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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三):細菌部隊不只「731」

圖一 伯力審判庭上,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第643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正在作證。[1]
圖一 伯力審判庭上,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第643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正在作證。[1]
本文是系列的第4篇,本系列目前有6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日本細菌部隊

本文為作者所著〈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由蘇聯軍事法庭之審判紀錄談起〉之修訂版;原文刊於《近代中國》,第59期(台北,1987.06),頁155-181。

圖一 伯力審判庭上,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第643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正在作證。[1]
圖一 伯力審判庭上,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第643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正在作證。[1]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回調作戰

根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一九四二年日軍對華細菌攻擊行動的準備工作極為詳盡完備。為此,日本帝國大本營曾於是年五月在東京召開一項秘密會議,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亦奉命參加,會後石井返回平房駐地,當天便邀集部隊幹部舉行會議,會中並就此次所謂「遠征」行動,作成多項決議,石井部隊長並責成第二部(即細菌實戰或實驗部)部長村上隆中佐,擬具此次對華細菌戰之詳細作戰計劃。[2]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晚庭之記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稱:「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第731部隊長石井中將召集部隊全體負責幹部舉行會議,當時他向我們宣布,很快就要派遣遠征隊到華中去,以期探究使用細菌武器的最好方法。這支遠征隊是遵照日軍參謀本部所下命令組成而派出的。其主要任務是要研究所謂地面傳染方法,即在地面施放細菌的方法。隨後關東軍司令官下令責成專門派遣一個遠征隊前往華中,根據這一命令,第731部隊長石井中將又召集本部隊全體幹部舉行會議,當時他向我們說明應如何具體進行此次遠征,並責成第二部部長村上中佐去擬定這次遠征的計劃。」

「這次遠征隊人數規定為100至300人,決定要採用的為鼠疫、霍亂及副傷寒三種細菌。從六月底到七月初,這支遠征隊分成好幾個小隊,分別搭乘飛機和火車抵達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的駐地。這支遠征隊的細菌戰行動,應與日軍在華中浙贛一帶的動作同時進行。行動原定於七月末開始,但因日軍在浙贛採取戰略退卻(即所謂「回調作戰」),而稍有推遲,所以細菌戰行動在八月底始舉行。第731部隊派往華中的這支遠征隊,暫時是以『榮』字部隊為基地,並在那裡建立一些據點。這次細菌戰行動,是在浙贛的玉山、金華及浦江一帶進行的。在此次行動完畢後,我方才知道當時是用撒放的方法,對中國人實施了鼠疫、霍亂及副傷寒症的攻擊細菌。鼠疫是用跳蚤傳播的,而其餘的細菌則是直接將其撒放於蓄水池、水井及河流中。我僅知道此次細菌戰行動,完全是按照計劃進行,但這次行動的詳細進程我並不太清楚,但從石井將軍口中得知,這次作戰行動甚為成功。」[3]

被告川島清少將並稱,他曾閱讀過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將責成第731部隊派遣「遠征隊」前往華中進行細菌戰之命令。[4]此外,根據另一被告,第731部隊細菌製造班班長,即「柄澤班」負責人柄澤十三夫少佐之供詞,在石井四郎中將與遠征隊開拔之前,他曾奉直屬長官鈴木少佐之命,生產了130公斤的副傷寒及炭疽熱細菌,用以支援該遠征隊,至於其他各種細菌則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提供。[5]有關此一事實,被告川島及佐藤之供詞完全証實。此外,石井部隊第二部之「田中班」則特別為此次遠征行動而繁殖一批跳蚤。至於細菌及其他必需器材,均分批以火車和飛機運抵南京駐地,俾供此次細菌戰行動之用。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八日晚庭之審判紀錄,一名親身參與此次細菌戰行動的証人,前第731部隊第643支隊衞生兵古都良雄供稱:「前往華中行動的遠征隊的主要任務,是在玉山城一帶對中國軍隊和平民進行細菌破壞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間,第731部隊派出一支由120名官佐及雇員所組成的隊伍,乘火車從哈爾濱出發,首先開到日本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總部的駐地南京市,當時該總部部分官佐和士兵加入我們的隊伍,結果我們這支遠征隊的人數,便增加到150、60人。」

「我們這支遠征隊當時進行的工作,就是用傷寒和副霍亂病菌污染蓄水池、水井、建築物的辦法進行細菌攻擊。第731部隊第四部所生產的上述各種細菌,供應這支遠征隊使用。這一大批細菌被裝在原盛放蛋白消化素的玻璃瓶中,然後再分別裝箱。箱子上並特別標明『給水』的字樣,再空運到南京。當這批細菌抵達南京後,我們便將細菌分別裝到一種盛水的鐵罐中,隨後便將這種鐵罐連同玻璃瓶,一併用飛機運到預定進行細菌戰之地點。細菌戰攻擊行動,就是將這些鐵罐和玻璃瓶投入水井、池塘、河川及附近村舍內,我也參加了這項工作。」[6]

 圖二、三 石井四郎(圖二)是731部隊的創始人,1942年8月北野政次(圖三)接替他擔任部隊長。(來源:維基百科1、2)
圖二、三 石井四郎(圖二)是731部隊的創始人,1942年8月北野政次(圖三)接替他擔任部隊長。(來源:維基共享資源12,公有領域)

以上係曾參加一九四二年夏對華細菌戰之前石井部隊人員之供詞,說明日軍在所謂「浙贛行動」中,對中國軍民所進行戰的詳細過程。根據蘇聯法庭紀錄指出,証人古都良雄並在法庭上透露一件日軍的惡行,古都供稱:「當時在戰地(指浙贛戰區)設有兩處中國戰俘營,收容了將近3000名中國俘虜,當時我們遵照石井將軍之命令,做好3000個饅頭[7],經過冷却後,我們就用針藥將傷寒或副傷寒病菌注入這些饅頭中,然後由通曉華語的翻譯官春日,將這些饅頭分送給所有中國戰俘享用。隨後便將他們全部自戰俘營中䆁放,目的是要引起傷寒和副傷寒的流行。此外,另遵照石井將軍的指示,遠征隊人員用麵粉作出蛋形及其他形狀,就將這3、400塊餅乾交給別動隊人員,他們就當作彷佛是遺忘的食品,遺留在中國老百姓家中,或擲在院落牆角、樹林下,或是行人休息地點等地,讓無知的中國人撿來食用,俾能造成瘟疫流行。」[8]

經由這段供詞,充分說明日軍在中國的罪行。這名前731部隊第643支隊的衞生兵古都,在蘇聯法庭上答覆檢察官詢問時表示,遠征隊還將此一贈送饅頭給中國戰俘之舉,當作一種「慈善事業」而拍照留念。[9]日軍這次對華細菌戰攻擊行動,曾使浙贛一帶造成瘟疫流行。根據法新社引述鮑威爾的說法,「該部隊所使用的炭疽熱和其他細菌,目前仍污染中國大陸數十個地區,主要是浙江省。」[10]又根據某期《浙江月刊》之報導指出,不少學生在浙贛地區流亡時,因誤飲染有鼠疫、傷寒細菌的水而不幸喪命者,使人很難不懷疑是日本細菌部隊所為!

識破奸謀

根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之供詞證實,日軍的華中「防疫給水部」,即隸屬於所謂「支那派遣軍」的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或稱「多摩部隊」),此部隊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浙贛行動」中,積極支援第731部隊之遠征隊的細菌戰行動。根據十二月廿七日早庭之審判紀錄,曾任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頭子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11]指出,「在『浙贛行動』中,『榮』字第1644部隊曾派出部份人員,協助該遠征隊進行此次行動。例如,提供此次遠征隊相當數量的鼠疫跳蚤,以便傳染黑死病。同時,當遠征隊扺達南京時,便暫時住在『榮』字第1644部隊的營房內。」[12]

此外,根據十二月廿九早庭之紀錄,另一名証人曾擔任「浙贛作戰」主力的第十三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13],詳細說明了此次行動。三品供稱:「浙贛行動是於一九四二年舉行的,這次軍事行動是遵照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秦彥將軍[14]命令而舉行的。此項命令是一九四二年三月頒發的,命令指示,此次行動之目的,在於消滅中國方面的兵力,也就是要消滅『重慶派』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集中在浙贛鐵路沿綫金華、龍游、衢縣及玉山一帶的中國兵力。

參加此次軍事行動的,包括第13軍全部,再加上司令部在漢口的第11軍部份部隊。此外,還有若干特殊部隊被派來輔助此次行動,配屬於第13軍的那支特種的細菌部隊,是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所組成的。石井四郎將軍和二、三名醫官,是在八月廿四或廿五日抵達戰地的,當他們到達後,就在第13軍司令部召開一次秘密會議,與會者除石井四郎少將外,還有第13軍司令官、參謀長及作戰課長等人。石井少將當天吃過午飯後即搭機返回南京,然而同機而來的那幾名官佐卻仍留在部隊上。因為當時我在第13軍任職,所以我才知道這幾名留下來的官佐,曾與先頭部隊的防疫人員,一起在前線撒播鼠疫細菌。本軍團司令部由衢縣撤退到了金華,停留兩星期後,就於八月十八、十九日開往上海。」[15]

三品隆行大佐之供詞與前文《日軍在中國方面作戰記錄》雖略有出入,惟大致相符,但日軍細菌戰陰謀仍為中國所識破。証人前第13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供稱:「我在九月間曾收到一份前線戰鬥部隊俘獲中國軍隊的文件,這份文件是我方某部隊,在佔領一個番號不明的中國軍隊師部所在地繳獲的。據我所記得,該文件所註日期是九月份,這是中國某軍部用無線電發給師長的命令。這項命令上是說日軍在浙贛地區行動的部隊,在實施撤退時曾在衢縣一帶用鼠疫污染過地面,並說必須特別注意到這點,應該採取預防之辦法等。」

「這項命令是用油印機印的,命令上特別強調指出日軍行為之殘暴本質。我將此一文件所載之事,呈報第13軍司令官及參謀長。他們在看完我的報告後,簽了一個閱字表示他們已看過此文件,但未作任何其他表示。因此我雖未曾親眼目睹此次細菌戰行動,不過根據石井將軍與第13軍司令官在十二月廿四或廿五日舉行會議,並將第731部隊3名官佐留在第13軍內,以及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派去一批防疫人員到第13軍來工作等事實,都使我有理由作出一項結論,這次軍事行動是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在石井將軍等人的一般領導下而進行的。」[16]這是前日本「支那派遣軍」第13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之供詞。

經由這些供詞均証實,日軍在中國進行的細菌戰是一種違反人道而且極其危險的行為。根據近年西方之報導可知,中國若干城市至今仍受到這些具有強烈傳染性細菌之危害。但是石井四郎等一眾日本軍閥,卻從不為他們所幹下傷天害理的勾當表示懺悔。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早庭之審訊紀錄,代表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督導第731部隊細菌生產技術業務之被告,前關東軍醫務處長梶塚隆二中將,在蘇聯軍事法庭有這麼一段令人髪指的對話,𧫴照錄於後:

(蘇聯國家公訴人)問:「我要指出你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所供述而記載在案卷第8卷第105頁上的一段話,當時你曾說:『我証實第731部隊確實曾使用細菌武器,對付過中國軍隊以及中國內地之平民。毫無疑問,這種武器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攻擊手段,然而在日本人看來不過是一種實驗手段。』請你解釋一下,你說『在日本人看來是一種實驗手段』,究竟是指什麼呢?

(梶塚中將)答:「我這樣估計,是說當時這種武器的效力還未完全查明,所以當時所進行的是判明此種效力的實驗。」

問:「你的職業是醫生嗎?」

答:「是的。」

問:「雖然按照職業而言,你是一個醫生,也就是從事人道事業的一份子,而你當時以這種使用千萬鼠疫跳蚤對付中國平民行動,祇是一種實驗嗎?」

答:「當然,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試驗。」[17]

以上是被告關東軍醫務處長梶塚隆二中將之供詞,這名毫無人性的日本軍醫,竟將這種以細菌武器攻擊中國人的行為說成是「一種實驗」,正如今天日本政府將二戰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進出中國」如出一轍。難怪若干曾在第731部隊工作之戰犯及未死餘孽,至今並不認為他們當年所作所為有什麼不對。[18]

南洋之「防疫給水作戰」

根據日本人的自白,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為止,日軍在國外共設有5支非機動性的「防疫給水部隊」(即擁有固定駐地的細菌部隊)之單位,亦即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哈爾濱平房的第731部隊)、關東軍獸疫預防部(即位於長春孟家屯的第100部隊)、華北防疫給水部(位於北平)、華中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南京的「榮」字第1644部隊)、華南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廣州的「波」字第8604部隊)以及南方防疫給水部(位於新加坡)。這5支擁有固定駐地的防疫給水部隊,分別配屬於5個方面軍,並統一由關東軍司令官指揮,另外還有機動性防疫給水部隊,分別配屬至各戰鬥單位,由各部隊長直接指揮逕自進行細菌戰行動。[19]

圖四、五、六 2018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終於公開,由厚生勞動省轉來的關東軍軍馬獸疫預防部(第100部隊,又稱關東軍馬匹防疫廠)、華北防疫給水部(1855部隊,日方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南方防疫給水部(9420部隊)的留守名簿。不過華中防疫給水部(1644部隊)、華南防疫給水部(8604部隊)的留守名簿,至2019年日本官方仍不願意公開內容。(下載自戦争と医学研究所)
圖四、五、六 2018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終於公開,由厚生勞動省轉來的關東軍軍馬獸疫預防部(第100部隊,又稱關東軍軍馬防疫廠)、華北防疫給水部(1855部隊,日方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南方防疫給水部(9420部隊)的留守名簿。不過華中防疫給水部(1644部隊)、華南防疫給水部(8604部隊)的留守名簿,至2019年日本官方仍不願意公開內容。(來源:戦争と医学研究所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法庭之審判紀錄,証人前關東軍副參謀長兼作戰課長松村知勝少將供稱:「當時我所得到的消息,實際使用細菌武器一事,是要靠各部隊及其支隊內那些專門幹部去完成。換言之,在有必要之時,上述部隊及其各個支隊,就應該抽調出相當數量的專門人員,並將一些平時就已受過(細菌戰)專門訓練的士兵由他們去指揮……,若是平時就被派到細菌部隊各支隊去工作,或是被派到日軍部隊或軍團中,設有防疫給水部隊內去工作。若在戰時,他們就應派去使用細菌武器。」[20]

由松村少將之供詞可知,進行細菌戰實際行動,多半還靠各戰鬥部隊内的「防疫給水」單位,或已在細菌部隊受過專業訓練之幹部或士兵來執行,當然各細菌部隊有時會派遣「別動隊」人員前來協助。因此二戰期間日軍的細菌部隊,除前述已曝光的數支部隊外,各戰鬥部隊仍有附屬之「防疫給水部」及「軍馬防疫部」,這都是日軍負責細菌作戰的單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乘勢向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爪哇及中南半島等地進犯,一方面切斷中國對外交通線,一方面奪取西方各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根據日人的自白可知,此時,在南方戰線上的日軍亦同時進行所謂的「防疫給水作戰」,亦即「細菌作戰」。「事實上,也有若干第731部隊與孫吳支隊曾奉『關特演』作戰命令南下,十二月八日秘密抵達台灣。」[21]此外,根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書中明白指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進犯香港之日軍中即包括特種部隊「防疫給水部二、軍馬防疫部一部」之單位[22]。毫無疑問在日軍入侵香港時,曾有3支細菌單位隨行。而一九四五年四月戰爭末期,日本帝國大本營準備對中國四川大後方進行攻擊時,曾要求特別增加「防疫給水部隊」和「軍馬防疫部隊」[23],顯示日本準備或已對四川大後方進行細菌戰行動了。根據以上各種事實顯示,二戰期間日軍進行的細菌戰,絕非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招供的那幾樁。

根據日本學者森村誠一的報導指出:日本《大塚藥報》連載中的〈竹舟記〉,敍述華南防疫給水部[24]所施行的細菌戰實況如下:〈竹舟記〉的主角是戶山藥劑官,他曾於一九四四年春季展開的湘桂作戰[25]中,目睹日軍士兵「傳染病患者激增」的情形。「傳染病房經常人滿為患」,死亡人數亦逐日上升。某日戶山與久別的戰友、任航空隊操縱士官的杉田陸軍少尉重逢,杉田告訴他一個驚人的事實,說自己曾「奉參謀本部命令」在長江上游投擲為數不少的霍亂菌炸彈。戶田和杉田都明白投擲細菌炸彈的命令,乃是他們都認識的「磯貝少佐」所下達的。戶山認為「目前中國軍隊的受害情形尚不得而知,但日軍的損失卻極其慘重,單就戶山所在的江岸醫院而言,每日就有十幾人死亡。」因此,杉田少尉就說:「看醫院情況,我們不難了解,這種作戰方式若不儘早結束,則日軍會首先遭殃。以士兵人數而言,雖說是打仗,亦屬瘋狂舉動。」二人便雙雙趕往司令部,希望向磯貝少佐申訴中止細菌戰之看法,未料磯貝卻派赴緬甸,因此𨍭向吉田軍醫大佐報告。

聽完他們的申訴後,吉田大佐說:「你們也知道磯貝是軍醫學校的教官,而且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第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的愛徒,也就是說,他是防疫給水部的一顆寳石。如今他已派赴緬甸戰線,在那邊艱苦的環境中,希望他能順利完成任務。」對於戶山與杉田之申述,吉田大佐竟答道:「可是戰果遠超出你們的想像,至於友軍受害這也是不得已的。正如剛才我所說的,未獲得最後的勝利,一切都是徒勞,為驘得勝利就得不擇手段,你們了解嗎?」

這是《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引用〈竹舟記〉,伊東行雄的一篇報導,用以說明一九四四年春,日本所謂「南支派遣軍」的「防疫給水部」,即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在湘桂作戰時對中國進行細菌作戰,未料日軍本身反而遭到毒害的真實情形。森村指出,「觀其描述細菌戰情節之逼真,因此戶山很可能就是作者(伊東行雄)之化身。」[26]一九四四年春,在湘桂作戰日軍對華進行細菌戰行動,〈竹舟記〉寫出中國方面受害情形如何,「民國33年春,由於虎列拉(霍亂)流行,桂林天天都有人病死,門前經過的出殯行列不斷。」這也是先父當年因投考陸軍大學,在廣西桂林親眼目睹之慘況。

此外,《惡魔之飽食》一書作者森村誠一曾提到,「至於磯貝少佐飛往緬甸之目的何在?令人費解。但是《竹舟記》文中軍醫大佐吉田曾有「磯貝是軍醫學校教官,且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長石井四郎的愛徒。」[27]之說法,因此軍醫少佐磯貝前往緬甸倒底幹什麼勾當便昭然若揭了。

結語

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曾向其部屬透露,由於日本缺乏充分的金屬礦藏和原料,所以必須進行新武器的開發,而細菌武器就是其中之一,況且世界列強在這方面都有相當進展,因此日本絕不能落後云。毫無疑問日軍在對華浙贛行動、常德行動,以及諾門罕的對蘇作戰中使用細菌武器,都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至於它是否合乎國際公約,是否違反人道,對環境污染等後果,都不在其考慮的範圍。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和東南亞戰場的戰爭犯罪罄竹難書,難怪曾於「九一八事變」和浙贛行動面對日軍的王鐵漢將軍,晚年在與筆者談及日軍暴行時,仍義憤填膺耿耿於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日本軍方下令立即銷毀各細菌部隊,然而細菌部隊遺棄的各種病毒及帶菌體,卻為中國東北各地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先入東北的蘇聯紅軍不得不要求中國,儘速派出防疫人員前來協助防疫。戰後為取得日軍細菌戰研究成果,美國不僅保護石井等人免受戰犯追訴,而且取得日本細菌資訊的美軍,在後來的韓、越戰爭中竟一再使用,特別是一九八○年代,美軍在越南使用的「橙劑」,對越南的餘毒至今未消。最近俄烏戰爭中發現多所美軍生物實驗室,細菌戰的陰影自然引起各國的高度關切。

圖七 1945年8月8日,蘇聯透過廣播宣布對日作戰,並同時從北、東、西三個方向進攻滿洲。10日,日本大本營下達命令,指示萬不得已時可放棄滿洲,但關東軍為了維護「皇軍之花」的王牌形象,不肯投降。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開宣布投降,但關東軍仍以沒有收到停戰命令為藉口,繼續抵抗。17日,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見敗局已定,始向蘇聯提出停戰談判請求。此圖即是關東軍總部代表與蘇聯外貝加爾前線代表進行停戰談判。[28]
圖七 1945年8月8日,蘇聯透過廣播宣布對日作戰,並同時從北、東、西三個方向進攻滿洲。10日,日本大本營下達命令,指示萬不得已時可放棄滿洲,但關東軍為了維護「皇軍之花」的王牌形象,不肯投降。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開宣布投降,但關東軍仍以沒有收到停戰命令為藉口,繼續抵抗。17日,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見敗局已定,始向蘇聯提出停戰談判請求。此圖即是關東軍總部代表與蘇聯外貝加爾前線代表進行停戰談判。[28]

注解

[1] 圖一、圖七出自《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在爭取自由鬥爭中─К 70-летию разгрома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 и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粉碎日本軍國主義70周年》,此書為黑龍江出版集團(哈爾濱)與俄羅斯島出版社(符拉迪沃斯托克)共同出版。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

[2]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審訊紀錄,蘇聯國家公訴人斯米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8;另見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0。

[3] 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0-271。

[4] 同註2,頁271。

[5]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四卷,頁44;另見十二月廿六日,被告川島清少將受審紀錄,「審判材料」,頁61。

[6] 十二月廿八日晚庭審訊紀錄,証人古都良雄供詞,「審判材料」,頁380-381。

[7] 蘇聯法庭檔卷稱是燒餅。

[8] 同註5,頁382。

[9] 同註5,頁382。

[10] 見一九八二年月廿八日,法新社,東京電。

[11] 佐藤被蘇軍俘虜時為關東軍第五軍醫務處長。

[12]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26-327。

[13] 三品被蘇軍俘虜時為關東軍第29師團的參謀長。

[14] 經查所謂「支那派遣軍」司令官: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為畑俊六大將、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岡村寜次大將,並無秦彥者。

[15] 十二月廿九日早庭審訊記錄,証人三品隆行大佐供詞,「審判材料」,頁420-422;另見案卷第6卷,頁307。

[16] 十二月廿九日早庭審訊記錄,証人三品隆行大佐供詞,「審判材料」,頁422-423。

[17]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6-317。

[18]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86-189。

[19]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170;有關細菌部隊實際作戰配屬情形,詳見十二月七日審訊紀錄,証人松村知勝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141。

[20] 同註18。

[21]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32。

[22] 見《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頁58,附表。

[23] 同註21,第二卷,頁100。

[24] 即曾由被告佐藤俊二少將所主持的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

[25] 日軍代號為「登」號作戰。

[26]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171。

[27] 同註25,頁174。

[28] (編註)圖說參考〈日本王牌「關東軍」為何淪為逃跑兵團?〉撰寫。

本系列上下篇
<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二):江南地區大規模細菌戰攻擊輸送「活體實驗材料」──由「特扱移」談日本細菌部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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