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昔日本人．今台灣人」作者松本洽盛，現定居日本奈良，是日治末期花蓮港出生的灣生。戰後隨雙親回日本時年僅10歲，對於童年在花蓮農村生活的人情，銘記深刻，念念不忘，中年之後每年回來花蓮尋訪老友，重溫鄉居風土。本篇是介紹同為灣生的國田宏長輩，其幼年玩伴的終生好友係阿美族林秀吉長輩。2018年夏，松本氏由其女兒啟子陪同，數度至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部落訪問，完成「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一文。

林長輩受訪時92歲，精神勃勃，種種經歷記憶清晰，提問回答敘述完整，惜2020年11月過世。林氏花蓮農校畢業後，受日本宣傳為報效天皇，通過考試成為「台籍海軍志願兵」，1944年11月從基隆港登上「護國丸」[1]巡洋艦，預定前往日本砲術學校受訓，不料在九州外海遭遇美軍海雷攻擊，沉船造成約324人失蹤不明，喪生寒冬北海，其中212名是「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林秀吉是倖存的88名之一。獲救之後，林氏由陸路前往千葉縣館山砲術學校完成半年訓練，因成績優秀，未滿20歲成為艦艇機關槍手。派往高雄海軍基地船艦服役，不久日本投降，戰爭結束回鄉。（馬芬妹）

原書作者松本洽盛編按

林秀吉，日本名安村秀吉。1926年（大正15年、民國15年）出生，花蓮縣玉里鎮阿美族，畢業於玉里公學校、花蓮港農學校。18歲報名參加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高雄海兵團），前往日本千葉縣布良地區館山海軍炮術學校（特十二期練習生）學習，於長崎外海五島群島附近遭遇美軍潛水艇魚雷攻擊擊沉，漂流一夜一天，幸被搶救存活，後派回台灣高雄基地等待去南方，未成行前日本投降。

文／林秀吉口述，松本洽盛整理、廖文瑋中譯、馬芬妹校訂 、孫曼蘋編校
圖／林桂興提供

被土匪襲擊村落而分散

問：您的名字怎麼讀呢？

林：我是阿美族人，阿美族的名字叫巴奇剌 秀吉（Pacidal Hideyoshi，パチタル　ヒデヨシ），臺灣名（漢名）林秀吉，日本名安村秀吉。

問：您生於大正15年（1926年），出生後一直在村子裡長大嗎？

林：實際上是大正14年（1925年）生人，出生在第二期割稻之時，大概是秋末天氣仍炎熱之際，以前農家忙碌田地勞作，出生申報都延後，似乎是到了第二年才去辦理出生登記（笑）。

我生在樂合村。日本時代稱做落合，「落」和「樂」日語裡同音，台灣光復後改稱「樂合」。那時還是個在雜草叢生的山上，只有20戶人家的貧窮部落，住家並不是現在住的大房子，母親是小時候因原來的部落落難，隨著大人逃來這裡定住下的。

問：從哪兒逃難，為什麼逃過來呢？

林：日本打贏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來臺灣統治之前，我們這支阿美族部落原本在瑞穗鄉溫泉附近定居的。部落每年都有大型節慶「感謝神明賜予收穫」，就是現在的豐年祭，到了那天大家會去河邊打魚、沐浴洗淨，迎接祖靈過節的。

有一年，某一部落的兩個青年擾亂了節慶活動，頭目命令懲罰二人，把他們的頭強壓浸入河裡處罰。二人回到自己部落，告狀受到欺負的懲罰。於是，聽到告狀的對方向主管的日本行政機關提起了訴訟。最後，對方因為擾亂神聖的祭祀有過失而敗訴。

可是敗訴的一方不甘願不願停止紛爭，決定突襲我們的部落。他們雇請別的高山族部族突襲了我們的部落。高山族一邊喊「為什麼殺了我們族的年輕人！」一邊襲擊著，可是我們阿美族絕對不會殺人，從古至今。

那時候的高山族還殘留著獵人頭的習慣，發生一點爭執就要去襲擊其他部族。日本人剛來統治的時候，也因高山族的襲擊犧牲了一些駐軍、警官和居民。

我們阿美族絕對不會無故襲擊殺戮其他部族，只是為了守衛部族採取緊密的團居生活，在傳統文化上是主張團結力以守護部落。

所以，如同以往部落守衛方式，村子入口處的住家都是緊緊相鄰建造。可是兩端的住家被襲擊放火，頃刻間火勢就蔓延開來。

隨著頭目呼叫「土匪來襲擊了！大家快逃！」的號令，大家東奔西走四散逃散。水牛啊，豬啊，雞啊，也沒帶就逃走了，就這樣落難往南而去，在樂合這地方落了腳。

那次襲擊事件中，聽說我的阿嬤（祖母）不知逃到了何處，從此沒了音訊。

和一生的摯友——國田宏君的邂逅

問：於是您在這個村子度過了幼年生活，當時有日本人住這附近嗎？

林：沒有，因為這裡是雜草叢生的山區，日本人不會住這的。玉里鎮上因為有警官和公所（庄役場）所以有日本人定居。可是，我曾經有個國田宏的朋友，和他關係很要好，他是自小學以來的摯友，直到死前都是摯友⋯⋯

問：「曾是」的意思是？

林：他去年過世了……嗯。

問：宏君是一位怎樣的人呢？

林：他名字是國田宏，父親是國田正二先生。他父親是擔任住田物產會社的大人物，在臺灣瑞穗鄉舞鶴村開發了很有名的瑞穗咖啡的功勳人物，並且兼營魚藤會社（日名デリス，作捕魚的用途），收購原料，此外在花蓮兼營肥料和棕刷加工。

問：您是在哪裡和宏君怎樣認識的呢？

林：我是阿美族人，住在樂合部落。從部落去臺灣人就讀的玉里公學校很遠，通學有困難。所以公學校就安排我住進宿舍，我就小學開始就寄宿了。

我三年級的时候，宏君的姐姐俊子（トシ子）老師来擔任一年級的班導。此時俊子老師也住進公學校的宿舍了。

宏君的家在玉里鎮相鄰的瑞穗鄉，家裡經營咖啡農園，位在舞鶴山脈的山上，要到日本人就讀的瑞穗尋常小學校路途很遠。於是被安排到我所就讀的玉里公學旁的玉里尋常小學校上學，和俊子老師一起住在宿舍裡。

宏君讀的玉里尋常小學校和我讀的公學校中間就隔著鐵路，目前兩邊校園都變成了玉里國民中學。俊子老師的宿舍和我住的宿舍都同在公學校的校地內，距離很近。

此外，不是我吹噓。我從一年級開始就是年級長（班長）。年級長負責老師進教室時，號令大家「起立！敬禮！坐下！」，還有朝會時帶領班級列隊進操場。

年級長還要處理低下一、二年級生的麻煩事，例如，因為他們還小所以會尿床，很臭，也沒有衣服換，就要幫他們洗衣服，很累啊（笑）。

因此，俊子老師也很快就知道了我，很疼愛我。我也很懷念並尊敬老師。

雖然不在一所學校，當時宏君也升上三年級，一放學就回俊子老師的宿舍，我們都沒有玩伴，馬上就變得很要好了。宏君也喜歡和我一起玩，所以我幾乎每天都留在他那裡，我們就好像親兄弟一樣。就是這樣。

問：俊子老師成了母親的角色，有這樣意思嗎？

林：不是啦，是姐姐。因為俊子老師才剛從花蓮港女學校畢業，才16、7歲呢，說成「母親」也太超過了（笑）。

那個時候，因為戰爭之故學校老師不足，從中學校或女學校剛畢業的人立刻就要成為老師，每所學校都一樣。

問：和宏君在一起都玩些什麼？

林：真的是什麼都玩，什麼都能玩，搗亂的時候連老師的話也不聽，總是被俊子老師罵（笑）。最能回憶起的，是周日一定會去山裡撿柴，給老師燒飯燒洗澡水的柴火。山上有玉里神社，我們在神社院子裡玩跳繩子遊戲。玩得入迷了，忘了撿柴的事。等到我們玩累了想要回去時才想起忘了撿柴，趕緊收集枯樹枝，匆匆跑回去了，還是被老師罵了（笑）。

我們拿撿來的枯柴幫老師燒洗澡水和煮飯。我就是在這時候學會如何生火煮飯的。

問：您有在週日帶宏君回自己家去嗎？

林：沒有沒有，因為那個時候回部落沒有公路，路況不好，走路過河時也沒有橋，只能走鐵路橋。走鐵橋很可怕，不知道什麼時候火車會來，所以我沒帶他回我家過。

問：那您有去過宏君在瑞穗的家嗎？

林：四年級放假的時候，宏君和俊子老師要回瑞穗（舞鶴）咖啡農園的老家，曾帶著我一起去。那次我住在了宏君的家裡。那是棟很大的房子，好像現在還留存著。

我在咖啡農園幫忙除草，之後有點想要回去了。畢竟在那裡只能和宏君玩，吃日本人吃的飯，晚上也睡不習慣，和宏君的父母是初次見面，我很窘迫不好意思，只住了一晚便說想回去了。可是他父母說「慢慢來，多留幾天」。結果，我住了整整四天。

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長輩，對我很親切，真的很溫柔。一般人不會讓阿美族的蕃人（原住民）入住的，多數人會起疑心，但他的父母不會，真的很感謝。

問：比方說，有什麼發生哪些事嗎？

林：比方說，宏君沒出門時，他母親會問我們要不要洗澡。我洗澡的時候，她就幫我換洗衣服⋯⋯，完全沒有差別對待，也不介意。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人，覺得他們真是很好的父母。

問：咖啡農園的規模有多大？

林：農園很大，總面積約600公頃，無法用走路，宏君的父親都是騎馬巡迴農場。

咖啡農園的土地原本是阿美族部落生活的地區，因此驅趕阿美族搬離，曾經引起反對和抵抗。後來，農園就雇用阿美族來工作，讓他們在咖啡樹之間自由種植短期作物如蔬菜來賣，並指導阿美族很多農業知識，教他們增加收入的方法，因此解決雙方對立情形。

注解

[1]護國丸事件，詳陳柏棕著（2018），《護國丸―被遺忘的臺籍海軍史》，月熊出版。（https://www.natgeomedia.com/history/article/content-11247.html）

〈有關一生的摯友：宏君〉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林秀吉口述，松本洽盛整理、廖文瑋中譯、馬芬妹校訂 、孫曼蘋編校
圖／林桂興提供

當時的阿美族的生活很貧苦

問：您和宏君直到小學畢業都在一起度過嗎？

林：對，一直在一起。小學畢業後宏君去花蓮港中學升學。我也想一起去，但台灣人和原住民是很難進去的，差別待遇太大了，十個學生只有一或兩位是台灣人，其他全是日本人。殖民地時代的入學歧視太大了，我們原住民要讀中學沒那麼容易，所以我去讀花蓮港農業學校。

問：那時，林先生您的同級學生大概有多少升學呢？

林：阿美族的孩子很少升中學，幾乎是沒有人。大家生活都很貧苦，父母無法提供升學，但也不反對。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赤腳走路，衣服一週才換洗一次，嚴重的話甚至是一個月才得換洗，實在是沒有多餘的換洗衣服啊，所以很臭（笑）。就算我是年級長也是穿著台灣褲，晚上睡覺腰間繫著繩帶。

問：即便如此，您的雙親還是讓您到花蓮港學校升學，是對身為年級長的林先生有所期待吧，要付學費和生活費也不容易啊。

林：也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那樣，也許雙親認為若不能進入花蓮港中學，至少在農學校好好學對農業有用的知識。

學費是母親給我的，父親是一個認真的人，幾乎像當頭目一般但是頭腦不太靈光（笑）。

父親的工作是來回奔波去做鐵路建設、公路、橋、堤防工事之類的日薪工，薪水不多。父親嗜好煙和酒，香煙是從山上摘煙葉自己做的，所以也不太花錢（笑）。結果是，母親為我湊齊了升學的全部費用。

生活方面，住宿舍伙食是煮自己帶去的米，配菜大部分是味噌湯，所以也花不了什麼錢。

問：這之後就和宏君分別了吧。

林：是的，無法每天都見面了。但是，宏君的父親在花蓮港成立了肥料和棕刷的會社，住在新港街，位於花蓮港市街的正中心。我去過那邊幾次，因此有時候能和他一起玩了。我們一起去築紫館看了電影，去富士照相館拍了照片。

這張就是當時拍的照片。

宏君穿著氣派的學生服，我則穿著掉了扣子的衣服。沒辦法，我在宿舍就一個人，沒法自己補縫紐扣，因為太窮了（笑）。

我在他們市區的家初次遇到了八重子小姐，是俊子老師和宏君的妹妹。八重子小姐讀花蓮高等女學校。我想找她玩，她也不理我，畢竟剛好在青澀尷尬年齡的女孩子嘛（笑）。

花蓮港農學校時代的生活和回憶

林：在農學校一年級的時候，日本鳥取縣出身的石山老師前來赴任，他是個男老師，他的專業是栽培蔬菜，因為單身所以住在宿舍。

老師對我很好，於是我又幫老師煮飯燒起洗澡水來（笑），從一年級直到三年級。

宿舍裡沒有養雞，我就想方法抓麻雀來吃。拿捕老鼠的捕籠撒上一點米，就有一群麻雀上鉤。我不知道怎麼燒煮麻雀吃，就只拔了毛，倒是老師得心應手幫忙煮好，真是美味（笑）。

我經常去石山老師的宿舍一起吃晚飯。

常常待到半夜，他跟我談了很多話，告訴我很多事：例如上課沒不懂的問題，爬上日本最有名的富士山的故事，人生的話題等等。在那個時候，感覺自己好像長大了一些，每天都十分快樂。

當我從農學校畢業以後，石山老師居然和俊子老師結婚了。真是驚喜，神明真的會安排不可思議的事呢。

就這樣，我和石山老師、俊子老師、宏君的緣分越來越深了。

與摯友宏君的再會和分別

問：從農學校畢業的時候，花蓮港也開始遭到美軍空襲，已經沒法再和宏君玩了吧？

林：對，我們倆拍了紀念照後不久就開始學徒動員。三年級結束以後，我就不知道宏君的下落了。直到戰後才知道他報考陸軍士兵學校航空隊要當飛行員，曾到新城陸軍基地受訓。

那個時候，日本人的中學生放棄升學而去報名參加特攻的人很多。但是，到了戰爭的最後關頭，日本都不能送飛機來台灣了。之後宏君說；他後來回日本陸軍士兵學校受訓，學習飛機操作訓練(曾至滿洲國)。但是還沒參加特攻隊，戰爭就結束了。

問：戰爭結束以後如何和宏君再會？

林：戰爭結束後，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國了，宏君的家人也不在了。我也回到了玉里。那時住家還不是像現在那麼寬敞氣派。而且，在我升學的時候曾經搬過一次家，我們的那張紀念照不知道到了哪裡，也不知道宏君在日本的住址。

但是，宏君居然寄來了信和照片。我好高興「他竟然還活著⋯⋯」我近乎要哭出來般的高興。戰後，第一次和他們再會是俊子老師跟她的先生石山老師來了玉里，還有石山先生的親戚們，以及八重子小姐，當時宏君並沒有一起來。

那時正值台灣的舊曆過年，起初我不知道他們來了，很突然的到來真是嚇了一跳。家裡又很小，也沒有養雞養豬，沒有田地，更沒有錢招待。只是過年時家裡做了很多糯米的台式年糕，正好送給他們，大家都搶著要（笑）。

「哎呀，原來內地（本土）的日本人生活也很辛苦啊。」我當時是這樣想的。

宏君後來才來玉里。他何時來我忘記了，見到他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激動，大大感慨（笑）。我們一起到以前的學校和咖啡農園繞了一圈。那個時候，我們談了他報名參加航空隊的事、結婚的事、孩子的事、工作的事，還有他個人對他人難以言說的事。

我也跟他說了一大堆農學校畢業後，進入海軍學校差點在大海淹死的事。最後我們只是不斷地談著青少年玉里時代的歡樂回憶，像親兄弟一樣無話不談，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笑）。

前年的11月，他第一次帶女兒來。不對，應該說他被女兒帶來，因為宏君行動不便已經坐著輪椅，由女兒照顧著（笑）。那就是最後一次了。去年，他過世了⋯⋯人已經不在了。

原住民很難進入日本軍校

問：話說回來，您從農業學校畢業之後，之後去了哪裡呢？

林：畢業後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為我安排工作。結果，宏君父親國田先生的魚藤會社叫我過去。

我在會社幫忙打掃，或者去山上收集做刷子的棕櫚葉，撿回來就可以休息了，工作很少。之後，有人叫我去花蓮港廳勸業課的家倉課長家裡做值班，我就到那邊去了。

所謂值班，就是幹些打掃、幫家倉課長倒茶水、搬運文書材料等雜活工作。而且幹活還不能不細心，禮儀不能不端正，很嚴格啊（笑）。

那時候，台灣人也可以當兵了（日本兵源不足）。我也想不幹端茶水的雜活了，打算進入軍隊，我當時15、6歲，於是我參加了幼年軍學校和戰車學校的考試，可是沒有通過。

報考戰車學校那次，第一天已經通過了，第二天的午休結束後回到考場晚了五分鐘，就被考官打住了，因為午休時上了街迷路來不及，結果不及格（笑）。之後我又參加了丙種預科訓練。但是，還是沒能考進去。那個時候，差別待遇還是很嚴重，台灣人和原住民很難進去的。

問：您就放棄駕駛戰車訓練了嗎？

林：戰車駕駛訓練只好放棄了，可是我的想法「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的精神沒有變。最後，我就報名參加了海軍志願兵訓練。

我參加進了海兵團，那時叫做「高團」（タカダン）。在那邊受訓時被指派將來擔任打機關炮的炮手，最後通過進入了海軍炮術學校的考試，我是在日本千葉縣布良的館山海軍炮術學校受訓，20歲的時候。

問：所以炮術學校會在軍艦上訓練大炮射擊嗎？

林：對，用20釐米機關炮射擊飛機的訓練，從移動的軍艦上射擊飛行的飛機很困難。但是我操作很快就上手，不輸給其他的射擊手（笑）。

我在那所學校一共訓練九個月，實際上應該是兩年的，但士兵已經不夠了，所以學員陸續就出師了。

問：那樣的訓練肯定很嚴格吧？

林：相當嚴格的，因為不得不儘快變成獨立勇敢的海軍兵。九個月期間前六個月一步也不能外出，從早到晚就是訓練、訓練、訓練。

和布良女孩的邂逅

問：那您還記得布良的哪些事？

林：怎麼會不記得，有非常好的回憶哦（笑）。

在館山學校的時候，遇到了非常好的「里親」大伯。當六個月禁止外出解除時，我和一個叫西山的同級生外出，當時還是兩個沒有戴帽子的水兵。兩個人在鄉下小路上走著，突然被喚到「水兵先生」。一看，是四個年輕女孩在踏麥苗。日本已經沒有年輕男性，農活都交給了女人。於是我們兩人就去幫忙踏麥苗。

到了午飯時間，四個女孩就拉著我們，叫我們到她們家裡吃飯（笑）。

西山笑著問我要選哪個女孩。我不太懂日本的規矩，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好發言。於是，西山就擅自幫我選定了一個人（笑）。然後我就到西山所選的那個女孩家裡去做客吃飯了。

在那裡吃到蒸煮的芋頭十分美味。海軍待遇很好，平時不會想要吃芋類，但這次嚐了才發現和台灣的芋頭完全不同，日本的小芋頭真的很好吃（笑）。

問：她的名字是？

林：很抱歉我忘記了（笑）。我並不是每天都見到她，而且也已經是70多年前的事了。

但是，炮術學校休假時我總會去幫忙下田耘土、割稻子、踏麥青。年輕男人都上戰場去不在了。那戶人家的兒子，參戰後死了。所以，那家的大伯很照顧我們。

因為入伍當海軍不知何時就會戰死，所以待遇很不錯，有煙有酒有點心，也會分發肥皂和毛巾。我不抽煙，也不喝酒，就留下來當作禮品送過去，讓大家十分高興。

女孩們親切地喊我們「水兵先生、水兵先生」，總是在爭搶我和西山（笑）。那些女孩都很親切，雖然嘴上沒說出，看得出來都喜歡我（笑）。

初次見面時稱呼「水兵先生」，不知何時就變成了「小哥哥」，或者是「秀吉先生」。有時候，大伯會叫我和他們家的女兒一起「去山上撿些薪柴來」，煮飯或燒洗澡水用的木柴。我雖然有些害羞，但還是去了。

一般來說，年輕的男女一起上山，男方總會趁機做點壞事的吧，會欺負人家（笑）。但我絕對不會這麼做。不騙你，我是說真的（笑）。

〈我終於進了砲術學校〉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林秀吉口述，松本洽盛整理、廖文瑋中譯、馬芬妹校訂 、孫曼蘋編校
圖／林桂興提供

戰後來訪台灣的女孩悲情故事

問：後來變成怎麼樣了呢（笑）？

林：畢業之前我們每個人被指定分發的去向。誰知道西山分發去了台灣，我則登上了內地（日本本土）的戰艦。

我很想見家鄉的母親，希望被派回台灣，就和西山開玩笑說：「西山，你這傢伙居然被派去台灣，要不要和我交換一下？」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的目的地都是秘密的。結果，西山不知道被派到了台灣的哪裡﹖而我登上了九州佐世保基地的驅逐艦，和西山分別了。

確定了每個人的去向後，到了炮術學校的畢業日，我和西山去那戶農家留宿道別。雖然只有短短九個月，但卻發生很多愉快之事，他們也對我們很親切，我們和大伯一家人整個晚上都在談話。不管談了多久都無法結束。

問：這就是尾聲了吧。

林：還有後續呢（笑）。這戶人家的女孩，戰爭結束很久以後曾經來了台灣，大概是昭和32年（1957年）的時候吧。

對方打了電話到我們部落的派出所，說「我來到了花蓮」。好像是在我出門的時候，派出所的外省籍警官只傳達這些，我連他們住飯店和地點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我已經結婚了，有三個小孩，長女國小二年級，兒子5、6歲，小女兒3歲。我想去見她，但我太窮了沒有錢。我每天去別人田地幹活，只有一點小錢存入專賣所，是這樣過著日子。

但是，她既然不遠萬里地來到台灣，我無論如何也想見到她。我跟妻子說「我想去」，妻子就問我：「你要準備多少錢出門？」

那個時候到花蓮港路程需要四個小時，搭火車車資大約40塊。賣兩袋稻穀就足夠旅費了。我賣了12袋稻穀，卻對妻子說只是賣兩袋（笑）。

早上，我拿著12袋稻穀換得的錢正要出門時，妻子快哭出來似的對我說：「孩子們都還小，你一定要回來。」

我到了花蓮港，找遍了所有的飯店，但是她沒有住在任何一家。我又去國民黨的縣支部、花蓮港廳、市公所、郡公所等四處打聽了，全部都繞遍，結果仍然沒有找到她。

問：如果，那個時候再會了呢？

林：不知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呢（笑）。

問：以前您有和那個女孩談到結婚的事嗎？

林：沒有沒有，沒談過這些（笑）。因為女孩的父母都非常疼愛我，或許我曾有這麼想過。我覺得他們就像我的義父母。而且他們的兒子留下妻子和五歲大的孩子，在戰場犧牲死了，真的很可憐。

問：結果，您沒見到那位女孩，不明不白地回了玉里？

林：對，我找尋了一整天，什麼都問不到，沒有任何結果。我累壞了，只好搭上傍晚的火車回來。我在火車上哭了。想到她特地遠行來到台灣卻沒見到我，我明明也很想見到她，卻也沒見著。最後火車到玉里的時候，我轉念想出：「這是神明聽到了妻子的祈願，讓我不要和她相見。」（笑）晚上我回到了家裡，妻子喜極而泣：「哇，你回來啦。」妻子擔心我可能不回來，她也很可憐。

特設巡洋艦「護國丸」的對空機槍隊

問：您是什麼時候登上驅逐艦呢？

林：昭和19年（1944年），美軍還沒登陸沖繩，我當上了一等兵。一開始是二等兵，但我射擊的槍法很好，所以很快就晉升一等兵（笑），那時才22歲。

我們的機槍隊有兩個台灣人和兩個朝鮮人是二等兵。平常都是由那四個人幫忙準備餐食或收拾餐具，他們還要為上司長官做雜事，因此一直被人欺負。有一次，一個日本一等兵打了台灣人和朝鮮人士兵，那個日本兵總是愛動手和擺架子。這四個人就來找我哭訴表示「很痛苦」。

於是我就叫那個一等兵來，好好對他說：「我們是在同一艘軍艦上，是隨時都可能遭遇被炸沉的同一夥伴，更何況機槍隊是首當其衝，處於危險境地的同伴。不能毆打或者歧視同伴。要是你不打算互相幫助的話，就無法和敵人戰鬥。」那個一等兵只能靜靜地聽我說。

在軍隊裏即使是同一級，可是我比他早一天入伍（笑）。就算是日本人也不能不聽我的話，這就是軍隊的規矩（笑）。

之後，我升級成為上等兵，部下有好幾位年紀比我大。我成為了上等兵，在澡堂裡部下會幫忙上級搓洗背部，這是軍隊的不成文規矩，可是都是年紀比我大的部下啊。我不認同這樣的事，也不要這樣的服務，於是我婉拒部下幫我洗背。

問：軍隊很嚴格，特別是海軍在狹小的船艙內過集體生活，紀律不能不嚴明⋯⋯

林：對，但是，這裡面也有和紀律無關，動不動就打人的壞長官。我們對空機槍隊的任務是負責用機關炮擊敵機，四個人編成一組。「右側確認，左側確認，射擊」、「咚」，我們要幹的是這樣的工作，所以對空中發射的機槍隊很重視團隊合作。

而且，敵機通常會最先瞄準軍艦上的機槍隊，團隊不合作的話就會被敵機擊倒。

問：林先生是個溫柔的長官（笑）。

林：不，普普通通。紀律雖然很嚴明，但也有溫柔的人。只是有一些動不動就打人的壞人，二等兵是最慘的。

問：林先生有被毆打過嗎？

林：當然有啊。在高雄海兵團接受訓練的時候，總是被用改心棒（木棒）打屁股。班上有誰犯了錯全體就得受罰挨打。打的人也很過分，一直打到人倒下，倒下了再潑水，拉起來繼續打。

此外班隊之間有競賽時，要是輸了競賽也不給飯吃，日本的士兵教育很嚴厲。登上船以後就沒被打了，因為我射擊很優秀啦（笑）。

問：林先生登上的驅逐艦叫什麼名字呢？

林：我快忘了，有一段時間忘了。後來我才知道，我上的船原本不是驅逐艦，是特設巡洋艦的「護國丸」，似乎本來是民間商船，被日本海軍省徵用改裝而成。

受到敵方潛水艇的魚雷攻擊

問：那您搭的船有被敵人的潛水艇擊中嗎？

林：有的、有的。我們的船被敵人的魚雷追蹤擊沉，幸好撿回了一條小命。當時在離五島列島很遠的地方，時間是11月10日0點，被第一發魚雷咚地襲擊到了。我第一次遭遇到危難，也感到很害怕。此時船體微微傾斜，電燈昏暗，艦內響起了「全員整隊」的傳令，大家手忙腳亂從左舷右舷飛奔而出。船上已經是一團亂。

問：在這之前沒有戰鬥經驗嗎？

林：第一次啊，這是第一次打仗啊，大家手忙腳亂，喊叫著什麼。甲板士官發出了「安靜」的號令。因為這個號令雖然安靜了下來，但月光和海浪濤聲讓人更加恐懼，這時觀測員喊道：「發現敵方潛水艇！」接著又喊出：「魚雷接近中！」

當時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看到月光灑在大海波浪閃爍。果然觀測員受過訓練的眼神很銳利。然後就看到白色的魚雷咻地筆直前進而來。我想著要完蛋了，太遲了，沒法逃了，瞬間傳來「嘣」的很大擊中聲音。

問：那時候，林先生在想些什麼呢？

林：第一發魚雷最嚇人，因為是第一次經歷，我覺得快不行了。我在心中說道：

「母親，不要哭泣。我的船也許快不行了，不知道是生是死。我當兵是自己報名參加的，不是母親的問題。所以，不要哭泣。」我不停地重複著，盡量平穩當下的情緒。

問：軍艦是被那時的魚雷所擊沉的吧？

林：是的，不只有一發，被連續擊中了好多發。第二發被擊中的時候，船體已經在逐漸傾斜，最後船尾向下沉沒了。士兵們陸續跳入海中，這種時候老兵跑得快（笑）。

我沒有跳海。我那時的念頭是「死了，算了」。船上不是有那種圓形窗嗎，然後我就背靠那個窗口想和船一起沉沒。我那時也對母親說：「不要哭泣，母親。我是男子漢，死並不可怕。我不在以後，兩個姐姐幫我好好照顧您，請珍重。」我不停地重覆說著這種話。

不知為何，遇到危難的時候都不會喊叫「父親」，絕對不會（笑）。

（旁邊友人的老婦人出聲說：「大家都是喝媽媽的奶長大的嘛。」）

「別自大，別自大啊，女人啊─（笑）。」

一起漂流的同伴的名字真巧合

問：您是怎麼得救的呢？

林：我背靠著的圓窗不斷湧入海水，不知何時就被推出船外了。

我雖然擅長游泳，但不敢亂動，就讓身體隨著海浪漂浮著。因為是夜晚，所以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11月的海水已經十分冰冷。

等回過神來發現身上衣服已經被沖走不見了，我赤身裸體（笑）。

那時就我一個人，周圍不見人影。船沉下去不見了，一陣陣大浪襲打我的頭部，我已經不再考慮是生還是死，突然間神明顯靈，我的手觸碰到了木板，仔細看是翻覆的小船。我拼命朝它躍上，終於跨了上去。

但是，爬上了木船也無法安心，可能會被大浪打下去，我將身體緊貼著小船板。當時還有大魚撞上了我的腳，嚇我一跳。

我突然想起在農學校的時候，聽過石山老師說過的話：「日本有像鯨魚那樣大的烏賊，能把整船掀翻，把人吃掉，所以不要太常下水游泳。」

想想巨大的烏賊很可怕。過了一會，聽到了小木船底下傳來的咚咚的敲擊聲，還聽到了「喂」的聲音。我高興起來，不停喊著加油。但是天色又很暗，大浪又一直打過來。抓住木板就已是用盡全力。

天色稍亮，終於成功把發出聲音的主人拉上了木板。兩個人都光著身子（笑）。但是，我們沒有餘裕嘲笑彼此。好害怕，好寒冷，好想得救，我只想著這些。

太陽升起，我逐漸能看到遠處，遠處那一頭也有幾個人。大家都抓著木板或木片。這時來了架飛機和一艘小船。可是我們怎麼揮手喊叫都沒靠近來。它們徘徊了兩三次，最後離開了。

大概是去叫更多人來幫忙，我也不清楚。此時小船的同伴說「我們也許要完了」，我就跟他說「是生是死都是命，不要擔心」，因為不知道會怎麼樣。我們詢問彼此的名字，誰知他說：「我是來自中壢的許安全」。居然是「安全」，這名字實在太巧合了，所以我們都獲救了（笑）。

等到最後我們坐上救援小船，到達佐世保軍港已經過了晚上九點。我們沒穿衣服，馬上就被叫去軍需部。軍需部的女孩看到我們的樣子都哭了。船沉沒以後我們就一直沒吃飯，沒睡覺，沒穿衣服，感到十分寒冷。身體疲憊到連走路都快不行……。

但是，軍港那邊的上等兵卻不是這樣。「就是你們這幫人不像樣，才會被敵人幹掉的！」他怒駡道，等穿好衣服後，他仍然高亢訓斥著「給我小心點！」

雖然我覺得「這人實在是太傲慢」，但也沒辦法，只好忍著，到了十點半才吃上粥填肚。

我是這麼想，男人一定要忍耐著，忍耐著，不能欺負女人或是用毆打凌虐他人，女人也不能過分自大，這樣神明一定會來保佑（笑）。

〈魚雷朝我們筆直射來〉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林秀吉口述，松本洽盛整理、廖文瑋中譯、馬芬妹校訂 、孫曼蘋編校
圖／林桂興提供

在日本生活時痛感文化、衛生觀念的差別

問：於是您就在佐世保的海軍基地迎接終戰嗎？

林：不是，我在佐世保的海兵團待了一段時間，然後被派回台灣。我想實際上回到台灣大約是4月或5月份。

問：那個時候，您還能夠平安地搭船回來呀。

林：是的，回台灣的船不能直線南下航行回來，船是沿著中國大陸外海繞一大圈（為了避開魚雷），並未靠岸曲曲折折地回到了高雄。

雖然回到高雄的海兵團，但是去南方的船已經停航了，也沒有工作可做，薪水還是照領，這之後大約再過一個月多就是終戰（日本投降）了。

（老婦人又問了個問題：「過去當日本兵的台灣人好像可以向日本政府請求賠償，你是如何處理呢？」）

林：戰爭結束時我領到兩百多塊，這就已經足夠了。參加戰爭能夠活著回來，這就足夠了。活著最重要。若一直在意金錢，可是會死的。神明不會保佑的（笑）。

問：結束了在日本的生活和在海軍的生活後，您回到了故鄉玉里時有什麼印象和回憶？

林：感觸最深的，是和日本生活不同，比方說文化和習慣，特別是衛生方面完全不同。

我從海軍回來故鄉的時候，聽說已經不知行蹤的阿嬤（祖母）的姐妹好像住在台東縣成功鎮，於是我們有四個戰友就去探望。

阿美族會舉辦祭典來歡迎從軍隊回來的人，成功鎮的祭典也有很多阿美族人，有很多用牛肉或豬肉做的菜。因為沒有餐具，用香蕉樹的大葉子鋪上食物，把菜餚放在上面給大家吃，可是明明看到有人赤腳踩過香蕉樹葉，大家卻能若無其事平靜吃上面的食物。

我剛從日本回來，生活習慣已經講求清潔，因此感到十分難以下肚（笑）。

這時一位老婆婆说：「Nani iuterai kamo satippu？（轉寫自原文假名ナニイウテライカモサティップ）」在阿美族的語言裡，東是Sawari（サワリ），西是Satippu（サティップ），也就是說：「你們是從西邊來的嗎？」

另外又說：「西邊有叫阿拉斯（アラス）的人嗎？」我母親的名字就是阿拉斯。但是我默不作聲，沒有回應。

問我為什麼？因為，我看那個老婆婆，身上穿的衣服很髒（笑）。但是看她一直問也挺可憐，最後我就跟她說：「我是她的兒子。」

然後那個髒兮兮的老婆婆就緊緊抱住了我。一看就是很多天沒有洗澡，發出了酸臭的味道，衣服的污垢很明顯，被這樣被抱著實在是太臭了。

但是沒辦法，畢竟是我母親老婆婆的姐妹，我一面想著一面強忍著被她抱住（笑）。

我不想責怪阿美族的文化，但這是事實也沒有辦法。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日本生活的衛生清潔做得好。

確實是這樣，我從公學校時代開始就在俊子老師和石山老師那裡洗澡，在宏君家、炮術學校、海軍團也都有好好洗澡，經常換洗衣服，已經完全習慣了日本的清潔生活。

清潔變成了理所當然的生活習慣，就難以接受阿美族落後的生活情況。
現在阿美族也已經變得很衛生了，但是和日本相比，我想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問：回顧日本時代，除了衛生方面還有什麼感觸？

林：教育和政治吧。（日本時代）學校教育和今日相比嚴格許多，也很有紀律。嚴格是為了讓落後的殖民地的人民成為優秀卓越的國民，不這樣要求是沒辦法。

日本人還沒來統治前，不會讀書寫字的人很普遍，可是戰爭結束時這種情況已翻轉了，這也是多虧了日本實行學校教育。

台灣人和日本人都有文字，但是阿美族沒有。只能用語言傳達，當場是能立即明白的，但無法記成文字就會忘記，沒有文字記載留存，所以發展上受到了限制。

阿美族有很多不行的地方，但也有很正直的地方。日本人、台灣人雖然能掌握使用文字，但是不免有些狡猾的地方。這也許就是文明進步必然帶來的結果（笑）。

殖民地政治使用大眾的力量建設了公路、鐵路、電力、水利、工業。我想現在台灣能成為工業國家，也是殖民地時期政治(政策) 打下的基礎結果。

現在瞭解日本時代事情的人都已經不在了，說給年輕人也沒人了解，所以我一旦和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灣生)見面，都激動得幾乎立刻要哭出來。

接到宏君打來的電話，我聽著聽著，也一直在哭。我們都過了90歲，還在互相叫著彼此的小名——宏和秀吉。這種感覺只有我們兩個人才知道。

很高興，很懷念，這份恩情我一生無法忘懷。

〈重新適應故鄉生活〉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日治時期的花蓮

在1895至1945的日治時期中，台灣變動最劇烈的區域要數東部。相較於清代基於政治、軍事考量為主的軍屯，日治時期以降，東部成為配合國策經濟開發的重要對象。為鼓勵日人來台，殖民政府在台灣建立了「移民村」，而地廣人稀的東部地區，就成為發展移民事業的主要所在。光就花蓮地區便有：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處[1]，這才使得東部地區成為包括林秀吉先生摯友國田宏先生在內的灣生故鄉。

在日本殖民政府號召下，不僅日本本土民眾前來發展經濟作物農業，漢人亦將東部區域視為新天地而大量湧入。來自日本本土的民眾以個人、企業組織或官營移民村等方式遷移至此，以瑞穗地區為例，便出現：橫川長太於富源與瑞北等地開發的「廣合農場」、住田株式會社於舞鶴台地上經營咖啡種植園、1931年花蓮港專賣支局指導建立的移民村煙草種植園等。日治時期上述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台灣東部地區，許多原先作為原住民狩獵區、部落領地的土地，變成了農地、水利工程用地；產業結構由原住民的傳統農業，成了以甘蔗、菸草、咖啡為主的經濟作物農業；人口也從原住民為主，轉向日本人、漢人與原住民並存的多元社會。於是，林秀吉先生擁有了與日本友人在咖啡園一同生活的歷史經驗。

除了產業、社會構成發生變化，日本殖民政府也針對花蓮港及其腹地開展許多公共工程建設，使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誕生」。這些公共建設除了花蓮港廳廳舍、法院、監獄等行政設施外，更包括：水道布設、花岡山公園、花蓮港市場、花蓮港病院、奇萊傳染病院等，將現代公共衛生、醫學、公共空間等城市元素置入。此外，許多現代化的休閒據點也於此時出現，如：水浴場（今花岡山游泳池）、公會堂、武德殿、米崙高爾夫球場等，而其中最令林秀吉先生印象深刻的則是築紫座映畫館，這是他與摯友國田宏先生一起看電影之處。該館除了會放映電影外，還是新式話劇的展演空間，見證了台灣戲劇發展史。到戰爭末期，該處還成為放映戰爭片以「激勵民心」的地方。[3]

「護國丸事件」與塵封的歷史記憶

1937年中日兩國因七七事變而全面開戰，隨著近衛文磨內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也開展一場名為「皇民化」的大型精神改造運動。[4]其中，所受影響最深者，莫過於像林秀吉先生一般生於1920年代的年輕學生。他們成長於皇民化教育下，不少人因此懷抱著報效天皇的理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當局對於軍隊人力需求大幅提升，除了不斷修改《兵役法》以調整役男年齡範圍來增加兵源[5]外，許多原先被視為無上榮耀的軍種也開放予殖民地人參與，其中便包括「海軍志願兵」。

在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下，許多青年學生紛紛從軍報國，不過這種「志願」也不全然如此單純，日本殖民政府除了學校教育外，也利用媒體塑造社會氛圍，並透過嚴密的警察系統發動「勸募」，此外許多單位發起「集體報名」，使得青年受到全面動員的波及。但即便如此，「海軍志願兵」依然保留一定程度的菁英主義，全島60萬申請者中最後僅有600個名額可至日本本土的海軍學校接受培訓[6]，這些「人中龍鳳」有300名登上了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其中便包含林秀吉先生在內。

1944年11月7日，護國丸從基隆港駛往日本本土。同年11月10日，該艦在長崎外海的古志岐島附近，被美國潛艦魮魚號（USS Barb (SS-220)）擊沉，

造成324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12名的台籍海軍特別志願兵，僅有88名台籍兵幸運生還，是為台籍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護國丸事件」。1963年11月10日，盧金水、張榮樹、陳臣銅、陳子福、朱春業、張文鋒、鄭萬金、廖樹炎八名事件倖存者，在新北投金台灣旅社相聚，並發起成立「高志慶生會」。其中「高志」意旨他們原為高雄警備府所屬志願兵，而「慶生」則是慶祝浩劫重生之義，之所以用如此隱諱的方式命名，是因為戰後台灣已屬中華民國，對於二戰的歷史論述也以「中國八年抗戰」代之，許多台籍日本兵的戰友會為避免當局猜忌，常以同學會、懇親會、聯誼會、慶生會等名目進行，「高志慶生會」只不過是此脈絡下的冰山一角[7]。

「護國丸」不但承載著那個時代的台灣菁英，也塵封著一段曾經「不能說」的歷史記憶。

注解

[1]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 歷史篇》，頁119-122。

[2]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石婉舜研究室 (2017)，「臺灣老戲院文史地圖（1895-1945）」，網址：http://map.net.tw/theater/，［2023 年 6 月 2 日］。

[3]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縣文化，1996），頁64-73。

[4]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5]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頁230-234。

[6]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頁54-64、79-95。

[7]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頁185-201、232-235。

延伸閱讀

一、史料

福澤諭吉，〈臺灣永遠の方針〉，《時事新報》（東京，1895 年8 月11 日）社論。

二、方志

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曁遊憩管理硏究所執行，《瑞穗鄉誌（初稿）》，花蓮：花蓮縣瑞穗鄉公所，2007。

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 歷史篇》，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

三、專書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縣文化，1996。

四、論文

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頁230-234。

五、線上資源

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

〈【🔗 時代連結】有關一生的摯友：日治時期的花蓮與「護國丸事件」〉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