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1990年代，擔任教職的孟慶玲女士，因為有感於工商業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人際關係日漸疏離，決定鼓勵班上學生多與家中長輩聊天，藉由傾聽長輩訴說個人成長經歷，來凝聚家庭情感。在這樣的基礎上，1993年2月15日，孟慶玲老師發行了《我們的報》，這是一份由孟家老、中、青三代共同參與、執筆的刊物。

由於家中長輩有的來自大陸、也有的世居臺灣，《我們的報》連載內容因此相當多元，其中包括他們對於戰爭歲月的記憶、1950年代後孟老師與手足們的成長經歷、更有出自年輕世代記錄日常點滴的短文與日記。

系列擷取了《我們的報》其中的五個故事，這五個故事的主人包括孟老師的父親（孟憲岳，1924-2016）、大伯父（孟憲章）、姑姑（孟憲光）抗戰期間在大陸的工作與求學過程；而生長在臺灣的母親（楊嫌，1929-2014），也同樣曾經受到戰爭波及；在傳染疾病與美軍轟炸的威脅下，楊嫌多次面臨生死交關的危難。

1994年，孟慶玲並且訪問了出身於龍潭銅鑼圈的婆婆（王張元妹，1922－2005）。在這篇訪談中，王張元妹將自己在出生後不久，原生家庭便將她送給邱家當作螟蛉女（養女）──也是童養媳的故事娓娓道來。為了幫助家中生計，張元妹在幼年便到茶園採茶。在那個男女地位極為不平等的年代，她受到養兄及夫婿邱阿富的暴力對待，直到後來，經營跑船生意的阿富在一次沈船事件後逃往日本，從此再無音訊，張元妹才經婆婆答允，離開邱家，展開新生活。張元妹的故事可以說呈現了臺灣早期農業社會中許多婦女的共同生命經驗。[1]

孟慶玲自北一女中教職退休後，定居花蓮吉安鄉。爾後與夏婉雲在吉安鄉光華村從事老兵口述歷史十年，並出版了《站在石頭上的人：花蓮光華村的記憶與哀愁》一書，為這群走過戰火一生顛沛流離的長輩留下珍貴的歷史記憶。（李權升、滕淑芬）

注解

[1]（編注）有關「童養媳」習俗從生成到沒落的歷程，以及早期童養媳的生活境遇，可以參考：曾秋美，《臺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臺北：玉山社，1998）。

〈同為一家人〉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編按

前經濟部水利局第三工程處處長孟憲岳，生於民國13年，卒於民國105年，享壽92歲。

孟憲岳是河南安陽縣人，他的求學生涯概括了抗日和國共內戰時代。大陸山川遼闊，為了念書，孟憲岳從小就得長途跋涉去參加考試和上學；為了考中學，一個早上他得翻山越嶺走六十里路，真是難為了一個才十多歲的孩子，也可見那個年代求學之不易。

孟憲岳自河南水利專科學校畢業時，正是國共內戰最激烈時，他隨國民政府來台，在基隆上岸，遇上了學潮，原本要去台灣大學當助教就沒成行，被老師推薦去嘉義農專和屏東水利局，他選擇了水利局，因而遇到他後來的太太楊嫌，成就美滿婚姻。

本文為孟憲岳70歲時親撰。（滕淑芬）

文／孟憲岳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我的童年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安陽縣，住在城內縣胡同街。爺爺生有七男四女（兩個奶奶所生），父親排行老三，生我們五男一女，我上有三個哥哥一個姊姊，下有一個小弟。我是民國13年生，排行第四，我和弟弟是續絃所生。

父親時任安陽縣印花稅局局長，經常在外查辦稅務。為了分擔母親的辛勞，父親常帶著我出差。大概五歲左右，我跟著父親臨時在縣西方水冶鎮，租賃民宅辦公兼住房，僱用聽差一人。父親除了整理日常公務，就和我作伴。

記得有一天，午睡醒後不見父親，哭叫著要找，聽差對我毫無辦法，只好帶我到處找，但找不到，最後帶到一西餅店，賣糖果、蛋糕、餅乾及各種點心。

店主看到局長小少爺來了，大包小包各種點心都拿出來請我吃。我大概是哭夠了，也走累了，坐下來毫不客氣就大吃起來，現在想起來還真叫人臉紅。

又有一次，想學騎腳踏車，很想趕快學會，但那時還沒小孩騎的小腳踏車，只好以大人騎的車子學習。由於人小腿短，雖有聽差在車後扶著，仍然搆不到腳蹬，而且屁股歪來歪去，真不是味道，又容易摔倒，沒辦法騎。

後來改由一腳先上脚蹬，另一隻腳自車中間穿過，踏上另隻腳蹬，再由聽差扶著跑 。這樣沿著大街小巷騎著，覺得很有意思。但聽差唯恐小主人摔傷，跑得滿身大汗，有苦說不出。想想我那時當小少爺，實在也太會折磨人了。

父母早逝，大哥一肩承擔家計

過年時，一般小孩喜歡穿新衣，而我最喜歡玩鞭炮。記得在水冶鎮過年之時，那裡盛產炮竹，最合我意。我玩的花樣最多，有時將燃著的炮用瓦盆蓋上，當炮響時盆子會受震動而飛起來，結果盆子不是裂掉就是破碎；有時更發奇想，將炮點著後放入夜壺中，真是頑皮。

我們的家族人口眾多，上年紀的老人亦多。當時醫術不發達，因病過世的長輩很多，記得常年都戴孝，穿白鞋。因年紀太小，不了解穿黑白鞋的意義，有天和大夥兒在家後院水塘捕捉蜻蜓和蟋蟀，弄得滿身滿腳都是爛泥巴。

回家又怕大人罵，就偷偷地將衣服換了，但鞋子找不到乾淨的白鞋，就穿了雙黑鞋出來。當時沒人注意，但沒多久就被媽媽看到，將我叫到屋內，又罵又打，最後將屋門關起來，罰跪一柱香。

不記得媽媽是在我幾歲時病逝，父親沒到我上小學年紀亦隨母親而去。父母相繼病故後，我們姐弟在大哥大嫂照顧撫養之下漸漸長大。大哥在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後返回家鄉，經商會董事會推薦，擔任商會小學校長。

我8歲進入該校就讀，於民國26年暑假畢業。是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於蘆溝橋展開侵略，時局緊張，家中沒有讓我參加初中升學考試，就在舊曆9月9日、日機轟炸安陽的11日，我家在大哥帶領下，全家大小南下開始逃難生活，亦注定了我日後的一生。

每當我聽到《母親你在何方》這首淒涼哀愁的老歌，就會情不自禁地淒然淚下，總覺得這一生一世和父母親相依的時光，竟是如此的短暫。同時對於撫養照顧我長大的哥嫂們有著深深的懷念。

我的求學年代

我家後院牆外是一個大水潭，就在水潭對岸不遠的地方，有所商會附設小學。因相距不遠，上學方便，家人便送我到那裡讀書。學校作息規定，每天六點半到校，早自習一小時，七點半吃早餐，由小販到校來賣，八點早會。除了老師訓話外，讀總理遺囑 、報告新聞，差不多有兩學期都是指定我來做，其他時間都在上課。

記得在上算術課的時候，老師叫同學背九九乘法表，我就是不能依序背下去，老是被罰站。但我想我能在早會帶領同學背讀總理遺囑、報告新聞，還代表學校參加全縣小學演講比賽，得到第三名，應該算是不錯的學生才對。

上五年級時，因為利用晚上去武術館練武術，回來太晚。那時一般人都很早睡，家裡又是深宅大院，叫門不便，就住到學校。學校也鎖了門，守衛又住得遠，但翻牆進去很方便，我同陳老師共住一室。

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陳老師裝置了一架礦石收音機在收聽新聞，因聲音太小，而我們住屋對面靠近操場圍牆，有間童軍活動教室，住著一位教音樂的鄭老師正在拉胡琴，干擾收聽新聞。

陳師叫我拿個磚塊丟到鄭師窗外，我照辦了。對面琴聲立刻停了，不一會兒，鄭老師過來對陳老師說：「有賊探路，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夜裡睡覺要小心。」我們兩個覺得好笑。

誰知半夜真有賊光顧，把鄭師放倒地上，抵門的椅子抽了起來，門已被推開一半，幸好鄭師已有戒備，拿出事先準備的國術用大刀，在煤台上用力一敲，聲震屋瓦。偷兒逃之夭夭，鄭師一場虛驚，總算沒有損失。我和陳師都很驚奇，若有神助，否則怎有那麼巧的事？

沒有課桌椅的學校

小學畢業，因時局吃緊，家中沒有讓我投考中學。27年家鄉告急，大哥帶領全家大小十餘口人南下逃亡。最初至五叔家，隴海鐵路交口車站暫住月餘，那時五叔在當站長。後來遷往襄城縣，沒多久又遷至鎮平縣石佛寺住下，大哥那時已轉到河南省立黃河水利專科學校做事。後來省立安陽初中在鎮平招考，我報了名。

石佛寺到鎮平城內有十八里路（編注：即今之九公里[1]），考試那天，天還沒亮，步行兩個多小時，滿頭大汗走進考場。找好座位先看了試題，慢慢靜下心來作答。自認考得還不錯，考畢又走十八里路，回到家已是村路寂寂，燈火稀微的深夜。總算沒辜負大哥的期望，我考上了安陽初中。

學校不收一切費用，同時可申請貸金來維持生活，不過仍不夠用。我每週六下午返家，向大哥要一元繳伙食費。那時宿舍都是借用民房，學生都睡在地上，用木板磚塊墊高當做課桌椅。教科書很少，多半在抄筆記，所以進度很慢。

學校頭一年半是在鎮平縣鄉下，後來遷到內鄉縣二郎廟。環境較前為優，宿舍內有了床鋪，有了操場、運動場，但生活費也逐漸高了，離家也遠了，不可能再回家拿錢。就這樣省吃儉用來維持生活，二年下學期我患了夜盲症，直到放假回家，才由水專校醫診治，在家補養，經過月餘才好。開學返校後仍經常再患，總之因為窮、營養不良，才患這種病。

學校老師多半是安陽縣人，是我的長輩鄉親，教書認真，我在校三年獲益良多。學校教授軍事課程，同學雖只有十幾歲，但和正式軍人所受訓練一樣，從不馬虎，例如實彈射擊、匍匐前進、隊形變換等等，都要照做。

那時軍訓教官舉我為大隊長，每天晨操時，我站在廣大的操場中央，提高了嗓門喊口令。看那兩三百個學子隨著我的喊聲動作，好不威風，心裡快活極了。這樣過了一年，畢業了，大隊長夢也結束了。自己仍是一個窮學生，營養很差的孩子。

走破四雙草鞋、翻山越嶺考高中

初中畢業回到鎮平石佛寺家中，準備繼續升學。那時環境差，各級學生少，僅在學校大門口貼張招生佈告，考生多由親友同學將消息告知。我也不例外，由同學來信告知國立第一中學分校招收高中生五名。我去考了，但沒錄取。後來又考了省立開封工業職業學校和鎮平工業職業學校，兩校都錄取了。

經過選擇，決定上鎮平職校。由於學校增建教室尚未竣工，到了開學時間新生仍無法上課。

這時國立一中校本部高一要招生十名，國立中學的待遇較好，大哥和四叔都鼓勵我再去考。我因已有學可上，同時國立一中校本部的校址在淅州縣上集鎮，需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才能到達。

我想到要隻身走那麼遠的山路，路又不熟，心裡很怕，很不想去，但又不敢違抗，只有在情不願、心無奈之下，背了書包帶上大哥的腰錶，帶了點錢和一把雨傘就匆匆上路。

第一天住到二郎廟我的初中母校，晚上和老師同學聊天，報告考學經過，想邀請在校春季班三年級同學結伴同往上集考試，結果沒有人願意去。翌日起床號響起，我告別了老師和同學，繼續朝上集行進 。中途走到山腳下小飯店用過早餐，並買了些大餅和四雙草鞋備用。當走上山頂時，氣候突變，傾盆大雨自天而降，山頂岔路又多，不知應走那一條，經考慮後，選了較寬廣的一條。下了山坡，又要過河，所幸山溝不寬，水亦不甚深。

這樣過了這山又要上那山，在山頂上聽到可怕的狼嚎，嚇得我趕快跑，一山又一山的快走，四雙草鞋均已穿破，雙腳流血，只好用紙墊一墊繼續走到一處村莊，心想應可買到鞋了。

誰知村裡沒有店鋪，無可奈何只好向村民討舊鞋穿，他們給我找了兩隻鞋來，細看之下，原來是同一隻腳的，在無法可想之下，只好勉為其難的綁上腳，繼續趕路。因為陰雨天色昏暗，以為天快黑了，心裡很慌，幸好有腰錶，知道時間尚早，但不知距上集還有多遠，村民告訴我尚有五、六里路，始定下心來。到上集買雙草鞋換上，趕到學校，剛吹下午上課預備號。

這段六十里難行的山路，在沒有指標，又從未走過的情形下，被我在短短的半天裡征服了。在上集街上找了家飯鋪，和幾位初中校友一同住下。

經兩天考試，第三天傍晚放榜了。報名學生有九十餘人，原預備錄取十人，結果錄取了十六名。我在人群中尋找到自己的名字，居然考到第八名，心中甚是欣喜。

寫信回家要生活費，卻沒有錢買郵票

要感謝三哥的歷史講義，暑期無聊，拿了當小說看，居然考題大部份來自那裡面，幫我爭取不少分數。次日返家，除報告考試結果，並整理行李及衣物，請二哥協助到校報到。

手續辦好後，發給每位新生兩隻飯碗、一雙筷子吃飯用。學校分初中和高中部，男女生共有八百多名，完全軍事管理，生活很有規律，作息時間和一般學校相同。學生均住校，政府發放貸金，交給學生伙食管理委員會，該會由各班推派一人組成，伙食管理得非常好，除吃飯外，每月尚有結餘，分發給同學做零用。較之初中時期伙食好太多了。同時校方每年還發給學生校服兩套，一套夏服、一套冬服。在逃難期間，我能考上這樣待遇的學校，可算是個幸運兒。

雖然如此，但我剛入學，貸金尚未發下，第一個月的伙食費用家裡的錢繳了，但制服只有一套，如何換洗成了問題。再做一套，沒有多餘的錢，只好利用星期假日換洗。但一套衣服一週洗一次，實在太髒了，勉強利用課餘時間在附近河灘洗洗，趁著太陽大曬曬再穿上。實感困難又難堪。有一次身上分文沒有，寫好了信，沒有郵票，又不願向別人借。那封信在抽屜中睡了兩星期，待姊姊寄來了錢才寄出。想起那時生活的窘境，我自己都不知是如何走過來的。

見識了「鬧營」

我考上高中時身體是甲等，無任何毛病。一學期過後，竟然體檢出感染了肺病。原來是和我睡一旁的班友以前有結核病，真倒霉竟被傳染。

另有一事要附記，就是「夜驚」也叫「鬧營」。這事在二郎廟上初中時曾遇過，附近的軍營在半夜裡突然一片聲的喊叫，久久不息，聽說叫的人自己並無知覺，好像鬧鬼中邪一般，很可怕。沒想到高中校園裡竟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同學用球棒打死一隻潛入校園的小狼後發生的，不但證實校園有狼潛入，而且入夜後母狼在牆外嚎叫索子，弄得人心惶惶，加上夏夜悶熱，大家多在院裡睡覺，更是不安全。於是當有一人在夢中呼喊時，大家便都瘋狂地跟著喊起來了。

另一次是同學返校途中被土匪殺了，草草掩埋在甘蔗田裡，又被野狗拖出來吃了。後來憑著皮帶上的校徽證實了身分，在學校入殮、出殯。地方上的不平靜，大家心裡不安，於是又發生了一次。

三年的高中生活，無論上課、吃飯、運動、睡眠、自修，無不和老師及班友在一起，感情很融洽，就像一個大家庭，大家都不願分開。寒暑假同學也很少離校，記得高二過年時，回家住了三天就返校了。畢業的日子終於來到，當驪歌響起，互道珍重，同學們都各奔前程，我也整理行李回到汀河店家中。

復員後，學校終於有書可讀了

在我高中畢業前，大哥給我準備了一些錢，讓我到後方四川省投考大學。誰知天不助我，大哥的小女兒慶湄患了阿米巴痢疾，病情嚴重，延醫治療用了不少錢，大嫂照顧小孩也感染上身，因而入川旅費全部用罄。

我只好留在家，準備投考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專科學校，和國立河南大學兩所高等學府。還算不錯，兩所學校我都考取了，只是河南大學沒有工學院，我考上了理學院數學系，但我對數學沒興趣，結果我選了水專，同時和家在一起也比較方便。

大概上課一年，時局又緊張了，學校奉令西遷，同學結伴徒步向陜西省行進。就這樣跋山越嶺，風吹日曬，經十餘日到了西安，後改乘火車到寶雞西邊「趙家坡」停下。學校就在此開學上課，教室是借用民房，住宿是在廟內，一切從簡，沒有書籍，只有老師寫的講義，天曉得怎樣讀書，也不知學到了些什麼。34年秋天 ，日軍投降，學校遷回開封原址上課，才真正讀了些東西。

在趙家坡生了一次瘧疾，躺了很久才好。回到開封，吃多了花生米，將胃弄壞，真是糟透了。每天只吃白飯配鹹菜喝開水，像受刑人一樣。這樣生活過了差不多一個多月，才慢慢恢復胃的功能。從此之後，我不論做什麼事都謹守中庸的原則。

放了寒假，四叔讓我送一筆錢到隴海鐵路孝義火車站，五叔在做站長。恰巧六叔也在五叔家作客，相見之下，記起小時候請六叔算卦，算出我能活60歲，而且將來長大不是做土匪頭頭，就是當個很守本分的好人。

這次再相遇，又請六叔卜卦，結果算出我要再讀兩年書，而且家中亦有變化。我想莫非要留級？否則為何要多讀一年呢？

回開封沒多久，有了答案。原來是水專奉命與河大合併，由河大成立工學院，將水專併為水利系。大哥也由水專註冊主任升為河大南分院教務主任，專科學制讀三年，大學讀四年，所以我從專科生變大學生，需要多讀一年才能畢業。這一點六叔算得還真靈。

復原回到開封，無論水專或河大，學校設備一切完美，生活環境較逃難期間不知好多少倍，老師也是很有名的學者，再配合圖書、參考書、教課書等有利條件下，兩年內學到不少東西。大概應學的都學了吧。不過自己仍覺得很空虛，學到的東西只是皮毛不夠深刻。

學生生涯在內亂中草草結束

37年7月畢業時，但學校受到共軍侵擾，提前於5月就舉行畢業考試，就這樣我的學生生涯在逃難中開始，到內亂中草草結束了。

現在回想起逃難至鎮平石佛寺的情景，算是一大轉變，對大哥來講確實可憐又無奈。一個學校小職員，每月薪水能有多少？如何維持十餘口人的生活費用？當時我還小，不知兄嫂們的辛苦和無奈，只是過著同甘共苦無憂無愁的日子。 好在不久，我們兄弟姊妹都各奔前程了。我考上安陽初中，五弟憲舜到一個慈善機構，光姊考上開封女師，三哥考上開封高中。那時各校都有貸金，生活勉強可以維持，對大哥來說解決了些困難，也開拓了自己以後的人生希望。

我的父母去世太早，兒時的教育責任就由大哥大嫂擔負起來了，至今我無時無刻不有「子欲養而親不在」之憾。

後記

爸爸的求學時代概括了抗日和國共內戰，其中考國立一中那一段常聽爸爸說起，一個早上翻山越嶺跑了六十里路去考試。遷校到寶雞也常聽爸爸說起，那個時代求學太不容易。

重看稿件才發現爸爸只寫到大學畢業就停筆了，天啊！怎的我還記得他到南京去領正式的畢業證書呢？還在南京咳血，差點成了野鬼？來台灣在基隆上岸，遇上鬧學潮，本來要去台大當助教就沒成行，後來遇到恩師給推薦去嘉義農專和屏東水利局，爸爸選擇了水利局，才遇到了媽媽……以上這些爸爸竟然沒有寫。（孟慶玲）

注解

[1]現在一般1里等於500米，2里等於1公里。（參考維基百科）

〈孟憲岳的求學生涯：逃難中開始，內亂中結束〉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孟憲岳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從河南到台灣

這一路走來不知有多少辛酸淚、無處申訴的痛恨與無奈，讓我這過來人慢慢的道來。

大學畢業考草草於民國37年5月間舉行，學生貸金尚未用完，學校將剩餘金額分別發給同學。當時和哥嫂們研商，決定到南方找工作謀生，並將學校發還之錢換成十餘枚銀元，交由三嫂將銀幣縫入一布袋内，做爲我的腰帶，綑繫腰中，這樣做法以免路途中遭土匪或壞人搶劫。

從家鄉河南南下找工作

開封城沒多久就被共軍佔領，城內老百姓爲了避免國軍飛機轟炸，人們多到城外暫住，我和大哥兩人搬到南關河大工程學院住，在那裡遇到班友曾憲儀和他兄長要到南京去，他們雇一人力車拉運行李。我和大哥商議擬同他們結伴而行，好互相照料，並徵得憲儀和他兄長同意，次日即和大哥告別，踏上又一人生旅途。

人力車行動太慢，次日和其他逃難人們合雇一馬車（三匹馬拉車）載運行李，上面並坐人員。由於天氣炎熱，三、四輛馬車跑起來塵土飛揚，難辨人車，行經共軍佔據地區，共軍不明情況，馬上攔路檢查，命令所有人員下車，舉起雙手盤問，經詢問後，認爲是學生和一般老百姓，始予放行並告知幾點鐘要通過某地區，以免國共軍雙方開火遇難死亡。

聽後相當緊張，且有疑惑，那有雙方開火事先還需約定時間之理，但也不能不信，大家乃請車伕趕緊開車趕路，幸於指定時間內越過戰火防區到了安全地帶，始才放下緊張情緒，但大家都已變成「土人」了。傍晚趕抵商邱，次日清晨改乘火車東經徐州到南京。

南京各學校都提前放暑假，因爲政府怕鬧學潮，從山東、河南、河北各省淪陷區逃出之學生，大半都暫住各學校教室和禮堂。河南大學那時先遷到蘇州，河大學生先後抵蘇州，依隨校方處理住宿問題，我們這批應屆畢業生，由於工作尙無著落，硬著頭皮亦請校方暫予收容。

記得那時校方對到校人員每人發了兩條日軍撤退後留下之毛毯，並請求中央青年部發給學生少許生活津貼。就這樣如同討飯的乞丐在那裡賴皮一個多月後，學校請我們離開（說我們已畢業成爲社會人了），只好離開蘇州又返回南京，到下關一小學禮堂住下，等候工作機會。

沒錢買食物

離家所帶生活費很少，維生的東西又每天上漲，不敢多用分文，每日只買些大餅充饑，喝點開水外，除填飽肚皮很少買其他東西吃，由於天氣炎熱，營養不良，情緒不寧，夜晚睡覺又受蚊蟲咬，因此染上了痢疾和咳嗽，痛苦萬分，爲減輕病情，買了點八卦丹含在嘴裡，涼涼的使咳嗽減輕些，又買了一只梨和蜜共煮吃，據說可治痢疾。這樣過了幾天，痢疾減輕，咳嗽加重了，由於不停止的日夜咳，終於咳出了血。

我害怕了，情緒更加緊張，又無親人商研治療之法，每到夜晚入靜的時候，想到一人漂泊在外，工作無著落，所帶之錢已剩無幾，又患了吐血病症，同班好友也陸續各奔前程走了，日後如何生活？怎樣醫治吐血病？左思右想痛恨有家歸不得，如病情惡化死在異鄉成爲流浪的野鬼，倒不如回去吧！

當陽光從黑暗的夜空出來後，我的思潮又湧出希望，想到回去共匪的地盤，在不安的環境中，仍然無法找到工作更增加大哥的負擔，不能歸。如此反復的想，只有留在此地設法醫治吐血病，我在剩餘的一些錢中，抽出少許到一家教會醫院，向醫師講明病情，告知自己是一個流亡學生，沒有多少錢醫治，請醫師同情目前環境，醫藥費用少開些。拿了兩天的藥服後，吐血漸漸停止，咳嗽亦停了，我增加了信心，減少了淚痕。

大學師長引介，來台求職

咳嗽停止，我和何森班友鼓起了勇氣，到水利部去懇求我們在求學時的黃河水利專科學校劉校長，協助介紹工作。劉校長是我們同鄉又有師生之誼，看到流亡青年痛苦的奔走，即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寫給台灣大學農學院某教授（記不清姓名了），另一封寫給台灣水利局徐世大顧問。

這兩位先生都是劉校長的老師，我們拿了介紹信，謝過老師，回到臨時住的地方研究如何去台灣，隔了兩天，又收到大哥自開封來信，信中附著台灣省嘉義農業職業學校草聘一份。看完更覺安慰，和何同學討論去台灣後，即於8月10多號離開南京同往上海，拜訪同濟大學高中班友苗先生，請他幫忙訂購船票並住宿該校。

經苗先生協助，於8月20日上午搭乘該校校車，到外灘附近一輪船公司購買往台灣船票。校車行至距終點前一站時，我們下車到船公司，當要購買船票時，想起了我攜帶之購票錢放在車坐位上忘記拿了，心情馬上緊張了，若丟掉了將坐困愁城。所幸同苗兄趕至終站，校車仍在，找到司機先生詢問有沒有看到留在車座位上的一個錢包？司機先生拿出來問是否這個錢包，我看後回答是的，他問內有多少錢，我回答多少多少，經查看無誤後交還了我，我馬上自袋内抽出兩百萬元（通貨膨脹，錢不值錢），送給司機先生當買香煙錢，以表示謝意。

回頭同苗兄返回船公司購買了兩張通倉票，依照船期登上四千五百噸開往台灣之輪船，開始了謀求日後生活的旅程。

謀職記：基隆上岸，直奔台灣省水利局

民國37年8月間，因國共戰爭仍不斷進行，爲了躲避戰亂，擬到台灣找工作謀生，和班友何森一同到上海，幸賴高中學友苗金堂先生的熱心協助住宿，購買到台灣的船票，並由其辦妥繁雜的登船手續等等，如今回想這些過往片段仍令人鼻酸，尤其在那烽火戰亂，人心恐慌之時刻，真情、友情表露無遺，啊！多麼希望能永遠活在世間善良之中。

在薄暮初降中，船緩緩滑出了碼頭，我不停的揮手向岸邊的學友告別，致上最真誠的謝意，同時心中正在啜泣著，望著生長了25年的這塊陸地，想著還深陷內陸的親友，徬徨無助的吶喊著，不知今生今世還有沒有回家鄉的希望。

船在大海中向著目標台灣前進，整整一天二夜，第二天早晨到了台灣外海，經過防疫人員查驗後，於基隆登岸，和同伴們（河大）改搭巴士到台北車站，覓一便宜的小旅館住下，稍事休息後，拿著劉校長（前黃河流域水利專科學校）寫給在台灣省水利局作顧問的徐世大先生與何森班友直奔公園路水利局，於局內廣場巧遇先我們來台的高中班友（當時任台大教授），經說明來意，並請帶領我和何森到徐顧問辦公室。

水利局徐顧問暖心照顧後輩

徐世大顧問是位德高望重之學者，我和何森向他講明來台謀職之意，並將劉校長所推薦之信件呈送其過目，徐老先生看後以長輩關懷之心，說明台灣謀職不易，並問我們現住何處，知悉住在旅社，日支費用甚多，建議我們搬到他家偏院空屋暫住，以節省開支。老人家這種關懷之情，使漂泊在外無依無靠的我們倍感溫馨，時隔數十年，仍永難忘懷，這就是人類善良的大愛吧！

在期盼工作之同時，我和何森同學另往台灣大學農學院拜訪一教授（姓名已不記得），亦呈送劉校長介紹信，希望獲得該校助教工作。誰知天不助人，該校校長已於暑假期間更換了人，因而希望破滅。該教授看我們千里迢迢渡海謀職不果，於心不忍就立刻提筆爲我們另外寫了兩封介紹信，一爲鹼業公司，一爲礦務局，接了信函，我們誠懇衷心的向老教授致謝拜別。

回住處後，我和何森研商，因水利局已同意派我到工程處，嘉義農職教師一職，我讓何森考慮是否願往（農職教師職位係我在南京時大哥轉請台灣省教育廳劉督學爲我介紹安排的）。爲了能早日解決棲身之所，他考慮後決定前往就職，隔天我帶何森一同到教育廳見劉督學（劉督學是大哥學友也是同鄉），說明我已由水利局分派屏東工程處，商請嘉義農職工作可否改由我班學友何君就任，他考慮後同意了並另寫推薦函交何森學友。

37年8月31日我和何森學友自台北乘夜車南下，何森到嘉義站先我下車走了，車繼續開動，黎明到了屏東車站，我提了簡便行李向工程處報到，結束了流浪恐懼的生活。

回想千里迢迢遠自河南隻身來到這人生地不熟的台灣謀生，歷經數不盡的艱辛及親身體驗人間的冷暖，終於在盤纏即將告罄的前夕，幸能獲得這些長輩們的關愛並適時伸出援手謀得職業，使我不致淪落異鄉。啊！真希望他們還能接受我衷心的感激及祝福。

注解

[1]（編注）本文是由〈從河南到台灣〉及〈謀職記〉兩篇所合成的，因具有連貫性，一氣呵成更容易瞭解抗日戰爭結束後，大陸動亂、百姓謀生困難的情勢。

[2]（編注）〈陳誠副總統數位照片─四十一年七中全會、四十三年五月接見外賓〉，《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30603-00002-018。

〈孟憲岳從河南來台灣的謀職記〉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編按

楊嫌民國18年生於鳳山，卒於民國103年。《大戰歲月》一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楊嫌親撰，敘述她的童年記憶；第二部分由其女孟慶玲口述完成，描述日本發動戰爭後，台灣物資缺乏的清苦日子。（滕淑芬）

前言

文／孟慶玲
圖／孟慶玲提供

我的媽媽是鳳山人，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姊姊，排行三女，取名「嫌」就是嫌女兒太多啦！這一嫌果然接著來了兩個弟弟，最下面又是三個妹妹。外婆共生了九名子女，外公是贅婿，開過火車，當過挑貨郎⋯⋯生活很困苦。

我爸屢次說要幫我媽改名，但我媽不肯，她覺得她的名字很好，沒有必要改。

一、童年記憶

文／楊嫌撰寫（民國18年至民國103年）

從我有記憶起，外婆就經常帶我到（我們）家圍牆外大榕樹下，坐在地上玩砂土。我開始注意到附近的小孩子背著書包去上學校，也發覺住在官舍的日本小孩子穿得很漂亮。

我出生在民國18年（昭和4年）的鳳山，六歲那年四妹出生，她已經排行老七了。阿母體弱多病，有一天阿爸陪阿母去看病，經過公園，有個相命的告訴阿母說：「你有個嬰兒與你相剋，母女不能同住在一起。」阿母想起昆舅沒有小孩，早就想要領養我們姊妹，阿母說把四妹送到他們家，若她哭鬧的話，他們會把她送回來，那也就算過了剋數。

四妹四個月大的時候是我背著她到沙姨婆家的。記得走得蠻遠的，牛車小路往高雄那邊走，我還陪她在沙姨婆家住一夜。沙姨婆是外婆的表妹，昆舅是沙姨婆的獨生子，他們家是種菜的。沙姨婆很喜歡我們，如果她知道我們要去（她家）玩，就會準備好熱紅龜糕等我們。

四妹到昆舅家一星期後，昆妗抱她去驗血（日據時代每個月要檢驗瘧疾一次），回到我們家，阿母一面叫她名字一面想抱她，結果她把臉轉了過去，不理阿母，害得阿母掉下眼淚，進屋子裡哭了。

以後，阿母當別人的奶媽，帶了一個三、四個月大的女嬰叫茉莉，長得很可愛，天天由我背她，吃阿母的奶，一個月五元日幣為代價。

當時我們家一天的生活費要一元，大姐和大哥已經上小學了，生活相當苦。大姐和大哥差一歲，大姐要負責教大哥功課。記得他們小學快要畢業的時侯，阿母帶他們到廟裡拜拜，希望能找到好工作。

大姐畢業後幾天，校長岸本先生叫人來找大姊，介紹大姊到郵便局工作。當時郵局和電話局在一起，於是大姐當了話務生。再過一年，大哥也畢業了，他不想當公務員，由渡邊老師介紹到日本人開的照相館當學徒。

當時如果有人問：「為什麼不讓阿尉和阿嫌去上學？」外婆就會說：「女孩家嫁出去就別人的啦！」所以一直等到二姐十二歲，我十歲時，外婆又聽說不讀書找不到事情做，才叫我和二姐去讀書。二姐說老師會打人，她不去。而我很高興地說：「我不怕，我要讀書 。」

進小學要考簡單日語

那時進小學是要考試的，記得老師從桌子上拿起帽子、衛生紙、手帕，要我講出日語名稱，就這樣我通過了考試。二姐本來已請校長讓她由二年級上起，她自己不讀，也沒辦法勉強她。過了五、六年後，她才上夜校完成小學教育。

我剛上小學時，每天早上都由外婆給我梳辮子，那時梳子都用黑牛角做的，很大很厚。如果頭亂動，外婆就用梳子一敲，哇好疼啊。但開學沒多久，老師就叫所有同學把頭髮剪成方方的阿妹妹頭了。

照理說，不梳辮子應該就沒挨打頭之苦，不過卻換來剪頭髮之慘痛經驗。本來妹妹頭只要把後面露出來的部分剃掉就好，但阿母卻把頭髮往上撥，四周剃得高高的，然後再梳下來剪，頭髮薄薄的，又土又難看。最慘的是剃刀不利，雖然塗上肥皂，剃完頭一圈都熱燙燙的，尤其不小心剃破皮時，那更是痛得眼淚直流，但阿母說毛腳多剃剃，將來長大頭髮梳高，毛腳才會茂密粗黑才漂亮。

靜音她家租我們的房子，住在隔壁。因為她上過幼稚園，所以不用考試即可進小學。她八歲我十歲，我們同班，上下學走在一起，回家兩個人在院子裡做功課。我寫的字太小，老師不給打分數，要我重寫。第一學期成績單發下來，靜音第六名，我二十五名，被阿母在腿上狠狠捏了下去。

二年級換了位日本女老師村山先生，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她的教法很好，我的讀法好，都是受到她的傳授。但她有點情緒化，一不高興就用鞭子敲我們的頭，如果有人頭縮一下，就打得更重。不過我總覺得我比別人輕一點。

村山先生給每個同學起個日本名字，我叫陽子，靜音叫靜子。村山先生老是拿我做榜樣，有一次全班同學在太陽下罰跪，我是第一個被叫起來的。

二、大戰歲月

文／孟慶玲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我上小學的那段日子，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肆向外侵略的時候，做為殖民地的人民，我有著難以忘懷的回憶。

大約是昭和13年[1]吧，我讀小學三年級，日本發動七七事變。記得「海南島登陸」的消息傳來，我們小學生都高興得在老師的帶領下搖著小旗子上街遊行，一面大呼口號：「萬歲！萬歲！」一面高聲歌唱：「想吃島上的香蕉喲！戰士吐露著心聲。」到處是優美的歌聲，人人眉開眼笑。我們還寫慰問信給前方戰士，請他們趕快救出支那的小孩們。

可憐！當時並不明白自己就是支那人，雖然課本裡有一課是「孫文」，但老師跳過沒有教，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外婆很不高興我們這樣心甘情願當日本人，常常自稱：「我們清朝」。頑皮的外孫們那裡知道什麽清朝呢？我們只知道學校老師不高興就罵我們是「 清國奴 」。唉！當時年紀小，怎曉得亡國痛？

後來時局愈來愈不好，「登陸」的消息愈來愈少，反而到處在開挖防空洞，學校也開始教導防空知識，人人都要學會一聽到警報就找掩體，用手把眼睛耳朵壓住。

學校裡有「奉仕作業」（日語，意即為社會服務），就是每兩星期由老師帶隊，大家打著赤腳到陸軍第七部隊割草。營區很廣，草長得很快，好像每天都有小朋友輪流來服勤。軍方就用大籮筐裝煮熟的番薯犒賞我們。

後來為了飛機的用油，我們種起了篦麻。學校的責任區在往五甲的路邊，每人分了一小塊地，由播種到收成都一手包辦。每天放學後，人人提著水桶去澆水。而家裡的責任區在往高雄的路邊，所以我們去五甲澆完水，回家放下書包，又和鄰居結伴往高雄方向去。從前空地多，到處有水渠和水窪，取水並不難，但碰上枯水時，也要走很遠去取水。

買肉要用糧票

物資愈來愈缺乏了，市面上很難買到東西，所有的物資都往部隊送，老百姓成了赤貧。有一次學校配給的力士鞋，我沒抽中，教過小弟的鳥丸老師特地留一雙給我。這恩情教我永難忘懷，他是我見過最有教育愛的日本老師。

肉食要用糧票限量購買，幾乎吃不到，常常為了一小塊肉，或一小塊豆腐，排隊排得被壓倒在地，但有錢人由黑市交易還是買得到。像岡山阿姨是有錢人，就從沒缺過糧，只要和農漁民聯絡好，照樣可以買到大尾大尾的虱目魚。

有一次阿母去岡山取魚，正在他們廳裡翻看時，一個台灣警察走進來大聲斥罵：「那裡來這種東西？」一面用簿本夾敲打阿母的頭，態度驕蠻惡劣。我們驚駭萬分，只求不要惹禍，誰也不敢講話。

這是台灣警察狐假虎威，至於日本警察那就更威風八面了。小弟說他看過一個鄉下人扛著草袋去賣黑市，被日本警察攔下檢查，發現是豬肉，喝斥東西從哪裡來，鄉下人嚇得不敢答，日本警察拔出木劍當頭劈下，鄉下人立刻頭破血流，形狀可怖。

有些日本老師對待台灣孩子也粗魯至極，竟然在操場上以柔道摔小學生，孩子被摔得手腳骨折，家長來學校領回時，一句怨言也不敢說，還要鞠躬向老師道歉。

班上有個女生的爸爸是學校裡的老師，她們已全家改姓「本田」，不知為什麼，大家看到她垂著頭扭扭捏捏的樣子，就很討厭她。常常有人被故意推去撞她，還拼命拍彈衣袖說：「細菌還給妳。 」她爸爸氣沖沖到我們班上打人，偏偏又打錯，還把那小孩子打得流鼻血，大家就更討厭她了。

級任老師不得不處理這事，叫她說出和她作對的人，被她點到的人就要出來跪在講台上，結果講台跪得滿滿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老師很傷腦筋，但仍努力充當和事佬，拉著我們一一和她握手，希望和好如初，相親相愛。可是老師一走開，小朋友又拚命甩手，要把「細菌」還給她。

保甲收家用鐵器做飛機

戰況不好，保甲挨家挨戶來收取鐵器，聽說要熔了做飛機。家裡窗上的鐵框也交走了，首飾金銀也要充公，大家不敢不交，就交一部份，藏一部份。我看到阿母把戒指、手環、項鍊、龍銀等用布包好，裝在陶缸裡再埋在地下。街上又傳出官方有一種鍍針，能夠測地下偷藏的東西，謠言紛紛、人心惶惶。

後來連布也配給，市面上買不到布。大姊以前買過一些布料，怕被搜走也包了埋在地下。人人都穿破衣，沒有一件衣服是不打補丁的，甚至有人用紙來補衣服。到了冬天沒毛衣可穿，只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那些薄薄的夏衣長長短短，一件套一件，大家都一副怪樣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數誰穿的多，「五件！」「七件！」「八件！」竟然有小朋友穿了十一件！

沒米，老師鼓勵我們吃代食蕃薯，但吃番薯最會放屁，尤其是番薯和蔥一起吃，放的屁尤其臭。整天教室裡都臭烘烘的，學校又提倡吃「日の丸便當 」，就是俗稱的「紅太陽便當」，那是一盒子飯當中擺一顆紅酸梅，色彩就像日本國旗，完全沒有配菜，有小朋友偷藏肉在飯下面，被老師看到會挨罵。

沒布裁衣禦寒，校方就積極鍛鍊我們的身體，每天早上由電台播放音樂，大家做操健身。還規定每天清晨只准穿一件衣服，自動到日本神社祈福，希望打勝仗，國運昌隆。老師會躲在路邊突擊檢查，看你有沒有偷偷多穿衣服。我身體好便儘量做到，也幸好南台灣的冬天，咬咬牙就撐過去了。

日本神社和台灣廟宇有很大的差別，台灣廟宇是雕樑畫棟，五顏六色，極為繁華縟麗；日本神社則比較肅穆，通常神道兩旁是一座座石燈。神道由較大一點的石頭鋪成，越進去石頭越小，有大小兩座牌坊，都保持水泥原色，沒有油彩。中間一座方池，上有亭，有勺可洗手。最裡面就是神社主體建築，是淺淺扁扁的神龕，木頭構成，也是保持木頭原色，沒有彩繪，裡面沒有菩薩，只寫了一些日本字。

當時年紀小，到了那裡，畢恭畢敬跟著大家垂首低眼，拍掌鞠躬便退出來了。神位上面寫什麼字，一點也不知道。神龕旁邊設有大鐘，垂著粗繩，若有捐獻，和尚便敲鐘答謝。也有籤筒，抽好的籤條便綁在樹上。

日本和尚和台灣和尚也大不相同，他們都穿寬大的白色唐裝，束著寬寬的白腰帶，戴著奇怪的帽子，手拿白紙做的拂塵。人們來祈福時，和尚就用拂塵在人面前晃動，還唸唸有詞。這些和尚都帶著妻兒住在神社裡，可能也不忌葷腥，我們心裡總覺得日本和尚六根不淨，很可笑。若不是虛應公事，台灣人只信自己的中國神，根本不上日本神社的。

日本人有一陣子禁止台灣宗教，把佛像拆下來和馬桶一起焚燒。後來聽說燒的人都遭到慘禍天譴，便也不太禁止了。記得大哥大姊畢業時，阿母都曾帶他們到廟裡祈求有個好職業。

日本人雖不禁台灣宗教了，但卻強迫每家每户供奉日本神位。神位由政府發下，家家都要供在神桌上，前面兩隻白瓷瓶，用清水養著榕枝，每天清晨要拍掌鞠躬。

戰亂時期，疫病叢生

轟炸時期，街上傳言：美軍來丟炸彈。見台灣女人好大本事，小腳尖尖，撩著長裙接炸彈。人人都說是觀音娘、媽祖婆顯靈，真的！光鳳山一地的寺廟就何其多，竟然沒有一間毀於戰火，百姓的膜拜就更虔誠了。由此可見，日本人即使費盡心機也無法拔除台灣的本土宗教啊!

流行病是跟著戰爭來的，聽說是使用了生物戰劑。霍亂、傷寒到處流行，市上的蔬菜都浸泡漂白水，水果被禁止，尤其是番石榴最吃不得。一發現有染病的人家，立刻就用草繩圍起來，以示警告隔離。

另外虱子很多，人人都有，只要覺得耳邊癢，立刻洗頭，盆子裡一定有虱子漂浮。記得班上一個女生沒有媽媽，長了滿頭虱子在髮間亂攻亂鑽，進進出出。她爸爸一狠心，把她頭髮剃光光，她就常常戴一頂帽子來上學。

還有被稱做「 南京蟲」的臭蟲也很多，公共場所的椅子，家裡的床板都有。天氣好時，阿爸常搬床板出來敲打，臭蟲會一隻隻掉出來，用手指一按，鮮血淋漓、臭氣薰天。街上也常見人家曬草蓆，有的用開水燙，都是被臭蟲咬得受不了。有時衣服上會被臭蟲下了一粒粒的小白蛋。

最可怕的是瘧疾，班上有人得了，發冷發熱要回家，我總不以為然，心想一定是偷懶想逃學。後來他病了很久，我很怕他死掉，會來報我以前和他吵架的仇，擔心了很久，卻從不了解生病的苦。

後來二姊、小弟、表妹都得了，我在畢業後終於也病了，病得很重，一日發作三次。一冷起來，腸子都縮緊了，手腳痙攣，蓋上六、七條被子，再坐上小弟，還是止不住發抖。而一發熱起來就暈了過去。記得有一回醒過來，見外婆、阿爸、 阿母、姊妹、弟弟都圍著我，有搗藥杵還沾著青草汁擺在旁邊。我猜想我一定是又一次從生死邊緣被搶救回來了吧？

當時沒西藥，吃了像座小山的中藥也不見起色，大姊向軍人要的金雞納丸也沒效，阿母還試過抓蒼蠅虎綁在我脈上的奇怪偏方。記得最後吃的是紅色百花婆婆針的根，加酒燉青皮鴨蛋，終於試對了。

瘧疾病了一年，好不容易好了，卻又罹上鼻衄，週期性的鼻子大出血，捏住鼻子，血塊就大塊大塊從嘴裡嘔出來。又接著患上眼痛，真是諸病纏身。後來阿母挖首飾出來，買大螃蟹給我調養身體，才漸漸恢復潤澤，原來都是營養不良惹的禍呀！

又有一次，晚餐過後正準備往防空洞去躲警報，一個日本警察住在前面宿舍裡的，從巷子進來，無聲無息地從篦麻叢後出現，我嚇了一大跳，昏昏沉沉，發燒不退 。阿母拿碗盛清水，洗那人衣角，給我喝三口，又前拍三下後拍三下，幫我收驚。日本人雖不信這個，但那人見我病成這樣，也答應阿母乖乖坐著任我們作法，想來那人的心也不壞。

除了生病，那段日子最可怕的是轟炸。起初大家不知轟炸的可怕，夜裡有盟軍的飛機來偵察，探照燈的光柱在天上來回搜巡，有一次見兩條光柱夾住一架盟機，日機立刻升空迎戰。百姓們都上了屋頂拍手歡呼：「照到了，打下來！」真是不知死活呀！

等到美軍來轟炸，大家嚇得半死，才知道以前開挖防空洞的用處。時間久了，我們不用抬頭也能聽聲音辨飛機，美軍的飛機俗稱黑寡婦，有雙肚，聲音很沉，飛得很高，要丟炸彈時就突然急降，再疾飛而去。日機漆銀色，本來就飛得低，聲音卻較輕。

每次炸彈一下來「碰！」一聲，天崩地裂，接著就是人語喧嘩，說何處人肉噴到電線上，何處血流如何淒慘，我都避開去不敢看。

為了躲轟炸，家人都疏散到旗山，那裡是成片的茂密香蕉林，向老百姓租房子住。只有阿爸、大姊和我因為有公務，還留在家裡。那時我已畢業，鳥丸老師推薦我去郡役所當接線生。

有一天上班時間，郡役所的防衛隊大敲警鐘，鐘聲未歇，黑寡婦的影子已在頭頂。我來不及跑防空洞，轉身鑽進桌下，就聽到「碰！」炸彈已開花，窗子玻璃破碎。飛機過去後，我趕快奔入防空洞。不久飛機又回頭丟燒夷彈，這種彈咻咻作響，爆炸後向四方延燒。這次轟炸，日本小學、郡役所、街役所都燒了。而廟宇、台灣小學、軍營、高屏大橋卻都完好，等著後來接收，可見事前偵察之嚴密。

轟炸後，我從防空洞出來，看到火燄衝天，到處都是捲起來的綿線，火順著綿線到處延燒。本來我都走後面巷子回家，但那天房子在燒，巷子太窄我不敢走，哭著繞到前面，穿一雙木屐，腳抖得停不住。一個小溝跨了好幾次跨不過去，最後還是一腳踏進溝裡，又掙不出來 ，幸好有同事把我拉出來，但一隻木屐掉在溝裡，也沒精神撿，就一腳高一腳低哭著走回家。

當天二姊和小弟剛好由旗山回來，他們得了瘧疾，回家取東西。 我哭得全身乏力，只收了幾件自己掛在牆上的衣服，就想疏散到旗山，我看到小弟扛著一床棉被在前面跑，他才二年級就知道顧全大家的睡覺問題，突然感到很慚愧，但我實在已力不從心了。

那天從家裡出來，要走公園那條路，但是電線桿倒了一地，小弟扛著棉被邊跑邊跳。我們怕危險把他叫回來，改走巷子，怕飛機回頭掃射，又全部躲入大水溝裡。溝上的房子正在燃燒，消防隊在沖水救火，水流進溝裡是滾燙燙的，我的腳抖得幾乎沾不著地，一個阿婆一直唸著「觀世音菩薩 」。

後來飛機沒來，旗山也去不了，我們只好回家，怕房子燒起來，把東西都搬到屋外。幸好大火燒到屋子後壁就止了，否則晚上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那天晚上吃的是大鍋的菜豆粥，那粥早就煮好的，為了躲警報端到榕樹下，後來又端回家吃。小弟說他至今每吃菜豆粥，就想起那天大轟炸，心情很不好，很不願回想。

郡役所燒了，我們搬到講會堂上班，沒電話可接，我換到財務系辦理薪水事務。那時仍怕飛機來轟炸，都是早上去取公文，然後就各自到郊外去處理，下午再拿回來交。後來我得了瘧疾，就把工作辭了。等病好，已是台灣光復以後的事了。

大戰末期，日軍節節失利，開始徵調台灣青年從軍。當時有俗稱的敢死隊自殺飛機，就是用一人駕駛的軍機去俯衝美軍的航空母艦，目的在引起航空母艦爆炸，玉石俱焚。壯烈犧牲的青年不知有多少，常常我們走過空軍俱樂部，看到裡面一些面頰紅潤的俊美青年，想到年輕的生命就要凋萎，心裡就非常難過。戰時人命微如螻蟻，面對美好，即使有多大不甘，多大不捨，卻也沒有能力去保有。

大戰歲月的斑斑血淚，至今仍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注解

[1]此處應為昭和12年；因為昭和13年是西曆1938年，而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在1937年，民國26年。

〈楊嫌的大戰歲月〉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楊嫌撰寫，滕淑芬編輯

蘇麗圓是我的同學，我們都是日治時代出生的台灣小孩。她是小學二年級轉到鳳山西國民學校（編注：今之鳳山國小）的，那是我們一生中所受的唯一的正規教育。當時她的名字叫做「蘇氏水金」，日本名是「金子」；我則是「楊氏嫌」，日本名是「陽子」。當時 女人的名字都要在姓下面加一個「氏」字。

遇見兒時同學

民國53年寒假，因為台北區的防洪工作由憲岳負責基隆河關渡出海口的拓寬工程，所以全家從屏東搬來台北。剛搬來的時候，住在和平東路陂心段，買菜要到成功新村的成功市場，這附近是軍眷區，有一次，我正提著菜籃走著，突然被一個甜膩膩的聲音吸引住了，轉頭一看，路旁正在逗弄小女孩的少婦，不就是「金子」嗎？「啊！金子桑！金子桑！」我怕失去這個機會，便立刻走過去叫她，金子桑很驚訝的眼神，似乎一時想不起來。

這也難怪她，我們自從昭和19年（民國33年）畢業以來，就沒有再見過面，整整二十年了。我趕快告訴她我是陽子――楊氏嫌，能夠在台北遇到同學，太令我高興了，想起從前當小學生的事，我們都還記得很清楚，講到有趣的地方，兩個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記得四年級的時候，班上有一位姓黃的同學，她的爸爸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後來他們改日本姓，她就叫作「本田尙子」。這位「本田」上課答題時，喜歡把頭歪一邊，講話又很扭捏做作的樣子，很討人厭。下課時，只要有本田在場，就會有同學推另外一個同學去撞她，碰到她的人就拍拍身上說：「細菌還給你。」 這樣鬧著玩。

班裡另外有一位同學叫黃氏仙鶴，鶴子她家開布行，常拿布、鉛筆、橡皮擦、大楷紙等來放我桌子抽屜裡，她說要給誰就由我來發。有同學來告訴我說：「本田說你是鶴子桑的大將呢！」她們跟我講這些，大概想要看我跟本田吵架吧？反正我本來就對她沒有好印象，經過別人的挑撥就更討厭她了。

被日本老師訓斥

我們級任老師大濱先生，是一位矮矮胖胖、皮膚黑黑的日本小姐，這位先生很和氣，有一次她請假，班上又鬧起來，本田叫她爸爸來，把李氏月娥一巴掌打得流鼻血，當時普通家庭的家長都不敢到學校去理論的。

第二天大濱先生來處理這事，她叫本田說出誰對她不和善，本田講一個，先生就叫一個，被叫到的就到講台上正座（跪坐）。哇！我也被叫到了！回頭看教室內，沒被叫到的只剩幾個人了。我也到講台上去正座了，講台上擠一大堆同學，每位同學嘴裡都唸唸有詞，大概在練習怎麼回答吧？糟糕，我腦筋裡空空地，不喜歡她是真的，可是並沒有直接衝突過啊！

詢問到我了，先生開口就問：「陽子桑怎麼和本田桑不和好呢？」我脫口說：「她說我是鶴子桑的大將啊！」當時先生的眼睛團團轉， 疑惑地說：「『大將』又不是什麼壞事。」先生這樣說，我只有低下頭不知說什麼好，後來先生又問：「你恨她嗎？」我搖搖頭。先生深深地嘆息，我就站到一邊去了。搞了半天都問完以後，先生把我們訓了一頓，叫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和她握握手。但事後看到她，大家仍然拍拍搓搓手，嘴裡還是說：「細菌還給你。」

與金子桑談起這件事，除了哈哈大笑外，她說那次她沒有被叫出去，可見得她人緣有多好！

記得同一年的「健康週」，大家做健康標語，我有兩則入選。那時候我們上課都用日文，兩則標語翻成中文，一則是「走呀走，邁開大步向前走」；另一則是「浴日光，細菌逃」。大濱先生告訴我說一個人一則就好，另外一則讓給別人。表揚的時候，我得的是「走呀走，邁開大步向前走」，「浴日光，細菌逃」的得獎者居然是「本田尙子」。她作的和我一樣啊！我後來想起大濱先生說「一則讓給別 人」，原來就是讓給她呀？

「阿母，女兒真對不起您！」

六年級那一年對我來說，最難過，心又亂，學校要再升學的同學留下來補課，我曾經哭著求過母親讓我再升學，但當時的家境絕對不可能，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加上外婆和表妹，一家十三口全靠父親的小生意。雖然大姐、二 姐、哥哥有做事，但賺錢不多，看母親為難的樣子，現在想起來，真是於心不忍。「阿母，女兒真對不起您！」

那時的男先生（老師）是台灣人，本來姓陳，後改姓名叫佐野先生，會罵人。大家課上得不理想時，常大聲罵：「成績好的人不升學，一堆笨蛋卻要升學，怎麼能考得取？ 」

我小學畢業能做什麼事呢？我心裡想，考紅十字會的看護去。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母親帶我到廟裡拜拜，祈求神明保佑我能找到好工作。昭和19年3月（民國33年）我小學畢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很激烈，一天躲好幾次警報，躲在防空洞裡，要考紅十字會護士，該準備些什麼也不知道。

接錯線

一個禮拜了，鳥丸先生到家裡來找我，我們學校每年級男女各兩班，他是六年級另一女生班的先生，他把我和他班上的蔡氏嬌――日本名美雪，帶到鳳山郡役所――等於縣政府，介紹給財務主任武籐，是個日本人，也是我五年級時的先生的丈夫。

武藤主任讓我做電話交換台的交換手（電話總機的接線生），美雪桑是郡守室的給事（縣長室的工友）。那時代電話沒有像現在普遍，而我也從沒有聽過電話，本來的接線生寶貴桑教我怎麼接，然後就高升到文書系（股）去了。

服務已三年的陳氏桑在哭，原因是空降下來的我，擋住了她的高升。結果我還不是一樣在哭，我哭的是頭腦不清，忙亂之下把工商系和農務系要往外面打的電話，接在一起讓他們講話。他們莫名其妙，跑到交換室來，本來大概要罵人的吧？看到我傻傻地愣在那裡，他們同時叫出：「怎麼？新交換手嘎？」

陳市桑人真好，她沒有恨我，還教我幫我。有空時，我和美雪桑去看鳥丸先生，他很關切地問我們：「習慣了沒有？社會不像學校那樣單純，要忍耐喔！」他那關切的聲音，到現在都還在我耳裡迴繞，鳥丸先生有教過文祥弟，他真是一位好先生，連調皮的學生也都說鳥丸先生是好先生，他關愛這一群台灣小孩，有過於台灣籍的先生。

我第一個月領到薪水，日圓多少錢記不清了，只記得薪水袋還擺在佛桌上拜拜呢！「好好地做下去，要等我回來喔！」那時候的我們年紀小不懂事，也沒有送給他幾句祝福的話。

大概上班有一年吧？代理武籐主任的陳曜勳桑，他是台灣客家人，他告訴我文書系有缺，要先升蔡氏嬌桑，她長得那麼高做工友不好看，要我等一等，是不是武籐主任交待的呢？還有已經做好幾年的人啊！我們兩人真是幸運兒！雖然升到她，叫我等一等，我也很滿足了。

我的電話交換台沒有了

大戰快進入尾聲了，記得昭和20年，民國34年的夏天，鳳山郡役所被飛機空襲給炸毀了。我的電話交換台也沒有了，當天我嚇哭了，隔天上班就聽到大家在傳說：「昨天交換手哭了。」辦公室搬到路那邊的公會堂，現在回想，躲入防空洞的那段日子，大家都說誰的耳朵又大又厚比較有福氣，就要跟他擠在一起，平常各人做各人的事，只有飛機來空襲時，大家躲進防空洞，說說笑笑，淡化恐懼感。

我的交換台沒有了，我就到財務系，幫日本人爺爺山之內桑，那時我覺得他很老，他辦各小學教職員的薪水，他誇獎我寫字漂亮，要油印時，刻鋼板、寫蠟紙都交給我做，還要填薪水請求書（單）、數鈔票、裝薪水袋，然後擺進特製的木箱，隨著車送到各學校。公會堂地勢高，風很大，我一坐下，沒有多久就發抖，我得瘧疾了。

剛開始是隔天發冷後發燒，後來一天內發冷發燒二次，是惡性瘧疾，我沒有辦法上班，總是得去報告一下，我去找財務主任，代理陳曜勳桑說我生病不能上班，他安慰我說沒有關係，好好養病什麼時候好了，再來上班。

我和病魔搏鬥了好幾個月，差一點送掉命，母親為我流不少眼淚，一家人被我搞得不得安寧，像二姊、小弟也患過瘧疾，都沒有像我那樣嚴重。

幾個月過去，日本早投降了，機關改變了，人事也變了，整個社會都變了，加上得瘧疾後，全身膚色像南瓜一樣黃，我到那裡去上班喲？美雪桑到鳳山醫院當護士，不知道是編過去的還是重新找的？而我是在光復後到青年軍所辦的「國語補習班」上了將近一年的課後，才因種種機緣進入「建設廳農田水利局鳳山工程處」，展開我全新的戰後生活，那都是後話了。

我現在再來介紹我的同學金子桑――蘇麗圓，我現在要改稱她為韓太太了，因為她丈夫姓韓，是裝甲部隊的軍官。我這位同學是多才多藝，在學校時，她的作文常被老師拿出來唸給大家聽，現在電腦學得嗄嗄叫，另外她還種蘭花盆栽，種得一屋子美極了。從民國53年的寒假至今，一直保持連繫，常常打打電話，我們曾在電話裡談到《我們的報》，我寄給她看，我問她要不要參加？她毫不吝嗇的把稿寄過來，她的這篇文章還登上報紙的呢！我很高興，能有共享回憶的老友，是人生難得的幸福！

〈台灣光復前的歲月〉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編按

孟慶玲老師的祖父孟昭賢生有五男一女，依序為孟憲章、孟憲唐、孟憲軻、孟憲光（女）、孟憲岳、孟憲舜。她的父親孟憲岳排行四男，當祖父祖母過世時，她的父親還沒有上小學，全靠大伯父大伯母養育栽培。本文是她的大伯父孟憲章於民國八十二年寫的逃難回憶，可以看到一個十數口之家，怎樣相扶相攜從戰亂中撐過來。（滕淑芬）

文／孟憲章撰寫，滕淑芬編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蘆溝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事，我軍節節敗退，由劉峙率領的船隊從石家莊一下退到漳河。農曆九月十一日，日本七架飛機到安陽轟炸，當時親友們正在縣胡同家商議如何南逃，飛機走後，家裡婦幼和親友出城南逃，在湯陰某商店住了幾天。我和憲唐留家，整理了些生活必要的東西。

有一天夜裡，一軍人突然到我的屋裡，找聯保主任孟憲曾，他想知道我是不是走了。次日和憲唐赴湯陰，臨走時，我和做飯的老田說：「家裡的東西，你可以隨便使用。」這時老田笑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含悲離開了家。

我到湯陰找到家人，準備上火車，到車站有一趟票車，人滿上不去。這時車站上有三五成群的軍人，他們說：「老鄉 ，快走吧。前線的軍人放羊了。」聽了之後決定先讓憲軻等人先將行李搬到車箱頂上走了。我和女人小孩等下一趟車走，又過來一趟煤車，據說沒有票車了，我們就上了煤車。

夜裡，小三（慶波）哭著要喝水，他娘說：「再哭鬧，我勒死你。」他還是哭鬧，這時同車的一人說：「我是從保定逃來的，路上小孩要喝水，沒有水，小孩哭鬧不止，我們有此經驗。這次上車我們帶了點水。」從玻璃瓶裡倒到小茶碗一些，讓小三喝了，不哭鬧了。這位同志還說了一件更殘酷的事，過漳河時，有一個女人抱著小孩，提著包袱，走到河中間沒勁了，沒辦法將包袱扔掉了，到岸上叫小孩：「吃奶吧！」一看，不是小孩 ，是包袱。大哭起來。

難民身分心難受

到鄭州後，我考慮全家十數口人，在外時間長了，生活是大問題，我決定讓憲唐、憲軻帶領女人小孩赴交口五叔那裡去 ，我到開封找一個工作，維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們坐著悶子車[1]往西走了，我向東走了。在鄭州辦了難民登記手續，每人領了一件難民條。到車站上車時，列車員要車票，我們是難民，列車員說：「把難民證拿出來。」我們拿出來了，讓我們上車。我們心裡覺得是難民難受，不願早拿出來。

在鄭州車站見一穿著緞子皮襖馬褂的老人，手拿著碗要飯。傳說他是從保定逃出來的難民，穿得那樣好，估計他不是地主就是資本家，逃出來錢花完了無法生活，不得不要飯度日 。我到鄭州後，去洗澡理髮，在理髮室裡有一個理髮師是由石家莊逃出來的，隨身帶著理髮器具，隨時可以營業維持生活。這種情況說明了兩句話：「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在身。」

我到開封找到許亞軒，他是同成公司經理，暫讓我到洛陽同成公司辦事處擔任會計，每月三十元，這樣維持了全家人的生活。一次我到交口看望家裡人，看小三穿著破舊棉衣和一群小孩向東站來，我心裡既喜悦又難受。家住在窯洞內，吃的紅蘿蔔小米稠飯，尚能溫飽，吃的菜、米等還得赴陝州買，有些困難。此時憲軻在交口、鄭州來回跑了兩趟煙卷生意，賺個蠅頭微利，以補助零用。

我由交口回洛陽時，是夜裡坐的悶子車，沒有燈。路上有一女人在車上唱「九一八、九一八……」有個男人大聲喊 ：「都睡覺了，你唱啥？」很快就有一個男人高聲說：「你沒聽她唱的是什麼？你為啥不讓她唱？」但女的不唱了。我聽了心裡很難過，國難當頭，逃離家鄉，逃難的人心裡是無窮的悲痛，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想同車的人也有同感。

我在洛陽時，一次敵機來轟炸，我和一些人往城外跑，洛陽本地人在門口觀看，他們還沒有被飛機轟炸的經驗，不知要逃避。

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同成公司的洛陽辦事處撤了，我回到鄭州同成公司辦事處。這時安陽已淪陷，鄭家大姐的傭人老李到鄭州說，他去交口接他全家。在交口的親友不願回家當亡國奴，但在外生活又沒辦法，只好幾十口人都回家了。而咱們回家無法生活，在此尚能生活就決定不回去。

我被派到許昌同成公司招待處，這時陝州隔河砲戰，交口不安全，四叔和黃藩臣領著憲唐等赴許昌找我，我有事要去漯河，夜裡上車，當時車站上沒有燈，我上車時聽有人說：「你這孩子，看看把暖壺打了吧。」我聽得是四叔的聲音，我走到四叔跟前說：「你們來了，我現在去漯河，你們到某旅社（我住的旅社）讓他們给你們找房住。」

我從漯河回來時，坐的是夜車，人很多，有一女人抱著小孩最後上來，站在門口，用鐵索攔著，車在行走時，這女人睡著了，一鬆手將小孩掉到車下，這時女人醒了，發現小孩掉到車下，大哭起來，車正走著，沒辦法。到前站下車了，結果不知怎樣，估計很危險。

在依親路上生產

我回到許昌不久，又調到南陽同成公司招待處，公司的建築任務逐漸減少，需要裁員，我是臨時人員被疏散了。我向各方友人寫信找工作，劉一山回信說，河南省立水利專科學校有一書記的位置，問我幹不幹？我是不問事情的位置高低好壞，只要能勝任都幹，以維持全家的生活。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霍本一，我在開封曾赴教育廳找過他，當時他是河南省教育廳督學，客人多，未見面。這次一見面很親熱，談了水專的事 ，請他和建設廳長、水利局長共同寫信給水專校長瞿佛章，不久就接到回信同意任用，我即前往鎮平石佛寺該校。

在南陽中學見到南陽一帶掌權者別廷芳，這個學校老師說：「老別沒有知識，是個老粗兒，抗戰期間遷到南陽的學生多，他見學生打籃球，說給他們一人買一個球，省著他們亂搶。」這話一時傳為笑談。

我離開許昌後，經憲軻的老師(斌英中學校長 ) 在襄城縣給我們找了兩處住房，於是四叔、黃藩臣和小孩遷到襄城住了兩個月。許昌吃緊，他們赴鎮平石佛寺找我，走了一天，我妻要生產，四叔等未停繼續前進，到石佛寺後，憲唐到水專找我，我到街口見好幾個小孩在一個架子車[2]裡，像一窩小雞，看見我也不說話，我心裡很難受。事先由水專老師蘇筠仙找好了住房，就到住房裡去了。談了在路上生小孩的事，我心裡很不安。

那時由憲軻兩口和他同學李孝慈護理他嫂子，慶波還小跟著他娘，走到三民寨時，在大路上架子車裡生下一女孩(慶湄 )，母女均安。那時正是麥假，在一個小學教室裡地上鋪了麥桿，母女睡在上面，住了三天，第四天就上路了。在路上憲軻抱著小孩走，發現小孩臉朝下，很緊張。幸無問題。

惡勢力更囂張

黃藩臣在路上和拉車者吵架，到石佛寺後，有一天晚上，拉車者到黃藩臣住處搶了財物，拉車者往外拉黃藩臣，他女孩桂梅往裡拉，沒拉出去，拉車者走了，事後很害怕。

在鎮平淅川一帶，常有這樣的事，如將人拉出去就有性命危險。霍本一在鎮平城內河南農民銀行工作，管理物價；當時物價早晚不同，物價很高，人民生活困難，霍本一限制物價隨便漲價，賣糧人仇恨霍本一。有一天數人到霍本一家，將霍本一從屋裡拉到院子，用槍打死了。惡勢力已經無法無天了。

初到石佛寺時，家住在寨北，學校在寨南，距離遠些，來往上下班緊張。每次下班到家，小孩們見我下班了很高興，但我見小孩穿著房東給的破舊棉衣，心裡很難受。時間久了，我患了胃龐大下垂病，到鎮平省立醫院看病，大夫說心量放寬不要發愁，慢慢就好了，我遵醫囑，好了。

石佛寺時局緊張，我們就逃。第一次逃往數十里外的寒營，在路上遇到日本飛機，飛得很低，我們跑到田地裡躲避，飛機過去了。我們繼續前進，小二（慶濤）不慎掉到牛車下，幸未摔傷。到寒營，女人小孩住在一草房裡，沒有門板，用芭茅堵著，我和四叔住在牲口屋，住了幾天回石佛寺了。

又一次緊張，四叔和家裡人逃往老北山娘娘嶺，路上沒有走道，盡是大石頭，由本地人引路在石頭上走。上山之後，住在僅有的一戶人家裡，吃飯困難，糧食還得到石佛寺買。在這情況下住一月，又回石佛寺。

這次逃難我同學校遷往內鄉七里坪，到七里坪時，接到憲軻由夏館開寄來的信，說憲光有病，我到夏館開女師看望憲光，病情很輕。我當天回七里坪，來往數十里，山路難行但周圍風景很好。由七里坪回石佛寺，我改任教務員，不久定名為註冊主任。

一九四〇年憲軻任密縣營業稅局會計主任，一九四一年回石佛寺接其妻和憲光(小學教師)赴密縣。隨後憲光轉赴洛陽與王庭楨（河大學生）結婚。

學校失火

大概一九四三年水專失火，這時學生到校外實習測量，不在校。校舍大部份是草房，將教室、學生寢室、圖書館、儀器室、學生的衣物、書籍等都燒了，損失慘重。失火原因是儀器管理員和工友在儀器室倒酒精，工友搬著酒精桶放在凳子上倒，管理員拿著瓶子在下面接，口裡吸著煙卷，時間久了，酒精桶爆炸了。

管理員、工友滿身是火，二人跑到茶爐内，跳到水缸裡，火才滅了，均已受傷。管理員責任大，心裡害怕，生了病 ，時久死了。學生的衣、食、住、學習都成了問題。學生鬥校長（朱端），學生中分兩派，一派鬥校長，一派保護校長。在操場鬥校長時，保護派在牆上拿著槍；如鬥爭派打校長，保護派就開槍，鬥爭派中也有槍。鬥爭幸未擴大，免了一場慘事。

學校損失太大，無力恢復，改由中央水利部接辦。校名改為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學校，派劉德潤任校長，學校遷到鎮平城裡張家祠堂。四叔任學校文書，有時在大街上見到災區難民挑著擔子，一頭挑著東西，一頭挑著小孩，無法生活。為了使孩子生存下去，忍心將孩子賣了，此情此景令人悲痛。

這時正是水旱蝗湯（湯恩伯）四大災害，民不聊生之時。時間不久，時局又緊張了。學校準備遷往內鄉汀河店。這時憲軻攜其新妻玉蘭由密縣到鎮平隨學校西遷，其前妻在石佛寺時，孩子佛瑞患病，治療無效死亡，隨後憲軻將她接到密縣會計處。

學校起程遷移時，慶湄出疹子尚未痊癒，到西峽口時，先住在憲舜的學校裡，夜裡慶湄發燒說夢話，「把小孩扔了吧。 」她娘很難受的說。後遷到同鄉張及吾家裡，請中西醫治療，很快好了，繼續西遷。

學校遷到汀河店，家住敘地營，小孩上學得淌河，很困難。憲岳考到水專，憲舜考到水專高職，慶涓跋山涉水數十里赴夏館女師上學。此時憲軻任水專會計佐理員。

慶湄在田地裡吃了玉米稈，患了阿米巴痢疾，一晝夜大便百餘次，病勢嚴重，幸有校醫宋澤民盡心治療，時間很長才好了。她娘照顧她也傳染上痢疾，也很嚴重，時間不久好了。 但她的奶上生了瘡，仍由宋大夫治療好了。冬天我患重傷風，病了很久，好了。憲軻的妻玉蘭由汀河店回家時，在路上突然昏迷倒在地上，由村民抬到家裡，時間不長，好了。這半年多災多病，幸無大損失。

師生隨校遷移

不久時局又緊張了，水專西遷到寶雞，全體學生教職員和眷屬隨校遷移。由河南內鄉到陝西寶雞路途遙遠，內鄉到西安一段是旱路，晚上走到哪裡就在哪裡休息，睡在廟台上、馬路邊、磨道[3]裡，有時住在村莊飯舖宿舍裡，所有客人都住在一個大炕上，人人身上都有虱子，癢得很難受。

有一次住在一山下路邊，這個地方有一飯舖，其中有一人是土匪，去集合伙伴，此時在這裡休息的河南省黨部的人，發現有匪人去集合人，決意離開此地，繼續前行。水專同事也覺得不安全，也離開此地西行。後聞河南省農民銀行的車在那個地方被土匪搶了。

我們感到害怕，快到西安一個地方，有一架飛機飛來，越飛越低，飛到河坡里降落了，群眾不知是誰的飛機都趕快躲避，聽到號聲響了，都問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是美國飛機，大家都笑了。

路過西安時住了幾天，到五叔家看了看，感覺很欣慰。在西安停的時間短，未到街上遊覽，改乘火車到寶雞西郊趙家坡，家住在窯洞裡。吃水困難，學校僱人用騾子馱木桶到山坡上水池裡灌水，分送各家。山下是隴海鐵路，西是渭河，曾去寶雞渭河灘遊覽，很多由河南逃去的人，在那裡擺攤做生意，維持生活，情況很好。

有一次我們淌渭河過去到俘虜營參觀，女營沒去，門外女俘虜和一般婦女一樣。到男俘虜營裡，有許多蒙古人在院裡遊玩，院裡擺有很多小桌，桌上放有各種玩具，屋裡是木板，通舖上有灰色軍毯，很整潔。

王庭楨和憲光逃到寶難，去趙家坡找到我們，說逃難遇到了敵人，帶小孩不便，將伊濱交農民暫為保養，感到很悲慘。

一九四五年暑假在寶雞某校招生，有一天聽得院子有人敲洗臉盆，大聲喊：「日本投降了。」心情非常高興，我們到飯館吃了一次好飯，以示慶祝。停了一學期，寒假遷回開封，交通仍很困難，鐵路、旱路交互進行。路過孝義時到五叔家住一天，五叔是該站站長，車站上停有一列車，住的是日本投降兵，兵在附近修橋，小孩在車站上遊玩，日本兵唆使狼狗追小孩，慶波被追了很遠，日本兵才叫狗回來。

日本兵投降後還那樣壞 ，在未投降前，其惡作行為可想而知。路過洛陽時，見日本兵騎著高頭大馬在街上氣勢凶凶地亂走，我們看著心裡憤恨。

抗戰時為了堵止敵人前進，柳園口黃河決口了，淹了廣大土地禾苗，淹死很多人畜，損失慘重。鐵路斷了，由鄭州赴開封，乘火車向北走，過黃河橋時，見河裡有翻下去的火車，推想抗戰時損失之大。過河後向東轉南到了開封，住在水專原校舍，逃難到此結束。

注解

[1]悶子車指有蓋的貨車。

[2]即用手拉或推的木板車。

[3]磨道：磨坊裡牲口推磨時的走道。

〈孟憲章舉家逃難記〉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孟憲光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這世上什麼最快？我想是人的「思念」最快吧？佛經裡說：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滅。短短的數分鐘内，我可以清晰的憶起往事，數十年的往事，一幕一幕歷歷如在眼前。

那年（民國二十七年）我和哥哥嫂嫂們住在豫西的石佛寺，某日，我徒步到九十里外的南陽，去領取淪陷區小學教員補助費。歸來時，在鎮平邂逅老同學趙眉武，她比我年長，邀我一起去考開封女師。

短短的數日，我請哥哥的朋友劉一山教授幫我補了兩天數學，其他就聽天由命了。我無從準備起，既沒書，又沒時間，就這樣進了考場。好在我已算考場老將，安陽縣立二小畢業時，曾經過縣教育會考；初師畢業時，又經過省教育所的統 一考，早練就過關斬將的本領。

考取開封女師，每月六元津貼

每次考完，總會收到一張用朱砂筆寫名字的大黃紙，就像古時中舉那麼光榮。這次居然也讓我考上了開封女師，太令我高興了，這樣我又有學可讀了，於是便和趙眉武一起進入女師。

中日戰爭前，女師要經過兩次考試，一次考取了還要複試，有人就在複試中落榜，可見每月六元的小津貼，不是輕易可得的。我剛進去時每月仍是六元，後來同學自己「管伙」， 每天派人買菜、監廚，大家輪流做，上課時間也得去，不可賴賬。這樣每月還剩二元，有人把錢拿回家，不無小補。

每日三餐有菜、有湯，葷素都有，吃得相當不錯。黃豆芽湯是大家最愛吃的，那滋味我仍記得。每次吃飯都有老師陪吃，大家都站著吃，連老師也不例外。

每天我認真的上課，欣喜自己的上進。校長劉海朋先生提倡同學們週六下午外出自由活動，由級任導師率領，或登山、或遊水、或郊外走走，總之要讓頭腦休息一下。校長的訓話也很特別，他說過：一日為師，更為母。既然為師，何不當個好老師？既然為母，何不當個好母親？他還說過一首歪詩：「日風打浪頭，明月照高樓，只知河中水，⋯⋯」可惜第四句想不起來了。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日本人逼近南陽，學校西遷到夏館，這是個盆地。教育所早有準備，蓋了數百間的草房，牆壁是用泥土堆的。記得在牆上用力插根筷子就可以掛衣物，窗與門都沒有防蚊設備，同學們極易染患瘧疾。

開女師、開高、開初中，人稱是：美人坡、英雄嶺、妹妹窩，三校鼎足而立，因地勢關係，這倒也不假。女師旁邊是山，下邊是河，剛開始每日用河水洗臉、洗澡 、洗衣，後來才蓋了浴室，室內有幾個大方池，全班一起下，非常熱鬧，有人害羞，從來不肯脫內衣。

每天晚上七時要上晚自習，由導師點名，常有人不到。校長下令工人打「下山鐘」 ，起初大家好奇，急忙從山頭上跑下來問：「什麼事呀？」工人說：「先生們下山上晚自習了 。」從此之後每當晚飯後，同學們都拿著小板凳上山欣賞美麗的紅葉、碧綠的草地，聊天說笑，等「下山鐘」響起，便紛紛走向教室，倒是很管用。

成績好，上課打嗑睡免罰

我很用功，但常抵抗不了打瞌睡。某日上物理課我又陷入昏睡的掙扎狀態，恍忽間聽到焦老師說：「讓她睡吧，她太睏了。」老師實在很疼我，或許是因為我物理從沒下過九十分吧。

開封女師的歲月是我一生中最美麗的一環，那些恩情與慈祥的面孔，我永遠記在心頭。記得教務處有位白髮長者，某日我從他面前走過，他喊我：「來來來。」我走了過去，他拿針和棉花幫我把眼皮上的腫瘤挑破，再貼起來。他不認識我，我也沒求他，這種主動助人的仁慈精神，多麼令人感動。

那人稱「老媽媽」的張巨杉老師，成天笑哈哈地，每次中秋節她都請同學吃三角形的月餅，就是大家分而食之的意思。級任導師的水餃也令人懷念，加上師母是我們本屆同學，相處更是融洽。

杜老師的悠悠講述，一學期講了一篇「離騷」，他時常訓話要我們堅強，要多認識交往的對象。教教育心理學的魏輝庭老師，常誇我筆記寫得整潔、齊全，期末還特地把我的筆記留了下來。甚至畢業要結帳時，訓育主任沈方舟先生告訴我，我因為品學兼優特免結賬，實令我受寵若驚，其實我不聰明，只是很用功罷了。

記得某次登山，同學秦勤滑入深潭中，雖有一位開封高中的同學「英雄救美」，但仍徒勞無功。看著同窗好友的死，大家都哭了好幾天。

另外，方玉蓮的被開除，也驚動了全校。因為女師有項規定：「擅自外宿者開除。」方玉蓮因與她未奉父母之命而婚的丈夫同住，才外宿，但未經請假，所以事情鬧大了。她成績很優秀，作文尤其突出，許多師長替她求情，最後才得以「留校察看」畢業。但那負心的璋，竟從此不知去向，方是個堅強的人，抗戰勝利後，我在洛陽見到她，依然是迷人的眼，盈盈的笑。

雨後的山坡，會長出一層層似木耳的黑色東西，叫作「地出律」，可以炒來吃。所以每當雨後，同學們紛紛上山去摘採，再交給大廚房的伙夫去炒；另外雞蛋很便宜，我們買了蛋，用紙包好，浸到水裡，再移到大伙房的爐燼下，等聽到「啪啪 」幾響，那蛋就可以吃了。這都是遙遠的美麗回憶。

還有那小記者的追求，講師的請婚，都已是過往雲煙。青春的往事如朝霞般豔麗，但我年輕的心只想去教書，為哥嫂減輕負擔，並且還有個美夢，想繼續去讀大學。那年的我是那麼的年輕，我深信展現在眼前的，必定繁華如錦。

四十年光陰倏然流過，寫此文時，我已屆老年，丈夫兒女都卓有成就，我那停滯多年的心願又再度活躍起來，我多想再去當個老學生啊。

〈最美麗的一環──孟憲光開封女師的讀書歲月〉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編按

孟慶玲女士（家族刊物《我們的報》的編輯）的婆婆王張元妹生於民國11年，卒於民國95年。王張元妹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舊社會，家中因食指浩繁養不起，她和姊姊都被送人當養女。之後她被指婚的養兄因為一起黃金走私案流落日本，在多年等待無望下才重新迎向新人生。

此文由王張元妹於民國83年口述而成，敘述她從小在養母家帶孩子、做家事、幫忙採茶的生活，是六十年前台灣的一景。（滕淑芬）

文／王張元妹口述，孟慶玲整理，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我是個螟蛉女（養女），生在張家，長在邱家。其實張家的日子很好過，種田又做茶，自己也有一小塊地，我五個兄弟，個個都上學讀過書。只可惜祖母重男輕女，我媽媽工作又繁多，無法帶幼小的孩子，我們五個姊妹沒有一個在家養大的，每一個都給了人。

大姊在家養到四、五歲，有一天祖母去龍潭的大樹下，對著休息乘涼的人們喊：「誰要養小女孩？銅鑼圈張家有女孩要送人。」於是親家母來銅鑼圈見大姊，斥她：「妳這壞女孩 ，沒有人要妳了，妳祖母叫我來把妳帶走。」大姊年紀雖小卻也怒氣沖沖，反抗了一番，從此被帶到了八張犁，在那裡落地生根。

而我，可憐才四個月大，連反抗都不曾，就已是龍潭邱家的童養媳。張家的祖母說：「女孩子應該給別人來疼惜。」祖母她自己一生過著好日子，她那裡知道養女的心？我們散在天涯的五姊妹，個個都有流不完的淚，訴不盡的怨啊。

將女兒送人當養女

邱家本來就窮，那時奶母剛夭折了一個嬰兒，就抱我來吃奶。聽說吃奶可以避孕，她已生了四胎，夭了兩胎。但是奶水不夠，我大概是饑餓，啼哭不休，阿叔要奶母趁早把我還給張家，不要餓壞了別人的孩子。每次我哭，奶母總是匆忙把我抱到灶下，避開阿叔斥罵。姊姊阿瑛說，我剛來的時候幾乎天天都在灶下，不讓阿叔看到。

阿瑛大我三歲，我們兩個都是邱家的童養媳，她生下來四十天就到邱家了。那時奶母也是剛夭了個嬰兒。她生父是個裁縫，患有氣喘，生活比邱家還苦。阿瑛是大兄阿鼎的媳婦，而我是二兄阿富的媳婦。可是誰又知道，我們兩個會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呢？

我四歲的時候奶母又生了小弟阿任。阿任會走之後，就幾乎都由我在照顧。平日阿鼎幫人放牛，阿富十歲開始上學，阿叔给人推車，奶母和阿瑛幫人採茶。我五、六歲還小，不會採茶，就留下來顧家，掃地、餵雞、餵豬、煮飯、洗衣、撿柴火，但不管做什麼事，都要留一隻眼睛顧阿任，以免他發生危險。

洗衣服最好玩，其實根本在玩水。田中央有一泓清泉，水不斷湧出，衣服隨便揉揉，就玩起水來了。一群洗衣的女孩互相潑水，頭上、身上一片清涼，玩得嘻嘻哈哈，總要玩得盡興才算洗好。我年紀小，衣服扭不乾，經常都是濕答答的就往竹竿上搭，任它去滴水，大一點的女孩，有時會幫我扭乾一點 。

煮飯用大灶、大鍋，加很多水，飯撈起來給人吃，米湯則留給豬吃。我常常在門口看別人玩，看得有趣味，把飯煮久了，撈起來稀爛爛的，總是挨阿叔罵。

長長的白天，把家裡收拾好，我就帶著阿任到外面玩。一群孩子玩著煮飯的遊戲，破鍋、破瓦罐都是道具，有的小孩太入戲，「嚎餓」嚎得太像，會被大人罵。

那時期只有幼童是閒人，能在外面玩，稍大一點就有做不完的工作了。一些玩伴，兩年後不見了蹤影，男的大約是上學了，女的多半是關在房間繡花。但那也是有錢人家的女兒才繡花，我和阿瑛長大後只學過裁衣服，因為繡花的材料太貴了。

八、九歲開始採茶

一閒下來我就找把柴刀，坐下來劈柴，把粗大的樹幹劈細，再整整齊齊一疊疊綑起來，或是出去跟人家討稻草，也要一綑綑曬乾收好。或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割草，拿回來曬，煮飯的時候好拿出來燒。這事以前是我這「閒人」的工作，等我也去採茶了，便下工後全家一起作。

我家走過去一點，有一個大戶人家，他們家的女人每天下午下地去摘菜，用大籮筐裝得滿滿的各式青菜、冬瓜、瓠子 、南瓜、茄子，在水邊洗好、撿好，再拿回去等第二天吃。有時候他們有事在忙，裡面的媳婦會把小嬰兒抱來給我，拜託我幫忙照顧。那媳婦常常用大碗公裝乾飯，上面鋪滿菜和肉拿過來犒賞我，我和阿任吃得心花怒放，實在太好吃了。事後奶母看到那媳婦就會謝謝她，她總笑說：「 我家鍋大，隨便一挖，就吃不完啦。」

幾年後奶母又生了個小妹，引起血崩，身體弄得很虛弱，小妹不久也送人了。

過年時奶母會帶我回銅鑼圈。我媽媽總一再留我多住幾天，雖然從來沒有留下住過，但心裡很喜歡聽媽媽留我的話。她總絮絮說著，說她身體不好，工作繁重，不是狠心不要我，實在是沒有能力養育我。她的眼睛很溫柔，有著不捨。我心裡明白，不是媽媽狠心，只怪女孩命苦，男孩生來是金、是銀；女孩生來是石、是瓦啊。

我八、九歲也開始採茶了，陽光下一畦畦低矮的茶叢，一個個頭戴斗笠，臂包袖套，頸後包著毛巾的採茶女，彎著腰，手指不停的拔著新嫩的茶葉，放到掛在腰後的竹簍裡。奶母總催我：「快、快，慢了沒飯吃。」其實不管採多少，頭家都會供應午餐，只是奶母認為若工作不勤快，不好意思吃人家的飯罷了。

記憶中那飯真好吃，大鍋煮出來的乾飯比家裡的撈飯好吃的多。鍋底一層輕微的鍋巴，撒上鹽，抓成丸子，分給小孩子吃，好香、好香。頭家有時候也供應點心，大樹下，大桶的粉圓、麻糬，大家摘下斗笠搧風擦汗，我覺得這日子很富庶、很滿足。

頭家的庭院在我家附近，有時我們會跑過去玩，裡面的媳婦也會裝一碗甜湯什麼的，拿出來給我們吃。奶母常說：「人家忙，不要過去。」其實她是怕我們常常過去吃人家的東西，她覺得難堪。

採茶時，常常有人唱歌，有時大夥一起唱，有時一人唱一首，大家輪著唱。阿瑛很會唱，她的聲音好聽極了，晴空下，有微風、有流雲、有飛揚的歌聲，唱的人唱著她們的夢，聽的人也想著自己心上的夢，那是多遙遠的年輕歲月啊。阿瑛已作古多年，我卻深深記得她做女孩時甜美的歌聲。

養兄流落日本

阿叔推車很辛苦，那是一種叫做「輕便車」的方形四輪車，地上雙軌，用人力推動。把米從龍潭推到埔心，埔心有火車通新竹。區公所不像茶園頭家會供應點心，午餐都要自備。

我小時常給阿叔送便當到龍潭，長大了幫著推，才跟著到埔心，看到了令人驚駭的火車，吐煙又黑又濃，鳴聲又響又亮，走起來土地跟著震動，又新奇又害怕。那個時候我怎樣也想不到自己和火車有著姻緣之份。從埔心回龍潭，阿叔趕著疊米包，叫我先回家吃飯，再给他送飯過去。領餉時，阿叔會給我一毛錢，叫我買仙草冰吃，我都捨不得花，藏在口袋裡，睡覺時滾出來被別人撿去，最後都不了了之。

不採茶時，大家在家吃飯是很大的負擔。有一次我們發奇想抓泥鰍吃，一群年輕孩子拿著籃子、桶子，把河溝截流，水淘乾，雙手往爛泥裡摸，泥鰍在裡面亂鑽亂跳，一下子就可以大豐收。我們把泥鰍洗淨，先用油煎，再用水煮，加上豆豉，香得不得了，一鍋飯吃個精光，個個還喊餓。奶母説泥鰍開胃，家裡東西已不夠吃，禁止我們再吃泥鰍。

到河溝摸蛤，回家加菜也是受歡迎的。姊妹們一邀就摸蛤去，水淺處通常已被摸光，要到深一點的地方，一下午可以摸到一碗。水清冽冽的，非常乾淨，若是不流動的水窪，或有牛浸泡的河塘，那就會有寄生蟲，我們是不下那種水的。

阿富十歲入學，「牛」得不得了，整天貪玩，玩得沒天沒日，常被奶母打，他也不怕。又因我是他媳婦，更常遭他拳腳相向，拿棍子搓我，搓傷了皮也不敢説。我們總敬重他是讀書人，冀望他的美好前程。

他十六歲畢業，十七歲到基隆幫日本人賣藥，二十歲開始跑船，賺很多錢回來。奶母也開始疼他，以他為榮，他每次船回來，奶母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到基隆去接他。阿瑛羨慕我，也怨嘆阿鼎不識字一輩子只能做粗工。其實誰又知道後來命運的轉變呢？

不久一宗黃金的走私案，阿富被牽連入獄。關了一年又十個月，奶母哭得有淚到無淚。出獄後又繼續跑船。後來傳來沉船的消息，家裡陷入愁慘；後來輾轉得知他坐小船逃到日本，從此再沒回來。

青春的歲月是如此難捱，阿瑛自從十八歲結婚以來，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我幫她坐月子，幫她抱嬰兒，默默做著做不完的家事。阿鼎雖是粗人，但也像個男子漢保護著他的妻兒，他有個完好的家庭。而我呢？我的將來要靠誰？一年過一年，抱著別人的孩子，垂淚怕人知。

奶母堅信阿富一定會回來，要我耐心等待，但是一切都那麼無望。終於銅鑼圈派大哥過來了，要求奶母讓我有再嫁的機會。

那年秋天，我幫著做完了茶園的事，客廳、廚房也都收拾好了，我拎著小包袱悄悄離開了養我、育我二十七年的家。多少往事都不再想起，我迎向了新的人生。

〈王張元妹的螟蛉女物語〉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孟家的成員裡，有人在台灣生、長，也有人在大陸生、長；正因為同為1940年代的兩地人民，認識的世界和遭遇的挑戰與磨難雖非全然，但也十分不同，本篇時代背景的耙梳，也因此必須兼顧兩地的政治與經濟議題。在大陸，抗戰時期協助學生就學的貸金制度以及河南等地的水利教育發展歷程，可以說串起了孟家兄妹早年共同的工作與求學經歷。

貸金制度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由於戰況激烈，許多學生流離失所、學校被迫撤遷。國民政府為了穩定戰時人才培育，同年8月底確定「戰時須作平時看」作為戰時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針。1938年1月，陳立夫被任命為教育部長，在他的就職演說《告全國學生書》中，又再度重申上述觀點，特別是為了協助學生復學以及安定民心，教育部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後，在當年2月通過《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舉凡公立專科以上的學生，若因其家為在戰區導致經費來源斷絕者，只要提出確切證明，便可向校方申請。至於貸款金額，則視當地生活費及學生實際所需，分為半額與全額借貸兩種；償還年限則訂在戰爭結束後三年之內。

然而，隨著戰事持續擴大，各地物價不斷飆漲、法幣貶值，許多學生生活因此陷入困頓。為了改善學生學習品質，自1940年初以來，教育部持續增加各種補助，並放寬償還的規定與限制。以1940年1月公布的《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為例，這項辦法就涵蓋了膳食貸金、制服貸金及特別貸金等項目，同時也會因應物價波動，在必要時適當提高補助額度；並在同年11月頒布《學生膳食費用補助辦法》，同樣視學生個人所需，將補助分為四類：全額貸款、半額貸款、全額補助、半額補助。

1940年，全國已有70%的學生受惠於貸金制度。然而戰爭所帶來的通膨壓力不減，在整個1940年代，多數學生的生活條件依舊不佳；縱使學生有能力清償，也會因為法幣持續貶值，使得政府日後所收回的貸金毫無意義。有鑒於此，教育部在1943年決定廢止貸款，改採「公費制度」，訂定《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定公費生辦法》，依學生成績分為甲（全公費）、乙（半公費）兩種。[1]由貸金制度走向公費補助，這兩項制度的實踐，可以說是彼時孟憲岳及孟憲光能夠持續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水利教育

學生貸金制度外，孟家兄弟在水利專科學校的工作與求學經歷也相當引人注目。有關該校的發展沿革，可以追溯到1927年，以馮玉祥為首的軍閥入駐河南後，為了加強地方建設而展開的。簡單來講，1920年代以來在華北地區雖然已有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以及各省水利廳、建設局等組織成立，但由於水利人才匱乏，這些部門的職員大多是由非水利工程專業者來擔任。為了補足這項缺陷，身兼河南省省長的馮玉祥便與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鈁協商在開封興辦培養水利人才的學校。1929年3月，學校終於正式成立，起初名為「河南省建設廳水利工程學校」；同年8月改為「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專門學校」；1931年又更名為「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專科學校」。1942年5月，中央為了增加戰時水利人才的培訓，因此在教育部主導下，再改組為「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1943年1月，劉德潤接任校長。1946年抗戰勝利後，水專宣告併入河南大學。

抗戰時期，為了走避日軍進犯，水專曾多次遷校，因此除了文中提到的鎮平縣外，在內鄉縣、西安以及寶雞也都曾有過水專師生的身影。綜合來看，水專在戰時發展，與當時國府亟需水利人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因為水利設施牽涉層面甚廣，從糧食作物的灌溉、維持河道航運暢通、防汛到水力發電，都有賴於一批經過專業訓練的技術人員負責開發與修建。為了培養相關人才，許多內遷的大學，例如同濟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紛紛成立水利系；到了1943年，教育部又與行政院水利委員會商定一套培育高等、中等及初等水利人才的辦法，例如要求各大學土木系增設水利組，並與各流域的水利機關合作，從而孕育出一批水利專門人員，對於戰時及戰後中國水利的發展，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3]

社會教化運動

再將視野拉回台灣，自1930年代以來，總督府鑒於外部時局轉變，因此有意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教化運動，其中較廣為人知的措施就包括了：日語普及化、改善衛生與日常生活、鼓勵信奉神道教等。1937年戰爭爆發後，官方對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力道更甚，除了加強日語使用外，也開始要求民眾參拜神社，並推行正廳改善，要民眾在家中供奉神宮大麻。在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可說是1940年2月推行的改姓名運動。

值此期間，總督府為了更有效強化台人對日本的向心力，同時也禁止學校的漢文課程、刪除報紙漢文欄，並且打壓台灣傳統信仰及戲曲表演。到了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後，這個階段的措施更從前期培養國民精神素質為主的政策，進一步提升到鼓勵民眾積極「實踐忠君愛國」的層次。[4]因此回頭來看楊嫌在中日戰爭期間的種種經歷，包括學校動員學生到附近軍營協助割草、種植篦麻等「奉仕作業」（編按：為社會服務），也正是基於前面所提及的皇民化運動脈絡下所展開的。

宗教信仰

此外，我們也可注意到隨著戰事發展，台灣社會逐漸被捲入其中，彼時民眾經常得面臨物資匱乏的情況。1941年太平洋戰局爆發後，躲避盟軍轟炸更成為百姓生活的日常。而由「躲空襲」所衍生出的各種神話故事，實際上遍及台灣各地，因此除了文中提到媽祖用長裙接炸彈的故事外，根據王志淵的研究，在其他地區也有觀世音菩薩、王爺、保生大帝、三山國王等不同神祇，展現神蹟護佑民眾倖免於難的傳說。而這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在面對1944年後盟軍定期式轟炸、百姓生命財產備受威脅的情況下，宗教信仰轉變為彼時民眾相當重要的心靈慰藉。[5]

注解

[1]李靖，〈淺談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貸金制和公費制 〉，《河南教育》，2007年第12期（鄭州，2007年12月），頁22-23。軒艷青，〈抗戰時期「貸金制度」研究〉，《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西昌，2017年6月），頁24-27、47。黃偉，〈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貸金制度的歷史考察〉，《近代中國》，第36輯（上海，2022年），頁321-346。

[2]（編注）〈學校申請補助及敵產撥充校舍訓練設備〉，《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90000-00009-006。

[3]李志，〈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播遷考述〉，《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2期（鄭州，2019年4月），頁84-89。李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水利建設述論〉，《求索》，2009年第12期（長沙，2009年12月），頁219-222。

[4]蔡錦堂，〈皇民化運動〉，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803，擷取日期：2023年8月4日。

[5]王志淵，〈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空襲記憶在戰後的傳承、移植與再造〉（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頁123-141。

參考書目

王志淵，〈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空襲記憶在戰後的傳承、移植與再造〉，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李志，〈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播遷考述〉，《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2期（鄭州，2019年4月），頁84-89。
李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水利建設述論〉，《求索》，2009年第12期（長沙，2009年12月），頁219-222。
李靖，〈淺談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貸金制和公費制 〉，《河南教育》，2007年第12期(鄭州，2007年12月)，頁22-23。
軒艷青，〈抗戰時期「貸金制度」研究〉，《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西昌，2017年6月），頁24-27、47。
曾秋美，《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台北：玉山社，1998。
黃偉，〈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貸金制度的歷史考察〉，《近代中國》，第36輯（上海，2022年），頁321-346。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803，擷取日期：2023年8月4日。

〈【🔗時代連結】孟慶玲家族的兩岸故事：大陸的貸金制度和水利教育，以及台灣的社會教化運動和宗教信仰〉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