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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中國戰俘: 《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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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封面。
圖一《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封面。

書名:《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
作者:粟明鮮
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2
出版地點:北京

圖一《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封面。
圖一《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封面。

文/賈誌承撰寫、編版
圖/賈誌承翻拍自《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

許多人對太平洋戰爭的始末略知一二,可是鮮為人知的是,在這烽火連天三年餘的時間裡,有一批來自中國的抗日軍民被俘虜到了拉包爾(Rabaul)。

拉包爾是新不列顛島中的主要城市,位於西南太平洋,澳洲的右上方。因為三面環山、港闊水深、易守難攻,位置上是箝制美澳勢力的絕佳戰略點。日軍看中拉包爾的這些優點,在當地建立戰略基地,成功地在半年內橫掃東南亞,一步步推進它的「大東亞共榮圈計畫」。

但是擴張地盤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支援;為了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日軍將腦筋動到了戰俘身上,於是中國、英國、美國、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國的俘虜就陸續被送到新不列顛島上作苦工。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失去太平洋海戰中的主導地位。同時盟軍開始以輪番空襲,癱瘓日軍在拉包爾的軍力;日後的跳島戰術,更是成功地壓制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制海權和制空權。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物資缺乏是必然的結果。日軍在島上形同困獸,但首當其衝的,卻是戰俘。

1942年底,被運到拉包爾的中國戰俘共1504人。中國戰俘主要分兩批從上海送往拉包爾,其中包括從南京老虎橋監獄轉來的,堅守四行倉庫的孤軍和屬於敵後游擊部隊的忠義救國軍,也有從浙江轉來的,浙贛會戰中被俘的官兵。

這兩批人在1942年12月底從上海出發,因為當時日本已經喪失制海權,部份船隻必須繞路。四個星期的航行中,戰俘承受了飢渴、傳染病與勞役之害,但抵達拉包爾之後,生存條件反而更差。

戰後曾經堅守四行倉庫的戰俘朱云少尉在給朋友的信裡,描寫當時拉包爾的情況是「蘆葦為舍、食無近糧,且無蔽體之衣,側耳所聞異人言語,日未曉則出外,服役深夜仍不得休。」[1]不僅如此,在一些營中,還有槍斃三日以上無法工作者的規則;時不時的盟軍轟炸,也讓戰俘們面對更大的生存危機,傷亡者不計其數。

圖二  1945年8月28日,八所戰俘集中營地,澳洲大兵W. A. Petrie,患腳氣病和營養不良症。
圖二  1945年8月28日,八所戰俘集中營地,澳洲大兵W. A. Petrie,患腳氣病和營養不良症。

二戰末期日軍節節敗退,海運被封鎖,糧食、醫藥供給不足等問題愈加嚴峻,於是日軍開始坑殺戰俘。執行方式有許多種,槍斃、刺刀刺死、毒殺或是活埋,例如惡名昭彰的山打根死亡行軍。所幸1945年9月,澳軍在對方的毒殺計畫尚未執行前,拯救了拉包爾附近營地以及海島上倖存的748名(不及原先總數的一半)中國官兵,以及813位平民。澳軍為戰俘們提供了不少救濟物資,包括配發武器、訂製冬衣、救治傷殘以及供應糧食等等。這些生還者後來也成為拉包爾臨時審判庭的重要證人。

圖三  1945年9月17日,拉包爾Kumumia Yama中國戰俘營門外,重獲自由的中國戰俘喜出望外。
圖三  1945年9月17日,拉包爾Kumumia Yama中國戰俘營門外,重獲自由的中國戰俘喜出望外。
圖四  1945年9月17日,拉包爾,獲澳救援的三位四行倉庫孤軍戰俘,中間為朱云少尉。
圖四  1945年9月17日,拉包爾,獲澳救援的三位四行倉庫孤軍戰俘,中間為朱云少尉。

遣返之路漫漫

儘管被救援的當下戰俘們喜悅非常,他們的遣返之路卻遙遙無期。中國戰俘們聚集到卡拉維亞灣(Karavia Bay)建立新營區。營區中,中國官兵分為兩大隊,其他由廣東來的平民勞工則編為「廣東民眾大隊」,在營中一同等待遣返;殊不知一等就是兩三年。

戰後中國的軍艦已經全軍覆沒,即便收日本艦艇,也只有小型淺海船艦,沒有遠洋能力。面對此狀況,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希望澳洲政府能協助遣返,然而澳洲也沒有多餘的船可幫忙運輸。於是這個「遣返皮球」從中國踢向澳洲,踢向英國,英國又踢到美國,美國再踢回澳洲。來回踢了一圈,這些戰俘跟著等了四個月而一無所獲。

這些滯留拉包爾的戰俘看到別的戰俘都被接走,以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鄉了,心中騷動難以撫平,時有動亂,加上官兵內鬨[2]土著士兵射殺中國人[3]這些治安問題,對澳軍來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治安上,近1600名待遣返的中國人都帶來極大的壓力,最後也只得同意撥船遣送他們回國。

經過許多努力,回家的船終於找到了!但是要先送平民還是先送官兵、香港的港口給不給停等等問題,公文往來確認,又耗費多時。終於,在1946年12月21日下午3點15分,Reynella號啟航離港。但在當地目送Reynella離去的420位官兵又苦苦等候了7個多月,才在1947年的8月2日搭上另一艘船回到家鄉。

二戰勝利後,中國內部緊接著內戰,國勢的積弱與貧困國際間有目共睹;因為知道債款大概率還不出來,於是遣返國民就成為燙手山芋;僅僅是中國對澳洲的欠款──包括各種救援物資、藥物以及遣送費等,就累積了高達62401镑9便士的款項。這項債務拖欠了十餘年,中國繳不出來也無心繳還。1961年,澳外交部決定註銷這筆費用,將之劃撥給軍部財務署墊付,事情才就此落幕。

政府的還債能力直接影響當地政府遣送戰俘回國的積極程度,導致部分人員滯留拉包爾的時間長達3至4年,如果算上被日軍俘虜的時間,有些人甚至有十年左右的時間,都過著身不由己、甚至生不如死的日子。戰俘為了國家奉獻了前半生,根據生還者的口述歷史,[4]他們回國之後,所得到的也不多。這些中國戰俘雖然因為戰敗被俘,但對作者而言,他們也是英雄,「也同樣值得中華民族後人的尊重與紀念。」

本書或許充斥國族情懷,但不可否認地,作者費心追查史料,深化了一般人對抗戰的瞭解,也讓戰俘後代有機會了解先輩的故事,讓這些英雄不再無名。

《南太平洋祭》說的是被送到南洋中國戰俘的故事,另外一本和二戰戰俘有關的書,《前進婆羅洲》,說的卻是臺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南太平洋祭》書中引用生還戰俘口述,提到臺籍戰俘監視員在獲得官階、日本姓名之後,對中國戰俘的態度更加惡劣。

從人道角度看,只要確有其事,施虐就是不對;但換個角度看,監控戰俘的監視員和被監控的戰俘原本不都是小人物、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小小齒輪、也都是戰爭的祭品?在日本的陰影下,他們無端成為加害與被害敵對的兩造;這些,純粹只是命運使然嗎?

數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有答案了嗎?


注解

[1]《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14日),本書第71頁。

[2] 詳見〈中國軍營管理層內訌——《南太平洋祭》(46) 〉及本書第203頁。

[3] 1946年11月23日晚,等待遣返的中國官兵派遣協助澳軍裝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救濟物資時,因誤會而爆發衝突,一名中國士兵被當地土著槍斃、另一名負傷。詳見〈土兵射殺中國兵事件——《南太平洋祭》(47)〉及本書第208頁。

[4]前孤軍田際鈿先生與李維恂先生的口述,詳見〈終於回到祖國——《南太平洋祭》(54)〉及本書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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