財物等。其中有至少26名，因在從事軍方口譯、看管盟軍俘虜時行為不當，戰後遭起訴為B、C級戰犯，判處死刑或在裁判期間因不堪凌辱而自盡^[16]。

鄭輝先生在戰後留給鄉人印象最深者，是他以自製鐵皮喇叭為《紅巾少年團》、《櫻花戀》等電影宣傳的聲音。這兩部電影都是以1950年代的韓戰為背景，也都可以說是親美陣營國家「文化冷戰」^[17]的宣傳工具。然而，對於徬徨於自己究竟是哪一國人、應當效忠哪個國家的「台籍日本兵」而言，或許只有他們才能真正感受電影中那跨越國族、單純且炙熱的英勇與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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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李玉等編著，《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2015）〈第七章 重探七七盧溝橋事變〉。

^[2]陳柏棕，〈日治時期台籍日本兵任務及其境遇之探討―以分派至中國、南洋戰區為例〉，《新北大史學》第4期 （新北，2006）頁33-53。

^[3]「大東亞戰爭」是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標榜為解放受西方人殖民的東亞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發起戰爭所產生之歷史名詞。由於該詞彙帶有一定色彩之軍國主義，今多用以美國為首之同盟國立場的「太平洋戰爭」一詞替代之。惟本文所討論之史實，實際上發生於東亞地區較太平洋地區為多，故仍採戰時日方用詞。

^[4]係指二戰期間，「大日本帝國」境內，相對於朝鮮、台灣等殖民地，滿洲、華北、華中等魁儡政權或控制地之外的日本本土。

^[5]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頁230-234。

^[6]陳柏棕，〈日治時期台籍日本兵任務及其境遇之探討―以分派至中國、南洋戰區為例〉。

^[7]林佳蓉，〈教科書中沒有的歷史──臺籍日本兵之研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十期（台北，2011），頁73-84。

^[8]台灣總督府，《[昭和十七年]　台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44）頁19-20。

^[9]林佳蓉，〈教科書中沒有的歷史──臺籍日本兵之研究〉。

^[10]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11]蔡慧玉訪問、吳玲青紀錄，〈吳申安先生訪問記錄〉，1995.6.25，收錄於：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12]蔡慧玉訪問、吳玲青紀錄，〈吳申安先生訪問記錄〉，1995.6.25。

^[13]蔡慧玉訪問、吳玲青紀錄，〈簡傳枝先生訪問記錄〉，1995.6.27，收錄於：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

^[14]蔡慧玉訪問、吳玲青紀錄，〈鄭春河先生訪問記錄〉，1996.2.8-1997.5.12，收錄於：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

^[15]蔡慧玉訪問、吳玲青紀錄，〈鄭春河先生訪問記錄〉。

^[16]李展平，〈失去祖國：台籍日本兵的大東亞戰爭〉，《歷史月刊》246期（台北，2008）。

^[17]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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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一、史料

台灣總督府，《[昭和十七年]　台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44。

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口述歷史專刊1：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申相玉導演，電影《紅巾少年團》（빨간 마후라），漢城：申氏電影公司，1964。

Joshua Logan導演，電影《櫻花戀》（Sayonara），Burbank: Warner Bros.Pictures, 1957.

二、專書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李玉等編著，《重探抗戰史》，臺北：聯經，2015。

三、論文

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

李展平，〈失去祖國：台籍日本兵的大東亞戰爭〉，《歷史月刊》246期（台北，2008）。

林佳蓉，〈教科書中沒有的歷史──臺籍日本兵之研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十期（台北，2011）。

陳柏棕，〈日治時期台籍日本兵任務及其境遇之探討―以分派至中國、南洋戰區為例〉，《新北大史學》第4期 （新北，2006）。

四、網路資源

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本系列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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