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21世紀的此刻，很多人開始感受到經濟成長的種種不利因素。但是無論壞到什麼地步，可能都還比75年前的台灣好千百倍。然而，壞到那樣程度的台灣經濟，竟然在十多年後就成功「起飛」，是因為1960年代一夕之間的轉變嗎？問題的答案，可能沒有人比葉萬安更清楚。

在一篇訪談側記[1]裡，資深記者沈珮君認為「官階不高，權力沒有，但有重大影響力」[2]這幾句話可以作為葉萬安一生的寫照。在台灣經濟墮入谷底的年代，葉萬安為了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年紀輕輕便成為戰後扭轉台灣經濟團隊裡的一員。當時為推動改革大業在台前衝鋒陷陣的，是尹仲容、嚴家淦、陳誠、李國鼎和王作榮，但是沒有像孫運璿、王昭明和葉萬安等人堅實的後勤支援，這場驚心動魄的經濟戰局，就不可能為台灣帶來「起飛」的甜美果實。

就像沈珮君寫的，當年為台灣經濟起飛鋪路的團隊，都是歷經戰亂的知識份子，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讓國家脫離貧窮，而不是個人得失；葉萬安也是如此。「台灣經濟史都活在他腦袋裡，不像電腦會卡住」，平台編輯在訪問葉先生時，充分體會到沈珮君的觀察。本來訪談的目的是請他談談個人經歷。看完整理好的訪談稿之後，葉先生在文稿台灣經濟的部分作了大量增補，但就如同他一貫「忘我」的修為，「葉萬安」竟然由敘事中消失了！顯然直到96高齡，葉先生心心念念要和讀者分享的，還是他看到的台灣經濟改革，不是他個人的功績。

事實上，葉萬安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從未因為他的退休而停止。最新的貢獻，是一本剛剛完稿的著作：《多做事不怕錯的尹仲容》。為了幫助讀者瞭解葉萬安在台灣經濟關鍵年代的角色，我們商得沈珮君女士同意，在此轉載她在聯合報副刊「他鄉、故鄉」專欄所發表的文稿〈咬定青山不放鬆──葉萬安，台灣經濟的幕後鐵漢〉。

葉萬安可以忘我，台灣經濟發展史卻不可以遺漏葉萬安。（汪琪）

注解

[1]沈珮君，〈葉萬安的貴人、痛與愛〉，聯合報副刊「我問我聞」專欄， 2022年12月19日。

[2]這句話原是王作榮教授用以形容他自己在工業委員會及美援會任職期間的「黃金十年」，參見註一。

〈論台灣經濟起飛不可遺漏的葉萬安〉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葉萬安口述、增訂，王雅平整理，汪琪編輯
圖／葉萬安、廖文瑋提供

民國15年我在南京出生，祖籍浙江紹興，民國26年抗日戰爭發生，我才11歲。我祖父是作酒的，那時候在紹興作酒的人太多了，祖父覺得應該出去打江山，所以就跟他的一個朋友到了南京去開酒廠。

不久後祖父生病，那時我父親才14歲就專程去南京照顧，後來祖父過世了，我父親也因此留在南京作學徒。他很努力，學作酒三年就滿師。我祖父的朋友（我們稱他為章爺爺）跟我父親說，你可以創業了，於是他自個兒開了個酒店，從章爺爺酒廠買酒來賣，生意做得很不錯，就自己設立酒廠，自製自賣。後來就又開了一家餐館。是時正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蔣中正委員長是浙江人，所以餐廳生意很好，又連續開了兩家餐廳及一家冰廠。而且我父親後來還當選南京市餐飲業及製酒業產業公會理事長。

南京淪陷之後

民國26年以前，我父親的生意作得很好，我們是小康之家。我有一個姐姐，三個弟弟，兄弟四人，我輩是以「萬」字排行，以安、邦、定、國為名，所以為萬安、萬邦、萬定、萬國。雖然我父親自個兒唸書很少，但對我們小孩子很有期望。民國26年發生戰亂，日本轟炸南京。當時我們住的是三進的四合院，一個院子挖一個防空洞，但是附近轟炸震動得很厲害，所以我們離開南京去了六合縣和天長縣等地，都在江蘇北部。我們本來想跟政府走，但是遇到土匪，錢被搶了，沒有能力去，只好在天長縣停下來，住了一年才回到南京。

民國27年我們回到南京，發現家裡的房子三進被燒了兩進，幸好保留了一進可以居住。所有生意都沒有了，我們家開始家道中落，日子就比較辛苦。那時南京是在日本大屠殺之後，殺氣仍然很凶，日本憲兵拿著上了刺刀的槍站在馬路上，看到不順眼的人就抓走。我的爸爸看到幾個人在街上吵架跑去調解，日本人就把他們全都抓走，問了很多事情，還刑求逼供，我父親受了很大的傷。後來家裡找到一個幫派[1]的朋友，那時幫派分「大」、「通」、「武」、「學」、「義」五級，「大」字輩已沒有了，「通」字輩居首。我們有鄰居是「通」字輩的，我母親就拜託他找到通字輩的首腦跟日本憲兵隊說情，才把我爸爸保出來；如果沒有保出來，就不知道會怎樣了。我媽媽是南京土生土長的人，但後來除了舅舅家有往來以外，很多親戚朋友都不知去向，我們也不敢聯絡。

社會不安之外，當時南京的經濟也很蕭條。日本人很強勢，壓制中國人，很多生意都給日本人作，限制本地人發展。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只有教會學校可以避免日本人干涉，所以我初中一年級讀教會學校，後來太平洋戰爭發生，再轉到一中。南京一中是南京最好的學校，可以直升高中。我一個同學的哥哥讀的是中國公學高中部，就是胡適唸書、作過校長的中國公學。中國公學設有高中部與大學部，他說他們學校高二的前三名可以以同等學歷考大學，但我因家中經濟困難，如能早日大學畢業，就可以工作協助家庭解決經濟困難問題，所以我沒有選擇在一中直升，就去考了中國公學高中部。

到了高二，我是班上第一名，就以同等學歷考了大學。民國34年抗戰勝利，所有淪陷區裡的大學，國民政府都不承認，另外成立了臨時大學，所以我們全部學生都轉到那間大學讀書。我是考大學時，因為我鄰居同學的爸爸在銀行作事，工作很穩定、待遇很好，跟我們家一比照，我感覺銀行很好，所以就去考了中國公學商學院。

勝利後進入南京臨時大學讀，二年級學年快結束時，調查同學以後要讀哪個學校，每人都要填志願，我填了國立上海商學院。當時國立上海商學院是全中國最好的商學院，結果我被分發到上海念書，解放後改成上海財經大學，現在也是全中國最好的財經大學。2017年學校成立100周年舉辦慶祝大會，同時首次選拔「傑出校友」十人，我是其中之一，也是海外校友，唯一一位當選者。上海商學院當時有七個系，我就讀銀行系，希望以後能到銀行工作；沒有大志，只希望能有一個安定的工作。

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系主任換了人，是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一位教授，他開的一門「高等經濟學」，講到經濟分析與經濟政策，開了我的竅，我才發覺經濟學真是濟國濟民之學。這門課展開了我的視野、擴大了我的志願，所以經濟研究就成為我日後求職的第一志願。希望畢業後，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從事經濟研究，以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早日脫離落後貧窮，成為另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大志已立非經濟研究不做。

在畢業之前上海華新銀行招考，好多人都去考。我班同學有5人，包括我筆試都錄取了，口試的時候考官問我：「你喜歡作什麼工作？」我說經濟研究。他說我們小銀行沒有經濟研究單位，他又問除經濟研究外，你還希望作什麼，我說別的我都不希望，他就不問了，我也就沒被錄取。後來資源委員會（就是管理公營事業的）招聘人員，只要會計、國際貿易、工商管理及統計人員。那時候是民國37年，商學院還沒有統計系畢業生，就提名推薦兩位統計最高分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在口試的時候，先問有關學科的問題後，口試委員問：「你要作什麼工作？」我說我要做經濟研究。他說：「台灣糖業公司經濟研究室需要一個統計員，你願不願意去？」我說經濟研究只是統計，是我的第一志願，我去！如此我就被錄取，於37年9月到了台灣。

機會靠幸運之神還是我自己

如果當時我高二沒有直接考大學，就不能提前一年、趕在民國37年大陸淪陷前畢業來到台灣，如果我是高三才來考，就沒機會了。還有一點就是，我在南京臨時大學二年級時要讀統計學，統計學教授是位留日本的統計學博士，講了三小時我都聽不懂，所以我要退選。系裡助教跟我講，統計學是必修課，怎麼可以退選？我跟系主任說，統計學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但是我聽不懂、學不到東西，何必浪費時間呢？退選以後我到上海商學院三年級時補修，教統計的教授是中央大學和蘇州的江蘇師範學院的名教授，用的是外國教科書，但講時運用了許多中國實例做分析，引起我高度興趣。後來我一輩子的研究都用統計來寫報告及文章。

由以上我求學過程來看，我能於民國37年來台灣，有三個重要關鍵：

1. 是初中畢業後，沒有留在一中直升高中，而是轉學到中國公學後，提前一年進入大學；

2. 是在南京臨大退選統計學，到上海商學院補修，如果沒在上海商學院補修，就沒有提名的資格；

3. 是如果大四時，不改變志願，就會進入上海華新銀行工作了。

由此看來，我能來台灣，冥冥之中其實是我自己創造的機會。

評價汪精衛：淪陷區內外有別

民國16年到民國26年可以說是國民政府在大陸的黃金年代，在這十年中，政府全力推動工業，發展如紡織工業、鋼鐵工業、和造船工業等等，被稱為「黃金十年」。日本人看到中國發展起來，就提前打中國。但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有力量抵抗，軍火武器等等都跟日本差得太遠，所以節節敗退，北平、上海、南京失守，中央政府撤退到重慶。沿海地帶都成為淪陷區。

民國29年汪精衛到南京以後，情況有了改變。淪陷區的行政及社會治安，都由新政府負責，他不准日本憲兵抓人。所以國民黨說汪精衛是漢奸，但我們淪陷區的人認為汪精衛是個救星，這是淪陷同胞親身的感受，不是局外人所能體驗到的。汪精衛的部下都是一些中國了不起的菁英分子，比如財政部長周佛海。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以後，認為汪政府是偽政府，把所有汪政府的負責人抓去了，又說我們是偽學生，必須要讀臨時大學改造；連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管理下的中央陸軍官校學生也被視為偽學生，那批學生對國民政府處理不滿，全部投奔中共去了。所以國民政府在收復淪陷區時有很多錯誤政策，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沒有把我們照顧好，把我們留在淪陷區受苦受難，還說我們是偽學生，這種態度太惡劣了。那時候我們文科學生沒有力量反擊。但軍校學生不同，他們連武器都帶走了，增加了共產黨的力量，共產黨於是在蘇聯幫助下不斷擴張，國民黨終於撤退來台。

抗戰勝利後：好日子呢？

抗戰勝利以後，中央政府政策的錯誤影響人心很大，再加上國共內鬥，社會不安，物價膨脹。我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關心國家大事。當時物價漲得好厲害，大家都很艱苦。我們南京臨大共有18位同學被分發到上海商學院念書，但學校還沒有宿舍，所以我們就住旅館。旅館有大的房間，我們18個人住在裡頭，中間用個布幕隔開來，男生一邊、女生一邊。吃飯就在學校經濟食堂，很多美援剩餘物資，美國人不要了，那些肉罐頭、魚罐頭、麵粉就送到學校做成饅頭、包子給我們吃。我們吃到魚、肉罐頭，認為很好，因為平常都很苦，難得吃到魚肉，早上都吃稀飯饅頭。

後來學校對面有人蓋了一排木頭房子，可以賣給學生，8個人一個房間，我記得我們買一個床鋪要一兩黃金。到學校宿舍蓋好、我們搬到宿舍，這之間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賣那個房子的錢只能買一雙皮鞋，可見通貨膨脹之嚴重。民國37年政府改革幣制，那年王雲五任財政部長，由法幣改成金圓券。我們民國37年畢業，要寫論文，我的論文就是作幣制改革的研究。當時我認為政府靠發行金圓券支持戰爭，沒有準備、沒有配套措施，註定失敗；而且王雲五4月份就職，9月份推動幣制改革，時間很倉促，但因為物價漲太快了，幣制不改革不行，但改革也沒用，因為發行金圓券不斷大幅增加，所以物價繼續大漲。

勝利以後大家都擁護、支持政府，沒有亂，但後來內戰開始就亂了。一方面我們讀書，一方面看哪邊有會戰、哪邊又撤退了，人心惶惶。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同學被派到軍隊裡面，到徐州去當軍需管錢。發薪水他要到上海來領錢，不在徐州領，因為在上海拿到法幣以後，他要買銀元（就是袁大頭）帶到徐州發給大家。因為漲價，如果他在徐州發薪，很快錢就貶值了。物價漲得太厲害了，沒有人把錢存起來，拿到錢馬上買東西，貨幣流動很快，是惡性循環，大陸的丟失，惡性通貨膨脹是關鍵所在。

那時候有很多學生參加共產黨，我們學校地下份子比較少，交通大學和復旦大學比較多，但是他們到我們學校來呼籲要我們參加遊行反對政府，我們沒有參加。後來發現政府到學校來抓人了，一個同學躲在大禮堂的活動講台下面，我們都不知道，他逃過一關沒被抓到。第二次來抓人，根本一點消息都沒有，那是暑假，我們一個同班同學沒有回南京，就睡在參加共產黨的同學的床鋪上，結果就被抓去，直到他拿出學生證證明不是他們要抓的人，才被放出來。四十年以後我們回去，才發現上海的共黨「領導」竟是我們學校一位功課最棒的女同學，完全看不出來她參與共產黨地下工作。我還在南京臨時大學的時候也有人來找我，我說不參加，因為我是書呆子，讀書重要。他們又說有個讀書會，問我要不要參加？我說書自個兒讀就好，幹什麼要參加讀書會呢？讀書會要讀什麼書我都不知道，我喜歡讀自己要讀的書，所以就沒參加。

注解

[1]（編注）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幫派」本指因同鄉或同行等關係而組成的小團體，但現在多指從事犯罪或被認為可能犯罪者所組成的組織或團體。

〈幸運之神原來是我自己〉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葉萬安口述、增訂，王雅平整理
圖／葉萬安、廖文瑋提供

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

民國37年上海商學院推薦12人，資源委員會甄試後錄取6位。我們6人於37年9月自上海乘船於9月28日抵達基隆，台糖公司派了一輛卡車來接我們。當年路況很差，自基隆到台北開了一個多小時，在炎熱的大太陽下，大家嚐足了台灣「熱」的滋味，實在吃不消。

沿途殘破不堪，到台北萬華進入台糖的倉庫，裡面放了臨時做的雙層床，作為我們的宿舍。

台糖公司在當時是台灣最大的企業，但連巴士都沒有，用卡車接送員工，為了糖廠的修復生產，顧不上員工的福祉，把倉庫改成單身宿舍，可見當年台灣窮困的情況。

民國37年7月29日我們6人向公司報到，我分配到經濟研究室資料組擔任統計工作，其他五位分別在會計處、財務處及稽核室工作。經濟研究室有兩個組，一是編輯組，負責公司出版物的編輯事宜；另一是資料組，顧名思義，是搜集資料及公司所有有關的統計工作，還包括圖書室，搜集了相當多的圖書、雜誌、報刊，是同仁的精神食糧。因此，我借閱了許多書刊資料，於晚間閱讀，我也買了一本台灣省政府統計處37年剛出版的「五十一年來台灣統計提要」，包括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所有的統計資料。我藉此對台灣在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的情況，有了概略的了解。

台灣地區受日本佔據50年，由於日本政府採取「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所以台灣生產以農業為主，至於工業也以農產加工品的糖與茶葉等為主。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的需要，才在台建設重化工業，如肥料、製鋁、鋼鐵、機械等工廠。唯日本在台實施「經濟實體統制法」，台灣生產的重要物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且以供應日本為主，在台灣則實施配給制，所以當時台灣一般人民都很清苦。

當時台灣的物價，一切均為政府控制之下，尚穩定。不過民國26年，日本發動全面侵攻大陸後，台灣亦受到戰爭的影響，物價開始上漲。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徵用台灣年輕人赴南洋參戰，導致農民、勞工短缺，嚴重影響農工生產，再加盟軍的猛烈轟炸，所有港口、碼頭、鐵路、公路、電力、工廠及水利設施，均遭炸毀，絕大多數生產及營運都受到影響，致物資供應短缺。民國32、33年台北物價每年都暴漲70% 左右，至戰爭最後一年的民國34年更漲414% ，陷入惡性通貨膨脹，民不聊生。

由於戰時遭到嚴重破壞，至光復初期的民國35年估計農工生產及交通運輸營運，不及日據最高生產期40% ，即60% 遭到破壞，不堪生產及營運。其中尤以電力受創最為嚴重，在日據時期電力裝置容量為32萬千瓦，但光復初期能發電者僅5萬千瓦，可見破壞至為慘重。再以製造業中占重要地位的製糖工業而言，原有製糖工廠42所，在台灣光復時，僅有8所倖免或只受到輕微損傷。再加以在日據時期，這許多建設的技術及管理階層皆為日本人所擔任；戰爭結束後，日本人被遣返回日本，以致當電力公司日本技術人員遣返回國時，稱「三個月後台灣將變成黑暗世界」。言下之意，我們日本人走後，讓你們中國人不僅不能將已遭受破壞的電力設施修復，甚至當時尚可運轉的設備，在日本技術人員走後，你們中國人將無法操作運轉，而成為黑暗世界。這雖是譏諷的話，但也顯現當時問題的嚴重。

台灣光復初期的艱苦奮鬥

台灣光復初期生產凋零，物資極端缺乏，而大陸內戰局勢迅速惡化，二百萬軍民來台，使台灣人口自600萬人遽增至800萬人，需要激增，物價飛漲，加以財政預算鉅額赤字，外匯存底枯竭，失業問題嚴重，台灣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民不聊生。

兩年半間物價上漲超過一千倍

台灣光復後，政府將日據時期發行的銀行券，改為台灣銀行發行的舊台幣，與大陸的法幣及後來的金圓券連結。因此，台灣因本身供不應求，物價大漲，更受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嚴重衝擊台灣的物價，致使台灣也陷入惡性通貨膨脹。

以台北市零售物價指數統計，38年6月幣制改革時的物價與37年6月比較，一年間上漲107倍，如再以38年6月與35年12月比較，兩年半竟暴漲1,281倍。物價如此凌厲上漲，呈現了兩種現象：

一、原發行舊台幣時，最高面額百元券，已不敷市場交易的需要，於是台灣銀行發行「即期定額本票」定名為「台銀本票」，與通貨並行流通。開始時發行五千元本票，仍然不能配合市場需要，旋即再發行萬元、十萬元的「台銀本票」，至38年6月幣制改革前的5月間，竟發行百萬元的「台銀本票」，可見通貨膨脹問題之嚴重。

二、不是物價每天上漲，而是一日數漲，我在台糖公司工作，因為台灣耕地有限，農民種稻或種甘蔗（製糖原料），會受米價、糖價變動之影響。因此台糖公司對糖價、米價變動很關心，要做研究，於是我每週二、五要到台北市迪化街永樂批發市場調查糖、米價，每種調查五家，有一段時間，我調查第一家米行，我記錄下來，當我調查完第五家米行後，再回到第一家米行時，米的價格就不同了。所以我說台灣的物價不是每日一漲，而是每日數漲了。

我們進入台糖半年後，台糖將仁愛路一棟三層樓的日式房屋，整修為單身宿舍，自組伙食團。台糖是每月5日發薪，我們單身人員拿到薪金後，隨即將當月的伙食費交伙食團主辦同仁，他立即到市場採買所需要的各種食品，如遲一點物價又漲。

當時在單身宿舍，我們都是年輕人，吃飯四菜一湯，一碗飯就把菜都吃光了，第二碗飯就是泡湯飯，還有大家買的醬瓜、豆腐乳，有時候好一點煎一個荷包蛋。我記得那時候一個雞蛋不到70塊錢，但到了民國38年6月已經漲到7100塊，漲了100倍，米也漲了195倍。真是民不聊生。

外匯存底枯竭

根據外貿協會出版的《外貿十四年》一書，透露民國38年6月幣制改革時，對進口外匯是採取自由申報制度，實施未久，外匯供應及調度即發生困難，不僅積欠國外銀行的外債達1千萬美元，台灣銀行發的信用狀，已被外國銀行拒受。在39年為因應春節需要，台灣銀行估計需要50萬美元，向國外銀行調借都沒有回應，不得已向當時陳納德將軍主持的民航空運公司商借50萬美元，以資挹注，可見當時外匯的捉襟見肘。

財政鉅額赤字

台灣光復初期，由於中央與地方收支暫不劃分，雖國防經費專案辦理，但影響收支的擴大，無法避免，收入面因日據時期的苛課雜稅，光復後都取消，而生產尚未恢復，新稅制尚未建立，對稅收都有不利的影響。因此，綜合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每年都有赤字，也是助長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

嚴重落後的台灣工業

由風扇看當時台灣工業製品

當時台灣的經濟面臨崩潰，工業落後，台灣能夠製作的工業產品相當落後，我常講是「該搖頭的它不會搖頭，不搖頭的它搖頭」。該搖頭不搖頭的是風扇，早年台灣的電風扇是不會轉的。因為我很愛看書，當時夏天晚上宿舍裡很熱，我就去買電風扇。搖頭電風扇是大陸來的，很貴，本地電風扇不搖頭，便宜，我就買了個不搖頭的電風扇回來。買回來以後吹得很舒服。當時我才二十二、三歲，比我年長的同事看到我說：「小葉啊，這風扇不能吹啊，你吹久了以後腰痠背痛啊。不然就每15分鐘把電風扇換一個方向。」他這樣說，結果那天晚上我光看時間搬電風扇了，都沒看書。

「不搖頭它搖起頭來」的，則是電燈泡，那時候我們宿舍電燈泡才5燭光，根本不能看書。我就買了一個檯燈用50燭光的燈泡。但是兩個禮拜它就不亮了。我把它轉下來，一轉那玻璃燈泡的部分跟銅頭就脫離，搖起頭來了。

尹仲容先生主持工業委員會時，要改良電表、電燈泡等品質。電表有時跑得快、有時跑得慢，他就訂出一個標準，要經過檢查，不合格的退回銷毀。他請台灣建設廳派技術人員到各工廠輔導，要在三個月之內改進，不改進的話他要處罰。民國38年大同公司第一次生產會搖頭的電風扇，新生報經濟版頭條報導「現代化生產」、「系統性生產會搖頭的電風扇」，我跑去要買，一兩黃金一台！買不起啊，現在一兩黃金可買幾十台電風扇。後來電表也改善了，但電燈泡很多都沒改善，經檢查後發現有多達兩萬多個電燈泡不合格，就沒收後銷毀。

改革：困境中找出路

政府面對此艱難困局，咬緊牙根，凝聚800萬軍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踏上艱苦奮鬥的征途。一方面全力進行破壞的重建工作，另一方面確定兩大基本政策原則，在安定中求進步與農工相輔相成的發展。38年是台灣轉危為安的重要關鍵年。在經濟方面，該年4月推行土地改革第一階段三七五減租、6月實施幣制改革、7月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全力推動重建及工業發展工作、10月成立對日貿易小組，爭取對日記帳貿易，遂使日後經濟穩定與發展全面改觀。

重建工作

在當時財源、人力、物資極端缺乏的情況下，政府仍盡全力進行重建工作。不過，在開始時，祇能採取拆東牆補西牆，拚合移湊的方式，因陋就簡的整修，先勉強恢復部分或少量的生產與交通運輸運作，以能開工生產或營運為第一要務。

在光復初期，雖中央政府派遣技術、管理人員前來接收及進行修復工作，但就人力數量而言，與日本人遣返人數不能相比，嗣至38年底中央政府遷台前後，有較多的工程技術人員補充，但財力、物力仍然無著，故進度較慢。及至39年底美國對我經濟援助恢復，40 年初開始有美援物資到達，政府利用此有利機會方能積極進行修復工作，至 41年底農工生產與交通運輸營運已大致恢復光復前最高水準。

以電力為例：光復初期中央派遣來台電的技術人員五、六十人，與遣返日本在台電服務的3,000多名日本技術員工及工頭無法相比。為解決台電人力極端不足問題，當時擔任台電公司機電處長的孫運璿，負責電力的修復工作。面對此艱困局面，臨危不亂，到台北工專、台南工專與校長商量，希望兩校提供三、四年級學生到台電公司服務，除領薪水外，台電還提供食、住，而且畢業後可留在台電公司擔任正式職員。協商後兩校共派出近四百名學生到台電工作。台電就在這少數技術人力及原有員工共同努力下，五個月修復了80%的供電，粉碎了日本技術人員「三個月後台灣一片黑暗」的斷言。

在台電重建工作即將完成之際，同時進行兩大工作，一是民國38 ~ 41年間，完成烏來、立霧及天輪三個水力發電工程，其中的烏來發電所，在財力極度困難下籌資，並自力設計安裝的第一個水力發電廠，充分供應台北地區電力的需要。嗣後立霧及天輪水力發電廠，則獲得美援支持。另一是完成橫貫中央山脈的東西聯絡輸電網建設，當時台灣東西兩部分電力各自獨立，但西部電力不足，而東部過剩。在孫運璿極力促成下，台電工程師及工人在森林蔽天，渺無人煙深山裡，連路都沒有，要設置電桿架設電線;甚至在3,200公尺的高山上，也架設了輸電鐵塔，使東西兩電力系統合而為一，成為一完整的電力供應網，充分供應全台電力的需要。因而使台灣的電力普及率，於民國49年代達到99.7% ，超越日本及韓國。

〈由一顆燈泡看到戰後台灣經濟困境〉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一、穩定中求發展

民國38年初陳誠接任省主席後，即在該年內採取三項重大改革，茲分述如下：

1.土地改革

公地放領即政府將持有的農地賣給佃農，其地價按37年收穫量的2.5倍計算，分十年償還，換算為每年25% ，比地租還便宜，佃農當然踴躍購地。故農民願意投入更多人力從事耕耘，及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增加生產。

2.幣制改革

前文述及民國36年至民國38年6月的兩年半間，物價上漲一千倍，平均每月上漲26% ，已是惡性物價膨脹的局面，但在37年10月及11月連續兩月倍數上漲，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及經濟活動的運行。顯然物價狂飆飛漲，除物資供應不足外，人民對貨幣失去信心，應是更嚴重的問題。

處於此一局勢下，穩定物價實重於一切，而穩定物價必先建立人民對貨幣的信心著手。於是，在38年初，當時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嚴家淦向省主席陳誠報告，舊台幣無法維持，建議改革幣制，廢舊台幣發行新台幣。不過為爭取人民對新台幣的信心，必須要有充足黃金或外匯做準備。同時新台幣不再像舊台幣無限制發行，規定以2億元為限。估計發行新台幣2億元，需黃金80萬兩做準備，但臺灣銀行金庫既無外匯，更無黃金。於是陳誠主席親自前往大陸面見蔣中正總統，報告臺灣為穩定物價，要實施幣制改革，為鞏固幣信，需要黃金作準備，請中央支援，獲得蔣中正總統同意。

當時中央政府立即將自上海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台的約300萬兩中，撥80萬兩給臺灣銀行，作為發行新台幣的十足準備，並向中央銀行另借外匯1000萬美金，供進口調度之用。於是臺灣在38年6月15日實施幣制改革，廢除舊台幣發行新台幣，而且是限額發行，當時額度是新台幣2億元，並成立新台幣發行監理委員會，邀請民意代表主持，每月底檢查發行額及黃金存量並公告，以取信於民。

幣制改革時，新台幣不再與大陸金圓卷連接，脫離大陸惡性通貨膨脹對台灣的影響。新台幣改以美元連接，以新台幣5元兌1美元。

當時發行額新台幣2億元，折合為4,000萬美元，而黃金每盎士35美元兌黃金80萬兩，值4,400萬美元。新台幣發行等於有110%黃金準備取得人民的信任。

若僅改革幣制而不採取有效配合措拖，其效果將是有限的。因此，臺灣銀行創辦高利率存款及黃金儲蓄存款以資配合。高利率高到什麼程度?現在卡奴向銀行借款的年利率是18% ，已經高得驚人，而當時優利存款一月利息為7% ，按複利計年息更高達125% ，這種利率下的存款，存100元，一年下來連本帶利是225元，比現在卡奴的18% ，高了5、6倍。這些還不夠，還創辦黃金儲蓄存款，當時黃金一市兩是新台幣280元，存款人每存入新台幣280元，存滿一個月（後來改為十天）後，就可以提領黃金一兩。

當時新台幣280元可以兌一兩黃金，我為了要考驗它是真的假的就存進28元，一個月後果真拿到一錢黃金，我當場在臺灣銀行大廳跳起來：「新台幣可兌換黃金喔！」這時我感到幣制改革真的了不起。

此外，政府改革稅制，節省支出，降低財政赤字，同時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推動出口，減少對外貿易逆差，都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嚴家淦能在 38年提出完整的「幣制改革方案」，因為民國37年大陸將法幣改成金圓券，中央政府先成立一個六人研究小組，嚴家淦是委員之一，其他五個人都是中央大員，嚴家淦是福建省財政廳長，可見中央政府對他很重視。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雖然有「美援租借法案」，美國將有物資援助我國，可是一切透過美國駐重慶的人員主導，我們並不能管。後來中央政府要爭取租借法案的物資主導權，就成立了一個「戰時生產局」，要與美國人溝通，局長是翁文灝。他知道福建省的嚴家淦英文很好，就把他調到重慶擔任處長，專門處理美國的援助物資。

那時援助物資都是從印度運來，但大陸沿海各省都被日本佔領，海運沒有辦法走，所以嚴家淦得把物資從印度轉到緬甸，走駝峰航線或公路運回來，辛苦得不得了。因為嚴家淦辦得很有效，中央政府知道他是位人才。在民國36年底、37年幣制改革的時候，嚴家淦就參加了中央的幣制改革研究小組，所以他很瞭解大陸幣制改革失敗的前因後果，他在推動台灣幣制改革的時候，就避免重複大陸那些弊端。

38年6月幣制改革後，由於各方的配合及生產的增加，物價上漲率，即自過去三位數大漲，40年降為兩位數上漲，後由於美援物資的到達，及生產的完全恢復，42年開始降為個位數的上漲，完全擺脫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

我記得那時候糖業公司曾經接受到美援貸款。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有一個馬歇爾援助計畫，用五億美金給中國政府，兩億多給軍方、兩億多給經濟。但是國共內戰爆發後，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建設，也提不出計畫書來。後來大陸失守，美國不理中華民國了，錢就沒有了。嚴家淦是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他就到上海跟美援總署駐華分署談，要求撥一筆錢給台灣，後來美援總署撥了大概不到一千萬美元給台灣。那時候我在糖業公司，拿到大約一百多萬美金，就把它拿來開發地下水，因為乾旱的時候沒有水，影響製糖原料甘蔗的生產。美國的援助給台電、鐵路局、糖業公司、肥料公司總共大概有不到一千萬（美元）。

民國39年3月嚴家淦接任財政部長後，他要減少財政赤字、減少對通貨膨脹的壓力，開源不成，就要減少開支，例如軍費佔中央政府花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軍隊吃空額，發餉是以師為單位的，嚴部長認為不應按編制名額發薪，而是按實額發薪。這件事情報告老總統以後，老總統同意查，國防部也同意查，調查之後發現報到中央的編制名額果然跟實際名額差得很遠。政府按實際名額發薪水之後，國防支出一下子縮小了很多，使財政赤字降低，也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二、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

民國38年6月，「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由省主席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徐柏園、尹仲容等8人是常務委員。開始時由徐柏園擔任主任秘書，由他來負責。不久以後，尹仲容改成副主任委員，負責整個生管會的任務。因為中央政府還沒來，所有的公、民營企業都由生管會來管、推動重建工作。

從名義上生管會是管理生產事業，實際上則是除生產外，還包括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及工程調配等重要工作。尹仲容接任副主任委員後，即認為當時經濟情況緊迫，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改革，才能穩定大局並能謀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於是他將生管會變成為一個以全面經濟為對象的規劃、決策與推動的機構。面對當時困境隨即採取下列幾個重要政策措施：

1. 凡能生產國防及民生必需品、外銷產品和進口代用品的生產事業，無分公民營，一律給予原料、器材、資金等便利，使其迅速恢復或擴大生產。
2. 凡產製非必要的消耗品，足以影響必需品正當供應的產品及銷路無把握產品的生產事業，應予停止或限制其生產，失業問題必須慎重考慮。
3. 優先發展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電力是所有工業發展之動力，同時也是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而肥料與紡織有關民食與民衣，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且需大量進口供應，是每年消耗外匯最大者（肥料及紡織品進口約佔總進口金額的28% ）。即使原廠全部修復，也不能滿足需要，必須擴建及增建新廠，以替代進口。
4. 開展對外貿易。台灣為一海島，對外貿易是其重要命脈，光復以前是以對日貿易為主，光復後轉向大陸貿易。迨大陸撤守後，台灣對外貿易一時陷於孤立之境地。是時要開展對外貿易，首要就是爭取對日貿易，於是生管會成立後即成立對日貿易小組，次年（39年）5月政府派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赴日與盟軍總部洽簽「中日貿易協定」，同年9月正式簽署，解決當時台灣對外貿易總額70% 問題，且奠定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
5. 整頓國營事業。台灣在日據時期，稍具規模的企業多為日人經營，光復後由政府接辦，成為國、省或國省合營企業，統稱為「公營」。然絕大多數公營事業經營效率，無法與民營企業比，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光復初期，台灣公營事業也無例外，在營業狀況好時大事擴充，雇用大量人員，一旦情況改變，業績下滑時，人事費用成為沈重的負擔，於是由盈轉虧，要求政府救濟。如國營的台灣碱業公司，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燒碱缺乏，價格大漲，盈餘特多，大事擴充增僱人員。同時民間碱業公司紛紛設立，至39年供過於求，價格大幅下跌，國營的台碱公司轉盈為虧，無法經營下去。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得知此事後，當機立斷調派化工專家台糖公司協理黃人杰為台碱公司總經理，並囑其大事整頓。黃人杰就任台碱公司總經理後，研究惟一出路為裁減冗員三分之一約500人，始有生機。然當時正是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如台碱裁員，將影響社會治安，任何人皆不願嘗試此一危險行動。但尹先生從整體格局考量，慨然負起全部責任，指示黃人杰總經理堅決執行。結果不出一年，台碱公司轉虧為盈，安然返回坦途。再就我工作的台糖公司而言，在戰爭期間遭受破壞極嚴重，但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很快逐步修復，產糖量逐年增加，加於國際糖價高漲，出口外匯收入快速增加，自民國37年的1,160萬美元，至39年躍升到7,440萬美元。在這期間各糖廠大事增僱人員，在不知不覺中全公司員工高達2萬人。但民國40年國際糖價大跌，使砂糖出口外匯收入降至5,200萬美元，台糖陷於困境。經檢討結果必須大裁冗員四分之一，高達5,000人，公司正在猶豫難決間，生管會尹副主任委員挺身而出，告知台碱公司裁員成功經驗，並願負責指示台糖公司盡速執行，且將幾座不經濟的糖廠，如新竹糖廠等關閉。台糖公司在尹副主委大力支持下，整頓成功，成為國營事業中管理最佳的公司。
6. 推動民營事案發展。尹先生曾在美國工作五年，擔任替政府採購戰時物資工作，瞭解美國連軍工事業都是民營，而民營事業的效率確比公營事業高。因此，他主持的生管會，在推動復建工作時，凡符合前述政策條件者，不論公、民營一視同仁的全力支持，而且推動的新興事業，則以民營為原則。前述尹副主任委員一手推動的紡織工業，絕大部分都是民營，當時雖有幾家公營，但後來不是結束就是轉為民營了。他在主持生管會四年期間，還扶植了許多民營工業的創立與發展，包括食品工業(如麵粉、榨油、味精、醬油等工業)、玻璃、純碱、人造纖維、化學製品、木材、電器、機械鋼鐵、金屬製品等工業，贏得業者稱其為「民族工業鬥士」的封號。在生管會尹仲容副主任委員率領下，動員了有關各財經機構及全體人民共同努力，堅苦奮鬥，至民國41年底不僅度過了經濟上最艱難的日子，將瀕臨崩潰邊緣的經濟挽救過來，而且使農工生產，交通運輸營運及對外貿易，均恢復到光復前的最高水準，物價亦穩定於可控制的範圍內，為未來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強的基礎。

注釋

[1]（編注）〈陳誠副總統數位照片─土地改革〉，《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30601-00006-005。

〈下猛藥替台灣經濟起飛鋪路〉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沈珮君
圖／葉萬安、沈珮君提供

葉萬安，96歲，前經建會副主委，職務並非特別顯赫，《經濟日報》在他退休時卻以「國家瑰寶」譽之。他30歲即被同事、長官敬稱「萬老」。財經界尊他為「台灣經濟活電腦」，整部台灣經濟史烙印在他腦子，因為他全程以全人生的方式參與，「那是我的工作」，公職生涯四十四年，每天工作12～15個小時，怎能不刻骨銘心？

我曾跟他借閱某些名家寫的台灣經濟史，看到他在書上記下很多眉批，全是揪錯，有些高達一百多個，他連註解都仔細看過。

胡適千叮萬囑學生，做學問一定要「不苟且」，萬老做事、做人就是這樣。
萬老是尹仲容時代的人，他的直屬主管有王作榮、李國鼎、嚴家淦、俞國華。在台灣資源有限還是「管制經濟」時，他從「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即參與，從助理做到主持規畫大計，後來是經濟「自由化」的推手、催生人。

一生血汗在台灣

他是浙江紹興人，生在南京，不是避難來台，他是興沖沖來台灣工作的。民國37年，他在上海考上「台灣糖業」（台糖）。

他是當時最好的財經學校——「上海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前身）畢業的。他在念「南京臨時大學」商學系時，統計學完全聽不懂，急得退選。轉入「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名教授鄒依仁帶他進入統計學殿堂，這門對他原本困難、枯燥的學問，忽然變成繁花滿目，讓他癡迷一輩子，並成為他「報國」的方法。

好老師可以改變學生一生。他碰到不僅一個好老師。

他在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從商學系改念銀行系。他念銀行，當初是只求「安定」。亂世，沒有比安定更可貴的。他父祖輩雖創業有成，全盛時期在南京夫子廟附近有一家紹興酒廠、三家餐廳、一家冰廠，卻因戰亂家道中落，而鄰居同學的爸爸任職銀行經理，高薪、穩定，銀行系便成了他的第一志願。他說自己原本「胸無大志」，但大四修了徐宗士教授的「高等經濟學」，如獲啟蒙，發現「經濟」才是「經國濟民」之道。

經濟，不是只解決「自家」問題，是解決「國家」問題，他從此滿腦子「國家」，一心一意要做「經濟研究」。

葉萬安快畢業時，通過上海華興銀行筆試，面試時主考官問他想做什麼，他說「經濟研究」，主考官啼笑皆非：「我們小銀行，哪有什麼經濟研究？」再問他有沒有其他志願，這個老實人說「沒有」，落榜了。

天可憐見，中國那時有什麼經濟？中國自清朝開始即因落後，飽受列強欺凌，中華民國建國之後，又因內亂外患，遍地烽火，經濟根本無處扎根。即使民國56年王惕吾先生在台灣創辦《經濟日報》時，大家都還笑他：「台灣哪有什麼經濟啊？」而葉萬安這個年輕人在民國37年就已死心塌地要做「經濟研究」。他第一次面試失敗，仍未學乖。主管國營事業工礦單位的「資源委員會」也來校招考，其中一項是統計員，上海商學院當時還沒有「統計系」畢業生時，他是第一批修習「統計學」成績第一名的學生，學校又推薦他去。面試時，他仍然一口咬定要做「經濟研究」，主考官翻了翻資料說，只有台糖「經濟研究室」可去，他立刻說「我去。只要是經濟研究，不論在哪，我都去」。他連台灣在哪都不知道。

民國37年9月27日他與另外五位同學在基隆港下船，台糖派卡車來接他們，坐在車上，他立刻領教到烈日如火，這是他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他住在台糖倉庫（《中國時報》萬華區現址），地方很大，人很少，晚上只有一顆5燭光的燈泡，昏暗到令第一次離家這麼遠的他心毛毛。那年他22歲，這是他在台灣的第一站。

承繼「尹仲容精神」

「安邦定國」，是萬老四兄弟的排行。父親雖是酒商，心心念念的是國家存亡，對老大葉萬安寄望很深。葉萬安從小就覺得自己笨，學什麼都比三個弟弟慢，弟弟書讀一兩遍就會了，他必須讀五或十遍。他自小便知「勤能補拙」，「人一之，己百之」，念書如此，工作也如此。因為勤，所以特別耐煩。

葉萬安是台糖「甲等實習員」，底薪110元，因為表現優異，年年跳級，五年後底薪已升為200元。在台灣一切混亂時，他替全台34座糖廠建立即時的產銷日報表。當時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物資是「糖」，占總出口60%以上，是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財經當局希望每天能看到前一天的產銷日報，但當年沒有電腦，資料要用郵寄，一個星期才能收到。為了搶時效，葉萬安每天一早打電話給34個糖廠，查問前一天產量，並與總公司的出口量合併呈報，趕在當天中午之前將產糖日報送到台糖高層、財經首長、台銀董事長的辦公室。

當時電話是手搖的，透過接線生轉接，通話品質很差，辦公室也吵，180公分高的葉萬安常常得蹲在辦公桌下打電話。這應是他日後脊椎隱患的來源。

因為他嚴謹、敬業，他的長官潘誌甲問葉萬安願不願意跟他進入「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尹仲容是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那時正要做「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葉萬安大喜過望：「經濟研究，我的第一志願」。葉萬安進入工業委員會財經組，從王作榮的助理做起，王作榮當時是尹仲容極倚重的幕僚，常替他撰稿。

尹仲容是台灣從二戰廢墟到經濟起飛的「領航人」。有一次，尹仲容給「國防研究院」演講，葉萬安替他換簡報板的大字報，忽然發現地上有水，細看才知是血，原來是尹先生痔瘡發作，血自長褲裡面流到地上，他提醒尹先生休息，尹非但不以為意，演講後還回辦公室繼續開會，葉萬安回憶當時，「我太震撼了，一輩子都忘不了」。尹仲容「一個人做三個人的事」，未滿六十歲即因「忠勤盡瘁」（總統蔣介石悼他的輓額）病逝。

「尹仲容精神」影響很多人，葉萬安是承繼人之一，他唯恐事情做得不夠多、不夠好，對國家貢獻不夠大，生病也仍伏案工作。他曾因脊椎問題，痛到不能下床，同事背他下樓就醫。王作榮曾提及此事：「葉萬安一個人抵三個人，才累出病來」。

經安會撤銷後，葉萬安隨王作榮、尹仲容到擴大改組的美援會工作。美援會對台灣影響巨大。前台大校長孫震第一份工作也在美援會，王作榮是他的第一個伯樂，他帶孫震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葉萬安，當時葉萬安已是資深專員。孫震後來歷任要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他：「萬安工作專注，導致背痛，有一段時期腰部裝上鐵架，仍然不肯休息」。他們都是拚命三郎，年紀輕輕就把身體搞壞了，孫震氣喘好幾年，葉萬安終身之痛則在脊椎。

「三一儲蓄運動」大獲成功

台灣曾經非常缺錢，1950年時，台灣銀行開的信用狀都遭國外銀行拒絕，台銀還曾向民航空運公司借用50萬美元，以供調度。尹仲容常跟同仁嘆「國家實在太窮了」，沒錢就不能投資、建設。美國自1951年起每年給台灣約一億美元，這對台灣幫助很大，但1959年起即逐漸減少，並預告1965年完全停止，所謂的美援，後來變成貸款，且是否給予貸款、貸款多少，將視我政府提出的計畫而定。

台灣當時極迫切的問題是美援停止後的一億美元缺口，怎麼辦？老蔣總統指示要「自立自強」，葉萬安跟王作榮提出「三一儲蓄運動」，一人一天存一元，當時人口1100萬，一年可存40億元，正好約一億美元。

王作榮提報之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美援會主委陳誠立刻接受，並在廣播電台呼籲大家支援經濟建設，一人一天存一元，各銀行紛紛趕設儲蓄部，老蔣總統夫婦還親臨台北市十信合作社開戶，這個運動大獲成功。

1960年時，全民儲蓄額是79億元台幣。1961年推出「三一儲蓄運動」之後，1965年儲蓄額270億元，1970年574億元，1972年已達1009億元，不僅可充分供給國內投資，也可對外投資。

台灣「自力更生」了。台灣在接受美援的1952～65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8.6%，美援停止後的1966～73年更高達11%。1974～78年推出十大建設，強化各項基礎設施，輕工業也向重化工業轉型。台灣經濟起飛，在蔣經國時代，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兩位數，是亞洲四小龍之首。這些漂亮數字的背後，是多少人的高瞻遠矚、殫精竭慮，還有勤儉的人民。

台灣正在躍起，葉萬安病倒。1962年他的腰椎已經撐不住了，醫師要他「好好睡兩個月」，他兩周後就用鐵架把自己撐起來上班，醫師氣得罵他：「你這麼不聽話，以後不要來看我了。」

催生家庭計畫

這個穿著鐵架的鐵漢，又催生了一個當時充滿爭議的政策，1968年台灣家庭計畫全面實施。

多子多孫多福氣，這是早期農業社會觀念，當年家家戶戶至少生五、六個孩子，生十幾個的也大有人在。我上小學時，全班同學有78人，中午吃便當時，好幾個同學小心翼翼用便當蓋遮遮掩掩，不希望人家看到裡面只有幾條番薯，這成為我童年回憶的創傷畫面。

人口增加太快，糧食供給不足，經濟發展、公共建設、教育、物價都將出現問題，農復會主委蔣夢麟早已預警，1959年甚至說下重話：「我要積極的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為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先減少我這一個人。」但是，反對力量很大，節育只能偷偷摸摸做，效果不彰。

1964年葉萬安彙編「十年經濟展望」時，認為必須正視人口問題，希望在十年內將人口增加率由3.6%降低至2%，這份計畫與「第四期四年計畫」分訂為上、下兩冊，葉萬安負責在行政院院會口頭報告此一重大目標，被一位黨國元老厲聲斥責：「大陸有四億人口，台灣才一千多萬人，你們還要降低人口，我們拿什麼去反攻大陸？」當時「反攻大陸」最大，行政院長嚴家淦圓融地裁示「十年經濟展望」留作內部參考，「第四期四年計畫」先核定通過。

葉萬安沮喪極了，他和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一起搭車回辦公室，他不死心，因為事關台灣未來經濟發展，他建議召開人口問題研討會，公開辯論。

李國鼎分析，反對者多是「國父遺教學會」會員，那些人認為降低人口出生率違反國父遺教，李國鼎主張邀請國父哲嗣孫科來做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人。孫科應邀之後，葉萬安主動想替他擬參考稿，他說不必。葉萬安很忐忑，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孫科立場。

其實，孫科和他的主張完全一樣。演講後，聯合報記者張作錦訪問孫科，直指核心：「家庭計畫是否違反國父遺教？」孫科直接了當回答「不違反」，就此一槌定音。

內政部後來提出「人口政策綱領」、「家庭計畫實施辦法」，1970年代台灣人口增長率降到1.8%，葉萬安欣慰極了，「孫科一席話，降低人口目標提前十年完成」。

孫科知道是葉萬安以一個小小「專門委員」的身分不屈不撓在對抗抱殘守缺、龐大的保守力量，會後主動用毛筆手書國父語錄送給葉萬安：「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這幾句話才是國父精神。

編訂第一本《台灣統計手冊》

台灣第一本《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1960》（台灣統計手冊）是葉萬安編訂的。1960年財政部長嚴家淦要去瑞士參加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希望有一本可以放在口袋的小冊，裡面須有台灣各項經濟社會資料統計數字，並附比較分析，可以隨時翻閱查找。葉萬安帶著三個助理，在兩周內做出，不僅有統計分析，還加上國際比較，總共183頁，來不及排版鉛印，是油印本，可見在多麼緊迫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從此以後，《台灣統計手冊》年年編印。

他也是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五十七年。除他之外，其他委員全是經濟學博士。他不是掛名而已，每次會議都提出具體評論及建言，被稱為「重量級委員」。譬如，今年二月開會時，他提醒該會對出口、景氣的預測過度樂觀，對物價上漲的預測過度保守，後來果然印證他是對的。
他一直沒有正視自己的脊椎問題，直到2017年底痛到不能不動手術，當時他近92歲，術後恢復極不順利，後來連心臟也動了手術，他在八個月內五進五出醫院，幾度昏迷，先後住院150天，瘦了20公斤。在臥床時，連翻身都痛得要命，他心中浮現還有三本書未寫，這麼多事沒做完，怎可倒下？他每天從走十步、二十步開始復健，能走五十步時，再告訴自己可以走一百步，他的意志力，加上妻兒對他的愛，終於又讓他打贏這一仗。

注解

[1]本文授權不包括在本平台上推出的任何形式的轉作或重製。

〈咬定青山不放鬆——葉萬安，台灣經濟的幕後鐵漢（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沈珮君
圖／葉萬安、沈珮君提供

今年初夏，他出版五十多萬字巨著《邁向經濟現代化之路》（聯經），是他的社論選輯，也是一部台灣經濟史。其中近十萬字導讀是他大病之後、96歲的新作，他每十年做一個斷代式的析論，裡面不僅有台灣經濟各階段問題，還包括複雜的國際政經情勢。老先生不用電腦。

葉萬安腦袋雪亮，個性耿直。參與「第一期四年計畫」時，他只是助理，到「第五期四年經濟計畫」，已獲經合會主委嚴家淦授權全權策畫設計。葉萬安認為內閣設定的每年經濟成長目標7%，太保守了，主動將此列為「最低」目標，後來這四年經濟成長率最高曾到12.1%。他膽敢如此樂觀預測，不是因為選舉畫大餅，而是經過「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反覆演算，一再調整到合情合理為止。

贏得蔣經國總統信任

1978年蔣經國當選總統，因為關心經濟，在總統府召開財經會談，每兩周一次，直到三年後才改成不定期召開。葉萬安是報告人、記錄人、撰稿人。其實，不僅如此。在第44次財經會談之後，蔣經國要求幕僚事先給他建議，這個任務又落在葉萬安肩上，他每次擬出五、六條，蔣經國幾乎都會從中挑選三、四項作為指示。葉萬安為了思考能夠提出什麼更有益於經濟民生的點子，絞盡腦汁，有時候在客廳來回繞圈圈，一度痛苦到想起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燈盡油枯」之嘆，後來找石齊平、呂惠恕、周慶生一起加入，集思廣益。

七◯年代，對中華民國來說是不幸的「黑色十年」，但後來回頭看，卻是危機變轉機的「黃金十年」。當時風暴連連，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日斷交，1975年蔣介石去世，1978年中美斷交，以上四件大事都足以令台灣地動山搖，而1973、1979年又連續兩次石油危機，國際油價大漲。蔣經國在人心危疑、物價震盪時，在1974～78年推出十大建設，在最壞的時刻，大舉用公共建設改變台灣體質、鼓舞人心。

蔣經國讓台灣脫胎換骨，但他也會犯錯。第一次石油危機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擔心影響民生，即使國際油價一漲再漲，但他遲遲不讓國內油價同步上漲，台灣成為世界油價最低的國家之一，人民毫無節約能源的觀念，而國內物價仍然因為民心預期上漲，瘋漲不已。第二次石油危機時，葉萬安在財經會談用圖表檢討第一次石油危機，並建議台灣油價應該要即時反映進口成本。終獲「總統蔣經國」裁示同意。

李國鼎會後告訴葉萬安，「你等於是當面批評總統，總統沒有不高興，還接受了你的建議。表現很好」。

1984年蔣經國召開第84次財經會談，距離上次開會已七個月，他的身體明顯很差了，蔣經國與葉萬安握手時，恭賀他升任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心裡一震，「天哪，總統國事如麻，身體又這麼弱，居然還注意到我這個小部屬的升遷」，葉萬安激動又感傷。那是蔣經國最後一次財經會談。

主張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

1980年代初期全球經濟不景氣，除行政院指示經建會研擬各種因應方案外，葉萬安也主動提出貿易巨額出超因應方案、促進投資方案、因應新台幣升值方案，報政院核定實施。1981～86年全球在經濟陰霾中，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2.9%，台灣卻高達7.9%，相當於全球經濟成長率的2.7倍。

蔣經國去世前半年，1987年7月15日《戒嚴令》廢止。同一天，立法院通過《管理外匯條例》「暫時凍結」，這是台灣政治、經濟「自由化」的一大步。葉萬安回顧歷史上的這一天，「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日子」。

《管理外匯條例》「解嚴」也是葉萬安「任勞任怨任謗任辱」的成果。1984年俞國華受命組閣，事先請葉萬安提供對經濟的意見，他立刻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俞國華在立院通過人事案當天下午宣示新閣基本政策就是這九字。

落實那九字，問題一籮筐。自從1958年尹仲容提出貿易改革之後，二十年沒人再推動「自由化」，當時許多產業歷經長期保護，已有相當基礎，當年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高關稅、管制外匯等政策，已應功成身退，否則將影響到產業效率與投資意願，甚至衝擊經濟發展、物價穩定。許多經濟學者一再呼籲開放，直到俞國華組閣，葉萬安在關鍵時刻踢出臨門一腳。

但是，過程並不順利，各方充滿疑慮，其中《管理外匯條例》修或廢，是「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重要的一步，葉萬安在各單位奔走溝通，屢遭質疑，還被一位央行副總裁譏為「書生之見」。在他鍥而不捨下，終獲財經首長共識，央行總裁張繼正最是積極，認為「越快越好」，葉萬安請教通曉修法程序的政院趙捷謙組長，在他的建議下，請立法院將有關「管制」的條文「暫時凍結」，取代曠日廢時的逐條修正，從此出口廠商可以自由持有、自由運用外匯所得，一般人民也可自由結匯、自由向國外投資。

「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姍姍來遲，但仍不算太晚，為台灣日後加入GATT/WTO（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台灣經濟結構也因鬆綁而朝向高附加價值方向轉變。

但也未必好點子都可落實，「亞太營運中心」變成一場大夢，是葉萬安最大遺憾。

1992年他退休了，常去大陸參訪，當時大陸正因六四事件，外資卻步，官方積極推動改革開放，同文同種的台商快速卡位，到處大興土木。葉萬安看到了台灣機會，擷長補短，兩岸若可共好，對台灣將是大好，已國際化的台灣可成為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的投資仲介或雙方據點，台灣可做製造中心、金融中心、轉運中心，對雙方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將可「天下無敵」。

此時正好蕭萬長接任經建會主委（1993），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責成經建會提出「振興經濟方案」，蕭萬長邀請在珠江三角洲參訪的葉萬安回來擔任顧問。

萬老以他在大陸的所見所聞，主張應將台灣建成「亞太營運中心」，並列為「振興經濟方案」最高目標。亞太營運中心，多年前即有人倡議，始終被當空中樓閣，萬老這次又再提出，幾乎也被所有與會者反對，有人嘲笑素來務實的他：「萬老去過大陸以後，變得越來越好高騖遠了」。但連戰看到亞太營運中心的前瞻性，將它自中長期目標列為「跨世紀重大工程」，指示立即規畫，並自任專案小組召集人，不到一年即有二十多家跨國廠商來台做策略聯盟，期待兩岸盡快三通。未料總統李登輝在1996年宣布「戒急用忍」，嚴格限制兩岸經貿往來。前台大教授杜震華是亞太營運中心研究、規畫的四人小組之一，他曾回憶當時心情：「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登輝，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

三十年過去，大陸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儼然已「不只是」亞太營運中心，而台灣本來應「至少是」亞太營運中心，卻一度成為四小龍最後一名。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萬老每次回想此事，都扼腕。十大建設時，蔣經國有一句名言：「今天若不做，明天會後悔」，亞太營運中心便是。

1995年大陸生產總值（GDP）才7000億美元，葉萬安在1996年預測，亞太營運中心如果可以落實，2010年大陸GDP可增加4兆美元，而台灣GDP將增加8000億美元。大陸十五年可成長6倍？連大陸產官學界對萬老的預測都覺得「不可思議」。萬老很有信心，因為他是根據亞洲四小龍及他畢生參與、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所預估出來的。

2009年大陸GDP4.9兆美元，比他預估的提前一年完成。可悲的是，自我粉碎「亞太營運中心」大夢的台灣2009年GDP僅增加1500億美元，是他預測的五分之一。直到2021年，台灣GDP才達7700億美元。

協助健保初期規畫

葉萬安這個活電腦，在經建會規畫全民健保時，也派上用場。當時台灣無人懂健保，葉萬安推薦哈佛教授蕭慶倫參與，蕭教授是健康、經濟專家，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曾研究、參與全球二十多個國家的健保制度，他後來也是美國三位總統的顧問。蕭慶倫是台灣全民健保第一期規畫總顧問、總設計師，葉萬安除了替國家找到國際級的專家，並負責提供蕭慶倫需要的經濟資料，所以，健保初期規畫很快完成並提早推出。

沒有人知道葉萬安在健保的角色，萬老自己也從未提過，對他來說，只是日常工作，但讓蕭萬長印象極深。功而不有，蕭萬長讚嘆「葉萬安真是公務員的典範」。

萬老至今仍繼續投書媒體，專攻經濟領域，都是用數字說話，言必有物，而且不改耿直，譬如：

〈總統！您的財經數據有問題〉，駁斥尋求連任的陳水扁在總統大選辯論中炫耀的財經政績錯誤百出，連政府發表的國債數字「創新高」，也被扭曲說成「創新低」。萬老每篇文章都不假他人，是親自執筆、最年長的經濟評論家。

二十二年前，葉萬安曾在媒體發表一篇長文，分析早期財經決策官員共同的風範與特質。他那篇文章是在李國鼎逝世百日寫的，藉以期勉「新政府」。現在台灣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那篇文章至今看來仍然充滿「新義」，摘要如下：

1. 即使在威權時代，財經決策官員都是一心謀國，無私、無求，為國家、為人民，絕不為個人權位考量。
2. 全力追求國家現代化，他們兼具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知識的修養，心胸開闊，尊重幕僚，樂於聽取各方意見，但經過強烈辯論後，只要做成正確決策，共同全力以赴，絕不會反覆不定。
3. 負責任、有擔當，絕不推諉，絕不好高騖遠，絕不拖泥帶水和稀泥。
4. 積極主動，敢於改革，明知困難，但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5. 操守廉潔，生活簡樸，公私分明，都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分享台灣經濟發展經驗

萬老退休後，終於可以回老家了，但只能哭墳而不能見到老父了。

葉萬安高二時，他們家生活困難，父親同鄉介紹他去錫箔店當學徒，14歲就當學徒的葉爸爸搖頭說，「寶林（葉萬安小名）是要念大學的，我再苦也要讓他讀書」。葉萬安當場落淚，更加用功，為了減輕家裡負擔，高二即以第一名跳級考入大學。他大學畢業後即遠赴台灣工作，一別就是一生。

當年再苦也要讓他讀書的父親等不到他回來，「我平生最對不起的是爸爸」，96歲的萬老至今念及老父仍忍不住哽咽，這是他身為人子的此生最痛。所幸還來得及見到老母，母子相見三年後母親過世。

他畢業四十五年之後，終於可以再回母校，上海財經大學比他念書時大多了，當年僅400人左右，現在有三、四萬人。為了回饋母校，1997年葉萬安夫婦與另一對校友夫婦各捐五萬美元，折合當時人民幣共約83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一個教授月薪不到500元人民幣。直到2013年獎學金用盡為止，共有325人受惠，其中一人後來成為副校長。

他始終沒找到統計學恩師鄒依仁，但找到經濟學的啟蒙老師徐宗士，徐老師高興極了：「教了五十年經濟學，終於有學生用經濟學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貢獻」，而這學生是在台灣開花結果。一年後徐老師病逝。

大陸改革開放初期，葉萬安常去各地分享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希望幫助大陸脫離貧困，在亞洲金融風暴及美國對大陸施壓下，他對人民幣應升或貶也都有準確預測與建議，他的文章曾送到當時總理朱鎔基桌上。

他希望兩岸「和平共榮」。馬英九選上總統後，兩岸融冰，葉萬安在2009年樂觀預測2022年中國大陸將趕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如果兩岸合作，「21世紀，將成中國人的世紀」。他這個活電腦當時的確無法預見美國現在會以半個地球的力量壓制中國從老二變老大，也不能預見台灣會像自願一般將成「美國巨大武器庫」，但那時他已提醒，「21世紀是否真正能成為中國人的世紀，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和兩岸領導人的『一念之間』或許是一個重要關鍵。」

他那篇文章的前言就是「或在一念之間」。

注解

[1]本文授權不包括原文在本平台推出以外任何形式之轉作或重製。

〈咬定青山不放鬆——葉萬安，台灣經濟的幕後鐵漢（下）〉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