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光漢口述，許永耀整理
圖／黃光漢提供，汪琪拍攝

我原籍江西，1925年3月在廣州出生。父親黃長發因家鄉謀生不易，很小就到廣州工作。家裡原有14個兄弟姊妹，可惜那個年代夭折率高，後來只剩下兩個兄長和一姊一妹，連我在內五個。

13歲的時候（1938年左右），我剛進中學不久，正值抗戰、全中國抗日救亡，大家都戴著黑紗去參加當地抗日團體。那個時候由於戰亂，學校已不能運作。當時廣州市社會訓練總隊模範團成立少年連，要招考少年兵，我們都很興奮，我回家和家裡人說要去，家人說：「槍還高過你、不准去」。但家人不准是一回事，這是自己的志願；大嫂的弟弟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回來的時候制服上有藍肩帶，腰間是蔣介石送的「成功成仁」佩劍，我看到他好威武，於是參加了少年兵軍訓。

1938年10月，局勢緊張，戰火逼近廣州，少年連問我們「跟不跟大隊轉移」，我又偷偷答應了。後來家裡知道了也沒辦法，我媽只好在我褲頭帶裡放了六個大洋給我帶著。我們徒步從廣州沿鐵路經佛山走到三水，輾轉到曲江，被編入由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軍夫人吳菊芳所成立的戰時兒童訓練團，後來改名為廣東省兒童教養院，主要收養廣東省兒童、集中給他們讀書，我就在兒童教養院裡學習和演話劇，還要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比較艱苦。

透過唱歌和演話劇宣傳抗日

一、兩年後，兒童教養院一位實驗中學教師去了當時第6軍55師的補充團，成立政工隊，招募20歲左右青年參加，也在兒童教養院招募少年參加，希望透過唱歌、話劇來宣傳抗日和教育新兵，我就跟著過去了。當時那些歌曲大多是進行曲，後來才知道原來都是裡面的共產黨人員作的，我們都照唱。不過最糟的是發生隊長和女隊員亂攪男女關係。到貴州師部的時候，師長聽到消息立即將隊長撤職查辦，解散政工隊，那十多人如何處置？師長看到無線電人手很缺乏，就把我們安排過去，但大部份少年都沒興趣，只有三個要學，可是其中兩個不會英文，而我卻因為曾經補習過，至少認識26個字母，所以給我學，成為准尉的見習生。三個月畢業後，就進入師部的通訊連無線排，負責上層軍部和下層團部的連繫。

1942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由馬來西亞進入緬甸，並封鎖我國西南的國際通——滇緬公路，國民政府下令杜聿明將軍帶領機械部隊第5軍、第6軍和第66軍組成遠征軍，開入緬甸。我當時隸屬第6軍55師電台報務員，官階是少尉，就成了遠征軍的一員。

參加遠征軍 到緬甸收發電報

我們奉命從貴州出發，經過雲南芒市，爬上高黎貢山、下來通過惠通橋（中國對緬甸的橋）、走去緬甸作戰。我們師部編制步兵連外，有一個通訊連，包括三個無線電排，兩個有線電排，有線電排負責鋪設電話線，無線電排管無線電報電話，上面軍部或司令部有指示，通過我們收下電報、交給師部的機要室譯出電文。電報電話我們照寫，但內容是密碼，我們不懂，譯碼也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只管發送、接受；電碼都是英文或阿拉伯字，打出來後負責的人員就對照編碼簿譯出電文。

我們屬於師部，但不是作戰部隊；行軍到一個地方，就要負責找地方給師長、參謀部紮營，同時架設天線等，通常沒有固定停留的地方。入緬甸大約三個月左右，有一次在紮營的村莊，前方有電話來說戰況緊張，問師長如何指示，（據總機說）師長在睡覺，問到時已經半小時後，村口有車經過，衛兵不知道是什麼車，上去盤查，結果是日本裝甲車，衛兵立刻被打成碎片。日人知道有部隊，就對村莊胡亂掃射，我們立刻四散趴下不敢動，十多分鐘後日軍看沒有反應才走，我們也趕緊向後山撤退到普洱縣，以前叫思茅縣，之後退回保山縣等候整編。

抗戰勝利 受訓學習先進通訊器材

抗戰勝利後，第六軍已經取消，我被派到昆明中美幹訓所學習使用美國支援中國的通訊器材，那些是美軍最先進的器材，和我們原來的設備天差地別；我們的是用人扛著走、發電機是手搖的，最新的是399型的。老式的是裝在木箱裡的，399型的裝在車上，車廂比香港的救傷車（即救護車）大一點。在車裡有兩台收發報機，前、後各一，通訊員可以很舒服工作；後面的拖卡是發電機，用電油發電，供收發電報用電。

結訓之後我被調到當時中央的通訊兵團第五團，官階是中尉，先是去重慶，後來等船到上海，坐上美國戰艦去葫蘆島、轉赴瀋陽杜聿明的剿匪總司令部工作。1947年局勢已經很亂，國共互打：這邊殺朱拔毛那邊是蔣匪幫，我覺得沒有意思，而且已經22歲，離開家有9年了，於是決定回家。當時戰亂時期不能請假和退役，所以只有賄賂營長，把我買來作紀念的一把德製手槍送給他，才得以離開，經香港會去廣州。那時家人還在廣州，我是解放後第二年再來香港的。

〈黃光漢：當不成政工到緬甸發電報〉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廣東被列為第四戰區，由何應欽行使司令長官職權。隔年10月12日，日軍由廣東惠州大亞灣登陸，國軍潰敗。為重整旗鼓[1]，1939年副司令長官余漢謀趁日軍新入廣州立足未穩，在翁源縣成立了軍官補充訓練團，同時在香泉水村成立政工部。3月開學後，開始對800學員教授政治、軍事訓練課程，政治教育就包括《日語口號》、《軍隊政治工作》、《民運工作》、《抗戰文學》等課程。

這時政工隊成員中，已經有多達約200名共產黨員。他們受命於中共廣東青委書記吳青（吳華生），以中共在延安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建立的模式，帶領其他學員閱讀左翼書籍，參加相關文藝活動。結業後，派發到各師、旅、團等前線部隊，對駐地官兵、居民做「思想動員」。其中除畫標語、牆報，演戲劇，舉辦軍民聯合大會外，更藉由教唱《義勇軍進行曲》、《槍口對外》、《打殺漢奸》等進行曲，強化軍民的抗日意志[2]。

由於經過訓練的政工有別於過去官僚氣重的政戰體系，他們迅速與駐地軍民連成一氣，並且深得余漢謀賞識，但同時這情況也受到中央注意。為避免國軍赤化，陳誠命余漢謀排除共黨成員，或逮捕或截殺，最終迫使共產黨員轉往珠江、東江縱隊等游擊隊活動。

由時間點來看，黃漢光在廣東政工部時，正是1940年政工部共產黨員活耀的時期，也因此才會接觸到近似延安以話劇與進行曲等方式動員基層群眾的訓練。

注解

[1]「陳誠簽蔣中正請調整序列意見」（1940年1月16日），〈往來函電（二十九）〉，《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202-00029-001。

[2]何群新，〈抗戰時期時二集團軍政工總隊的中共組織〉，《廣東黨史》2（廣東，1995.2）：21-24。

〈【🔗時代連結】當不成政工到緬甸發電報：共產黨員身影幢幢的廣東政工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