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朱守亮著，《回首來時路——亦圃齋主人回憶錄》，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民國97年出版。
文／朱守亮撰寫，張坤成、廖文瑋編版
圖／張坤成翻拍自《回首來時路》
【續前：國立二十二中前身是成城中學，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改為國立第二十二中學。以國立學校有公費或貸金，供吃住，一切免費。故淪陷區無依無靠、貧窮困窘學生，得有受教育機會。作者就讀此校期間，食、衣乃至於住、行記憶深刻。】
住：板凳為床穩如泰山
所謂「流亡」，就是跑來跑去，居無定所。在界首陳觀魯蘇皖豫邊區戰地失學失業訓導所、臨泉進修班，甚至進入阜陽後湖國立二十二中後，都一如其他後方流亡學校。不是借住古廟、老舊廠房，就是甚麼堡呀、舖呀、集呀、圃呀等場所。新建的，就拿漢中的老君殿來說吧。在原來的大殿及左右廂房外，臺階前的空地，中間闢為集合場，兩側則是板築的土造茅草房子。雖可居住，但也有時飄進雨絲雪花，不全能遮風蔽雨。學校結束，編入部隊後，不數月，因無人照顧，幾場秋雨，牆倒屋塌，竟變成廢墟了。
多次遷校，屋簷下、走廊上，哪裏不睡？就是安定下來，宿舍内的設備，還不是用土坯搭成北方叫「炕的通舖，上面用葦子或高粱楷編織成的「簿」，再鋪些麥楷或稻草，大家成排的擠在一起。木製架子床，雖有臭蟲，但絕對是高級享受。在安康，上下兩層的架子床，原本各睡一人。後因人多床少，再則天冷為了禦寒，兩、三年，都是睡兩人，鋪一床棉被作褥子，合蓋一床，暖得很。比起「墊一半，蓋二分之一」好多了。雖然擠，但也因此、都練就了一身好功夫，就是睡覺時，原地翻身，換姿勢，不換位置、即使睡長板凳，也絕不會掉下來。想在流亡期間，就住的方面來說，無「塵泥滲漉，雨澤下注。」已無異廣廈華屋，而舒適安逸，真的感覺是高級享受了。
記得二〇〇四年秋，與吉林同班同學見面時，文焜問我：「還記不記得在安康時同睡一被窩？」「同床共食，抵足而眠，與子同袍的美事，怎會忘記？」當時太太們也都在場聽到了。有時談到關係不尋常時，也常說：「未結婚前，我們曾睡一個被窩。」就是指此時言。
行：真正的「腳踏實地」
我自己的經驗，自從到了後方，腳是最重要的，無論到哪裏，走、走，用兩腳走。穿的鞋襪呢？有錢人的回力鞋、長統襪，時間一久，也多變成「腳踏實地的鞋」（鞋底磨光，腳踏著不折不扣的實地；而真的一步一腳印。）、「過河襪」（襪子沒有底，過河時，往上提到膝蓋，涉水至彼岸，再拉到腳底，穿在鞋子裏了。）。大多數同學，多是無分冬夏、草鞋一雙，「糾糾葛腰，可以履霜。」不僅履霜，如在寒冬，還在雪中行走呢。凍瘡磨破，化膿結疤，幾十年後，仍有寶貝印記哩。
自老家山東濟寧坐火車，經江蘇徐州到安徽宿縣；為闖日軍封鎖線，由宿縣坐馬車到蒙城，由蒙城到阜陽。接著走界首，到臨泉。隨學校西遷，由阜陽經河南南陽、湖北均州，到陝西安康。後又由安康再遷校，到城固、漢中。最後學校與教部失卻聯絡，說在重慶復校，再經廣元、劍閣、綿陽到成都。後局勢大變，由成都乘軍機經海南島飛臺灣。除到少數城市有火車、馬車、汽車、飛機外，餘則不知多少萬里，多少山川涯限，都一無所阻，而「深喜吾足力之雄健也」，想都是穿草鞋所訓練出來的吧。
二、疾病憂患
流亡學生，因為生條件太差，比如說沒有更換的乾淨衣服，睡鋪麥秸稻草的潮濕通鋪。因之，虱子滿身，睡覺時不是跳蚤鑽入耳朵，就是臭蟲爬進鼻孔。且蠅蚊成群，鼠輩橫行。又沒有洗澡習慣，不是習慣，是條件。在此情形下，疥瘡似與流亡學生劃上了等號。
除疥瘡外，在留亡期間，衛生條件不夠，蚊蟲多，睡覺又沒蚊帳。因之，營養差，抵抗力弱的流亡學生，被瘧蚊叮咬後，鮮有不被傳染瘧疾的。瘧疾雖不算什麼嚴重大病，但對營養不量，身體虛弱的同學而言，也是一大威脅。發作時，高燒、打寒顫，蓋再多棉被也沒有用。口渴，最喜歡喝滾燙的熱開水。一陣子後，燒退了，汗流了，但頭痛得要命，也感到極度疲困。每天發作的，夜間沒事了；隔天發作的，第二天也沒事了。時間一到，一天比一天難過的戲碼必重演一遍，雖不是致命病，但也搞得人臉黃黃的，眼睛陷下去，對健康有極大的傷害。
三、讀書學習
設備
在二十二中，沒什麼所謂光線好，通風佳的像樣教室。桌椅，在安康，是接收幼兒院小朋友的，太矮，不適合高個子。在古路壩，是接收西北聯大工學院的，好多了。更沒有什麼理化生物設備，甚而牆上連張地圖、掛表都沒有。聽說西遷時，高中部同學，竟把單槓的長鐵棍，由安徽阜陽，扛了好幾千里，搬運到陝西漢陰。
整個高、初中理化課，就沒有一次實驗。高二化學課時，老師從口袋拿出一條自備「煤棒」點燃，火花四射，極像現在過年時兒童所玩的「金銀火花」，全教室叫好。高一生物課，老師在教桌上解剖了一隻青蛙，記得好清楚，那把解剖刀，就是生物老師兼校醫給我開「鵝口瘡」的手術刀，鮮不鮮？
沒課本，偶爾用「石板」或「蠟紙」印成的書，高年級用後，收回，下學期再發給低年級用。晚上，必有自習，兩張桌子一併，六人或八人一桌。在安康，先是桐油捻子燈，大捻蕊兩旁點，除由焦味外，還不時爆驚人火花，。後來改煤油罩子燈，既衛生、又光亮，真是高等享受。在古路壩、老君殿也發過大蠟燭。說也奇怪，光線那麼差，竟少有近視，奇蹟吧？
自己的文具呢，能有鋼筆的太少了，多是用竹筷子綁一鋼筆尖，沾著墨盒中的墨汁（銅墨盒，中放棉花，黑墨磨成汁，浸濕棉花，隨身攜帶，極方便）抄書、抄筆記，因此，也練就一手隨時記筆記的好本領。有隻七紫三狼豪毛筆，那是寶物，美術課畫山水畫，寫寫壁報刊頭，校內外快報等，也借來借去，更是常有的事。
師長同學
二十二中老師，除滿腹經綸，且認真負責，誨人不倦外，又因也多是由淪陷區逃往後方的愛國志士，面對離開父母親人的年輕孩子，教誨的範圍，可不僅限於知識的傳授。作人處事，道德涵養，甚而生活起居，無不都攬在自己身上一肩挑。雖名為師生，卻多情同父子。用嚴父慈母，長我育我形容，當然並不為過。而友情的關愛，這時也產生了極其偉大的力量。
那時流亡的孩子，不僅不是強說愁，且僅此一「愁」字也不夠，似乎還有更多的仇、更多的恨，更多抹不去的悲慘哀痛記憶呢！也許因同呼吸、同命運、同住、同行動、同學習，年齡相當，感受接近，背景遭遇差不多，往往在感同身受，相擁痛哭，互訴衷曲後，得到紓解。所謂如兄如弟，疾病相互扶持，行動相互協助，在生活上，可以說完全打成一片，情同家人。
遷校
國立二十二中兩次遷校，第一次因日軍攻陷武漢，打通平漢線鐵路，皖北阜陽與後方隔絕，形成孤島，學校無法生存，必須西遷，目的地是陝西安康、漢陰。雖然數千里路的行程，四、五個月的時間，曉行夜宿，跋山涉水，備極艱辛，但最最使人難忘的，那該是以一分校為主第三批，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在河南韓莊的不幸遭遇日本鬼子，死傷重大的慘案了。
除死傷同學外，當時被俘的師生另有五、六十人，當鬼子想用機槍掃射，刺刀捅死時，女生指導員段開秀鎮定地用日語說：「我們是老師和學生，不是游擊隊。」不想此時，鬼子卻發現了由郭荃逢所帶，丟在宋育寅屍旁準備贈送給游擊司令的手槍，大聲咆哮：「手槍是誰的，沒人承認，統統打死。」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瘦小的女同學姜琳英，臨危不亂，急中生智，手指著宋育寅的屍體，用日語說：「我親眼看見，手槍是他帶的。」鬼子信以為真，不僅化解了另一危險的發生，也救了郭荃逢性命。時已向晚，遠處隱隱有槍聲，鬼子疑有游擊隊，不敢久留，遂把張蔭軒、王光亭、孟慕寒三位老師帶走，在場幾十人的危難算是也解除了。後來三位被帶走老師，也經學校託人打點，花錢贖回。
第二次遷校，因教育部對學校經費不能按時撥款，特別是由於安康銀行現鈔不足，駐防部隊與地方政府常無款可提，使學校經費陷於斷絕困境。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原內戰迅速發展，解放軍已攻占陝南鎮安與湖北老河口，安康、漢陰一帶，戰火可能隨時發生，人心惶惶，教學難再堅持下去，於是決定再西遷漢中。當時我因任自治會主席，學校所發路費不足，乃帶同幹部向師長陳情。最感動人者，老師及師母捐出金戒指及項鍊，變賣補助學生路費。這和二分校過平漢線西遷時，某一老師發現學生寒冷，在朔風刺骨下，脫去身上皮大衣，變賣相助，同樣令人感念。我自己也參與了帶隊工作。
在城固七星寺，停頓了一段時間，因條件太差，不能上課，不得不強佔古路壩原西北聯大工學院舊校址。我事先帶十餘自治會幹部先去分配房子，然後師生再同去強佔，儘速打開封條，搬出原工學院桌椅教具上課。被意大利傳教士視為流氓，一狀告到中央，教育部乃派督學會同城固地方首長到校調查。當天集合全體同學在大教室內，因我是自治會主席，於是站在最前面陳情：
「三年前，我們這群淪陷區苦難的孩子，哭別親人，離開故鄉，奔向阜陽，為的是讀書。沒想到三年後，為了讀書，不得不離開所謂第二故鄉安康，在二十二中校旗引導下，又默默來到了城固古路壩……」
當我哽咽吐出這些話時，聽到了隊伍中的啜泣哭聲，這感動了督學與城固地方首長，改變了流氓誤解。也因此，一分校才暫可在此，好好地上了幾個月的課。
事後國文老師說（我）講得很好，很感人；也有人說是背的高手的稿子；都不是，也沒甚麼準備。其所以如此者，大概是誠於中，非為文造情而形於外，將實情赤裸裸地傾訴出，故能感人起共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